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前提要：一面是可以承受的房价以及怡人的环境；另一面是可以维持都市里的高薪和良好职位。搭“飞的”上班的这些人士，的确使工作和生活都得到了最好的发挥。廉价机票以及现代化的通讯技术，已经令搭“飞的”上班的生活方式变得可行。
当很多人在抱怨都市不断高企的房价时，他们还不得不忍受拥挤的地铁、污浊的空气，以及永远让人提不起精神的工作环境。都市已经越来越象一个巨大的水母，无处不在地侵入你的生活空间，有时候裹得让你透不过气，有时候又让你庸懒至极，无力抵抗。
逃离都市。早有人付诸行动，他们选择的是将家安在一个适宜居住的地方，然后搭“飞的”去上班。
房价太高宁愿乘飞机上班
英曼(ann inman)在郊区买了梦想中的房子，但她的工作地点却在市区，每次上班，她需要花上超过两个小时。不过，时间却不是花在101公路上堵车，而是她要从拉斯维加斯乘坐飞机到圣荷西。
60岁的英曼接受《洛杉矶时报》访问时说，这样的生活方式对她来说太过紧张，尤其是因为她不喜欢坐飞机。但吸引她的是，她在圣荷西可以赚到更多的钱，而且时间久了，她也已经习惯了。她在斯坦福大学医院任职护士，一连八天值班，每天值班约十小时。下班后，她就暂住医院附近与人分租的单房公寓，暂时与家中丈夫分隔两地，相距足足350公里，还隔了一条州边界。
其实，英曼只是数以万计的加利福尼亚州就业人士之中的一个。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工作在市区，但在郊县买了房子，每次乘飞机赶去上班。当然，这些人士还有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是弹性的工作机制，每周或每月有一段相对集中的时间可以工作，其余的时间需要找个惬意的地方好好休息。
这种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加州房价近十年来不断攀升，已经越来越超出了普通就业者的购买能力。有关统计显示，尽管该地区工资收入同样有所增长，但增长速度始终赶不上不断飙升的房价，英曼费尽心思，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压力比较小的房子。
更何况，英曼还不舍得放弃自己热爱的工作，而且在圣荷西，她的薪水明显要高出许多。内华达州虽然也缺乏护士，但就英曼的情况来说，年薪差不多减半。既然不愿放弃自己热爱的工作，又不想搬到稍为便宜、但上班却要长时间在公路上堵车的地方，英曼终于放弃在山景城租住房子，跑到拉斯维加斯买房子。她在拉斯维加斯花了4.5万美元盖了一间3千平方英尺的房子。如果是在工作地点附近，盖那样的房子就大概要花上150万美元。
除了英曼，另外一些在圣荷西工作的人甚至选择了在外州置业。如此一来，不再只是坐长途车上下班，而是要坐飞机了。而在圣荷西当地，由于这部分离家太远的人工作时都要找地方暂住，因此会有与朋友分租的现象，这样也花不了很多钱，有些还住进商家专门为他们开设的房间。
两地飞行只为呼吸新鲜空气
同样，在香港，地产代理机构之中也流传着许多类似的事情——很多人在香港继续从事薪水丰厚的工作，但住在环境更干净、消费更低、人口更少的地方。慢慢地，他们不再搬往郊区，而是迁往飞行几小时以外的不同城市。
麦科伊则将家搬到了新西兰。在香港，他继续当着一名律师，因为他在法律界颇有名气。14年前，由于女儿患有呼吸困难疾病，他认为香港的空气并不适合他的家人，于是，他举家迁往新西兰，自己在香港高等法院附近租了一间公寓，开始了他的定期长途飞机旅行。
每周，从自己在新西兰的农场开车出发，经过很短的一段路程，来到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的机场。随后，他登上飞往奥克兰的飞机，在那里等候1个半小时之后，他又登上另一班飞机。12小时之后，他出现在香港。
他会在两天或五天内返回农场。他给自己定下规矩，无论工作日程如何安排，都会努力赶回家度周末。有一次，他甚至曾经为了一场学校演出而飞回去。因为女儿下午7点钟参加一场演出，因此他在下午5点半之前赶回克赖斯特彻奇市。看完演出后，第二天早上再度返回香港。
尽管有时候感觉疲惫，但麦科伊和他的家人都很愉快，而且他这种生活方式甚至使他提高了工作效率。他通常在家里完成一些前期准备工作。他的家被一个小湖泊环绕，那里有成群的鸭子、新鲜的空气和极少的噪音。“对我而言，这是个思考绿洲，”他表示，“在这种安静的环境里，我1个小时能做在香港需要花费6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量。”
很多香港人力资源的专业人士评论说，香港日益严重的污染是很多外籍人士大批离去的原因之一。在咨询公司eca international推出的年度生活质量排行榜上，环境污染问题导致香港的排名从第20位跌至第32位。人们会越来越频繁地提到香港的污染问题，这最终会影响到他们的决定。
而教育问题也使得很多在香港工作的人开始在外地甚至是外国购买房产。在香港，相对狭小的居住空间也会报出天价，而且国际学校的入学名额严重紧缺。谬斯的孩子快到上大学的年龄了，他们全家很快决定最好离开香港，当然，谬斯留下了，因为他是这里一家企业的创始人，但他的家人搬到了加拿大。他在两地之间往返穿梭。
最好飞行两地不存在时差
一面是可以承受的房价、清新的空气以及怡人的环境，一面还可以维持都市里的高薪和良好职位，搭“飞的”上班的人士的确使得工作和生活都得到了最好的发挥。然而，可以预料的是，经常的长途飞行，还有陆空之间的奔波也会让他们不堪重负，有些人甚至在享受了一段这样的日子之后，无奈放弃。
尽管麦科伊已经尽他自己的一切力量，将他在克赖斯特彻奇和香港的时间大致平分，平衡好家庭和事业的关系，但他也同时承认，连续旅行并不轻松。“我的年纪渐渐老了。有一、两次，我觉得疲惫极了，原因就是长期时差紊乱。”
另外，飞机延误、日益复杂的联系和偶尔出现的小问题，也会让人头疼。“曾有几次，我回到新西兰之后，在晚上6点接到电话通知‘现在回来’，结果，我在凌晨4点半又出门了。”
同样因为时差，在坚持了七年之后，安娜•希利•芬顿(anna healy fenton)最终选择了放弃。她的长途飞行经历开始于1999年。那年，她和丈夫携女儿把家搬到爱尔兰，帮助她父母经营农场，但同时继续她在香港的写作工作。她在香港的一个边远岛屿上租了一个相对廉价的房子居住。一开始，她两周往返一次，并通过低成本的互联网电话服务skype保持联系。她还积累了大量飞机里程。她说：“从经济上讲，我每坐6次国泰航空的飞机，就能获得一次免费旅行。”
但很快，12小时的飞行最终成为一种严重的负担；由于时差反应，导致她在多数日子里早上4点就醒了。去年，她做了调整，在香港待5周，在爱尔兰待2周；上个月，她永远地搬回香港。
因此，有经验的人总结道，两地不存在时差，是可以实现“飞的”上班的重要条件。如果没有倒时差的烦恼，廉价机票以及包括高速互联网和视频会议在内的新兴通讯技术，已经令这种上班的形式变得非常可行。
约翰•巴克斯特(john baxter)在香港经营着一家岗前考察企业，现在居住在澳大利亚西部城市珀斯。他表示，至关重要的是，两地间有7小时的夜间航班，而且不存在时差。“如果你必须在凌晨1点参加电话会议，那么，即使住在一个拥有卓越生活方式的地方也毫无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