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9月18日李鸿章于天津设立电报总局,架设天津、上海间电线,次年年底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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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迭次降革处分,并赏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 在湖广总督任上,李鸿章一度奉命入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被参案。他和吴棠是在皖办团练时期的“金石至交”,又深知慈禧对吴“圣眷颇隆”,因此曲意回护,以查无实据结案。会武昌后,于同治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尚未成行,复以甘肃回民起义军入陕,清廷因左宗棠远在平凉不及兼顾,又改命援陕。但李鸿章实在不愿与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七天后,因天津发生教案,列强军舰麇集大沽口,奉密谕“酌带各军克日起程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匆匆赶赴直隶。
  后因成功调解天津教案,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旋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同治十一年(1872年),加授武英殿大学士。自此,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秉政达25年,参与了清政府有关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清廷倚作畿疆门户、恃若长城的股肱重臣。随着李鸿章地位、权利的上升,他一手创建出的淮军,陆续被清廷派防直隶、山东、江苏、广西、广东、台湾各地,成为充当国防军角色的常备军;而以他为领袖,由淮军将领、幕僚以及一批志同道合的官僚组成的淮系集团,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一个洋务派集团,并在其带领下,开始了中国早期的洋务——自强——近代化运动。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李鸿章不仅建立了一支用西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雇用英国人马格里会同直隶州知州刘佐禹,首先在松江创办了一个洋炮局,此后,又命韩殿甲、丁日昌在上海创办了两个洋炮局,合称“上海炸弹三局”。同治三年(1864年),松江局迁到苏州,改为苏州机器局。
  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今上海江南造船厂)。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今南京晨光机器厂)。同治九年(1870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另一个是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已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同治十一年(1872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现任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1875年)、江西兴国煤矿(1876年)、湖北广济煤矿(1876年)、开平矿务局(187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山东峄县煤矿(1880年)、天津电报总局(1880年)、唐胥铁路(1881年)、上海电报总局(1884年)、津沽铁路(1887年)、漠河金矿(1887年)、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1887年)、上海华盛纺织总厂(1894年)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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