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岁久先生本姓袁，名椿年，祖籍浙江慈溪祝家渡(今属余姚市)。他的伯高祖即为清代著名诗人袁牧，袁家随之定居长沙长海医院，可父亲却不想去，而执意要把试验做下去。
最初的春卷，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制作出来的，当天送给尼尔森，让他在摊位上试销。趣伏里公园是哥本哈根的“大世界”，游客如织，春卷非常抢手，晚间常常供不应求。范岁久老接到尼尔森的电话，催他赶快再送货过去，说是总不能在花园关门之前无货供应，于是春卷的销量从每天100只增长到200只、300只、500只……显然，春卷虽小，前景却十分广阔。于是他决定把这项无意中促成的事业进行下去。
创业之初
在哥本哈根北部的开发区，范岁久找到了十几间曾用做果汁生产的地下室。这个地方被命名为“范氏工厂”(vans produkter)，而工厂的生产工具是：六个燃气灶和平煎锅，一个油碗，一个用来在平锅上涂抹油的鼓槌。
1961年5月1日，“范氏工厂”推出第一批春卷，在趣伏里花园销售一空。丹麦的旅游季节是每年的5―9月，这期间昼长夜短，气候温和舒适，趣伏里花园的营业时间，也就是这4个多月。到了深秋严冬，范岁久只能把春卷供应给酒吧和小餐馆，谁知到1962年，连趣伏里花园的销量也一落千丈，尼尔森不但再也不打催货电话，平时也要得很少。原来是尼尔森和他的女儿们，在销售过程中发现了范岁久制做春卷的秘密，竟不顾商业道德，开始自产自销，只在周末生意太好时才向范岁久订货。
古人云：“五十而知天命”，可范岁久反而困惑起来，不知道何去何从。但真所谓：“天无绝人之路”。第二年，正当范岁久生意清淡，有些心灰意冷之时，中国同胞张作和先生来了，提出合伙生产春卷的建议。他是范岁久的老朋友，早在1956年，相识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不久，他和另外几个中国人在哥本哈根开了一家中餐馆“竹”，范岁久也参与了一份，相处甚为融洽。所以这次一拍即合，范岁久主管生产，由张负责销售。此后两人合作得非常协调，因而产量回升、销售日增，生产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1985年，范岁久郑重指出：“在庆祝大龙25周年纪念日，人们一定不会忘记张先生的贡献，尤其在1963―1973年间，没有他的参与，大龙就不会有今天，也许根本不存在了。”
随着事业的发展，原有的生产场所又不敷应用了，1964年，“范氏工厂”搬到韦斯特伯(vesterbro)，同时，名称也改为“大龙食品公司”。众所周知，龙是中国的象征，范岁久把自己的企业命名为“大龙”(daloon)，毫无疑问，是饱含着这位“龙的传人”对于祖国的无限眷恋和衷心赞颂。
范岁久是凭借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创业的。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首先是春卷保鲜问题：做好的春卷难以久藏，只有两三天保存寿命，对于销售非常不利。范岁久说：“当时我们对速冻食品的生产一无所知，因此在白天分2―3班只售新鲜食品。”后来得到emlorg集团子公司的订货，要求供应速冻春卷。于是，范岁久集中精力其思苦索，研究春卷的冷冻技术，经过反复实验，终于将冷却装置改装建成排气冷冻机，试制成功速冻春卷，其保鲜期得以延长，从而大大促进了销售量。
另一个极难解决的瓶颈问题，是如何把手工包春卷改为机器操作，以适应大规模的自动化生产。他投入了100多万丹麦克朗来解决这个严重制约春卷产量的技术难题，再加上自己不懈的探索和试验，终于设计出一种“鼓风式春卷机”。这种机器通过间歇鼓风的方法，把春卷皮两头掀起，在传送带上通过滚动方式把春卷包起来。机器构思独特，自动化程度很高，后来在13个国家申请了专利，解决了手工操作的低速度，使产量突飞猛进。1969年，大龙日产4万条春卷，年产量达到900万条。
大龙腾飞
大龙食品公司在韦斯特伯建立时，大家都觉得厂房过于空旷了，没想到数年之后，又嫌厂房太小了，没有发展的空间，于是，范岁久决定在尼堡(nyborg)买地建厂。尼堡位于哥本哈根西南方向130公里处，靠近德国。这里有大龙重要的供货客户，也有大龙需要的面粉厂，因此，范岁久不借远离丹麦首都，在这里建造新厂。首期购地2．4英亩，接着又购地两次，总面积达到7．4英亩。十年中相继建成新的厂房、卷心菜储存库、大型停车场、两个被称作“ia山n”的干货储存库，以及豆芽车间。生产设备也日臻完善，装备了8条生产线，采用鼓风式、自动化滚动新技术，又增添了快速冷冻设备、自动包装机、翻转式配料桶等现代化设备，使春卷的日产量从1970年的5万条，增加到1980年的25万条。然后，大龙便转而投资丹麦的鲁特克宾(rudkbing)，于1983年建成大龙第一分厂，其生产规模与尼堡总厂不相上下。翌年，大龙第二分厂也在英国的纽瓦克(nework)正式投入运行。
1985年，是范岁久从中国来到丹麦的50周年，也是他制作春卷、创办“大龙”的25周年，为了庆祝这双重大喜，大龙公司在半个小时内特制了一条长达25米的春卷，而皮的厚薄竞与普通春卷一样。然后，这条长龙般的春卷被敲锣打鼓地抬到尼堡市政府门前，款待四方来宾，同时也理所当然地被列为吉尼斯纪录(见吉尼斯大全1986年版)。范岁久也因此而获得了“春卷大王”的美称。
进入90年代，大龙在合并后的德国的市场愈益扩大了，而西欧市场也还有很大潜力，工厂日夜开工，仍难以满足高涨的销量，供不应求，于是又有一座2500平方米的新厂房拔地而起、投人生产。目前，大龙食品公司下属的三家工厂，共拥有26条生产线，日产春卷100万条，年产量达1．6万吨。产品不仅畅销于丹麦市场，还在世界各地走红，包括美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法国、希腊、意大利、冰岛、挪威、瑞典、奥地利、西班牙、日本、新加坡以及中东诸国。为了供应方便，大龙又在美国旧金山和德国设立大龙产品分销处，派有专人负责供销。
中国方面有人曾经表示，希望大龙能前来设立分厂，可是大龙出于生产上各种要求的严格性的考虑，认为条件尚不成熟。实际上，大龙春卷虽然发源于中国，但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作法与吃法均已西化。中国的春卷皮是用面粉做的，薄得透明；大龙的春卷皮则用面粉和鸡蛋混和制作，比国内的要厚些。中国春卷的馅心不外乎猪肉丝加各种蔬菜，而大龙春卷的馅心则是五花八门，既有卷心菜、豆芽菜、猪肉丝、鸡肉丝、牛肉丝、火腿丝、笋丝等咸味的，又有苹果酱或其他果酱等甜味的，甚至还有冰淇淋做的馅心，再加不同调料，品种多达300种左右，不像中国春卷那么口味单一。大龙春卷个大馅多，携带方便，既可烘烤，也可油煎，最适宜做快餐。人们的评价是：中国特色，西方口味，香脆可口，营养卫生。
当然，范岁久并没有“把鸡蛋放在一个筐子里”，除了春卷，他还继续生产历史比春卷还悠久的中国酱油，还制作各种小包装食品，如甜酸子鸡、莱包肉、酸辣汤、肉糜油面筋等。不过，无论产量还是影响，均不如春卷，所以人们只知道他是“春卷大王”。
范岁久从家中地下室的手工作坊起家，最初投资仅一万多丹麦克朗，经过40年的艰苦创业和不懈努力，如今，“大龙”已腾飞于世界，成为一家固定资产达3亿多克朗的现代化跨国公司，产品70％外销，为丹麦创汇做贡献。1986年5月，丹麦女王的丈夫亨利克亲王亲自颁奖，授予范岁久“菲德烈国王九世出口奖”。
经营之道
先哲有言：“民以食为天”，中国人自古信奉，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姑且不说自成体系的地方菜，单个的美味佳看亦已多如繁星，其中的春卷，简直微不足道。然而，正是凭借这小小的春卷，范岁久大做文章，在遥远的北欧创造出如此惊人的奇迹，其成功的奥秘究竟何在呢?范岁久曾经明确表示：“我是个科学家，不懂生意经，我是用科学的眼光和方法来从事生产事业的，因为我不投机、不取巧，脚踏实地，勤勤恳恳。”显然，这样的，经营哲学，是与宁波商帮所格守的“诚信为本，义中求利”的优良传统一脉相承的。
甬商深信，顾客的心是称砣，自会掂量，所以产品必须质优量足、老少无欺。而范岁久也视质量为生命，取信誉于用户，绝对没有伪劣产品。大龙公司选用原料十分讲究，对卫生工作特别重视，不仅车间仓库整齐干净，还从卫生局聘请一位专业人员负责监督全厂各个环节的卫生工作。同时又聘请专业清洁队伍，在每天车间工作结束后，清洗所有机器设备和容器工具。此外，厂内还有一个中心实验室，配备多名专业人员和多台精密仪器，负责产品质量的总测试，其标准比丹麦卫生部规定的还要严格，完全经得起任何检验。80年代，美国国会曾派专
家组对大龙春卷进行化验分析和质量鉴定，最后决定每月订购10万条大龙春卷，供给驻守在西德的5万名美军作为快餐食品。美国《国际速冻食品杂志》授予“最佳速冻食品奖”。丹麦政府则早就向大龙春卷颁发了“卫生食品奖”和“营养奖”。
除了严格的质量控制，范岁久又说：“我们竞争的保证是：优秀的职工队伍，取得专利的设备和灵活的销售方式”。
大龙公司的组织机构健全而又精干。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是董事会。全厂具体事务由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负责处理。总经理以下的三个分部经理以及其他人员，均由总经理聘任，整个组织层层负责、条理井然。公司建立以来，范岁久既是董事会的主持人，又担任总经理，有职有权，领导公司推进业务，直到1991年80高龄，才把幼子范汉明从英国分厂调回丹麦任总经理。但他仍是董事会的负责人，依然全力协助甚至决策厂务。
董事会由6名董事组成，其中工人占2名，以使工人充分地发表意见，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利益。这是范岁久的独特安排。他十分重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因为他认定一个厂的兴旺发达与职工的全力以赴是分不开的，优秀的职工队伍是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的重要保证。大龙公司的所有职工(从部门经理至一般工人)，都是经过招聘的途径审慎选择的。范岁久特别注重应聘者的品质与才能，品质是指爱厂如家，才能是指特有专长，所以大龙的职工往往一专多能，而且责任心强，在工作上积极主动，各尽所能，并能相互支持，一心把生产搞好。范岁久自己则以身作则，用友谊、信赖、忠诚、进取的中国传统道德来待人接物。他无论何时何地都不搞特殊化，凡要求职工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职工遇到麻烦，他总是想方设法排忧解难。这种颇有儒家色彩的管理方式，使公司上下形成了团结一致，风雨同舟的精神，从而推进工厂日益发展，产品日益精良，销售也日益增长。
大龙公司还拥有一支精明强干的销售队伍。他们在公司市场部经理的领导下，调查市场、负责推销，并且捕捉信息，及时反馈，使春卷能满足世界各国人民的口味爱好，包装上也能按不同对象分为4条装、10条装、20条装等，使用户根据本身需要，灵活选购。他们还不断地去各地奔走联系，建立许多固定的促销网，并使用包销、代销等方式来推销产品。而范岁久对于他们的最重要的指示，却是不准随意涨价。尽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范岁久坚决主张诚信驾实、义孚天下。他曾反复强调：“首先是不能随意涨价，哪怕是市场上非常短缺，也不能为图眼前利益而提高一分一毫。用户是敏感的，他们的反感足以毁掉一个企业，不可不慎”。
“大龙”的路并非一帆风顺，在尼堡的总厂曾两次毁于大火，范岁久的老同学波尔?汉森曾感叹道：“范岁久的一生，创造了一个连安徒生也写不出来的童话!”
情系故国
范岁久的成功代表了华人创业的范例。他通过勤工俭学获得高学位，又经刻苦钻研，把中华民族饮食文化介绍到欧洲，因地制宜创造发明，以自己的才智和能力融入丹麦主流社会赢得了世人的敬仰。1995年，杭州明珠电视台专程赴丹麦访范岁久，他的挚友桑德医生对记者说：“一个外国人，只身来到丹麦，经过奋斗，创造了这一切，真是不可思议。作为中国人，你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这时，范岁久离开放国已经整整一个甲子，但他始终不忘父母之邦，60年的春花秋月，不知有多少个夜晚，“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他把自己的公司命名为“大龙”，以示自己是“龙的传人”；他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取名为“本德”、“汉明”，以示眷恋祖国，永不忘本。故国山河，他也记忆犹新，少年时曾游杭州月下老人祠，而他至今尚能背诵祠中的一幅名联：“愿意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良缘”。他对就读过的沪江大学附中也印象深刻，黄浦江畔，校园广阔，教室整洁、设备齐全。尤其是同窗友情，令他永难忘却。1985年，他特地邀请同级同学赴丹麦欢聚，参观大龙公司，游览丹麦名胜，而且至今还在热心地支持校友会活动。
他很感谢父亲，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底。父亲曾延请一位秀才来教读四书五经、古文诗词，还督责他苦练毛笔字，把当天收到的来信，剪开信封，反过来让他练字，所有信封必须当天写完。因父亲是律师，交际广，来信很多，他就因此而多写，练成一手端庄的颜体书法。而扎实的国学根底，又使他对中国历史了如指掌，每遇对史事有所争辩，他可以立即从书架上拿出书来引证。他虽然身居丹麦，家中却摆满了中国的史书和人物传记，每得一部好书，常阅读到深夜，若是读到近代史上中国备受列强侵略、政府腐败割地赔款时，常常废然掩卷，不忍卒读，扼腕兴叹。
1979年，范岁久应邀到北京参加建国30周年庆典，并赴各地参观游览。虽然经过十年动乱、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但祖国的大好河山、勃勃生机，仍使他抚今追昔，激动不已，在给同学的信中由衷地写道：“祖国今天已经独立了，人民生活改善，国际地位提高，加以国富天藏，民多智慧，国必强盛。回忆我们幼年时代的中国，如何受人欺侮，而今天我们在国外，也可抬头走路了。”这位海外游子，从此经常回国探亲访旧，游览名胜。1989年，还让长子范本德夫妇回来“寻根”，拜谒祖坟、探望亲友，记住自己是炎黄子孙。
范岁久身在海外，心系故土。他非常关心祖国的教育事业、注重人才培养，他在大龙公司盈余中每年提出一笔资金，设立“大龙基金”，资助在丹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对那些学有所长的青年学子，他总是百般关怀，谆谆教诲，要他们学成之后为祖国的建设服务。这样的留学生已经为数不少。近年来，他还直接捐资援助国内的高校。去年4月，他向浙江大学捐资150万丹麦克朗，建立“范岁久医学图像实验室”。这是浙大第一个用个人捐款建设的实验室，据《杭州日报》称：“医学图像研究以医学、信息、数学、仪器工程等学科为支持学科，是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也将是人类保健和公共医疗的一大支撑技术。”
与此同时，他又为中丹两国的友好往来而默默地奉献自己的力量。1980年，他邀请上海渔业考察组去丹麦访问考察，并介绍上海鱼品厂从丹麦引进150万美元的食品加工设备。1991年，西藏歌舞团赴丹麦演出，由他资助接待，并安排在“大龙”的发迹之地趣伏里花园表演。同一年，即将参加奥林匹克划船比赛的中国女运动员在丹麦受训，也是他出资接待的。还有赴丹麦考察的贵阳农业代表团，归国时发生困难，也是由他帮助解决的。总之，凡是来到丹麦而遇到困难的中国人，他都会无私地伸出援助之手。当然，中国人民也铭记着他的默默奉献，国家领导人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