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十六帝，没有死在京师，而是客死他乡的只有一人，即明成祖朱棣。朱棣客死的地方叫榆木川（今内蒙古海拉尔），故称“榆木川之变”。

从史料记载看，朱棣不是暴死，而是一天天病死的，有一个过程。作为大明帝国的主宰者，朱棣记挂的事情很多，牵挂的人也很多，故临终前心事重重，说了不少话，也对后事做了交代。在这些话中，有一句话虽然只有五个字，但很值得玩味，“北征……还至榆木川，帝不豫，顾左右曰：夏原吉爱我”。

这一句话，见于《明史·夏原吉传》。夏原吉是谁？朱棣临终前，为何说“夏原吉爱我”？二人究竟什么关系？

夏原吉是明初杰出的政治人物，历事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朱棣时官至户部尚书，执掌户部二十余年，是大明帝国的财务总管。

把帝国的“钱袋子”交给夏原吉，足见朱棣对夏原吉非常信赖。事实上，夏原吉干得非常出色，特别实在“发卒八十万问罪安南、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北都宫阙”三件花费惊人的大事上，统筹安排，精打细算，“悉心计应之，国用不绌”（《明史·夏原吉传》），可谓兢兢业业，履职尽责。

迁都北京后，朱棣几乎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了北征鞑靼上面，且不顾疾病，不辞劳苦，几次御驾亲征。之前，很多官员、近臣、医官劝朱棣不要兴兵，理由五花八门，有的说将士疲惫，有的说龙体欠安，有的说军饷不足。

出于对帝国和军民的关爱，也出于对朱棣的关爱，夏原吉也加入了劝谏行列。作为户部尚书，夏原吉深知，征安南、下西洋、建新都三件大事之后，国库空虚，军民疲惫，不宜再穷兵黩武，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战争；作为心腹重臣，夏原吉也知道朱棣身体不好，常年风湿病痛，不宜远征，以防发生不测。

因为考虑比较全面，夏原吉的劝谏应该说是极有说服力，“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乞遣将往征，勿劳车驾”（《明史·夏原吉传》）。然而，朱棣北征心意已决，不但不听夏原吉的劝说，反而震怒之下免了他的官职，抄了他的家，将其下狱。

一腔热血，一颗忠心，换来横祸，夏原吉够冤的。事后，朱棣两次御驾亲征，“明年北征，以粮尽引还。已，复连岁出塞，皆不见敌”（《明史·夏原吉传》），两次无功而返。北征期间，朱棣因“出塞已久，人马俱劳，虏地旱寒”（《明太宗实录》），最终病倒在班师途中，后历“榆木川之变”而崩。

人，在经历挫折后才明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的道理。作为皇帝，朱棣也不例外。在最后的日子里，朱棣幡然醒悟，临终前才明白夏原吉劝谏时的良苦用心，但悔之晚矣，于是说出“夏原吉爱我”的话来。

朱棣临终前说“夏原吉爱我”，应该有两层意思。其一，朱棣嘴上没说，但心里已经认错了；其二，朱棣留下这句话，就是为夏原吉平反。

朱棣驾崩的消息传到北京，太子朱高炽“走系所，呼原吉，哭而告之。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令出狱，与议丧礼”（《明史·夏原吉传》）。

夏原吉官复原职，朱高炽仍觉得对不住他，进少保，兼太子少傅，食三禄。夏原吉坚决不接受，最后只接受了二禄。鉴于夏原吉是魏征似的谏臣，朱高炽送了他一块四字银章——绳愆纠缪，赐予他纠正皇帝执政错误的特权。

朱棣雄才大略，这无可厚非，但凡事应该量力而行，不能由着性子。夏原吉作为臣工，作为心腹，已经冒着被免职、被抄家，甚至被砍头的风险，在劝阻朱棣北征的问题上尽了最大努力，但无法拉回朱棣任性刚愎的决心。朱棣与夏原吉只是君臣关系，但夏原吉对朱棣是关爱的，这种爱叫作“忠君爱国”。（刘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