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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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到联合国没有昵称难倒洋同事

  一直以来,我都没有英文名,在学校学英文的时候曾经喜新厌旧地选了好几个,终究没有一个长久的。没想到来联合国工作,名字还真成了个问题。

  第一天入职,被头儿带着向各位同事介绍,三四个办公室走下来,已经晕了。名字不是一般的难记啊,bruno,pamela之类的还行,tsehay,pritika,zewidta则是听了第一遍,第二遍根本想不起来。天哪,70多人的采购司,什么时候才能认清楚啊!

  等到自我介绍完毕,被问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do you have a nick name?(你有什么方便称呼的昵称么?)”面对人家诚恳的目光,我只能很不好意思的回答:“没有。”想想在国内,向陌生人进行自我介绍的时侯,我也曾为“睿”字费过不少口舌,没想到到了联合国,名字一样是个问题。

  我是部门里唯一拿中国护照的,另有两个华裔同事二十几年前从香港来,一个拿美国护照,另一个拿英国护照,英文名字都不成问题。看来,为了记住我这个中国名字,“洋”同事们颇费了一番脑筋。

  好在,两年后的今天,大家叫起我的名字来,一个个字正腔圆的,习惯成自然,我也不用再绞尽脑汁地去想取什么英文名字了。

  尊重多样性

  “万国”成员和谐相处

  没来纽约以前,我经常想着,会不会因为长着一副亚洲面孔而在街头被人多看几眼。来了才知道,在街头眼睛忙不迭地东张西望的恰恰是自己。纽约和其它美国城市的最大不同之处也许就是,你永远不会被人一眼“看”出来是外来的,因为这里各色人等应有尽有。

  与纽约相比,联合国在这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拥有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浓缩到了一起。我所在的秘书处采购司有70多位同事,就分别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印度、埃塞俄比亚、菲律宾、阿根廷、日本、泰国等等,倒是“地主”———美国同事成了少数派。每天,穿着不同民族服饰的人们在我身边走来走去,有时真让我以为自己置身于某个时装展览会。

  刚到联合国时,同事们的热情问候也让我这个中国人不太习惯,尤其是吻面礼,有的吻一边,有的吻两边,有的嘴里要啧啧出声,有的不能出声,真是花样繁多。

  和同事相处的时间长了,更是发现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沟通时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日本同事通常非常注重细节;印度同事有不同意见不一定会当面提。中国人一般给大家的印象就是比较踏实努力,因此,常常也有同事劝导我不要光干不说。

  尊重多样性是联合国秘书处在其工作人员中推广的核心价值之一。毕竟,为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问题而诞生的联合国,在日常运作中如果没有对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念的尊重与理解,很难想象能够实现和谐与提高效率。

  “朝八晚九”

  工作常在最后一刻变化

  我所在的采购司物流与运输部,主要负责联合国物资与人员的运输,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招标、签订合同,为世界各地维和特派团运送人员与物资。比如中国派去海地的维和警察部队,人员要包机从中国飞赴太子港,物资通过空运或海运去驻地,都是要经过总部安排。

  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以及维和行动的特殊性,联合国的这项工作很具挑战性,常常会在最后一刻出现变化,需要马上找出解决方案。因此,朝九晚五变成“朝八晚九”是常有的事。

  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是英文和法文,熟练掌握至少其中一种是必须的条件。为了鼓励工作人员学习其它的官方语言,联合国还提供免费的教学课程:英语、法语、中文、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其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较为热门,中文也颇有拥趸。去年因为组织了学生去南京游学,学中文一度成了许多同事津津乐道的话题。

  工作之余,办公室的同事有时会提议去曼哈顿中城附近不远的酒吧happyhour,放松神经,叫上一瓶啤酒,看电视听音乐,聊上几句办公室八卦。比较投契的同事,会约着一起去看电影,看百老汇歌剧,去中央公园野餐,听免费的草地音乐会。有时还会在办公室里给同事过生日。

  与同事相处的时间长了,觉得不管在哪里,人其实多多少少都是一样的,关心着同样的问题,有着类似的烦恼。

  家庭事业难两全

  亚洲“飞人”与欧洲“奶爸”

  来纽约总部工作了两年多,也一个人生活了两年多。所幸工作很忙,于是闲下来“无事生非”的时间不是太多。

  两地分居是很多联合国工作人员的生活方式,我的牙医听说我新婚三个月就告别丈夫来到纽约,就安慰我说,他的很多病人都是这样。他认识的一对印度夫妇,已经五十多岁了,还是这样一个在纽约,一个在孟买。两个人都不能放弃自己的事业,就这样飞来飞去也飞了一辈子。

  不过看看周围,倒也不都是飞来飞去的,好几个北欧来的女同事,都是拖家带口来的,丈夫不是在纽约的新家里当奶爸,就是先赋闲再找工作,这似乎在亚洲家庭里是很难发生的事。

  有时候真的很迷惑:生活和事业,到底哪个更重要?但是,不同的家庭观念也好,不同的信仰也好,一样的问题总能以不同的方式解决。

  在联合国总部的头两年,就这样过去了。未来还很不确定,不知道会是在纽约,还是会去日内瓦、内罗毕,又或曼谷,圣地亚哥?

  然而不管怎样,每当我抬头看到那座“火柴盒”大厦,看到那些在蓝天映衬下格外鲜艳的各国国旗,心里还是很骄傲自己有这样一段经历。在这个为全人类服务的组织里,我,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在尽一份绵薄之力!

  进联合国工作纯属意外

  现在回头看看,从2000年底在上海参加第一轮考试到2003年春天通过最后一轮电话面试,我进入联合国工作的整个过程仿佛都不太真实。

  那时刚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开始工作。一起进公司的同事兼校友,偶然看见国家人事部网站上登出的招考联合国后备人员的公告,兴冲冲地跑来说一起去试试吧。于是,漫长的考试历程开始了:先是上海初试,然后是北京复试,第三轮才是2001年2月联合国在全球的正式考试。

  当时,中国报考者有数千人,看了电视才知道,其中不乏专业人士,所以根本没对结果抱多大希望,倒是在北京玩得很开心,还认识了一帮“考友”。

  没想到2001年底,我却意外地收到通知,到联合国总部参加面试。兴奋之余去美领馆签证,结果被拒签了,心中不免忿忿:美国果然比联合国还要牛啊。

  后来去咨询复旦美国研究中心的一位教授,第二次拿着联合国的传真再去,才拿到美国签证。通过了在纽约的面试,算是取得了联合国后备人员资格。2003年初终于收到联合国采购司的邮件,约定电话面试,之后,正式录用文件就很快来了,确认了我的新工作岗位:纽约联合国总部秘书处采购司。

  两年后的今天,真的庆幸当时同事看到了招考公告,庆幸自己心态很放松,运气也不错,否则很可能就和联合国失之交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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