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演义》本意为姬昌添彩的“画地为牢”情节，细思却令人恐惧

在古典神话小说《封神演义》里，曾经出现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典故——画地为牢。

尽管由武王姬发建立的周王朝是中国古代儒家最为推崇的时代，尽管孔子及其弟子在言论中对周代的典章制度、道德风尚、民俗风情赞扬备至，但除过明代许钟琳的作品《封神演义》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先于这部作品的资料有过周文王姬昌“画地为牢”的文字记载。

如果非要考究“画地为牢”出处，最早应该见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其中有“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语句。但司马迁在这里说的画地为牢，似乎和周文王没有丝毫关系，否则司马迁决计不会将这个典故归功给一个形象模糊的“士”。要知道，司马迁也是周代的铁杆粉丝。

第一次将周文王与“画地为牢”联系起来的，是流传于宋代民间的说书人的话本《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书中说到“扞姬昌呴画地为牢，刻木为吏;洽政恤民，囹圄皆空”。“画地为牢”的本义是说百姓道德觉悟高，自律意识强，但凡犯了罪过，不用官府拘押，会主动划一块地方自我囚禁，等待惩处。

也就是说，西岐敢于“画地为牢”，并不是民风多么淳朴、百姓的道德水平多么高、自律意识多么强，而是有姬昌的“先天数”做技术保障。

这里先不说“先天数”占卜的准确率有多么高，可靠性多么强，先说说技术保障与“画地为牢”制度的匹配关系。我们假设这“先天数”是极为准确可靠的。按照小说里的情节，西伯侯这个时候刚刚从商纣的国家监狱逃亡回来。回来之后最先也是最重大的举措就是修建灵台、祭告天地，从未发布过施行“画地为牢”制度的法令。由此可见，在西伯侯从商纣的国家监狱返回之前，该项制度就已经在西岐施行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西伯侯既然不在，那么实施“画地为牢”的技术保障在哪里？更何况根据《史记》“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记载，以及小说情节，西伯侯最为擅长，也最令举国百姓畏惧且信服的“先天数”，是在被囚禁在羑里城的七年间推演出来的。可见不但有能力提供技术保障的人不在，就连“先天数”这项技术，也极有可能并未随同制度同步上场。

既然没有“先天数”这样的高端技术作为“画地为牢”的保障措施，那么问题接着又来了。在没有技术保障的长久时间里，假设如同武吉这样属于误伤的人，因为心存减免惩处的侥幸，有可能不逃亡，也有可能在放假回家之后继续回来服刑，那么那些作奸犯科、罪大恶极的人呢？他们为什么不选择逃跑或者藏匿？

不要忘记，人性亘古不变，重复前文那句“好生恶死是生物的本能”，那么能够令这些人背弃生物本能、放弃生存希望的，到底该是什么样的力量呢？按照《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话本和《封神演义》小说里的意思，囚禁罪犯用的，只是在地上随手划一个圈，没有栏杆，也没有士兵把守。只要缺失了用来监控的“先天数”的技术支撑，逃亡是一个成本极低的事。

相信用道德、民风、仁政之类的理由，是难以解释这个违反常情常态的现象的。无论任何社会形态，道德毕竟只是最高选择，而法律才是最低标准。那么，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前面提到的“不敢”。在西伯侯没有在西岐的日子里，在“先天数”尚未被推演出来的日子里，“画地为牢”制度实施的唯一保障就是，一定有比死亡更可怕的后果等待着那些敢于铤而走险逃出“圈子”人。除过铁血统治，再有什么力量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可见，话本和小说创造出“画地为牢”这样的典故来，本来估计是为了给西伯侯姬昌增添仁慈、宽厚、贤明的色彩，但事与愿违，让人在细品之下看到了一个与以上字眼毫无关系的铁血统治者。

最让人感觉有“画虎不成反类狗”意味的是，即便“画地为牢”的情节设计仅仅是为了表现文王“先天数”的神奇，也是相当失败的。因为武吉求助了姜子牙，姜子牙利用自己的道术，成功骗过了西伯侯的占卜，对讨饭武吉的去向得出了“因惧刑自投万丈深潭巳死”的结论，可见“先天数”并不高明，即便在技术层面，也令本来打算赞美的主人公输了。

编后：话本也罢，小说也罢，毕竟只是文艺作品，创作者合理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出某些情节，也是为了增加阅读趣味、提高艺术魅力考虑，并不能完全按照办案审案或者科学论文的逻辑方法进行分析评判。倘若人人都如此读书，那么世间的作家们就万般艰难了。本文仅是从趣味化阅读的角度撰写，目的在于能够博得读者一阅一笑而已，千万不要骂我穿凿和挑剔，万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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