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实根本不是自己要下海的，而是被人家硬扔到海里来的。说老实话，我原来也与大家一样是非常地希望能有一个安定的“铁饭碗”、能过上一种安逸的生活的。在学生时代，我的梦想好象也不是做一个大富翁，而是混一官半职，过一把公务员的瘾。
上半部 炒钢材炒得我退了学
可事与愿违呀，九二年我大学毕业后，偏偏就阴错阳差地选择了去上海读研。在上海读研时，又正好赶上了“十四大”的召开，一下子就被“市场经济的浪潮”推到了风头浪尖上。记得那段时间国内市场钢材奇缺，钢材价格又实行“双轨制”。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空手套白狼”的“炒钢材热”。我当时真可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呀，在连线材钢和螺纹钢都还没弄懂的情况下，就跟着上海的几个哥们儿开始“倒腾”起钢材来了。说是做钢材生意，其实，真是瞎折腾。说白了，就是听哪个哥们儿瞎说一句：“某地某人有批钢材要出手”后，就急着跟那哥们跑去“谈生意”了。说是去“谈生意”，其实，手里连买一吨钢材的钱都没有；说是去看钢材，也不过是去看一个被那哥们儿称为“上钢某厂某经理”的人。这么折腾了好几个月，生意是一笔都没有做成，朋友倒是交了不少；钱也没有赚进来，倒是请客吃饭、来回车费和长途电话费花掉了我手头全部的积蓄；末了，还连累老家几个老板空头地来了几回上海。我估计，那段时间里，上海交大的老师肯定没一个喜欢我的，要说上海交大还有一个教职工喜欢我的话，那就是那位管长途电话厅的阿姨了。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她真没少挣我的钱。最后，生意虽然没有做成功，却把雄心壮志给做炒了出来；等到我发觉实在不能再把那颗“激荡”的心收回到书桌上时，就干脆提出自动退学了。
当时的我，就象现在的许多xdd、xmm们一样，顽固地认定自己之所以没有炒成钢材生意的原因，是因为读书妨碍了我。我天真地认为，要是我专心地去做这些事的话，我是肯定能够做成功的。说实话，我当时甚至都已经把发了大财后该如何分配巨额财富的美好方案都设计好了！鉴于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对做贸易的人来说，有一部长途电话是很重要的”这样的经验，我就下定决心，要退了学去找一个可以天天免费打长途电话的公职来做了。也正巧，宁波的一位清华老校友给我介绍了一家属于科委科技开发中心编制的电脑公司。我根本不在乎这公司是怎么回事，只知道能够有部电话供我打长途就行。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干干脆脆地办了自动退学手续，高高兴兴地回宁波了。从此，我就掉落到了一只苦坑里……
现在回想起来，至今仍是心惊肉跳。要不是后来家里人拉我一把，还真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呢。前几天，偶尔看电视，提到当年的“炒钢材热”时，主持人笑着说：“当年连嘴上无毛的在校大学生都急着要倒腾钢材。”我听了后，仿佛他说的就是我，真是感慨万分呀。说心里话，我倒是没后悔过退学，因为我确实不喜欢读研，所以，也就没什么好后悔的。但确实，我后来真没少为此吃苦头。好在我家里的表兄弟表姐妹们都清一色是做生意的，还能够带着我闯荡一番，所以，最终我才有了重新出头的机会。但说心里话，连我自己都觉得，要是我家族里刚好没有这样的好条件的话，那么，也许我就从此沦落了。所以，现在我每每看到xdd、xmm们很激动地要创业时，都会劝一劝他们：“创业是要看条件的。”你至少要输得起、要在输了后还能有个可以安身的家，你才能放开手脚来大胆地闯荡一番。不要总是只看到人家成功的一面，更不要以为人家能够成功，你就一定能够闯荡成功。任何的事业，都不是光凭一股激情就能够做成功的。如果你今天为了一时的冲动而提前一刻迈出了莽撞的一步的话，那么，你的成功也许要整整迟到十年了！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就为了这一步莽撞的行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下半部 丢掉了我的档案、硬把我扔到海里
不是自吹自擂，我这人虽然魄力很大、敢作敢为，但行事也一向很小心翼翼的。自从宁波那位老领导给我介绍了工作后，我就开始谋划退学了。为了办理退学的手续，我在上海与宁波之间来回了三趟。第一次回宁波时，把接受单位落实好了；然后，回上海争取学校放行。第二次回宁波时，就去市人事局科技干部处盖了章。记得当时宁波市人事局是在孝闻街的中山宾馆办公，我按照指导找到了一位科技干部处的负责人去接头。那位领导（我至今还记得这人的模样和姓名，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这里省去了他的真实姓名与模样吧）一开始真是很好说话，看一看材料后，就大笔一挥，在上面写了表示接受的批示，还盖了红章。我就高高兴兴地带着宁波市人事局同意接受的批件回到了上海。上海交大的老师们看到我退学的决心这么大，而且宁波方面也已经表示同意接受我了，就只好给我办理了自动退学手续。
92年12月初，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开始在宁波科委下属的一家电脑公司上班了。随后不久，上海交大方面就通知我说，已经把我的档案发往宁波科委了。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公司老总还专门派了一个女负责人把我的档案送到市人事局去。因为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所有属于干部编制的大学毕业生档案，都必须统一交到市人事局档案室保管。可等到那女领导回来，却告诉我说市人事局科技干部处居然拒绝接受我。我真是被搞晕了，只好再跟着那位女领导重新去了一次市人事局，还专门找到了前面亲自批示表示同意接受我的那位领导。可人家这次却是死活不同意，说我的分配程序中少了一份要件，要我回上海去补。所以，我第三趟回上海交大去办手续。可等到我回到上海交大，老师们却都一口咬定已经按照规定把该给我办理的手续都给办全了，还给我看了档案发送记录表，上面清楚地记录着我的档案各要件的发送情况。我把那份发送
记录表复印了一份后，就回宁波交涉去了。但不管我怎么好说歹说，市人事局的领导们就是死活不买帐呀。在经过几番碰壁后，我有次干脆趁着电视台采访他们局长的时候，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新上任的女局长堵在了会议室门口。那女局长实在没办法了，就只好把那几位处长叫来落实我的问题。我心想这次总得给我解决了吧？可事实是，不但没解决，还反而更加难看我了。就这么拖了大约半年时间吧，我的编制始终没能解决掉。后来，为了促进地方与高校间的交流，宁波方面要安排一个副市长级别的代表团访问清华大学。这次，我又有了用武之地。我来回穿梭，做了很多的前期接触工作，还特地回清华组织了一个清华宁波校友与宁波副市长的见面会，给副市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此，副市长还特地为我的编制问题写了批示，要求市人事局按照“人才引进”的办法给予落实。自从有了副市长的批示后，事情进展果然变得顺利起来了。当时“人才交流市场”刚刚成立，所以，人事局几位领导一商量，觉得按照新政策把我的档案挂到“人才交流”处去，这样，就可以按照“人才引进”的办法落实我的编制问题了。可出人意料的事就在这一刻发生了，他们找遍了整个档案室，都没有找到我的那份档案。因为没有了档案，所以，一切都已经决定好了的事，又不得不中止了行动。为这个编制问题，我后来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跑一趟人事局。各位，从现在角度讲，档案似乎已经不重要了。可在当时，档案就是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命根子呀。没有了档案，就意味着无法报户口，无法享受正式干部的待遇，而只能享受临时合同工的待遇了。因为没有编制，我的户口问题也就一直没有落实，整整做了二年多时间的“黑人”呀！同时，因为不是正式的干部编制，所以，原来打算要我的几个单位，最后都没能要我。比如，后来一位国税局的领导看中我，问我的编制在哪里？我说，在科委吧。可国税局一打听，居然没有我的档案号。最后，只好雇佣了我一段时间，而没能把我转正。可以说，这了这件事，我真是吃尽了苦头。最后，不得不放弃了仕途，而开始了艰苦了商旅生涯。所以，我经常对朋友们说，我并不是自己要下海的，而是被人硬扔到海里来的。因为没有了档案，做不成干部了，就只好从商了……
那么，那份档案最后到底藏到哪去了呢？当初，各种版本的猜测都有，有人怀疑是电脑公司的那位女领导不小心丢掉了的，也有人怀疑被科委领导私下掉包了的，也有人怀疑是被人事局科技干部处的头头们私下扔了的，甚至还有人怀疑是我自己做了手脚的。但二年后，等到市人事局从中山宾馆搬迁到现在解放路的新办公地时，这个问题就终于水落石出了。大家猜得到我的档案在哪里吗？原来是在市人事局某领导的办公桌底下压着！要不是因为搬家，他也许还真想不到在他的办公桌的最里层还会垫着一份档案呢。难怪档案移交登记表上都清楚地记录着最后一道接受人是“市人事局”，可人事局的档案室里却总是找不到，原来竟然是在他个人的抽屉底下压着呢！他这一压，真正是把我的大好前程都给压没了。
为了这件令人意外的事，我写了一份整整10多页的材料，通过几位在市委工作的好同学和好领导，递交到了市委大领导的手上，强烈要求给我落实户口。我的意见很简单：“是中国公民，就自然应该有一个中国户口。至于是把我发配到农村去支教也好，回家乡务农也好，这是你们领导的事。但不管怎么样，你们都得给我一个去处！”结果，这次就给把户口问题给解决掉了；至于编制嘛，因为本人那时已经从苦海中挣扎出来了，并且小有成就了，所以，即使他们请我去做干部，我都不懒得去做了！
现在每当再次谈起这件事时，朋友们总是会问我：“对于那个把你的档案垫底了的家伙，你到底是怨恨他呢？还是感激他呢？”我回答说：“我也不怨恨，也不感激。在他个人，原本就与我无怨无仇，所以，根本不存在故意害我的意思。其实，在那个年代中，因为某个工作人员不小心而办错了事，却因此而改变了另外一个人的命运的事，是时有发生的。就我而言，亏得还是好的改变。既然是好的改变，既然我现在也过得还不错。所以，就没必要再去追究这件事情了。而从中，我就深刻地体会到了一句话：好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英雄都是被逼出来的。”
各位，我就是因为他们不小心“丢掉”了我的档案，而硬被他们扔到“海”里来的。正因为无可奈何地下了海，所以，就拼命地搏击，拼命地奋斗，才终于略有成就了。如果当年那领导不是一不小心把我的档案垫了底的话，那么，我今天也许还在办公室泡茶看报纸呢。所以，好汉真的是被逼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