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实习生全体走人？”今年3月，听到这个消息，上海某高校的大三学生李丰（化名）十分诧异，但又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庆幸：尽管春节前进入联合利华的市场部实习，但李丰已在2月就主动申请离开，去寻找新的实习机会。

　　而李丰的同学周烨（化名）则打算坚持实习直至暑假，裁撤实习生的消息让她心里没底。周烨所在团队的“老板”表示，如果裁人会争取把她留下，因为她负责的工作难以替代。据周烨所知，联合利华约200个实习生，他们负担着各个团队包括财务在内的工作。

　　4月来临，周烨相识的实习生陆续接到了被通知“走人”的电话，裁撤全体实习生似乎不再是一个愚人节的玩笑。“

　　周烨了解到，实习生的工作将交给团队里的管理培训生负责。实习生们已经离开了大半，周烨也马上交接了工作。有点灰心的周烨听到了“老板”的安慰：“那么多实习生一走，对繁琐的财务工作有影响，说不定很快又要招实习生。”但周烨以后不打算再到联合利华实习了。

　　周烨曾算过一笔账：实习生每人每天的劳务费是80元，如果真的裁掉200个实习生，每天节省16000元，半年下来大约200万元。周烨还听说公司是借压缩人力成本之机解决过去实习生可能带来的隐患。周烨告诉记者：“裁实习生又没有什么麻烦的，让走人，我们也只好走了。”

　　记者就联合利华大规模裁减实习生一事向该公司媒体事务负责人郑天慧求证，郑天慧告诉记者，要联系人力资源部门才能回复。记者再次致电时，郑天慧称，公司的新闻发言人在外出差，答复不了记者的问题，也不方便透露发言人的电话和姓名。

　　“金融危机下，企业招聘和接收实习生确实是碰到难题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广告学系主任程士安教授表示，企业在人力资源上压缩编制，“首先想到减少实习生，增加在职职工的工作量。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和成本控制上来说，这种方法是无可指责的。”

　　但她认为，企业一刀切裁掉实习生是一个下策。在危机时刻，如果用这样的方法进行成本控制，将对企业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会起到难以修复的负面作用。这个负面印象还会由被裁实习生扩散到相关群体，“再投200多万元的公关费、宣传费、品牌建设推广费，是不足以扭转回来的。”

　　此外，程士安分析，裁撤大批实习生会让外界得出这样的推论，200个实习生不可能全部是在可有可无的情况下随便招来的。一层一层来梳理，非常紧要的实习生还得留下来，如果一下子都裁掉，说明原来是非常随意的。“

　　程士安认为，即使压缩人力成本，也可以选择更合理的处理方式。在危机关口，企业要冷静，要合理地处理相关问题，逐步地解决。即便裁员，不能一下子裁，在裁的过程中反观自己企业内部的管理和对各种生产成本的控制，这才是合理的。

　　外资企业人力成本的压缩一直受到关注。日前，在实践管理研究会主办的人力资源论坛上，“国内企业似乎比国际企业做得更好”成为多数与会者的共识。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董静提到英特尔公司浦东工厂迁蓉事件，有英特尔员工称此举并非因为英特尔亏钱，而是压缩成本的举措。另外，有与会者赞赏阿里巴巴在寒冬中招聘5000名员工，公司高管减薪的决定。

　　外资企业招总体聘情况如何？程士安告诉记者，从复旦大学广告学系的就业情况来看，从去年10月到现在，各大外资企业都招人，只是招聘数量上压缩了。

　　最近董静走访了温州部分企业，令她印象深刻的是，一家做不锈钢的企业，由于去年钢材料大幅度降价，这家企业1个月里的损失就超过了1亿元，当时地方政府和银行都很紧张，而那个企业家说：“我是在亏钱，但我亏得起。我前两年钱赚太多了，现在把包里的钱拿出来再补上去，我就不相信这个危机一直会持续。我怎么会关门呢？这个厂是我辛辛苦苦一辈子打拼的家业。”

　　此外，董静的学生发现复星集团在网上公布的招聘人数由400人改为了800人。她接触了复星集团的人力资源部门，对方表示：“现在企业有困难，毕竟还有余力能够应对，现在想的不是降低成本的问题，而是下一步发展的问题，而一旦看到发展，相信中国的发展，就不会在这驻足不前了。”

　　董静认为，每个企业的情况不太一样，有一些确实遇到困难，想的主要还是生存，怎么降低成本渡过难关。还有很多企业，一样处在危机里面，但是它手头可用的资源的程度不一样，是往前看更多一点。

　　董静认为“内外有别”是由于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的决策体系不一样：“民营企业员工和老板距离很近。这是他的事业，精心发展起来的，就根植在本土的土壤之上，除了经济利润的计算之外，还有很多的因素也在他考虑的范畴里面，这也是一个成本收益的问题。外资企业可能不一样了，尤其越大的外资企业，它的决策受到股东的影响很大。国外的股东不知道、也不关心你中国厂里的某某员工，家里有几个孩子，经济生活有多困难。决策性质、决策机制、决策者不一样，最后对危机时候处理困难，做出决策是不太一样的。”

　　程士安告诉记者，“内外有别”和我国的政策相关：“我们国家对当地的国有大企业或者一些大型的民营企业是有要求的。特别是上海市，比如说裁员到一定程度或者招聘多少是需要上报给政府的，政府通过这个途径来限制裁员。”

　　程士安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矛盾的平衡：“因为从企业的生存角度来说要压缩成本，就要裁员或者不招聘。但这个问题推广到社会以后，社会的这类人群多了，减少了社会的消费，反过来也压缩了企业的生产需求，这涉及到宏观的产业链的问题。就像发放消费券一样，刺激消费，加大生产，加速流通，整个转起来。如果企业能在控制其他成本的同时，减少裁员，同时适当地增加一些新的员工的话，劳动力问题相对稳定，那就有一定的消费能力了。宏观控制是说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这个政策就逼着企业从各方面去压缩成本，比如通过技术革新减少原材料，通过减少生产的开支，而这方面我们无法对外企有特殊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