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最早发现甲骨文（甲骨文的起源故事）

猛犸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李长需/文 图片来源：历史资料

人物简介：1921年7月23日，当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时，瑞典人安特生正准备前往河南省渑池县，将要揭开“仰韶文化”的神秘面纱。

（安特生在渑池）

作为享有世界声誉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受同胞、探险家赫文·斯定发现楼兰古城的影响，开始将考察的热情和探险的目光投向中国，他接受了民国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职务，开始为中国找矿。因政府部门的不善任用，他从一名地质学家变身为考古学家，开始收集古生物化石。是他第一个发现了“北京猿人”所在的周口店遗址；也是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年10月，发现了“仰韶文化”，并结束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历史，也拉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史的序幕。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仰韶文化”的发现，则开启了中国考古的新时代。发生在1921年的这两件大事，分别在中国政治与文化层面，开创出一个崭新的局面。

第一个将田野考古方法带给中国，获胡博士称赞

（安特生照片）

1921年7月23日，当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时，瑞典人安特生正准备前往河南省渑池县，将要揭开“仰韶文化”的神秘面纱。

整整三个月后，当他到达渑池县时，受到了县知事胡毓藩的亲自迎接。或许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次渑池之行，将奠定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基础；而三个月前的那次大会，则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重大政治事件。

这次前来，安特生并非孤身一人，而是带着中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陈德广等5位中国学者，还有布莱克、师坦斯基等两位外籍博士。当晚，安特生住进了县城西关的基督教堂。

安特生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到仰韶村进行考古发掘。10月25日，县知事胡毓藩指派县政府第三科录事王茂斋陪着他们，又叫了4名警察，护送他们乘汽车前往仰韶村，并把他们安排进村中大户王兆祺家的闲宅中。

然后，他们便开始了挖掘前的准备：王茂斋负责联络应酬事宜，王兆英、张兴民负责采买，王兆祺则负责组织人员的挖掘。而安特生自己，则把带来的小帐篷搭建在发掘工地上，又架起行军床，供考古人员休息时使用。

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27日，安特生指挥大家开始了发掘。这一发掘，被他曾经的中国助手、中国考古界后来的重要学者李济，称为是“一划时代的科学成果”，“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国开始了”。

就连名满天下的胡适博士，也在其1922年4月1日的日记中，称赞“他（安特生）的方法很精密，他的断案也很慎重……他自己的方法，重在每一物的环境；他首先把发掘区画出层次，每一层的出品皆分层记载；以后如发生问题，物物皆可复按”。

（安特生在仰韶村）

安特生的工作，配得上李济和胡适博士的称赞。他是个认真的人，整天呆在工地上指导发掘，绝不疏忽任何一个发掘的细节，有时候甚至在工地上过夜，为的是随时解决挖掘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而和他一起工作的中国学者，则从他身上获得了近代考古的知识、科学原则、理念和方法，改变了中国之前只有金石学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的现状。

安特生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些，他继续示范着。不算太忙的时候，他不愿意歇着，就让村民王德润带着他采集岩石和古生物标本，详细考察周边的地质、地貌和地层情况。这也为后来中国的史前考古做出了榜样。

安特生的挖掘工作持续了36天，直到12月1日才结束。他们一共开挖了17个发掘点，陆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和少量的骨器、蚌器等珍贵遗物。发掘结束后，安特生还在村民王德全家的地堰上树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仰韶文化区”五个大字，以示保护。

12月3日，安特生把发掘、采集和收买到的珍贵实物、标本和一具骨骼，连同行李、杂物等装了11只木箱，雇车运回了县城。4日下午，在渑池火车站办理了托运，然后坐车返回了北京。

第一次到仰韶村，他被仰韶村倾倒了

这次来到渑池仰韶村，并非是安特生的第一次到来。

半年前的4月18日，安特生带着5个人第一次来到渑池县，到车站迎接他的，就是县知事胡毓藩。4月21日，前往仰韶村时，胡毓藩安排的陪同人员同样是县政府第三科的录事王茂斋，而且也是在4名警察的护卫下乘坐汽车前往的。那一次，他住的地方，同样是大户王兆祺家的闲宅里。

那一次来到仰韶村，是因为他派到河南的采集员刘长山的发现。1920年秋天，刘长山来到河南省渑池县北9公里处的仰韶村南寺沟一带，收检到一些零碎的石器。那个时候，豫西地区正遭受旱灾，村民饥肠辘辘无以为生。听说有人收购石器，纷纷将在平时耕作或掘土时挖到的石器拿来换钱。刘长山收购了不少，又请当地村民带着他采集了一些。这些石器如刀如斧，明显有人为加工的痕迹，绝非天然形成的，应该是人类活动留下的遗物。

刘长山3天时间内收集、购买了600多件，还弄到了少量的陶器残片。然后雇请村民王兆英用毛驴运到渑池县城，然后再托运到北京农商部。

安特生看到刘长山运回的石器后，异常兴奋。他询问出处时，刘长山打开地图，指出了仰韶村的位置。安特生发现这些石器、陶片来自豫西的黄河岸边。而黄河之于中华民族的意义，犹如恒河之于印度、尼罗河之于埃及一样，炎黄子孙的生息与繁衍，中华文明的滥觞与发展，都与黄河有关。凭着自己多年的经验，他判断仰韶村可能是一个尚未被发现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安特生决定到仰韶村去看看，因而有了第一次的到来。

不过，第一次到仰韶村，安特生并没有发掘，他只是每天带着人在村子周围观测、照相、考察和搜集陶片、石斧、石刀等遗物，同时也买村民捡到或存在家中的陶片或石器。

（安特生拍摄的中国人）

仰韶村处在一个一面环山、三面环水的缓坡台地上，风景绝美，物产丰富。安特生一到这里，就被其完美的地态构造、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宁静的田园景色所倾倒。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田野考古和调查中去，在8天的时间内，收集、采掘到了大量的石器和陶片，还有少量的骨器和蚌器，最后装了满满4大箱，雇车运到渑池县政府第三科，然后装火车运回了北京农商部。

回到北京之后，安特生对采集到的石器、骨器、蚌器和陶片进行了研究，并结合自己在实际考古和地质调查时所掌握的情况，初步判定仰韶村是中国远古时代的一处重要文化遗存，且很有必要进行一次考古发掘。

安特生找到地质调查所的负责人丁文江和翁文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们，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他又去找农工商总长张国淦，为了赢得他的支持，他把自己心爱的黄金烟斗送给了张总长。张总长批准了，但考古不归他们管，农商部遂将安特生关于请求进行考古发掘的报告呈报了国务院。经过一番折腾，国务院下发了照准的批文，河南省政府也同意了，安特生因此有了二下渑池进行现场考古发掘的机会。

楼兰古城的发现震动了他，他将目光转向了中国

安特生的发现与挖掘，结束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历史，也拉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史的序幕。令人好奇的是，一个家乡远在万里之外的外国人，是怎么和中国仰韶这个并不起眼的小村庄联系在一起的呢？

说起来有点话长，还是先从安特生的履历说起吧。1874年7月3日，安特生在瑞典纳克省奥里不罗市附近的乡村谢斯塔出生；1892年，他进入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专业学习；1898年，作为纳梭斯特教授的助教，他第一次带领学生去了北极圈、斯彼特山地、查尔斯王岛，次年又组织了对北大西洋熊岛的勘察。这些经历都为他日后的爆发奠定了基础。

1901年，安特生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大学课程和研究生课程，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助教；1901年到1904年，他参加了由奥托·诺顿斯基德发起的南极洲考察活动，并发表了大量著作，尤其是与诺顿斯基德合写的《南极》一书，让他获得了世界声誉；1906年，他成为乌普萨拉大学教授，同时兼任瑞典地质研究所所长；1911年，第11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他成为大会秘书，并组织编写了四卷本的《世界铁矿资源》调查报告。这些成就不仅让他享有国际声誉，也引起了中国科学界的注意。

就在安特生奔赴南极考察时，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赫文·斯定踏上了中国大陆，发现了被人类遗忘千余年的楼兰古城。这让安特生格外震动，他开始将考察热情和探险目光投向中国。

当时，与瑞典的地质考察和研究水平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相比，中国的地质事业几乎处于一片空白。直到1909年，京师大学堂才成立了格致科，下设化学、地质学二门，聘请德国人教授地质学，但也只招收了3名学生。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地质学学生要么留学要么肄业，该学科名存实亡。这与当时“实业救国”的人才需求极不相称。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即在实业部矿政司设立了一个地质科，由刚从日本帝国大学地质学科毕业的章鸿钊担任科长。章提出，要发展中国的地质事业，必须从提高地质意识和培养人才入手，但其提议未受重视，他愤而辞职不干了。

其后，由英国留学归来的丁文江接任地质科科长。丁文江参考了章鸿钊的方案，积极推动成立了地质研究所，并将地质科改为地质调查所。在丁文江的建议下，北洋政府决定聘请具有世界声誉的安特生担任中国农商部矿政司顾问。

火车上邂逅瑞典女士，成为发现仰韶文化的前奏

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安特生辞去在瑞典的一切职务，从首都斯德哥尔摩出发，先到了印度，再千里辗转进入中国新疆，然后沿着塔里木河前往中国内地。1914年5月16日，他结束在中国西部一个多月的考察后，抵达了北京。第二天，就赴中国农商部就任。

在农商部，安特生主要负责调查中国北方煤矿、铁矿的分布与储藏情况。他还兼任地质调查所的教学工作，从而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批地质调查人才。他先后发现了宣龙铁矿和烟筒山铁矿，也因此受到了袁世凯的接见。

作为一名矿政顾问，他的工作无疑是合格的，也得到了认可。但随着袁世凯的死亡，政治派系之间的矛盾和军阀之间的混战，使得科学研究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干扰，研究经费也越来越少。安特生感到探矿工作难以为继，便把兴趣转移到古生物化石收藏方面。

关于安特生的转向，丁文江指出，当时的中国政府并不知道怎样用好一名著名的地质学家，但这却给中国的考古学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机会，新成立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和他的负责人丁文江接纳了安特生，也给予了他很多的支持。

（1915年7月4日出版的《政府公报、公文》刊载的安特生获得农商部一等奖章的呈文）

安特生研究的转折点出现在1916年初夏。当时，他受命到山西调查铜矿。但在垣曲县的黄河北岸，他意外发现了黄土下面的红土堆积和众多的淡水贝壳化石。

1917年春天，安特生乘坐火车前往洛阳时，他看到在货车厢的尽头，坐着一位衣着简朴的西方女士，“有着一双闪耀着善良和智慧的眼睛”。他就上前用英语与之交谈，并立即被这位女士的气质所折服。

这位女士，就是玛利亚，一位来自瑞典的传教士。她1893年来到中国，先是在山西运城总部工作，1898年3月来到河南新安县进行传教。这次与安特生相遇交谈一个小时后，他就在新安县城下了车。下车时，她与安特生互相留下地址。后来，玛利亚给安特生提供了古生物化石方面的信息。安特生为此萌生为瑞典博物馆采集古生物化石的想法。

安特生向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提出，由他在瑞典国内募集资金，然后用于在中国内地采集古生物化石，所采集的化石经过研究之后一半归中国，一半捐献给瑞典。该计划得到了中国农商部的批准，并于1917年开始实施。

随后，瑞典方面成立了以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任委员长的瑞典“中国委员会”，并先后提供了85万瑞典克朗的资助。从此，安特生开始了古生物化石的调查和采集。而邂逅玛利亚女士，则把他引向了河南西部的仰韶村。这是一个发现仰韶文化的前奏。

（安特生得到民国政府的奖励）

“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

从1918年到1921年，安特生的工作都集中在哺乳动物化石的收集上，同时也兼顾征集石器。这期间，他和地质调查所的同事一起在河北、山东、辽宁、内蒙古、山西、河南、陕西等地采集了不少石器，并在1920年撰写出《中国新石器类型的石器》一文。

值得一提的是，1918年2月，他在北京偶遇在此任教的美国化学家麦格雷戈·吉布。后者向他出示了一些包在红色粘土中的碎骨片，说是刚从周口店附近一个名叫鸡骨山的地方采集到的，并提及有类似堆积物的石灰岩洞穴在周口店一带极多。

3月22日，安特生便骑着毛驴来到北京周口店，并在这里进行了试掘，但收获不大，只找到两个种的啮齿类化石和一个种的食肉类动物化石。他将试掘出的化石标本寄给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维曼教授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发现，标本中含有不少哺乳动物的化石。

安特生就给维曼教授写信，希望他能来中国，但因维曼教授没有闲暇时间，他派了自己的研究生师丹斯基来到中国。师丹斯基在安特生的帮助下，于1921年8月意外地发现了后来被称为“北京人化石产地”的周口店第一地点，并进行了试掘。这次试掘发现了堆积物中有许多白色石英岩石器残片。正是因为发现了这种残片，安特生才对师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你不必焦急，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就把这个洞穴一直挖空为止。”

1923年秋，安特生要求师丹斯基再次挖掘那个周口店第一地点。但由于可发掘部位高悬于陡壁之上，搭建合适的脚手架不容易。师丹斯基匆匆结束这次工作后，便返回欧洲。结果，1919年12月2日，一件保存完好的古猿人头盖骨化石被中国学者出土了，这是世界上发现的第一件人类最古老的头盖骨化石。

（工作中的安特生）

这个惊人的发现，安特生无疑起到了“先导作用”。事实上，1921年和1923年的两次试掘，他们其实与“北京人”近在咫尺了。1921年那次，已经发现了一枚“可疑”的牙齿，可惜师丹斯基认为这颗牙齿是类人猿的，不属于人类；直到1926年夏天，当安特生在乌普萨拉古生物研究室整理标本时，又从周口店化石中认出一颗明确的人牙之后，那颗“可疑”的牙齿才确认为人牙。

1926年10月22日，在瑞典王储访华的欢迎晚会上，安特生向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

能在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上起到“先导”作用，并非是安特生的运气好，而是因为他早有准备。早在1899年，就是王懿荣在药铺发现甲骨文的那年，德国驻华使馆的哈伯勒将在中国收集的“龙骨”运回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古生物学家研究了这些化石后认为，这里面大约有90种哺乳动物，并且包含着一枚像猿但又像人的牙齿。

这个报告刚发表的时候，似乎并没有什么人来注意，但是远在中国的安特生注意到了。他循着这条线索，不停地收集古生物化石，直到在鸡骨山上发现了“北京猿人”的那个遗址。

玛利亚带着安特生山区考察，强盗们微笑着看着他

对安特生来说，发现“北京猿人”已是后话了。他在北京鸡骨山试掘之后，就马不停蹄地去了新安县，想去见火车上邂逅的玛利亚。

那是1918年的11月29日。说是为了感谢玛利亚的帮助，其实他更想去那里考察，找到他心心念念的古生物化石。那是一个强盗出没的地方，为了谨慎起见，他带了一把手枪来防身。但玛利亚说，想要跟他一起出去，就必须把手枪放在家里。

（玛利亚在中国时的照片）

安特生跟着玛利亚穿过很多村庄，在山区里徘徊了一整天，他总感觉到有人在跟踪监视他们，但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后来，他把这段传奇告诉给其他传教士。他说：“强盗们微笑着看着他，在新安只要和玛利亚一起，到任何地方都是安全的。”

之后，玛利亚推荐他到渑池一带去看看。他去了渑池县，接待他的是瑞典传教士师天泽和县知事胡毓藩。在他们的帮助下，安特生在渑池县北部找到了更多的古生物化石。

1919年，安特生再次来到新安县看望玛利亚，当时整个河南省都处在饥荒中，而玛利亚和她的同事们投入了紧张的救灾当中。在一间新装修的孤儿院里，玛利亚安置上百名的孩子。连她的房间地板上都睡满了孩子，她几乎没有了自己的空间。这一年，玛利亚因为协助安特生发现了古生物化石，而被瑞典科学院授予了一枚银质林奈奖章。

1920年秋，安特生派采集员刘长生前往渑池县，也正是因为从玛利亚那里获得的相关信息的帮助。一年后，他自己去了两次渑池县，终于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这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

可以说，如果安特生在火车上没有与玛利亚相遇，也许就会改写或推迟仰韶文化的发现。正是这次在火车上的邂逅，成就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的契机。为此，安特生在他的著作《中国龙与洋鬼子》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描述他对玛利亚的爱慕与敬佩。

（旧书网上售卖的安特生著作《中国龙与洋鬼子》）

命名“仰韶文化”，，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

与玛利亚的邂逅，成就了安特生。在仰韶村发掘完回到北京之后，安特生立即组织专家、学者对所带回来的实物进行“会诊”，发现这些实物以磨制石器与彩陶共存为特征，经过系统、全面的研究、鉴定、比较、分辨和论证，按遗存深度进行逐层分析，结果一致认定了安特生的判断：这里是中华民族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按照考古惯例，以首次发现地命名为“仰韶文化”，因其遗存中也多有彩陶，所以也被成为“彩陶文化”。

“仰韶文化”的发现，不仅使“中国无石器时代”的理论不攻自破，也为寻找中国文化与西方史前文化之间的可能联系提供了线索。

1923年，安特生在发表的《中华之远古文化》一文中，比较了仰韶文化彩陶与中亚的安诺和特里波列文化彩陶的异同，从相近似的彩陶纹饰来看，他认为仰韶文化可能是传播而来的。为了验证这种“中国文化西源说”的假说，他决定在甘青地区的河谷地带——他设想的文化通道上——寻找史前的文化遗存。

（安特生所著《中华远古之文化》）

1923年春天，安特生率队从西安向兰州进发。6月21日，到达兰州后不久，他又沿着湟水河谷向西宁出发，在西宁东的十里堡村，发现了露出彩陶片的文化层，他由此判断仰韶文化已扩张到了青藏高原边缘。

8月下旬到9月上旬，在回西宁的路上，他先后发现了罗汉堂遗址和朱家寨遗址。安特生对后者进行了发掘，又在其北约7公里处发现了卡约文化遗址；1924年4月，他在兰州洮河先后发现了灰嘴遗址、辛店遗址、齐家文化遗址、马家窑遗址、寺洼文化遗存等，后又在甘肃民勤发现了沙井文化遗存。

这些发现让安特生欣喜不已，同时他又面临一系列问题：仰韶文化是什么人，在什么时代创造的？它来自哪里？又到哪里去？

1923年以前，安特生认为仰韶彩陶与中亚的安诺及特里波列彩陶相似，提出二者可能同源，同时根据安诺早于仰韶的意见，认为彩陶可能是由西向东，经新疆、甘肃传入河南的。这就是他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1924年，他又提出“中国史前文化新疆起源说”；1932年，虽坚持“彩陶西来”的假说，但他又意识到中国彩陶在质量上高于西方，所以对“中国文化西来说”产生了怀疑；1943年，他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为仰韶彩陶跟近东无关，但不能确定其起源。

中国文化非“西来”，而是由中原向西北扩散

为了验证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物工作者在1954年发掘了西安的半坡遗址；在1956年和1957年又发掘了河南陕县的庙底沟遗址。前者是仰韶文化的早期类型，后者是仰韶文化的中晚期类型。

后来又发掘了四五千座类似的仰韶文化遗址，其中绝大部分是庙底沟类型。这说明这一时期的文化有一次大爆发。经过碳14测定，证明安特生发现的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变种和发展。这意味着，是庙底沟文化彩陶传播到青海、甘肃一带以后，经过发展，过渡到马家窑文化，马家窑彩陶在庙底沟彩陶的基础上发展得更加绚丽多彩。

这说明在汉代丝绸之路形成之前，连接西北与中原之间的文化通道已经形成，这个通道所发挥的作用，一直可以上溯到新石器仰韶时代，只不过并不是像安特生所说的由西向东，而恰恰是由中原向西北地区延伸。

安特生因其“中国文化西来说”，曾在某个时期被误解为“有种族偏见的帝国主义御用学者”，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他在中国考古事业、中瑞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贡献不可磨灭。尤其是按照协议，从1927年开始，将运到瑞典研究的文物开始退还给中国。这种退还工作，一直进行了7次，1936年是最后一次。这一次他还附有一份长长的清单。这种履约退还行为，是非当时的文物掠夺者所可比拟的。

比较奇怪的是，这些被退还的珍贵文物，后来都丢失了，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大悬案。但在2005年的夏天，这些神秘消失了半个多世纪的文物，却在中国地质博物馆的库房里被发现了。这让人们不禁又想起已在1960年逝世于斯德哥尔摩的那位老人。

经过历史的曲折，人们也重新“发现”了安特生。在1985年召开的发现仰韶文化65周年纪念大会上，安特生的学术贡献重新得到了高度的评价。此后，很多展览中，外国人的名字开始被提及，周口店遗址博物馆的发掘历史中就明确了安特生最初来到周口店试发掘的经历并肯定其意义。

而今，100年后，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百年华诞，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也迎来100周年纪念。100年前的这两件分别发生在中国政治与文化领域的重要事件，依旧产生着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