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一年，房玄龄、魏征呈报厘定的新礼138篇，世称贞观礼，唐太宗李世民下诏实施，距离贞观法典的公布不过两个月。
礼，并不具有罚则，也不会有公权力加以强制执行，为什么李世民在法典刚公布又急着公布礼典呢?这对中国式管理有什么启发?
国内最负盛名的社会学大师费孝通说中国是“礼治秩序”，谈中国企业治理，就不能不谈“礼治秩序”。礼治是相对于法治以及人治的，西方学者常误认中国人“不重法治”，所以是一个人治社会。费孝通却以为大错特错，乡土中国并不是以“魅力型领袖”掌握大权，以权治理就可以维持秩序的，而是有一套礼，不成文，但大家都要遵守。族中家长或村中长老也要依礼裁决，社会秩序才能维持。礼不同于法，因为它不具文，也没有政府公权力强制执行。礼也不同于道德，它不必然有普遍性，可能只是反映了一地的文化或十分细琐的社会习惯，但它往往是中国人的普遍道德观，如三纲五常、忠君孝亲等并重。礼成为了乡土中国的非正式规范，不具法律效力，却有强制功能，不但形成个人的良心吁求，“克己复礼”，自我节制，也会形成舆论的压力，“千夫所指无病自死”，更在人际冲突发生时，是大家协调或裁决时心中的一把尺。
管理中国企业需要法规与制度，但中国人却不喜欢“苛法”，更不喜欢“法网太密”，所以法要轻省，要能执行，还要“不入家门”，给人私密与自由的空间，于是法所规范不到的地方就要依礼而行。那么，什么是礼? 我曾强调中国式管理应该法情并重，礼的背后其实就是人情，另一方面，礼也在规范着人情该如何表现出来。
唐初名臣王珪的儿子娶了唐太宗的女儿南平公主做媳妇，公主婚后不侍奉公婆，王 却说，如今主上英明，一举一动都遵守礼法，我要公主侍奉岂是为了我个人的荣誉，更是为了成全皇家的美好名声。所以南平公主端水捧果侍奉公婆，并为以后公主下嫁立下规范。
这里，礼表现了人伦，也就是特定关系应有的相处之道。南平公主不因为有权力就废了中国社会婆媳相处的规范，同样的，在企业内，老板对员工也不能只是用权力颐指气使，要为之父为之师，所以要尊重父子之道与师生之道，对高阶主管要待之像朋友，所以要遵守朋友之义。在外头做生意，多多少少都会被包装在人情交往之中，交易也要交朋友，虽然仍是以利益交换为主要考虑，但必须兼顾“朋友有义”。这就是礼。
李世民一次想娶一个小老婆，魏征听说这个女孩已经受聘知识分子陆爽为妻，立即上疏劝阻，李世民大吃一惊，马上亲写诏书，深自责备，立即停止册封。皇帝要“抢民女”做小老婆本来毫无困难，但抢了知识分子的妻子却不合其礼，所以魏征一提醒，李世民马上停止，而且下诏罪己。
这个故事中，礼表现在尊重“人之常情”中，做人不要太绝，做事留个余地，为人留点面子，甚至为人做点面子，都是中国人的人之常情，人同此心，所以要将心比心。这有其在中国社会中的普遍性，虽不是道德要求，但守礼的人却会注意这样的人情事故。在唐初，士族门第是很顾全其门面的，因此守礼就要保持“顾人面子”的同理心与“里有殡不巷歌”的同情心，好皇帝如李世民也不会只逞私欲，不顾别人情面的。这也是礼。
唐太宗的父亲开国之君李渊死了，他想表达孝心将李渊的墓建成九丈高，但不符合白虎通义中规范的墓高只该二丈一的“礼”，所以下诏群臣议定，结果虞世南总结群臣意见提出，前汉开国之君刘邦墓高九丈，太高，二丈一又太低，后汉开国之君刘秀墓高六丈，所以谏请以刘秀墓为准。李世民批准。
这里，礼表现为一种不成文的惯例，也是大家取得共识的基础。中国组织经常由精英集体治理，集体决策，大家守礼是和谐达成共识的基础。在一个规模小、人人可以相互认识的公司内，中国人不喜欢订定法条，而宁可保持弹性，有协商空间，并尽量取得共识。在规模大的公司里，制度与流程变得十分重要，但中国人依旧喜欢保留空间以求弹性，这个空间是可以协商变通的范围。然而协商与取得共识的过程要依礼而行，魅力型领袖以权力就“摆平”一切的情况并非常态。换言之，礼在中国人的公司管理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也是中国人建立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一。
中国式管理其实强调守礼重法，只是礼经过两千年发展失去了其精神，变成了教条，成了五四运动里高喊的“吃人的礼教”，所以，好像不守礼才“反传统”，才“现代化”，年轻人也“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才够时髦。现在，电视连续剧中，商场风云里的英雄表现的都是英明果决，独断而行的一面，西方引进的管理著作，又充斥着韦尔奇、戴尔与盖兹等经营之神的传记，好像企业领袖就要雷厉风行，展现出个人魅力。英明有远见，决策够果决当然重要，但在四项可信赖行为—能力果效、公平一致、诚实开发与互惠忠诚中，这只是第一项而已，其他三项在中国社会中却要靠守礼重法来表现。果决独断的领导人在中国历史上少有成功之君，有的多是亡国暴君，如北齐的高纬及北周的宇文 之流，开国明君、雄才大略如李世民者，治国一样靠的是守礼重法。
谁说中国是人治社会?中国式管理强调的是礼法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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