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主任、全国人才交流协会副会长韩光耀是中国人才市场发育的见证人之一，他把目前这轮正在进行的人才流动称为“第四波”。他向记者勾勒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人才流动的概貌。


　　第一次人才大流动，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出于复兴经济的需要，国家正式发文，鼓励人才流动。但文件也严格限定，流动必须“正向”，即从国企流向集体企业、从大城市流向中小城市、从内地流向边疆。1983年3月，全国第一家人才流动服务机构———沈阳人才公司诞生，市场配置人才的雏形悄然形成。

　　1986年，人才流动出现异常高峰，许多人不辞而别，成为没有档案的“黑户”。首钢一年内走了100多人，都没有办手续，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作为历史遗留问题解决。抢夺人才的恶性事件也频频发生，“有的学校一夜之间发现老师都没了，他们被神秘的大卡车全拉走了。”有关部门随即出台强硬措施，流动戛然而止。

　　第二次大流动，发生在1988年至1989年。其背景是经济的空前活跃。当时中央鼓励知识分子从体制内到体制外，可以辞职、兼职、停薪留职、创办和领办乡镇企业，同时也支持三资企业的用人自主权。百万大军下广东，赴苏南，一时蔚为壮观。“这次人才流动是全民性的，规模大、有组织，‘下海’这个词儿就出现在这时。”老韩回忆说，人才服务业务也发生了变化。随着三资企业、乡镇企业涌现，为保证这些不具备管理档案权限企业能够用人，各地的人才交流中心诞生了挂靠档案的业务。

　　编号“003”———北京现存最早的一份人才档案管理协议，已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当时，这位年轻人毅然脱离了科研机构，签订了北京第一份人才流动协议。“他在人才流动大潮中只是个平凡的人，也没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就是这个平凡的人、平凡的事构成了改革潮流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朵浪花。”老韩感慨。

　　第三次大规模流动，来得更加汹涌。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后，经济空前活跃，人才流动也空前活跃。仅1992年7月一个月，《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10多家报纸刊登重金招聘人才的广告185个。山东省第一个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向全国、全世界招聘人才。

　　“这个时候，市场在人才调配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许多单位把人才的进出管理交给中介机构，大学毕业生就业开始实行双向选择，北京、上海、广州等几大人才服务中心空前火爆。”老韩沉浸在当年的辉煌里。“人才市场的诞生没有典礼式宣告，这个婴儿，慢慢地孕育，悄悄地出生，至于名字，在中组部、人事部下发的《关于培育与发展人才市场的意见》中才正式被提出，那已是1994年的事了。”

　　目前中国正处在第四次大流动中。国企改制、产业结构调整、户籍制度改革等都是新一轮流动的成因，“但其中，最应引起注意的，是跨国公司大量空降及迅速本土化带来的人才流动。”韩光耀说，“因为，它背后是国际人才市场的进入，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韩光耀预言，这种流动虽然才刚发轫，但国际性的人才价格、理念，国际性的评价标准，将前所未有地影响中国人才配置的既有格局。他预计，第四次人才流动的流量和流速都会超过前三次，流动的人数也将呈几何数增长，第四冲击波的影响，绝不亚于前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