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垢何曾相受（苏东坡一生的信条）

苏东坡的一生信条：不为恶

2000年，法国《世界报》评选出全球12位千年英雄（1001年－2000年），苏轼成为唯一入选的中国人。2020年12月，七个与苏东坡人生轨迹密切相关的城市，即杭州、眉山、湖州、苏州、黄冈、惠州和儋州，发起成立了中国苏东坡文化品牌联盟。自古以来，人才辈出，为何却对一位去世九百多年的苏东坡尤其偏爱？他的旷世才华、幽默风趣、豁达乐观、百折不屈和人道主义，甚至他的厨艺、画技、书法等，不仅没有随着朝代变迁而逐渐淡化，反而被每个时期的人们涂上了一层厚重的时代光环，非常值得玩味，足可以称之为“苏东坡现象”。

（一）“吾生无恶，死必不坠。”

宋徽宗靖中建国元年（1101年）六月十五日，万劫归来的苏东坡由靖江沿大运河来到常州。消息传开，在当地引起巨大轰动。一时间运河两岸人头涌动，大家都想目睹这位名动京华的大宋第一才子风采。此时的苏东坡已身染重病，只见他头戴小帽，身着长袍，坐在船中，望着岸上熙熙攘攘的人群，笑着对旁边的人说：“莫看杀轼否？”来了这么多人，是不是要把老夫看死啊。病态恹恹的苏轼，仍不改幽默风趣的本色，用一出“看杀卫玠”的典故，表达自己洋洋得意之情。此时，苏东坡并不知道，他这一句玩笑话，竟在一个多月后应验，只是他不是被人“看死”的，而是在疾病面前永远地倒下了。真是一语成谶！

七月十四号晚，苏东坡一夜高烧不退。在给朋友写信时，他说自己牙龈开始出血，血迹就跟那蚯蚓似的。苏轼精通药道，常常是自己给自己看病开药。身体出现的这种状况，他心里很清楚意味着什么。自觉不久于世的苏东坡，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同他们讲：

“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怛化”一词出自《庄子》，意思是：人的死亡乃自然现象，没必要大惊小怪。苏东坡告诉孩子们，我这一生没做过什么坏事，死后是不会下地狱遭报应的，你们不要难过，也不要哭泣。

苏东坡在去世前两个月，曾经过真州（今江苏仪征）游览金山龙游寺，面对李公麟给自己画的坐像，他提笔写下了《自题金山画像》：“心似槁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该诗以自嘲的口吻，抒发自己这一生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的微妙心情，这是苏东坡对自己一生经历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在人们的心目中，像苏东坡这样要才华有才华、要名声有名声、要人品有人品的杰出人物，都免不了经历很多磨难，所以当看到苏东坡在面对困难挫折，所展示的不可救药的豁达与浪漫时，都会让人们对他产生无限的同情、深深地喜爱并为此津津乐道。

具体来说，苏东坡的魅力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芳香四溢，是因为上至士大夫阶层，下至庶民百姓，都能从他的身上找到与之契合的精神调料。尤其是那些有一定知识素养的社会底层，他们对社会对人生的诉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更需要一剂类似鲁迅先生笔下阿Q的“精神胜利法”式的良药，苟活于世上。苏东坡乐观风趣和超脱的形象恰恰满足了这部分人的胃口。

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苏东坡曾经说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正是因为苏东坡眼前所见只有美好，没有丑陋，所以他既不防人，更不害人，“不为恶”便成了贯穿他一生的信条。纵观几千年历史，有哪一个公众人物会说出“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又有哪一个敢说出“吾生无恶”？而且能自始至终做到言行如一，除了苏东坡，实在找不出第二个。我认为，这才是“苏东坡现象”的本质所在。

（二）“轼若为滂，母许之否？”

苏东坡“不为恶”的思想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他的母亲程氏夫人是其成长过程中第一个人生导师。《宋史·苏轼传》开宗明义讲了一则小故事，说苏东坡“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意思是，苏东坡十岁那年，父亲苏洵外出四处游学，母亲程氏亲自承担起辅导苏东坡读书的任务。有一次，当程氏读到《范滂传》时，不禁慨然叹息。苏东坡问道：“如果孩儿将来做范滂先生那样的人，母亲您会允许吗？”程氏答道：“你能够做范滂，我难道就不能成为范滂之母吗？”

范滂是什么人？范滂是汝南征羌（今河南漯河市）人，字孟博，为东汉时期党人名士，与郭林宗、宗慈、蔡衍等八人并称“八顾”，又与刘表、孔昱、范康等人并称为“江夏八俊”。据《后汉书·范滂传》记载，范滂“少厉清节，为州里服，举孝廉。”建宁二年（169年），汉灵帝大批诛杀党人，诏令逮捕范滂等人。范滂的很多朋友表示愿意协助他逃跑避祸，但范滂担心连累家人朋友，不听劝阻，主动投案。在与母亲诀别时，范滂说：“弟弟仲博孝敬，足可以侍奉供养您，我将跟随先父奔赴黄泉，这是各得其所。只是希望母亲大人割舍这难舍的恩情，不要再增添悲伤了。”他的母亲说：“你现在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没什么可遗憾的了！既想要名声，又想要长寿，怎么能兼得呢？”临行之前，范滂还对着他的儿子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 范滂对他儿子所说的意思是，我想要你为恶吧，可一个人是不能做坏事的；要你行善吧，可是我不为恶,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范滂一生行为刚正，清白无瑕，死心塌地忠于国家，最后却因忠贞而违背了圣旨，惨遭横祸。他在临刑前的大义凛然，对少年苏东坡心里产生了深深的震憾。尽管苏东坡知道，一个人即使“不为恶”也未必有好的结果，但他仍然将范滂作为自己人生的榜样。与此同时，苏母程氏夫人毅然坚定地肯定并支持儿子的想法，无疑对苏东坡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为苏东坡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良好的家庭教育，不仅让苏东坡赢得了人格起跑线，而且还使苏东坡赢得了人格终点站。请大家注意我的用词，是“人格”而非“人生”。

（三）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

苏东坡的“不为恶”，还体现在对待政敌的态度上。如深受宋神宗重用的王安石，也曾两度被罢相，起因却不是其政治对手，如司马光、苏轼等人的攻击，而是他自己培养出来的改革派大将吕惠卿等人射出的暗箭。虽然苏东坡不完全赞同王安石的改革措施，却深深敬佩王安石的为人。1084年，当苏东坡从黄州归来路过金陵时，还专门拜会王安石，并由衷地发出“从公欲觉十年迟”的肺腑之言。

还有一个人，在苏东坡的一生当中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他是苏东坡的亲同学，曾经的好哥们，后来的施害者，这个人就是宋哲宗时期的宰相章惇。章惇字子厚，福建南平人，比苏轼大两岁，这个人非常聪明、非常能干且特别有个性。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仁宗皇帝任命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为主考官，主持了当年的科举考试。在这次号称“千年科举第一榜”中，苏东坡与章惇同登进士第，他们俩成了亲同学。令人大为震惊的是，章惇于揭榜之后，因耻于其同榜族侄章衡名次之下，居然放弃了此次考试成绩，于两年后重考并轻松登榜。要知道，当年考中进士，比现在考上清华、北大还要难，章惇敢于这样做，让我们不得不佩服他过人的勇气和自信。

巧合的是，苏东坡与章惇仕途的起点都在陕西。苏东坡在陕西凤翔任签判，章惇则在陕西商洛任县令。在陕西期间，苏、章二人惺惺相惜，互动频繁，结下深厚友谊，留下了很多有趣的段子。据南宋人曾慥编著的《高斋漫录》记载，苏、章两人“抵仙游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步以过，用索系树，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曰：‘章惇、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在苏东坡看来，一个连自己的性命都不当回事之人，会把别人的性命当回事吗？

1079年，苏东坡身陷“乌台诗案”，面临“鬼都不上门”的窘境时，章惇却敢于不畏上，面斥时任宰相王珪，为他仗义执言。然而，北宋新旧两党之间的残酷政治斗争，让分属于不同阵营的这一对好朋友最终形成陌路。苏东坡人生的最后八年，一贬惠州，再贬儋州，始作佣者都是时任宰相章惇。有人认为，章惇之所以恶整苏轼，是因为在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弹劾章惇，导致其被贬外任时，苏东坡并未出面相助，章惇由此怀恨在心。本人不苟同这一观点，我认为，章惇与吕惠卿、李定之流不同，他不是一个小人。章惇与苏东坡之争，同王安石与苏东坡之争一样，都属于君子之争，只是章惇的做法更狠而已。这与章惇的性格有关。

实事也是如此。当苏东坡遇赦归来，而章惇被贬雷州之时，苏东坡并没有落井下石进行报复。还在北归途中，苏东坡就给章惇的女婿写信，“子厚得雷州，闻之惊叹弥日。海康（即雷州）地虽远，无甚瘴。舍弟（即苏辙）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太夫人也。”苏东坡说，雷州这个地方瘴气不是很严重，我弟弟当年也在此地待过一年，没出现什么问题，并请他将这一情况转告太夫人（即章惇之母），让老人家不要担心儿子的安危。

当苏东坡到了镇江时，又收到了章惇之子也是自己的学生章援来信。当时已病得很重的苏东坡，拖着病体，给章援回了一封信。在信中，苏东坡深情地告诉章援，他与章惇相交四十多年，尽管期间因政见不同，出现过分歧和矛盾，但我们之间的交情并没有改变。“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故无所增损尔。”如今，事情已经到了这一地步，就让过去的都翻篇吧，我们一起面向未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为此，苏东坡还叮嘱章援，希望章惇在雷州时要注意养生，“见今病状，生死未可必。自半月来食米不半合，见食却饱。今且连归毗陵，聊自憩我里，庶几且少休，不即死。”字里行间充满着对章惇的关心和爱护。

1091年，时为杭州知州的苏东坡，在送别好友钱穆父时，写了一首《临江仙·送钱穆父》以赠行：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 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是啊，人生就是一次艰难的旅行，你我都是那匆匆过客。即便是浪迹天涯，踏尽红尘，当我们相逢欢笑时，依然能感受到春天般的温暖。

（四）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现代管理学中有一个“木桶定律”，意思是指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这一定律往往是针对一个社会或组织而言的。其实也可以运用到一个人身上，即是说，衡量一个人是否真正具有人道主义精神，最终要看他对待社会底层人的态度。苏东坡喜欢交朋友，三教九流都有。在他的朋友圈里，既有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章惇等士大夫，也有参寥、佛印等佛门之人，还有潘丙、郭遘、古耕道等山野村夫。在这个朋友圈里，有一人比较特殊，这个人出身十分低微，却因遇见了苏东坡而走上了好运气，最后甚至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他的名字叫高俅。

现代人对高俅的了解，大多源于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在这部章回体小说中，高俅被描述成超级大奸臣，并与蔡京、童贯、杨戬并列四大奸贼。他的儿子高衙内看上林冲的妻子，为了达到霸占林妻之目的，不惜采用卑鄙手段，硬把林冲逼上了梁山。我不知道施耐庵先生为什么要如此贬低高俅，因为在正史中，北宋末年的六大奸臣，分别是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而高俅并未位列其中。且不管施耐庵先生是出于什么考虑，但必须承认，历史上的高俅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一个正面人物。

那么，高俅是如何与名满天下的苏东坡扯上关系的？据南宋人王明清在《挥麈后录》记载：“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吏，草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师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高俅原本是苏东坡的随从（有可能是书僮），而且还写得一笔好字。后来，苏东坡到外地去做官，也不知道是高俅不愿同行还是苏东坡不便带上，本着对下属负责的态度，苏东坡将高俅推荐给曾布（曾巩之弟），曾布以“编制已满”为由婉拒。苏东坡并不气馁，继续帮高俅物色到了下一个东家，也就是好朋友王诜。《挥麈后录》的作者王明清，其外祖父是曾纡，而曾纡就是曾布的儿子。王明清记载外公家的事，这段史料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王诜何许人也？王诜是宋英宗的女婿，即当朝驸马爷，是当时有名的书画家。《水浒传》中“小王都太尉”的原型就是他。王诜绝对是苏东坡的铁哥们，“乌台诗案”发生前，王诜提前知道了朝廷要抓苏东坡的消息，他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苏辙，并让苏辙赶紧转告兄长。结果王诜因为通风报信受到牵连，也因此被贬官。王诜与端王赵佶（即宋徽宗）私交甚好，一个偶然的机会，踢得一脚好球的高俅，与有相同爱好的赵佶相遇，高俅的球技给赵佶留下了深刻印象。赵佶继位皇帝后，便将高俅带到身边，高俅由此飞黄腾达，成为宋徽宗的心腹红人。真是应了那句话：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

苏东坡所不知道的是，自己心存善念，没有弃小小的书僮于不顾，这样一个非常普通平常的举动，却为自己的子孙带来了福报。宋徽宗继位之初，重用新党人士，并将元祐年间包括司马光、苏轼在内的共309人的罪行刻在石碑上，规定凡是碑上之人，其子孙后代受到迫害，一律不准在京城为官。而苏东坡后人，因有高俅相助，平安渡过那段最艰难的日子。王明清《挥麈后录》中，谓高俅“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候甚勤。”可见，高俅不是一个忘恩负义之人。

古人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意思是老天爷对众生是一视同仁，没有亲疏之别的，而上天又常常在无意识之间暗中帮助那些善良之人。高俅病死于靖康元年初。他死后四个月，徽、钦二帝等三千多人被金人掳到北方，生不如死，受尽磨难。如此看来，高俅却是得到善终了。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因果报应吧。

（五）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苏东坡“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让他在与人打交道过程中，基本上没有“防人之心”。苏东坡的第一任妻子名叫王弗，她非常了解丈夫的这种性格，因担心苏东坡“逢人全抛一片心”，而遭小人陷害。经常在苏东坡会客时，立于门后观察，并在客人走后，对苏东坡提出忠告，谓哪些人可交，哪些人不可交。可以说，王弗是苏东坡的贤内助。苏东坡对王弗也是一往情深，乃至于在她去世十年后，还在梦中梦见她，并为她填了一首被誉为“千古第一悼亡词”的《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可惜的是，当苏东坡正欲在官场大施拳脚时，王弗就去世了。不久之后，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熙宁变法”。胸无城府、心直口快的苏东坡，不愿意迎合改革派的思想，而被新党视为守旧派骨干。京城是待不下去了，宋神宗便安排苏东坡到杭州任通判（相当于副市长）。在杭州任职期间，苏东坡曾接待过一位曾经的同事。没想到，这次普通接待，由于苏东坡对人的不设防，而为自己后来的牢狱之灾埋下了祸根。

苏东坡接待的这个人绝非等闲之辈，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其代表作《梦溪笔谈》，内容丰富，集前代科学成就之大成，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被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对，这个人就是沈括。沈括比苏东坡大6岁，却比苏东坡晚了6年进士及第。他们俩都曾在崇文院任职，当时苏东坡的职位比沈括高。王安石变法时，沈括充当改革派的先锋而获得重用。1073年，沈括作为巡察新法执行成果的钦差大臣派往杭州。临行前，宋神宗叮嘱沈括：“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也就是让沈括对苏东坡要格外关照。

沈括在杭州期间，苏东坡对他可谓推心置腹。沈括提出想要看苏东坡的新作，苏东坡也如数提供。回到京城后，沈括将杭州之行的调研成果形成报告，呈送给了王安石和宋神宗。耐人寻味的是，沈括在报告的后面还附上一个附件，即对苏东坡的作品寻章摘句并进行详细注释。沈括就像是一位“文字捕快”，说苏东坡“词皆讪怼”，文字中充满着对新政的诽谤、朝纲的藐视，甚至对皇上的讽刺。试想一下，如果王安石不是个君子，宋神宗是个糊涂蛋，苏东坡当时就要蹲大牢。

可爱的苏东坡却没有从这件事吸取教训，在随后的日子里，他诗照写，词照填，心有所感，言之为快。六年后，也就是1079年7月，当时王安石已被罢相。躲过了初一的苏东坡，还是没能躲过十五，他在湖州知州任上，被人像抓小鸡似带到了京城御史台，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吃了130多天牢饭。而沈括当年的“苏诗注释”成了给苏东坡定罪的重磅炮弹。

反复无常、善于投机钻营、两面三刀的沈括到底还是被王安石和宋神宗看清了本质，他后面的仕途并不顺利，最后还被贬出了京城。1089年到1091年，苏东坡任杭州知州，来回都途经润州（即镇江）。在镇江赋闲的沈括居然还能极尽巴结逢迎之能事，不仅迎来送往，还给苏东坡送礼（一方石墨）。苏东坡尽管瞧不起沈括的为人，却没有为难他，还以“存中”（沈括字存中）称之以视尊重，显示出苏东坡人若为恶、我不以恶怼之的宽厚品格。

苏东坡与沈括，一个是不世出的文坛奇才，一个是不世出的科学奇才。如果以个人道德价值评判和多数人的喜好而论，沈括远不如苏轼。因此，无论是做官、作文、做学问，还是从商、从军、搞技术，做人才是至要。

元丰七年（1084年）12月18日，苏东坡调任汝州的途中，经过泗州（今江苏盱眙县），在雍熙塔下浴池洗浴，戏作了两首如梦令阕。在词序中，浴后身心通泰、心情大好的苏东坡还不厌其烦地对如梦令词牌的由来进行了介绍，他说：此曲本唐庄宗（即五代时后唐开国皇帝李存勖）制，名忆仙姿，嫌其名不雅，故改为如梦令。盖庄宗作此词，卒章云：“如梦如梦，和泪出门相送。”因取以为名云。

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

“居士本来无垢”！这就是苏东坡的自信，也是他一生为人的真实写照。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二十日，苏东坡遇赦从海南岛渡海北还，途中作了一首七律，其中两句是“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是的，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云忽散、月儿明都是自然现象，用不着谁来点缀，因为蓝蓝的天、碧绿的海本来就是澄清明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