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万块拿到30套房24岁开始炒房的温州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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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芳:“温州炒房团”29岁百万富翁发家故事

  周芳,导致国家加强对房地产业进行宏观调控的“导火线”之一的“温州炒房团”中的一员,24岁开始炒房,今年29岁身家早已超百万。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就有贴着“温州”标签的炒房团“周游”全国,所到之处,房价一片“飘红”。

  周芳,温州炒房团中不算太出名的一个。从最初的个人炒房,到如今与人合伙开起房产代理公司、带“团”炒房,这名不过“奔三”之龄的精干女子,身家早已超百万。

  自称“买房子就像女孩子买衣服一样”感性的周芳,穿着入时却称不上张扬,手里两部手机,如果不关掉,就总会响个不停。无论是讲自己赚钱的故事还是谈起今后的打算,周芳的眼睛里似乎都会放出灼灼的光,只是在谈到“泡沫危机”时,她的眼里闪过一丝黯淡。

  周芳,29岁,温州人。当年以十几万积蓄投资炒房,如今身家已过百万。

  第一桶金只为“讨口彩”懵懵懂懂赚了13万当时24岁的周芳,既不懂相关的专业知识,又从没认真盘算过。懵懵懂懂中,她想起很多富翁是做房产起家的。于是,在对于“暴富”的一种模糊憧憬中,她去了第一个房展会。

  周芳炒楼的“第一桶金”是1999年赚的。那时周芳的主职是做保险,手里有十几万闲钱。

  “我想,钱放在银行里,利息那么少,应该做一些投资。”然而选择什么样的投资呢?当时才24岁的周芳,既不太懂相关的专业知识,又从没认真动脑筋盘算过。懵懵懂懂中,她想起以前看书翻杂志,看到很多富翁都是做房产起家的。于是,在对于“暴富”的一种模糊憧憬中,周芳去了第一个房展会。

  当时温州还没有兴起炒房热,房展会上,看的人多,买的人少;自住的多,投资的少。那次周芳看中了一个名叫嘉景花园的项目,位于温州新城(新城博客,新城新闻,新城说吧),地段很偏。但周芳不介意。她的想法是,温州老城区差不多都建好了,市区肯定要往新城发展;而且当时温州没有太多成片的小区,而这个小区的盘子较大,造型也很漂亮。

  左思右想,周芳把心一横:反正自己还没房子,买就买了,投资不行也可以自己住。“那时也不懂应该怎么挑,我就很随意地选了一幢叫顺景苑的十八层买了。”135平方米的房子,周芳首付了30%,其余选用了银行按揭。令周芳又惊又喜的是,不过四五个月时间,房价很快从每平方米3380元涨到了4300元。

  “等于我前期投资13万,最后拿到手里26万,翻了一番。呵呵。”“钱赚到手后,我马上拿出一部分到香港、澳门旅游了一趟。那次真是开心得不得了。”事情过去五年后,周芳依然笑得弯起了眉毛。

  转战外地3万块钱就拿到一幢楼30套房

  周芳说她投资房产其实是很感性的,很少做什么理性分析。就像女孩子买衣服一样,凭感觉,喜欢就买过来了。

  此后,周芳把赚钱的主要目标瞄准房产。哪里有房展会、推介会,她都会去,留下信息,房产代理公司就会主动打电话给她。开始她只在温州买来买去,顺利做成三四套房后,她开始向外地发展。

  “我投资房产其实很感性,就像女孩子买衣服一样,凭感觉,喜欢就买过来了。”周芳当时本钱并不多,就选择投资一些起价较低的。暂时离市中心远一点也没关系,但必须是政府规划的热点地段。周芳做的第一个外地楼盘在江苏昆山。2001年,温州房价已涨得相当高了,五六千、六七千的样子。周芳一个熟人去昆山做生意,回来后跟她说:“昆山的房子挺美的,但房价很便宜,不到两千块钱。”周芳就带着另一个同事去了昆山。昆山离上海很近,绿化很好,台资企业比较多;而当时上海房价已开始上涨。周芳分析,昆山的房价也会涨,而且空间很大。

  “当时那个楼盘的房价也就是1800、1900,每套差不多都是一百多平方米。而且那里的政策非常松,每套订金只有1000块。而且时间差比较长,交订金后3个月左右才转‘大订’,那1000块钱是随时可以退的。而‘大订’也只有1万块钱,30套总共只要30万嘛。”于是,周芳他们一起包了一整幢楼。后来,每套房最少赚了两万。

  当时周芳他们带动了二三十人一起炒,有了点“炒房团”的样子。昆山算是初战告捷。到现在为止,周芳已做过十几个楼盘,北京、上海、青岛、海南、重庆、成都……基本上几个大城市都去过了。因为做得比较顺,带动了周围的一批亲友和同事,周芳就和别人组了一个代理公司。

  “其实这个公司说穿了很简单,就是我们周围有一批人买,有客源,另外我们也有房源,就像你说的,开始牵头组织‘炒房团’了,去外面看楼、组织推介会和房展会等等,从单纯的投资者成为一个专门从事这个行业的团队。”

  周芳说,喜欢“炒房”,也不仅因为能赚钱。“能够经常去外地,还能顺带游山玩水。”有一次周芳去海南五天,看房只有一天,剩下全是玩,房产商还提供补助。

  渐渐的,一些地方开始不欢迎炒房的温州人。在昆山,有人给市政府写控诉状,说温州人抬高房价,使得他们都买不起房。

  “有没有被人说是‘抬高房价’?”记者问。“有是有,但要看自己心态如何。”周芳说,“我觉得是房产商借温州人炒作,而不是我们在炒作,我们只是在寻找市场的契机。”

  温州炒房团一个有趣的特点是女性居多,最有名的就是“太太购房团”。对此周芳的解释是:“因为一般都是男人办实业、做生意赚钱嘛,太太们就去投资,钱生钱。”

  周芳感慨:“其实我觉得温州人炒房,大多数跟我一样,感性因素多,没有太多理性分析和所谓‘运作’,有时甚至挺盲目的。有一次我去福州看房,大巴车在门口停着,几个同行的温州人进去买房,跑进去跑出来,就一个小时,成交了十几套房子。你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们能考虑什么。”

  可是,炒房真就这么简单吗?为什么偏偏温州人到的地方,房价就会涨上去?周芳说:“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土地稀缺等因素。当然,投资者的到来,也可能带动了房价的上涨。很多地方都是温州人一去,房产商全体员工列队欢迎,还在外面放鞭炮,挂出‘欢迎温州购房团’的标语。媒体也配合啊,我们去福州时,就看到媒体好几天都在讨论:温州购房团来了,它的影响会怎样?它的购买力是多少?不管你的分析怎样,但分析得多了就会不断给人一种印象,并让大家产生一种恐慌的心理,正合开发商的意愿。”

  但渐渐地,一些地方开始不欢迎炒房的温州人。在昆山,有人给市政府写控诉状,很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都在上面签名,说温州人抬高房价,他们都买不起房。不久后,当地政府出台政策,限制温州人贷款买房。“当时我们的几十套房本来都要做按揭了,突然一瓢冷水泼来,于是就一直拖在那里。开发商一直催我们,也想了一些手段,比如让我们一次性买啊,或分期付款啊,但我们都没考虑。你想想看,一次性买要多少钱啊!后来还是开发商去想办法,让我们办了按揭。”

  现实心态赶在泡沫破灭前把钱赚足

  说实话,我们也感觉现在的房地产业有泡沫。温州现在这么高的房价,我们真觉得有些恐慌,真是“泡沫来了”那种感觉。

  谈到宏观调控,周芳觉得中央的决心很大,但现在她对这件事跟自己的关系还看不清楚。“肯定是有影响的,只是目前的影响还不特别明显。”

  针对炒房团,有些地方政府先后出台过限制性措施。说起这些措施,周芳的态度很不以为然。“有些地方政府用很简单的政策限制炒房,很难有效。比如杭州就曾规定,如果你买房后转手产生差价的话,要交20%的税。他们打算以此限制炒房,但相当不成功。你想想看,如果我手里有房,证明我手里有资源,你要想从我这里买房,那好,20%的税你来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政策反而加重了买家的压力,抬高了房价。”

  “我个人感觉,整个国家宏观调控的目的之一,是要把投资者炒作的欲望和热情度压一压,不让大家盲目炒作。”周芳说,“说实话,我们也感觉现在的房地产业有泡沫。温州现在有个楼盘,房开(房地产开发商)的价格推算出来要每平方米12500元。温州原来的房开价都是八九千、八千以内这样子,还从没有一个房开价突破1万的,它突破了一个底限。这么高的房价,我们真觉得有些恐慌,真是‘泡沫来了’那种感觉。”

  已感受到“泡沫危机”的周芳不是不担心,但起码到目前为止,她还不打算放弃炒房。周芳认为,“我觉得这个周期肯定要持续一段时间,还能赚到一点钱。”说到这里,周芳沉吟了一会:“如果房产泡沫在三年后破灭,那我们就要在一年内把钱赚足。”但她同时还是流露出了一些担心,“楼还是想炒,但不希望自己是那倒霉的最后一个。”

  记者手记——炒房的是非功过

  2004年,关于是否存在“泡沫”的争论成为房地产市场一个贯穿始终的话题。

  被媒体称为“炮轰温州炒房团第一人”的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尹中立认为,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是相同的,都需要来自政府的强有力的监管。如今,温州炒房团已成为了一个“靶子”,但这种问题在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因为所有资本都在关注这个机会。如果我们出现政策失误,巨额的资本将造成全国范围的房地产泡沫。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无论外界舆论如何,以“炒房团”整体形象出现的温州人,挺身而出为自己群体说话的人却很少。他们只是留意地听着,琢磨着,同时赚钱,并想办法让自己在大气候的变化下依然赚钱。

  他们中的一些或许没有渊博的经济学知识,也缺乏理性分析的头脑,有时甚至显得盲目;但凭着对市场的某种敏锐感觉和敢于一搏的胆量,他们寻找着一切可令财富增值的机会,并义无反顾地向前冲。

  人们常把市场调节的影响比成一只“看不见的手”,那么,温州炒房团或许就可以比作那只“手”在人们视野中投下的“影子”。在这“影子”被捕捉到之后,南京、杭州、上海等地方政府曾先后出台了多项限制房地产炒作的政策。但这些措施似乎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或许正像尹中立所说:已形成上升趋势的房地产价格对炒房者形成了巨大的利润诱惑,在这种诱惑面前,一般性的调控政策恐怕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温州市委书记李强曾对媒体表示,房子既然是一种投资对象,又在法律许可范围内,那么炒房就没有对或不对。资本必然去追求它的利润最大化、增值最大化,哪里能增值,资本就到哪里去。温州人到外地把房价提高了,对老百姓不好。但当地政府应该从另一个角度去反思:是不是因为当地的政策还有漏洞让别人可以钻?对炒房这个现象,当地政府应该在更好的持续、协调发展的基础上采取科学的措施。

  无论怎样,温州人的炒房行动引发了全社会对“房地产泡沫”的思索和争论。正像有人所说的,抛开“炒房”的具体是非功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炒房团其实可以看作是中国地产暴利的“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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