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就业市场将“厚积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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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的“2004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280万应届毕业生以参会和上网的形式正式进入人才市场。据业内人士透露,其实各大高校或明或暗早就与企业达成了默契,各种形式的“宣讲会”说白了就是校园招聘专场的代名词,据有些HR(人力资源经理)声称,每次“宣讲会”结束后带回去的简历都得用麻袋来装,堆成好几堆,但真正会录取的很少,就业机会真是“厚积薄发”啊。

  2004年毕业的全国高校毕业生为280万,比2003年净增68万人,加上往年未就业的毕业生,估计2004年全国实际需要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将突破300万人。今年就业压力明显增大是个不争的事实。

  “南下”与“东进”

  上海,42378席;广州,15680席;深圳,10387席,这是2003年11月无忧指数显示的这三个地区的有效职位数,在人才版图上,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再次击败了以穗深为核心的珠三角,成为了全国的“重心”。

  据《武汉晨报》报道,1990年代,湖北地区高校毕业生及社会在职人员纷纷南下到广东、深圳、珠海等地;进入21世纪,这一人才流向又呈现出新的态势,流向江浙一带的湖北高校毕业生及社会人员越来越多。据专家估计,自1998年以来在鄂高校毕业生及社会在职人员飞向江浙的至少有20万人。而武汉高校对2003届毕业生的初步统计显示,前往江浙发展的大学生在30%左右,远高于广东的12%。从“纷纷南下”到“竞向东进”,推动这一人才流向转变的力量究竟是什么?

  无疑,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是引才留才的关键。武汉理工大招生就业处副处长赵北平认为,在进入21世纪后,在上海的带动和辐射下,长三角已成为今日中国经济最发达、发展最迅速的区域,就经济发展速度而言,该地区要比广东、深圳等地快。同样,经济发展水平也决定了就业状况。经济发展动力强劲,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目前,江浙是国内最大的劳务输入地区之一。在计划经济时代,江浙工业经济不发达,有限的人才中有60%集中在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人才存量很少,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才稀缺正成为制约江浙经济发展的瓶颈。相比江浙地区的“求贤若渴”,穗深等地由于经济起步较早,该地区已储备了一定的人才容量,因此在人才的需求方面相对处于饱和状态。两相对比之下,人才的流向转变问题便水落石出了。(参见表1)

  “热门”与“冷门”

  与销售类、工程技术类职位的疯长不同,金融、财务类职位基本上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在六大类职能中,其也是惟一不超过1万有效职位数的分类职能。据专家分析,今年财经类专业毕业生就业市场供求关系结构性失衡、整体上供大于求的形势还很明显。

  前不久,首都体育学院举办了一场“2004届北京高校财经法律类毕业生双选会”,短短一天的时间,就有1.5万多名应届毕业生参加了这场招聘会,他们要竞争的是由北京市国家税务局、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等1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的3000个职位。

  “由于前些年财经类人才培养存在着摊子铺得过大、发展过快和专业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今年财经类专业毕业生就业市场供求关系结构性失衡、整体上供大于求的形势还很明显,毕业生中,博士生、硕士生与本专科生比例失衡,财经类毕业生就业难更多地表现为专科生就业难。”中央财经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指出了作为往届就读“热门”专业的就业难症结所在。

  相比就读“热门”,求职“热门”更让人艳羡。前不久,在重庆工学院的“双选会”上,工科类毕业生颇为抢手,但这“抢手”的概念也就是试用期800~1000元,转正后1200元左右,“聘金”并不算高,但总比热门专业挤破头的竞争要好些。(参见表2)

  “理性”与“务实”

  与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不如各走各的阳关道。同留学市场的“美国留学降温现象”呼应,求职市场上“非外企不嫁现象”正日渐式微。

  最近的无忧指数显示,最受毕业生青睐的外商独资欧美企业仅仅以14016席有效职位数排在第三,民营/私企/非上市公司几乎以其2倍的数字笑傲职场。

  如今的求职过程已被验证了其艰难程度,同往年相比,更多的毕业生在择业态度上,“理性”和“务实”占据了上风。他们大多表示,在比较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最明智的是选择一个能够发挥专长的单位,在工作中提高自己的能力,以后再谋求更大的发展,毕业时就一步登天的想法很不现实,尤其是那些学校名气不太大的毕业生更是明确认定“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选择,至于企业的性质是外企还是民企,是国企还是私企,大学生们的普遍态度已经变得相当实惠——“所谓就业难,是指相对于自己最高期望值而言的难,只要适当调低自己的要求,放弃非外企不进的想法,就业应该还是不成问题的。”

  其实,纵观诸多民企/私企给出的薪金条件,平心而论应该还是相当不错的。如今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有魄力的民企/私企老板愿意拍出一些“决不输于知名外企”的年薪来悬红求才,现在对于从外企跳槽到民企/私企的人来说,薪资福利上的接轨已经问题不大,惟一需要权衡的,便是如何适应在“人治”与“法治”中变换自己的不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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