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不说普通话就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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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一句武汉话,罚款10元”。最近,武汉一家小型民营企业向员工颁布“禁讲方言令”,理由是在工作场合说方言,会让人感觉公司非常不规范。

  如今的职场,一般都倡导说普通话,只是对于讲方言该不该禁,该不该罚,职场人士争议颇多。使用方言会不会影响工作效率?你是否支持公司禁止员工上班说方言?

  说方言未必就不规范

  小Q(记者)

  最讨厌的企业管理方式就是罚款,这不是把员工都当成幼儿园小朋友看待了嘛,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要罚个五元十元的,好像员工之所以遵守规定只是因为心疼被罚掉几元钱似的,觉悟就这么低?所以,看到这则“禁讲方言令”,实在大跌眼镜。

  方言的力量,并不仅在于一种语言,更在于一种文化,即方言文化——同根同种,同一地域。说方言,会让人产生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尤其是萍水相逢者,一旦用方言接上了头,信任感往往油然而生,正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所以,我一来到上海从事新闻工作,便开始学习“上海闲话”。

  至今仍清楚记得,第一次采访是去南汇农村采访一个基层干部,那时,我连“上海话”都几乎听不懂,更何况“本地话”,虽然连蒙带猜,仍然一直为了“一个凹头”究竟是多少时间的问题而纠结。那个干部说,她为了工作常顾不上家庭,例如前段时间在“上海”培训,“一个凹头”才能回家一次,我暗暗在心里分析起来:从词语结构分析,“一个凹头”与“一个小时”、“一个星期”比较接近,但是,一个小时内往返一次明显不现实,而一周内回家一次,似乎也称不上特别典型的舍小家为大家。想破了头,我也没猜出来,在普通话里只有一个字的“月”在上海话里竟要用两个字来表达。

  类似的尴尬还有很多。我拿出当年学英语的劲头,向身边人拜师学艺。虽然我还算有语言天赋,很快就能开口说了,不过,笑话也闹了不少。比如,上海话把“耳朵”读为“你都”,“右腿”说成“右脚”,于是,我就想当然地把“木耳”说成了“木你”、管“小腿”叫“小脚”,让上海人或者笑喷饭,或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下来,我基本上被评价为“天衣无缝”,倘若不自我揭底,陌生人还真不知道我是“新上海人”。

  记者这一行,要和三教九流打交道,说上海话容易混迹于人群做“包打听”,在街头采访中尤其需要,所以,不仅自己觉得受用匪浅,还有不少同行很佩服我呢。当然,在一些岗位,比如电话呼叫中心、营业员、售票员等,讲一口标准普通话十分必要。但如果客户喜欢说方言,改用方言接待不是也挺亲切嘛,否则,为什么很多地方卫视的主持人插科打诨时还要夹杂一两句方言呢?传播学中有个名词叫——“接近性”,只要效果好,形式何必教条死板?难道,对于前鼻音、后鼻音说不利索的员工,企业会大方到出钱送他们去培训吗?

  只说普通话少了些亲切

  宁远(证券)

  其实我很喜欢说家乡话,但苦于没有机会。因为我是在上海工作的外地人,工作场合几乎没有说家乡话的机会。只有每次父母从老家来上海小住的时候,我可以突破普通话、上海话、英语的包围,和家乡话亲密地接触一下。

  我固执地认为,有很多内心的愿望,不用家乡话说,就不是那个味道。就像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他最出彩的包袱,无一例外都是上海话说出来的。

  讲普通话的优势在于沟通方便,但缺少你自己的烙印。对我来说,它是一种工作语言,仿佛和计算器、复印机没有什么区别。语言到了纯粹讲工具作用的时候,就少了些亲切,更像是一种告知。

  我想,即使你在工作中使用方言,只要得当,也没有什么不妥。若一个商场的服务员,能对四川客人说成都话,告诉他这件衣服很适合他,相信要比他说海派的普通话更能得到客户的赞赏。当然你不可能什么地方的方言都会,但至少,你有一门方言,要比没有强。

  我每次回到家乡,无论是去超市,还是去饭馆,都希望服务员对我说家乡话。乡音的亲切,相信绝大多数离家的游子都有感觉。

  要是家乡的人突然有朝一日,厌恶了自己的土话,以为这是落后的东西,要抛弃。我想那是让很多人伤心欲绝的。

  我的家乡在安徽安庆,长江边上,那里有全国知名的黄梅戏。要是家乡人突然都不说家乡话了,那黄梅戏还能传承多久?用普通话唱?不是那个味道。其实,就是京剧里的念白,也是方言的底子,“大街之上”,有劲道的念法是“大该(音gai)之上”,这是很徽派的土话了。这岂是普通话可以一“普”就“通”的?

  再广而言之,现在国际通用的工作语言是英语。而标准的英语应该是伦敦口音,可是纽约口音、澳洲口音也照说不误。在香港,至少广东话是和英语是可以公用的,没有谁会认为在公司说“唔知”是不规范,是需要改变的。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水土,一方水土有一方的人。说普通话的必要性,并不比说方言的理由充分。要不然,中国就只有一种语言了。少了多样性,这是可怕的,是让人不敢想象的。

  老板勒令说普通话

  刘其舜(企业报主编)

  我任职单位的董事长是福建人,他创建的集团基本上都是他从福建老家带出来的“子弟兵”。从福建山沟沟出来的年轻人跟随着他北闯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南下广州等地成立了好多分公司、办事处。这些年轻人,从山沟沟里走出来,在公司里也说起了纯正的乡音。集团发展壮大了,除了子弟兵以外,自然也招收好多其他外来的“雇佣军”。这样在公司里,就大致有了三种话:普通话、(分)公司所在地方言和福建乡音。

  如何把这些“子弟兵”老乡和外来的“雇佣军”团结成一个和谐的团队,这是集团的一个难题。

  例如我吧,尽管大家都能听懂我说的“上海普通话”,但有时也会“轧牢”,情不自禁地要用上海话来“解围”。那些被称为子弟兵的福建小老乡,乡音更浓,他们说普通话时,常常会被福建方言和普通话的转换“卡住”。因此,在“老乡”群里,很自然地说起了乡音。这样一来,那些“雇佣军”就听不懂了;同样,“雇佣军”在一起说起当地的方言,那些“子弟兵”也听不懂。如果平时有什么疙瘩,那就更造成了隔阂,会无端地猜想——他们在说什么啊?

  有时,原本是小得不能再小的疙瘩,也会引起大矛盾。

  有一年中秋节,因为都远离家乡,集团聚餐以解员工思乡之苦。我作为企业报主编兼记者,自然要采访写稿,我真怕那些“子弟兵”都说乡音,那就很难捕捉到花絮新闻。还好,这些“子弟兵”见到我来了,都说起了家乡普通话,我也圆满完成了写稿任务。

  为此我很有感悟,就向董事长提议:在公司应倡导说普通话。董事长觉得有道理,就下了命令:说乡音和当地方言,只能是特殊场合,一般情况下员工必须说普通话,并把“说什么话”提高到增强团队的凝聚力的高度。这个“死命令”,后来被写进了“劳动合同”,和集团的奖惩条例。这也许是其他单位没有的。

  再后来,我去分公司、办事处采访,看到员工都说起普通话,大家的普通话水平也提高了不少。空闲下来,员工们也相互学习福建话,学习各地“雇佣军”的方言……融合,就是这样开始的。

  说方言和方言的歧视

  朱辉(编辑)

  武汉一家小公司规定员工必须讲普通话,说一句武汉话要被罚款10元,一时间媒体网络议论纷纷。照例是两派对峙,一派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力挺职场应该推行普通话;另一派不甘示弱也上纲上线,大谈讲方言是基本人权,然而极少有人从语言角度去分析一家武汉公司为什么要禁说武汉话?

  武汉话与普通话的相近程度,不逊于北京话,大多数情况下,说武汉话不会影响与外地人的沟通。不过武汉人有个很大的优点:实事求是,很多武汉人都承认武汉话给人印象比较粗俗。其一,武汉话说起来往往不知不觉分贝很高,容易让旁人误以为在吵架。其二,武汉话中一些流行的口头禅不太文明,比如“个狗”“个板妈”……在现实生活中,武汉人中的知识分子其实早就习惯于说普通话了。

  全国的方言种类数之不尽,绝大多数给人印象是中性的,比如东北方言让人觉得淳朴,得益于赵本山等小品演员演绎的农民角色;天津话让人觉得幽默,得益于一些著名相声演员;北京话让人觉得油滑,是因为他们喜欢滔滔不绝侃大山……这些方言大多数外地人听得懂,也不反感。

  有部分方言是存在争议的,武汉话属于其中,不过武汉方言影响力弱,没有多少人关注。而上海话遭遇方言歧视则比较严重,在小品热的十多年里,巩汉林等明星扮演过说上海普通话的小男人就给人“小气、自私、怕老婆……”的印象;有同样待遇的还有河南话,前两年某演员在一出电视剧里演盗贼,仅仅说了几句某省的方言,就伤害了该省“部分人民群众”的感情,不得不反复解释。不过以后演戏的人犯难了:反面人物统统不能说方言了吗?只能千篇一律说普通话了。

  相比方言,普通话不会让人产生语言以外的联想,唯一的坏处是偶尔有可能被当作外地人。不过随着欺生现象越来越少,这也无所谓。相信随着人口流动常态化,普通话会越来越普及,这是个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过程,无须“强扭”。

  当普通话成了“小语种”

  莉莉陈(地产策划)

  在我们单位,说普通话的人是孤独的“小语种”。因为单位里90%以上的员工都是本地人,所以无论是在会议室还是休息室,大家都是用本地方言进行沟通,很少能听到普通话。

  在工作中,我们经常能接触到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本地客户。他们只会说上海话,普通话勉强能听懂,但沟通起来很吃力。遇到这种情况,我这个能听懂方言、却只会说普通话的外地员工,就很羡慕本地员工,瞧,他们能用方言和客户谈笑风生,即使遇到比较难缠的客户,只要脾气好些,用方言说些软话,适当地撒个小娇,赔礼道歉一番,基本上都能很好地化解矛盾。

  最尴尬的就是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在用本地话热火朝天地讨论着,轮到我,却不得不用普通话发表自己的见解。每次,都是在我用普通话打破本地方言的“和谐”之后,同事们才意识到有外地同事存在,随后改用普通话继续会议。

  然而,个别既不会说、也基本听不懂本地方言的同事,比我更难融入到这样的团队中。部门里以前有位同事,他不仅听不懂上海话,甚至连普通话也夹杂着乡音。有时候,领导会习惯性地用上海话交待工作,大家都听懂了,他却仍然一头雾水,还需要领导用普通话重新讲解,或者是请同事作“同声翻译”。他虽然工作能力很强,但由于语言障碍,一直没勇气争取更多的机会,在公司工作了两年多,也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或者奖励。

  时间久了,尴尬便积累成了距离。虽然领导一再挽留,他还是辞职了。直到现在,领导还会偶然提起他,遗憾公司流失了一位难得的人才。

  以前我在家乡的时候,并不待见家乡的方言,觉得土。现在离开家乡久了,偶尔听到家乡的方言也会觉得很亲切,才明白了“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哀愁,才逐渐明白为什么很多人离开家乡很多年了,还是坚持把方言作为第一语言。

  但是,我觉得虽然使用方言的习惯无可厚非,但在职场中还是应该尽量多使用普通话,这样才更有助于团队的建设和凝聚。

  当普通话成为“小语种”的时候,也反映出企业文化的地域性和局限性,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并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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