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莫砺锋（南京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在莫砺锋看来是“时代的误会”——“学术是一个薪尽火传的过程，前面都是很好的柴火，烧到我们这时，只有几根稻草，但好在火还没灭，还能把它延续下去，烧到后面又是熊熊大火”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28期

文 | 特约撰稿 朱圆 发自南京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全文约4707字，细读大约需要12分钟

莫砺锋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南大人文社会学科资深教授。他是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师从文史大家程千帆。代表作《江西诗派研究》《朱熹文学研究》等。2019 年出版《莫砺锋文集》，是其作品首次结集出版 图/牛华新

1978年夏，时任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叶子铭受校长匡亚明委托，到武汉大学接洽程千帆的调动事宜。到武汉后，他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在一间小渔村边的破屋里找到程千帆。这位文史大家当时65岁，已办完退休手续，是一名普通的街道居民。

1979年9月18日上午，莫砺锋与徐有富、张三夕第一次叩开程千帆的家门。年龄差达到10岁的三人，是程千帆重掌教坛的第一届研究生。

程千帆告诉他们，今年有四十多人报考他的研究生，许多考生事先写信，寄来各种文章、学习笔记，甚至有人带了礼物上门求见，可他们三人连一封信也没给他写过。莫砺锋以为这下要被责怪了，没想到老先生微笑起来，说，“这很好！”

往后，莫砺锋闻得程千帆的教诲不可胜数，却是这句并无深意的话，最为长久地镌于他的脑海。

这幅两代学人交集图，映照了一个年代的开始，成为中国学术史与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错位

常有人把莫砺锋名字的含义和“宝剑锋从磨砺出”联系在一起，其实恰好相违。“当年先父为我起名‘砺锋’，是连同‘莫’这个姓氏一起考虑的。先父一心希望我愚钝得福，故嘱我切勿砥砺锋芒。”

1949年4月，摇晃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倏然坍塌。莫砺锋于同一个月在无锡出生。不久后，他随父母到了苏州小镇。自幼受母亲影响，他如今还带着点无锡口音。念完初中，他顺利考入苏州高级中学——这所“明星学府”早莫砺锋一年毕业的1965届光一个高三（5）班就有五人考取清华。贫寒的莫家对温饱生活的憧憬都寄托在长子莫砺锋身上。他在草表上把志愿填好了：第一是清华的电机系，第二数力系。

“现在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改革高考制度的通知——”1966年6月中旬的一个傍晚，高音喇叭中传出的高亢男声，粉碎了大大小小的冀望。莫砺锋在江南和淮北的乡下度过了19到28岁的年华。下乡最初的日子里，他未忘情于数理化，但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说读进去了那是自欺。他只好将相关书籍一股脑儿送进了废品收购站。

农闲时分，不少知青下棋打牌，或抽烟喝酒，莫砺锋只将手头的几十本书翻来覆去地读，王力的《古代汉语》、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胡云翼的《宋词选》……上千首古典诗词和几百篇古文，悄无声息地填补起当时的空虚，也将他的未来引向了一条全新的轨迹。

恢复高考后，莫砺锋在安徽大学英文系读了三个学期，便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跟随程千帆攻读唐宋文学。他分别用两年多时间，完成了硕士、博士学习。

上世纪30年代，民国政府开展学位教育，因抗战、内战、院系调整及后来的各种运动而延迟，直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位制度才真正步入正轨。入学典礼上，匡亚明说，“国家正在考虑设立学位制度，接下来我们就要培养硕士博士了，希望在座的研究生们争取成为第一批硕士博士。”

彼时，莫砺锋和其他同学一样，在台下听得懵懵的，弄不清怎么回事，也全然没料到五年后自己会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莫砺锋认为，这完全是一个“时代的误会”，由于先天不足，他们这辈人很难出大学者；他们的使命，毋宁说是继往开来，“学术是一个薪尽火传的过程，前面都是很好的柴火，烧到我们这时，只有几根稻草，但好在火还没灭，还能把它延续下去，烧到后面又是熊熊大火。”

2008年10月12日，莫砺锋教授（左）正在为同学签名留念

薪传

在莫砺锋毕业前，中文系没有招第二个博士。程千帆便不再专门开课，只请他到家里谈话。莫砺锋带博士生，也很看重和学生每两周一次的讨论。还未制度化的研究生培养，颇像手艺人带徒弟，洋溢着个性。虽不可复制，莫砺锋还是希望能留取其中的精髓，毕竟文学研究者更不应千人一面。

程千帆还请来周勋初、郭维森、吴新雷三位学者当助手，组成了指导小组，四人管莫砺锋一个。虽然唐宋诗歌是研究对象，程千帆开出的书单里却全是唐宋前的典籍。每一本书读完，需写成读书札记或论文，交由负责的老师批阅。那些读书札记，莫砺锋依然保存着，上面有程千帆的批语，有的则是其他三位老师写了批语，然后程写一个“阅”字，再签上名。

让莫砺锋感喟不已的是，自“反右”起，程千帆在养鸡喂牛中蹉跎岁月20年，晚年复出后却将培养学生置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上，对学生的教导，也始终包含学术与教学两个方面。几年后莫砺锋接过程千帆的班开讲“杜诗研究”课，数次更换较大的教室以容纳更多听讲的学生，程听说后特地召他前去，慰勉有加。莫砺锋在老师身上领悟到，从孔子开始，优秀的学者与优秀的教师便是一身二任的，正是这种特征使中华传统文化得以生生不息。

由博士生导师到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莫砺锋近年来多了一个比较特殊的身份：唐诗宋词的导游。忙于钻故纸堆，他总感到心里有点遗憾，又有几分愧疚。遗憾在于论文的学术规范容不下读诗时所受的感动，愧疚的是自己的成果与大学围墙外的人们毫无关系。现在，他花去差不多一半的时间走出书斋，为他爱的诗词、诗人写普及性文章、演讲、参加群众读书活动。

他曾三次走上“百家讲坛”，向大众讲述“诗歌唐朝”、“白居易”、“杜甫草堂”，讲稿后被整理出版。读者们热情的来信触动了莫砺锋，“古典文学的作品如果没有让现代的普通读者感到有意义，没有让大家都来接受，我们的研究工作从根本上说价值不大。”他深信，阅读第一等襟抱的诗人的第一等真诗，会使现代人从浑浑噩噩的昏沉心境中蓦然醒悟，从紫陌红尘的俗境中挣脱。

2005年，《莫砺锋诗话》写成，可看作他对普及读物写作的初次自觉尝试。这不比写论文轻松。后来在写“非戏说，非专著”的《漫话东坡》时，为了弄清到底是谁最早把“韩海苏潮”这句话变成“苏海韩潮”，莫砺锋在香港浸会大学的图书馆里钻了整整三天。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傅杰认为，“现在常见的古典普及工作有两种：一种是专家做，但不少专家做普及时，相对是敷衍的。还有一种更糟糕的是非专家来做，他本来不是研究这个的，因为市场行情看涨，什么东西红了，他就讲什么东西，讲得好的也就限于常识，讲得不好的就会有很多似是而非甚至错谬百出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特别需要莫老师这样真正的专家，来从事古典普及工作。”

涵咏

“我基本上只读自己感兴趣的书，只愿意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对象，所以从未想过要对唐宋诗歌有整体的把握。”秉持这种理念，莫砺锋的著作鲜有宏观论述的“大部头”，研究心得往往以单篇论文形式呈现。

他也感到过困惑，“看别人都有大部头的书出来了，很热闹，我好像没做什么，好像很落伍，但后来我想想，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我也写不好那些东西，又何必为此痛苦？我觉得学术研究不应该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既然痛苦，那何必做这件事呢，我还是想顺遂自己的个性，这样就比较愉快了。”

孙立尧1998年跟随莫砺锋读博，是莫单独指导的第一届学生。他评价老师的为学，是很正大、传统的一种学问。“看它（《〈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标题很新奇，但实际上文章里面是很平实的考证。他追求一种比较深厚的积淀，从里面生发出一些内容出来。”

“正大”蕴含的另一层意思是，莫砺锋关注的研究对象基本是大家，如杜甫、苏轼、黄庭坚、陆游、朱熹等。“我研究的对象大多是我感兴趣的，甚至是我十分欣赏乃至热爱的，这样，当我研究他们时，我就会带着几分感情。带着感情来写学术论文，有人认为这会影响论断的客观性。我的看法不同，我认为如果是考证方面的研究，当然不应该感情用事。但如果是对作家作品做根本意义上的价值评判，那么带着感情并不是一件坏事。”

此番研究精神师承有自。若论程千帆的治学方法，“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应属技的层面，“感字当头”则涉及古代文学研究的“道”。他曾说，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要有感动的能力，有了这种热爱以后，才能潜得下心来研究。

莫砺锋在谈到读书与治学方法时，爱引用朱熹《朱子语类》中的一段话，“今语学问，正如煮物相似。须爇猛火先煮，方用微火慢煮”，他对此语加以引申，提出读书第一步要广读、快读，第二步对最重要的作品再细读，仔细涵咏。

在莫砺锋看来，古代文学研究实际上主要就是做翻案文章，因为所有的观点都有人说过了，新观点就是做翻案文章。南京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徐涛指出，如何做到创新而不刻意标新立异，其秘诀就在“涵咏”二字里。比如韩愈诗的创作风格是以雄奇险怪最为人瞩目与熟知的，而莫砺锋通过对韩诗的反复品读，继而论证其诗的另一个重要倾向，即平易质朴，写成《论韩愈诗的平易倾向》一文。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葛晓音，与莫砺锋的专业方向在唐代交叉，她透过莫砺锋所著的《杜甫评传》归纳其治学风格：从不追求标新立异的惊人论点，也从不使用时尚花哨的表达方式，他只是努力地去读懂杜甫的每一句诗，尽可能贴近这位伟大诗人的内心世界。

忧思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莫砺锋参与了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工作，负责宋代卷。袁行霈判断，一部优秀的文学史，代表着一代人的知识趣味、价值观念和叙述方式，其理想寿命大概是30年。

莫砺锋回忆他当初接触学术时，文学史读本很少，却各有特点和个性，让人印象深刻。如今，中国文学史著作早已超过400种，可谓洋洋大观。但试把几十部通史浏览一过，便可发现许多文学史教材其实都是游国恩版和文学所版的改编本。真正有资格成为讨论对象的中国文学史，寥寥无几。

这种现象并非文学史领域独有。清人批评明人，有两句话，“学风空疏”和“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目前海量的出版物，包括文献整理成果和论著，虽然不乏精品，但也存在着粗制滥造的缺点，这是学术评价只看成果数量的体制缺陷造成的恶果。”莫砺锋担心，许多年后，后人评价我们这一代，会像清人评价明人一样。

在说到如何建设端正的学风时，莫砺锋提出亟需改进的两点：要改变目前流行的以课题申报的形式分配科研经费的管理模式；评价学术优劣的工作要由学术共同体而不是行政部门来承担。学术原创是不能“催生”的，但不利于产生原创成果的风气可以改变。

在西方理论呼声最高的80年代，有人提出用“新三论”，即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工程技术理论解析文学作品。1986年，莫砺锋受邀去哈佛大学访学，程千帆让他这一年什么也不要干，好好了解美国学者是怎样使用“新三论”的。

到美国的第一个月，莫砺锋结识了在美国唐诗学界首屈一指的汉学家宇文所安。有一次两人同乘一辆车去开会，莫砺锋感觉提问的机会来了。当他兴致勃勃地问“怎么用‘新三论’分析中国古典文学”时，宇文所安反问他，“什么是‘新三论’？”莫砺锋第二天就写信向程千帆报告，说你交给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因为美国根本没人用“新三论”研究文学。

这个有些荒诞的早年印象，或许已使莫砺锋生出了反思。他也关注西方的理论，但反对当下为了出新而将传统的研究手段束之高阁，热衷于套用现代西方理论的做法。更深一层的原因在于，这样做背离了与古代文学共生共长的学术传统，也会导致对传统失去敬畏。

那么古代文学研究应如何寻求突破？面对这个40年来讨论不断的问题，莫砺锋给出的回答很干脆：研究对象的转移扩大是一个方向，但肯定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在原有对象上提高水平。历代传下来的古代文学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早已经典化，如果没有对经典更新的阐释、更高水平的分析，整个学术界不会有多大起色。这一类的研究，就像英国人研究莎士比亚，永远有得研究，永远有新的观点。难度增加了，但是还是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