陆珉最近的“管辖对象”一下子增加了许多。

　　3个多月前，她还是中国上海人才市场的副总经理，面向的是欲在上海求职、换工的人。而6月30日，随着她被调往“长江三角洲人才开发一体化推进小组”、成为这一新机构的负责人，她发现，自己和同事们今后要共同开发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或者更宽泛一点地说，是江苏、浙江、上海三省市的人才资源。

　　2002年底时三省市对各自的人才“家底”都有个统计。当年度，上海的人才资源为135万；浙江222万，江苏428万。三地相加，各类人才有785万人。依照近几年人才资源的增长速度，这个数字到现在肯定已经大大突破了800万。

　　按照4月18日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及长江三角洲地区19个城市政府人事部门达成的《长江三角洲人才开发一体化共同宣言》，以及8月6日刚刚在杭州举行的三省市人事厅（局）签署的6个合作协议，沪苏浙人事部门将全面合作，联手运作开发人才资源。

　　其中关于目标及近期行动的一些表述相当引人注目：“用5年时间，逐步形成统一的人事制度框架、人才市场和人事人才服务体系”；“最终实现区域内人才的自由流动”；“启动区域人才资源整体规划编制”，等等。

　　有人因此笑言，800万人才一下子统统变更了所有权———不再专贴上“江苏的”、“上海的”、“浙江的”标签，也不再分成“南京人才”、“杭州人才”还是“绍兴人才”，而是统统“转籍”为“长三角人”了。

　　最终走到以“人才一体化开发”来作为增强长三角地区综合竞争力的动因，还在于城市主体在各种得失比较后的理性选择。

　　这就不能不谈到一些城市的心情。某种角度上，这些典型代表了长三角地区大大小小城市在人才问题上的现状与心态。

　　上海苦恼

　　毫无疑问，充满无限魅力的大上海，对国内外人才的吸引力与集聚力，即使在全国，也数一数二。近几年，这座“海纳百川”的大都市，更是在人才引进政策上屡屡创新，通过降低入沪“门槛”、制定紧缺人才导向名录、实施居住证制度等等，加剧了人才的聚集度。仅去年6月15日实施人才引进居住证制度以来，到今年8月31日，就有2.02万各类人才走进上海。

　　按理，这样一座城市，应该不会再为什么人才资源烦恼了吧？但实际情况是，上海有点烦。

　　丁志远的求职不顺多少反映了上海的矛盾。

　　丁有着令人羡慕的学历背景：从复旦大学企业管理专业毕业后，又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就读。去年10月，手持硕士学位证书兴高采烈回到上海，本以为能找到一个理想工作，没想到，简历寄出几十份，人才招聘会去了数十次，几乎都石沉大海。一年来，她的求职薪水从最初的月薪六七千元降到了两三千元，但几乎仍然碰壁———不是因为“没有工作经历”，就是“专业不够对口”，甚至还有“高才低职不如低才顺手”之说。时至今日，她只能在父母的焦虑与不解中，无奈地帮老师翻译资料挣些稿费。

　　小丁总结自己的失败原因说，“上海的求职竞争太激烈了”，所有人才都往上海挤，以至于在别处被视作宝贝的人才，在这儿却可能被漠视。

　　丁志远的例子也许只是一个极端。可以肯定地说，上海的人才资源远没有富足到让一位名校毕业生觉得“剩余”的地步。事实上，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上海大专以上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重为13.2％，低于北京8.6个百分点，其中研究生以上学历上海比重为0.6％，不到北京的40％。不过，上海的人才结构在岗位、行业、领域上出现局部过剩，近年来已是不争的事实。

　　另一方面，就在上海引进各类国内外人才5万多人、创下新高的2002年，从上海主动走出去、服务全国、服务长三角的人才数量微乎其微。无论是从上海肩负的辐射职责与服务功能看，还是与打造一个从“留”变为“流”，“一湖好水、一湖活水”的人才环境的初衷比较，上海还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没有流出的水就难以有足够的容量，无疑，这也为上海正在实施的人才国际化战略，添上了一道阴影。

　　“对于上海来说，现在既要重点考虑如何从国外引进人才，包括留学回国人才及外籍人才，同时也要考虑如何输出人才，让在上海过剩的人才在其他地区进一步发挥作用。”上海社科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王振由此提出建议。

　　有意思的是，最早发起并倡议“长三角人才开发一体化”，在其后的发动、组织、推进过程中，一直扮演着“设计者”、“领导者”与“推动者”角色的，正是上海。

　　南京尴尬

　　而南京也在面临着尴尬。

　　南京的情况与上海不同。作为一个省会级城市，南京所拥有的人才资源，在全国名列前茅。其人才资源的总量去年已经达到74万人，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才占人才资源总量的61.61％，每万人中拥有人才976人。无论是“量”与“质”，优势相当明显。特别是拥有一大批院士和国家、省部级专家，以及超过3.6万人的高级职称人才，更使它的未来潜质颇为看好。

　　但它的尴尬也恰恰在这里：拥有如此巨大的优势，南京的人才资源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在长三角城市中的排次竟然还较后。而且，就经济总量而言，多年前，南京就已被苏州赶超，现在，连无锡都跑到了自己的前头。人才作为第一生产力，似乎在南京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南京市人事局局长管晨的话语间就免不了有些沉重：南京的人才资源开发在增长速度、存量结构、人才与经济融合度、人才效益产出上，与长三角一些城市存在有现实差距。以人才资源结构为例，企业的人才数量仅占人才资源总量的35％，45岁以下的拥有高级职称的人才为总量的1/3，年轻型、创业型高层次人才大量匮乏。“这对未来南京的发展，是一大制约。”

　　在管晨看来，长三角人才资源开发一体化的设想，可以有助于解决南京的问题。

　　宁波积极宁波则是另一种类型。

　　相较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宁波在吸引人才方面显得有些“引力不够”。

　　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宁波在1999年举办首届高层次人才和智力（技术）项目洽谈会时，为了吸引研究生以上的人才来参会，在推出一系列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后，甚至不惜首开全国先河，许诺“补贴车马费”：凡手持研究生文凭者，如果从省内其他城市来的，每人补贴200元；从华东其他省份赶来的，补贴500元；从华东以外的省份赶来的，每人800元。

　　“我们当时考虑，你就算是借此来宁波旅游一下，探探情况，也是好的。”那时刚接任宁波市人事局局长一职不久的王梅娟，在4年后有滋有味地回忆着。第一年，来了1000多人，财政一下子兑现了200多万元；第二届，来了3000多人；到了去年，来了7000多人，仍然照补不误。

　　当时在宁波市里也有一种议论：拿出这么多钱当车马费，值不值？但是，这种议论很快就消失了。因为，自1999年以来，宁波仅硕士研究生就引进了2000多人，比1998年翻了一番多，博士、博士后猛增到320多人，增长了10倍，高级人才更是达到1.1万余人。

　　相应的是，宁波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达42％，去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500多亿元，并被某经济机构评选为国内十大最具竞争力的城市。

　　不过，对于宁波来说，他们还看重另一条腿，就是“善于借助别人的智力”。这一点，早有沪甬间的成功的人才合作可资证其精明与眼光。2年前，宁波就从上海引进了通用英语水平等级考试等项目，至今在读和参加引进科目资格考试的人员已达4000余人；院校力量不强，宁波就推进“名校在宁波”的高层次人才在职培养模式，上海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著名高校在宁波开设了土木工程、MBA、新闻、金融等10多个研究生班；需要大量专业人才，宁波东方人才派遣公司甚至与上海人才公司建立了“一地委托、全国代理”的双方人才派遣机制，目前，宁波公司已向几十家企业单位派遣各类人才400多名。

　　所以，一听说三省市倡议进行长三角人才一体化开发，宁波人几乎是想也没想，就跑了进来，率先与上海签署了全面合作的一系列协议。他们还反复强调：“宁波不做旁观者，也不做消极的被动者，而要做积极的引领者。”“谁说人才以后会单向往上海流？”王梅娟特地把眼睛睁大了反驳，“别担心，宁波得到的绝对要比失去的多。”

　　于是，长三角形形色色的城市中，上海来了，南京来了，宁波来了，还有杭州、嘉兴、湖州、苏州，或许他们各怀心思，但是，正如他们在《共同宣言》里说的，他们在人才资源开发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和目标预期”，于是，走到了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