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定律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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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 权大欺主定律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难解的结始终困扰着历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权大欺主”。
  历史上“权大欺主”的事屡见不鲜。楚成王儿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王僚;西汉末有王莽篡汉;晋有“八王之乱”;三国时期有曹操、司马昭擅权;隋有杨广弑父杀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宋有赵匡胤“黄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难”之变等等。
  在封建皇朝,存在着两种大搏弈。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皇储(太子)之间,另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权臣之间。皇帝和皇储,亲生骨肉,也会为了权力生死相搏。虎毒尚且不食子,帝王家庭内,却会上演父(母)杀子,子弑父,或兄弟相残的惨剧。皇帝和权臣间更有说不尽的恩怨。“君臣一日百战”,君权和相权较力,外戚或宦官擅权,朝堂和皇宫从来都是权术和阴谋的演练场。皇储和权臣是中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人物。说他们危险是因为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君王权力的威胁,他们自身也因此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状况有时会演变成危机,甚至发生大的动乱。
  如何防止“权大欺主”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最大的课题之一。
《左传》云“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这句话,清晰地勾勒出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其主要特征是“一级压一级”,形成一种压力—稳定结构。整个系统的稳定,取决于压力的梯度,越往上去,压力越大,权越重。根据韩非子的学说,处于这种压力结构最上端的君王,必须具有一种强大的“势”(以势压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势”,整个压力系统就会崩溃。一般开国的君王,熟谙权术,具有铁腕,拥有某种强“势”,下面的人摄于其“势”而不敢有非分之想。这种铁腕和强“势”,在其后人那里却难以为继,甚至出现像晋惠王这样昏聩的白痴,或像溥仪这样幼年登基的小皇帝,强“势”荡然无存,于是出现“强枝弱干”,“权大欺主”,“取而代之”。
  “权大欺主”是封建社会始终没有解开的一道难题。

no.2 包围定律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论及天下兴亡之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奸臣和小人,虽为人所不齿,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皇朝的灭亡,國家的劫难,往往与他们有关。
  《史记》中有《佞辛传》,《汉书》中有《奸佞传》,《新唐书》及其以后的《宋史》、《元史》《辽史》、《明史》等正史中都有《奸臣传》。奸臣在历史中的地位,史家不敢忽略。
  “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祸国“六贼”童贯、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桧,两面三刀的严嵩,无法一一列举。若能把他们聚集拢来,可以排列成大军,浩浩荡荡。只不过,这只大军不能用来上阵杀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围”。
  鲁迅先生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
  这就是包围定律。
  包围者不仅有奸臣小人,还有女人,像妲己、褒姒、以及文*中的白骨精。虽说“女色亡国”论是不对的,但坏女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却不容忽视。
  将一块磁铁投入沙堆中,磁铁表面便会粘上些许铁屑,磁铁吸引铁屑,是因为存在磁场。
  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包围”。包围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中国,有权力就一定有包围。
  权力越大,包围就越厚。
  一个皇帝周围,有三宫六院,无数的宫女(唐朝后宫宫女最多时可达数万人),无数的太监,无数的虎贲勇士,还有皇亲国戚,文臣武将。千军万马,铜墙铁壁,把一个“寡人”包围在当中。
  寡人心里高兴,就要走出去巡视。但即便他真的走到了田间地头,也得不到真实。因为“下面”的人熟谙蒙骗之术。一切场景都是事先精心安排好的,滴水不漏,皆大欢喜。
  鲁迅先生认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先生因此想作一篇《包围新论》,讲述“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
  我那时就很悲观,鲁迅也如范蠡一样,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居然想不出好方法。
  后来听说瑞典首相出门不带警卫,上班乘公交车。心想,答案就在这里了,包围是可以打破的呀。

no.3 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
  “毛”是个什麽东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麽会是“毛”?
  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那时的人,他们“笈”中装着的那份精彩只属于他们自己,独一无二。他们背负着它,走遍世界。他们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说服全世界。他们的思想像凌空而过的天马,高远而神奇。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喷涌而出。清泉汇集之处,是大海,激荡澎湃。
  秦以后的文人,他们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他们整日诵咏的是别人思想的片断。文人们没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马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於皮上的随风抖动的“毛”。
  文革时期,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正在思索和撰写一篇真正具有“独立见解”,与别人观点完全不同的大块头文章。我问他,“林彪说,我们这麽大的國家,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是什麽意思?这是说,所有人的思想,都要统一,最后只能有一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你现在不讲统一,反倒要独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如果说你写文章是要阐释某人的思想,那叫什麽‘独立见解’?”朋友甚感迷惑,终于没有写完他的“大块头”文章。
  秦始皇时代,确实有过一些活的不耐烦的文人,他们执着於“自成一家”,不肯统一,后来都被秦始皇送到“坑”里去了。自那以后,文人们都学了乖,知道“坑”的厉害,自觉地维护“统一”,不再闹独立性了。
  林彪的话,含有某种哲理。我们这麽大的國家,如果人人都固执己见,都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百人百性,众说纷纭,岂不是乱了套?千人敲锣,一锤定音。没有这一锤定音,千面锣只会敲出杂沓之音。
  我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统一了中国人的思想。不过,这件事的难度相当大。“车同轨,书同文,”做起来并不难。而要把这些十分固执的文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难奏其效。
  但秦始皇的做法过于血腥,后人诟病甚多,称其为“霸道”。到隋唐时代,使用的方法就先进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说秦始皇采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后则更多采用“胡萝卜”政策。应用科举的方式,使那些出身于豪门或是寒门的士子们都有了进身之阶。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甚於焚书。”说的就是这种“胡萝卜”政策的有效性和先进性。
  无论“大棒”还是“胡萝卜”,都只是外因。使知识分子变为“毛”的还有其内因。
  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我以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至少在我们中国不可以这样说。
  如果要用社会的良心去定义知识分子,中国文人的大多数都会被排除在外。
  许多人不喜欢“文人”这个词,甚至以为他是一个贬义词。把“文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没有甚麽大区别。一样的有七情六欲,一样的要食人间烟火。治国者为他摆下了盛宴,有“颜如玉”、“黄金屋”、“千盅粟”,他们怎可拒绝?自然就会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忠心。这是顺理成章的。当然,文人与普通人还是有一点区别,他们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为强烈。这些都是文人变“毛”的内因。
  在“内因”与“外因”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这种变化缘於一种不可抗的力,所以成为一种规律。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万人一律,没有哪个可以逃脱。
  举国一致,只有一个思想,欧洲人没有做到,我们中国人做到了,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必有弊,对于我们的成绩也须一分为二。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当然很好。只是要从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产生出像洛德、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决无可能。晚清以后的落后与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no.4 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内容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
  依常理来看,是有些奇怪。像王安石这样的改革家,诗文写得极好,富有智慧,怎麽也会犯一些不断被重复的简单的错误?
  中国的农民对此有他们自己的解释。在农村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上面的经是真经,都是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
  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经念歪?考其原因有二。一是和尚水平太差,不会念经;二是和尚故意要把经念歪。我以为后一种情形居多。
  在我们推行各项改革措施时,经常碰到的一种情形是,“两头热,中间凉。”中间热不起来,自有其道理。
    为甚麽和尚要把经念歪?为甚麽中间热不起来?皆因为中间的官员们认为改革不利于他们
  要官员去为供养他们的农民减轻负担,这是一个典型的逻辑悖论。
  在这个悖论中,最关键的是农民和官员之间的供养关系,假如去掉这种关系,悖论就不能成立。或者,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由中央财政给官员们以补偿,两方都不吃亏,“中间”也就没有道理再凉下去。
  王安石的变法,十分缜密,像“青苗法”之类,仔细阅读其内容,确实为农民考虑得十分周全。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样的殚精竭虑,最后却惹得民怨沸腾。
  是各级官员和胥吏在其中做了手脚,捣了鬼,把一件好事搅成一塌糊涂。
  吴思先生所说的“潜规则”,正是官员胥吏们的捣鬼之术。官员们捣鬼有术,他们不仅有“潜规则”,有时更是肆无忌惮,毫无规则,随心所欲。如老百姓所说,“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
  这里说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和尚要吃饭,一个是和尚会打伞,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和尚要吃饭是正常的,也是正当的,不给他们吃饭,或吃不到好饭,他们就会去“打伞”。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变法,成功的不多。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执行难”。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层官员手里,常常会走了样。批评者常常把矛头指向中下层官员。我以为虽然是中间环节出了问题,根源却在上面。表面上是一个“执行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设计问题。
  设计一个好的政策(比如说“青苗法”),同时也应配备一个好的“路线图”。在这个“路线图”中,必须把“和尚要吃饭问题”与“和尚会打伞问题”列入日程。不考虑并重视“和尚”问题,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楼阁。或者我们说,一个好的设计师,要想把他设计的好政策付诸实施,顺利推行,必须首先把“和尚” 安顿好,否则,“黄宗羲定律”就会不断重演。

no.5 五世而斩定律
  富贵人家,总是难以持久,是中国历史的规律。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有本事的君子,得了个好位子,挣了一大份家业,想把他千秋万代的传下去。但“五世而斩”,君子的梦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
  老百姓的说法,更加令人扫兴。他们说,“富不过三代”。
  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贫与富,是在不断地转换。也许这是一种自然的调节,自然的公正。
  为什麽富者不能恒富?富贵人家之所以会出败家子,我以为原因有四:
  一曰“骄”。
  八旗兵入关,满人成为统治阶级,拥有特权。八旗子弟一不务农,二不做工,对汉人有强烈的优越感。
  由“骄” 而“横”,一些贵胄子弟仗恃父兄的特权,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男霸女。
   二曰“奢”。
  八旗兵入关,大肆掳掠。许多人在战争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
  西方人拥有了财富,会把他变为资本,不断增值。我们中国的富人比较缺少这种进取心,尤其是一些新贵,有一种暴发户心态,喜欢彼此攀比,讲排场,一掷千金。像“石崇与王恺争豪”这样的事,是一种流行病,一直流行到今天。
  生于锦绣丛中的富家子弟,耳濡目染,他们的攀比和挥霍,更是青出于蓝。
  惟其如此,才有了五陵少年和八旗子弟。
  三曰“淫”。
  古人告诫我们,“富贵不能淫。”此处“淫”字之义,乃是迷惑与放纵。
  之所以有这样的告诫,是因为富贵能迷惑人,使人放纵。通常我们说,饱暖思淫欲。或者像现在人们所说的,男人有钱就学坏。有钱会使人们产生更多的欲望。外部世界又充满了各种诱惑。内部的欲望碰到外部的诱惑,两者一拍就合。
  已经成熟的男人尚且无法抵御社会上的各种诱惑,小孩子的自制力如何比得上男人?
  四曰“逸”。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有了更多的富人,富人子弟如何承继父业,已成为一个问题。解决富家子弟问题,我们的学者开出药方来是四个字,“加强教育”。像美国人,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和自尊精神。据说他们那边百万富翁的孩子也会利用假期去打工挣钱。
  一些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不是什麽教育问题,他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正是那样的社会,那样的传统,生出那样的孽障。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是一个社会问题。
  有晋人撰文说,某晋商家业兴盛达两百年,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定律。家业延续两百年,确实了不起。但两百年后又如何?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no.6 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转录如下: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
  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
  毛泽东一生,空前绝后,以他的眼光,审视历史,何以对这篇短文情有独钟?
  古人治国,由大乱到大治。毛泽东治国则反其道而行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把整个中国搞得如火如荼,水深火热。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否与《敌戒》中宣示的哲理有某种契合?
  千年大树,其里皆空。我们这个老大帝国,历经几千年,早已完全腐朽了。
  比较中国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欧洲大陆,自罗马帝国以后,列国争雄,就像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总有打不完的战争。一个國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必须励精图治。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主旋律是竞争。西方的政治、哲学,市场经济,都强调竞争。在他们的电影、游戏中,充斥着激烈的争斗场面。
  我国的历史与欧洲完全不同,自秦统一以后的两千年,几乎一直是一国独大的局面,周边没有任何一个國家的人口与经济实力可以与这个中央帝国“度长絜大,比权量力”。
  没有强大的敌人,失去了外部的压力,内部自然就腐化。未闻边塞号角,但见歌舞升平。自秦以后,皇朝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处于退化之中。
  正是这种历史环境长期地作用,使中国人鸩於安乐,不思进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把他造成鞭炮,用于喜庆娱乐之中。西方人却把他造成武器,使人类的战争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
  没有了竞争的压力,也就失去了不断创新进步的动力。
  当今世界,美国人横行天下。是三次大战(两次热战一次冷战)造就了美国人之“横”。
  中国人讲究“中庸”,讲究“和为贵”,这是我们的哲学,我们的传统。热爱和平是一件好事,但前提条件是不会有别个打进来,亡了国。
  我不是法西斯式的好战分子,对于阶级斗争那一套更是深恶痛绝。但我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们中华民族要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定要克服我们千年之惰性,振奋民族精神,从容面对当今世界的挑战和竞争。
  梁启超鼓吹《少年中国说》,“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霹雳之声,撼人心魄。

no.7 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转录如下: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
  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
  毛泽东一生,空前绝后,以他的眼光,审视历史,何以对这篇短文情有独钟?
  古人治国,由大乱到大治。毛泽东治国则反其道而行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把整个中国搞得如火如荼,水深火热。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否与《敌戒》中宣示的哲理有某种契合?
  千年大树,其里皆空。我们这个老大帝国,历经几千年,早已完全腐朽了。
  比较中国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欧洲大陆,自罗马帝国以后,列国争雄,就像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总有打不完的战争。一个國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必须励精图治。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主旋律是竞争。西方的政治、哲学,市场经济,都强调竞争。在他们的电影、游戏中,充斥着激烈的争斗场面。
  我国的历史与欧洲完全不同,自秦统一以后的两千年,几乎一直是一国独大的局面,周边没有任何一个國家的人口与经济实力可以与这个中央帝国“度长絜大,比权量力”。
  没有强大的敌人,失去了外部的压力,内部自然就腐化。未闻边塞号角,但见歌舞升平。自秦以后,皇朝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处于退化之中。
  正是这种历史环境长期地作用,使中国人鸩於安乐,不思进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把他造成鞭炮,用于喜庆娱乐之中。西方人却把他造成武器,使人类的战争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
  没有了竞争的压力,也就失去了不断创新进步的动力。
  当今世界,美国人横行天下。是三次大战(两次热战一次冷战)造就了美国人之“横”。
  中国人讲究“中庸”,讲究“和为贵”,这是我们的哲学,我们的传统。热爱和平是一件好事,但前提条件是不会有别个打进来,亡了国。
  我不是法西斯式的好战分子,对于阶级斗争那一套更是深恶痛绝。但我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们中华民族要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定要克服我们千年之惰性,振奋民族精神,从容面对当今世界的挑战和竞争。
  梁启超鼓吹《少年中国说》,“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霹雳之声,撼人心魄。

no.8 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他的个人品质却非常糟糕。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
  杀文种的时候,句践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
  有七种方法灭吴,应当很有智慧,却遭了句践的毒手。
  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於一死。
  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能够吟诵《大凤歌》的汉高祖,也是小鸡肚肠。依赖韩信的军事天才,夺得天下。原说是与韩信“共天下”的,后来非但不“共”,还要了韩信的命。
  倒是张良聪明绝顶,托言辟谷,躲到深山里去。刘邦一死,张良的辟谷秀也就谢了幕,照旧吃饭。
  说到杀功臣,狠毒莫过于朱元璋。当年帮他打天下,战将如林。后来朱棣南下,朝廷居然派不出得力将领去带兵。幸好不是北边的蒙古人打过来,否则朱姓的江山,传到第二代也就败了。
  赵匡胤说,“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得了天下,却又睡不着觉,夜夜失眠,竟为何事?
  天下汹汹,想要南面为王的野心家何其多。就是咱自家,当年“黄袍加身,”不也是个野心家?如此说来,野心家就睡在我们的身边。
  老是疑神疑鬼,睡不好觉,搞得神经衰弱,以为真是狼来了,于是起了杀心。
  这是一种思维定势,世人无论是谁,只要坐(抢)到这个位置上,总会不由自已这样去想。原本抢来的东西,难保不被别个抢去。所以,历史上兔死狗烹之事不断重演,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文革时期,我是一个逍遥派,一个观棋不语的看客。看来看去,看得多了,心里就非常佩服范蠡这个人。
  那些造反派,开始时受压,可怜兮兮的。后来得势,内部就分为许多派别,彼此争斗不休。
  几乎没有例外,一旦外部的压力消除,内部立刻就分化。
  人为什麽会是这样,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现在这些做生意的人,若是几个人合伙共同创业。开始的时候,兢兢业业,在艰苦环境中共同拚搏,尚能齐心协力。一旦家大业大,有了丰厚的利润,就会生出异心。彼此猜忌、龃龉,终至于分道扬镳。
  难道人的天性就是这样?
  后人把范蠡的这个定律表述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自古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no.9 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冯梦龙)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为什麽事态会如萁子所言,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普希金的伟大,因为我们都很喜欢他的那个《渔夫与金鱼的故事》。那个丑陋的老太婆,最初只不过想要一个新木盆。第一个愿望被满足之后,第二个愿望接踵而来。一个接一个,胃口越来越大。最后的结果,仍旧只有一只旧木盆。
   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
   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这里所说的商鉴,究竟要我们鉴什麽?
   其一,一定不能有“第一次”。
   第一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双筷子或一只木盆。只是大坝一旦决了口,洪水便会一泻而下。
   看一看那些贪官,只要收了第一笔贿金,以后的事便不由他了。
   只是,人的意志力是多麽薄弱。一旦坐上权力的交椅,有几个人能拒绝这第一次?
   其二,整个过程是“进行性”的。
   “进行性”一词是我从医学书中借用来的。像癌症,就是进行性的。不断地发展,不会中止,也不会逆转,一直进行下去。
   殷纣王身边,虽有比干和萁子这样的贤臣,却无法劝阻他。依靠臣下的劝阻来制约至高的皇权,其有效性显然不足。所以,事态的发展有其必然性。
   其三,“其亡也忽焉”。
   《左传,荘公十一年》:“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里的“忽”字,意为迅速,突然。
   洪水溃堤,转瞬之间,一泻千里。
   李自成打进北京,一生事业达到巅峰。由巅峰而至于落荒而走,大起大落,也在转瞬之间。
   殷纣王之后,两千多年,有周幽王、秦二世、陈胜、王莽、陈后主、隋炀帝、黄巢、朱温、李煜、李自成、洪秀全、蒋介石等,“其亡也忽焉”,何其多。
   殷纣王,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国之君,他给后人留下了什麽?留下了两个字,“殷鉴”。
   无法节制的权力+无限膨胀的贪欲=殷鉴不远。
   黄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的窑洞中向毛泽东提起“其亡也忽焉”这样的历史规律,因此,有人将这个定律称为“黄炎培窑洞定律”。

no.10 朋党定律
唐穆宗时期,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以李宗闵、牛僧孺为首的科举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两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倾轧达四十年,史称牛李“朋党之争”。
  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党(派)争”持续不断。
  西汉有外戚、宦官作祟,东汉有清议党锢,魏晋南北朝有士族门阀,唐有刘李党争,宋有“元祐党人碑”,明有东林党、宣党、崑党,清有帝党、后党,国民党内有黄埔系、cc系、政学系等。
  各朝各代,都有朋党、帮派,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朋党现象,有其社会根源。
  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他是一个宗法社会。
  一部《红楼梦》,其隐含的意义,不是什麽反封建。《红楼梦》用一个凄绝动人的爱情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古代宗法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运行特点。荣宁二府,是一个大的(宗族)家族。像一棵大树,有主干和旁枝。“亲不间疏,后不僭先。”有规有矩。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互相倚持,结为势力。更有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彼此回护。构成一个复杂的体系,盘根错节。只有明晰了其中的脉络,才算真正读懂了《红楼梦》。
  中国宗法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盘根错节。
  一个人立于社会,并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亲戚关系、乡党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徒)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帮会关系、同志(道)关系等等。
  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人的社会资源。聪明的人,运作得好,前途无量。
  无论处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都能见到中国人在忙着拉帮结派。像一个个勤奋的蜘蛛,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网络。
  网络越大、越结实,捕获就越多。
  现在说打贪官,须先搞清楚,贪官后面的保护伞有多大,前后左右铁杆关系有多硬。否则贪官打不到,反倒捅了个马蜂窝。
  对于中国的朋党现象,自古以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褒贬不一。持否定观点的人认为,“结党营私”。宋朝欧阳修却认为,“小人无朋(党),惟君子则有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常常结为宗派,十分自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许多人对此十分忌讳,刻意回避,讳莫如深。其实大可不必。
  像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公开承认,“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倒是日本人比我们痛快,他们的政党内部就分为不同的派别,公开活动,堂而皇之。这是日本国内政治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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