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国公司近来出现一个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外包”潮流，不光是如制造业这样传统的蓝领工作机会，还有越来越多的如计算机网络维护方面的白领工作，正流向印度和中国等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亚洲国家。专家们指出，这些工作机会一旦流向海外，绝难再重回美国。目前美国失业率仍然很高，普通民众对“外包”反应强烈。在今年美国大选的影响下，“外包”正成为一个交织着政治和经济双重因素的敏感话题。
美国工业空心化现象开始显露
原来很多专家都认为，流失的工作只会是那些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低端工作，而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工作将成为美国的比较优势而继续留在美国。但最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这类所谓白领工作也抵挡不住外迁浪头的冲击，工作机会主要流向印度、俄罗斯和中国，现在有一种言论，认为这种工作机会外流对美国程序设计等项工作损害严重。
邓琨：在美国面临2000年虫的问题的时候，印度的一家公司为美国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人突然发现印度人能干很多事情，印度人聪明、能干、英文又讲得很好。印度有三个技术学院，相当于中国的清华大学，产生了最优秀的毕业生。同时印度人的工资水平又非常低，差不多是美国人的1／10.印度这一低成本、高智商并且能说英语的脑力劳动者的输出国对美国产生的深远影响可能会比中国更大。作为中国强项的制造业仅占美国产出的14%以及就业机会的11%.印度的优势是服务业，而服务业占到美国经济的60%并雇用其2／3的劳动力。印度的知识型劳动力正在新经济食物链中开拓自己的道路，承担那些需要分析能力、营销头脑和创造能力的工作。这就意味着印度正渗入美国经济的核心。尽管这个过程很缓慢，而且外包过程中有很混乱的地方，比如不了解美国消费者的需求但是这些问题是容易克服的。
外包方面，很有意思的是，印度承揽了服务业方面的外包，中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墨西哥是北美的外包中心；东欧是欧洲的外包中心；亚洲则是印度和中国。但是我相信，随着发展，中国会成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中心。大概在一年前我就计划着成立一个外包基金，原因是外包企业可以创造很多的财富。
杨林?IT工作外包已经存在了较长一段时间了?近年来引起了各界的紧张的主要原因是许多大公司纷纷加入其列?而且规模较大。比如IBM在2004年就计划外包4730份工作。其他大公司还有google、oracle、venzon.
就短期效益而言，外包公司可节省20%-40%的运营成本。但大范围地在软件、IT行业进行外包，终将对软件及相关服务的价格造成影响，从而降低效益。然而从长远看，外包未必就会造成严重的工作损害。低廉成本可使产品价格降低，激烈的价格战可使产品使用者广泛受益。使原先无力使用高级软件或更新新软件的使用者更广泛这些原本不可及的产品。软件业虽在单价上获利少了，但由于量大了，总体的效益大大加强了。就如个人电脑软件一样，以前电脑硬件价格贵，随着外包，硬件价格降低，电脑进入了千家万户。谁又曾说电脑硬件外包严重冲击了这方面的市场呢？从长远对整个经济乃至就业的促进是正面的，使企业更高效、更具竞争力，但从短期看，损失是存在的，尤其是这行业的多余劳动力不能迅速的转向其他相应的高增长行业。实际的总体情况并不像眼前那么糟。关键在于引导公众力量向帮助剩余劳动力迅速转行方面，让受损的工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再培训上新的岗位。比如医疗和教育行业，就大量需要技能员工，许多公司必须使用外籍员工。这些行业是外籍工作签证H1B的主要申请单位。
趋势：制造业及服务业就业流入低成本国家
现在有一种趋势特别是在IT产业，即白领工作蓝领化。IT从业人员的过剩，技术的不断更新，人员可替代性强，加上近年科技项目外包，造成美国IT行业失业增加，收入水平大幅下降。有朋友说IT这一行就像不忠的情人，喜新厌旧。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制造业及服务业、包括IT就业流入低成本国家将成为不可阻挡趋势。美国就业市场的结构调整将会加快。
外包对中国企业并不陌生，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些来自国外的订购、分包、合作生产、来料加工和一些原料来自国外、产品也销到国外的那些两头在外的合作项目均属于这类性质。
外包近来成为敏感性话题是因为：首先这种国际贸易形式的规模扩大了，从原来的一些手工制品扩展到纺织品、轻工和化工产品，从发达国家转至发展中国家的数量也在增多；其次这种外包商品从简单的体力劳动、重复工作转向高知识结构和高技术含量的商品，包括汽车零部件、飞机的零部件、民航飞机的舱门、尾翼等工业制成品；更重要的是这种国际贸易形势带动了整个行业的转移，是全方位的，也是最令人担心的。
以美国为例，转至发展中国家的工作机会，开始是制造业，后来伴随着技术转移，然后是软件设计的转移，现在连售后服务都转至发展中国家了。美国工业的空心化现象开始显露。如果市场上买的东西都是中国产品，还让消费者不太介意的话，在美国本土像往常一样打个电话咨询，接听者竟然一下子变成了远在万里的印度人，当然会引起社会恐慌。比如，美国人开始把这种电话支援中心移出境外，放到印度等国家，从而大大降低成本。那里的人可以三班倒，24小时运转，让美国消费者打的电话，无论何时都有人接听。对于美国企业来说，资本追逐利润如同游牧民族追逐水草肥美的地方而居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
即使将国际长途的成本算进去，在印度设立电话支援中心的成本也会低于美国。如果不是美国劳动力的成本太高，或者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工资成本低廉，以至于美国企业有巨大的利润空间的话，他们能做这样的重大转移吗？
但是，直接产生的问题是这些印度人说话带着浓厚的当地口音，既没有美国男人说得那么标准，又没有美国女人说得那么轻柔。我就碰见这样的情况，对方接听的女咨询人员说话外国口音的比我还重，偶尔有听不懂的地方还得请她重复说，最后忍不住问她：你究竟是在美国还是在印度？她们往往借口公司规定不能告诉这类问题。
实际上，美国人这种外包行式已经持续好多年了。在九十年代初期，法国的美国花旗银行就将它的银行清算中心集中在荷兰，无论法国、德国还是卢森堡的客户资料都在那里有备份，银行账单也统一从那里寄出。我当时收到这样的账单就琢磨了半天：荷兰要么就是公司税低，要么就是劳动力便宜，要么两者皆之。而花旗银行这样做法，就像是工业生产中的集约式经营，肯定是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效益，才在荷兰处理西欧各分行所有的清算。其中从荷兰寄往巴黎国际邮件的成本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但是在二十一世纪初，再次见到这家银行巴黎分行的负责人时，她跟我说，花旗的总部已经决定把在荷兰的处理中心再次移至印度，好几百人的工作机会就流失了。她说此话时一脸无奈的神情，至今让我印象深刻。
外包会引发新的美中贸易战吗﹖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国内以及国外的经济推动力正在促使大量的外包项目从美国流入中国。外包是否会引起美中之间一场新的不可避免的经贸商战？
邓琨：表面上工作如果从美国流失到中国来，好像是对美国不利。但是对美国的消费者来说，却带来了利益。我现在觉得美国什么东西都挺便宜的，就是因为很多商品都非在美国本土制造。所以外包是对中国美国都有利的。尽管美国党派之争会制造一些噪音，但是美国主流是持赞成的态度，因为它对美国消费者有好处，为美国人创造了巨大的就业机会，也为未来的中美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
杨林：因为贸易战涉及因素太多，并不只限于外包，暂不谈美国是中国外包最大的受益者。外包利润使中国政府投资美国债券，缓解了美国赤字危机。
沙石：跨国融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服务业的外包，对一国就业有重要影响。中国得益于外国直接投资，美国得益于大量亚洲中央银行购买的美国国债，使其得以弥补财政赤字，保持低利率，刺激经济增长及就业。
车耳：如果美国经济发展良好，社会上就业的机会就会增加。美国的教育体制又不能立即培养出相应的人员，美国人就会多发工作签证，将中国人和印度人吸引到美国工作。在华尔街各大银行的程序设计师中许多来自印度和中国，而在西部的硅谷来自这两个国家的工程师甚至超过了半数。
如果美国经济不好，这些人也是最先失业的。美国企业就会增大它的外包力度，将工作机会移至国外。这不是国际经贸战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这种全球化正是由美国推动的。事实上，国际间的经贸战针对的一直是商品，而不是劳务本身。
在中国生产同类产品销往美国，比在美国生产会对双方都有比较利益，是一个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的事情。美国人得到了实惠，他们用同样的价格买到了更多的东西或者是用较少的钱买到了质量相同的产品。大量物美价廉中国制造的产品流入美国，缓解了美国通货膨胀的压力。中国人赚到了钱，又反过来将他们的外汇美元投入美国市场，购买美国的债券，又使美国的利率保持一个较低的水平。所以这种贸易的结果既促进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又加快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中国经济时报：由于美国对就业损失的异常敏感，软件工作外包引发一场政治问题可能已在所难免。美国国内的劳工组织和工会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抵制活动。目前美国一些州政府考虑到外包对本地劳工就业的影响，正在采取严格的限制性行动。目前美国国内是一种怎么样的情况﹖
杨林：虽然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一再强调自由贸易的好处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但美国国内各种反对外包的声音仍然是非常强烈。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就将反对外包作为其政治纲领中就业部分的主题。美国国会的50多名众议院议员也计划提交法案对外包项目的美国公司不与政府融资支持和贷款担保。该法案将要求申请公司在贷款申请中提交国内及海外员工人数变化，如果美国公司本土员工降低大于海外员工增加，贷款申请将不予批准。
摩托罗拉和美国通用电器都被点名，指其分别获得出口银行1.9亿美金和25亿美金贷款建立中国业务，却各自分别解雇了42900名及26000名美国员工。在布什总统1月份也签署了限制某些领域的政府项目外包给外国公司的条款。许多媒体也纷纷公布IT行业的失业数据，专家学者也列出了外包的许多不利因素。比如戴尔公司因为使用外包服务而出现服务质量问题被主流报纸大幅曝光。
而知名人力资源咨询公司Hewitt Associates就发布调查结果显示许多公司只看到低廉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但没有充分考虑其他许多影响成本的因素。如被调查的500家公司中少于50%的公司对外包国家的税收环境做了调研，只有34%考虑了关闭美国现有工厂的成本，所以外包并非像原先分析师预计得那样大幅度降低成本。当然作为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支持外包的也大有人在，华尔街的总体基调是非常支持的，外包事务因为是大选年而显得尤为敏感。
沙石：另外，服务技术项目的外包可视为传统的国际贸易的延伸，但目前，除行政措施以外，尚无有效的类似有形产品关税的系统监管手段。很难想象以自由经济和贸易标榜的美国会以直接和间接地干预企业的经营行为。美国联邦及州政府提出的限制办法仅限于削减那些美国公司国内的失业率高于海外的公司的政府基金。加州政府立法院提出限制将与金融及医疗记录有关的项目外包。
车耳：美国人有失有得。工作机会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美国人扩大了市场，这也是贸易的目标之一。就像可口可乐公司一样，它在中国造就了无数的消费者，但仍然保持美国的形象，它在美国的总部在扩大，它在全球的利润也在扩大。而且，它至今仍然保持着可口可乐的独特的配方，不为人知，其他人无法模仿。美国人会继续保持它创新的势头，就像它创造了互联网一样，通过它获得了很大的利益但同时又遭到它的威胁。但是美国会继续创造类似互联网的新式产品。这是这个民族的优势。
就像美国税务机关不能阻止安然公司做假账一样。如果是关于生死存亡的问题，企业是不会拘泥于政府的行政规定的。实际上在美国政府的行政规定要比欧洲少的多，企业是遵循市场的规律，资本追逐着利润，政府更多的扮演着一个服务者的而不是参与者的角色。美国的劳工组织力量也比西欧人弱势。
而且美国人转向快。在美国有一句谚语：如果不能打败他们，就加入他们的行列。现实生活中，许多美国企业在抵挡不住来自中国产品的竞争之后，转而加入了中国产品的行列，成了他们的美国代理。
格林斯潘?“这一变化不可逆转”
中国经济时报：格林斯潘指出美国经济和美国工人都是技术进步和贸易开放的受益者。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将随着他们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而不断增长。他表示“我们的经济性质正逐渐地改变，这一变化不可逆转，因而有不断地学习新技术的必要性。”尽管美国大学毕业生日渐增加，但是“每年毕业的有充分劳动技能的工人还是太少，不足以解决对这些工人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矛盾。”对那些已经失去工作或担心失去工作的美国人，格林斯潘给了他们这样的忠告：重回学校。这是否是能从本质上解决美国高失业率的问题呢？
邓琨：要解决失业率的问题，需要创造一个环境，通过提供劳动保护、通过提供失业救济。在美国的社会，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机会就越来越少。相反的，受过教育的人就会有更多的机会。美国鼓励提高人的素质，提高生产率和生产质量。我们来分析一下什么样的人才会移民呢？一般都是比较吃苦耐劳、比较积极向上、想改善自己的生活、有拼搏精神的人才会想到移民。另外，移民可以把一个国家最优秀的人引进来?是一个吐故纳新的过程。美国最幸运的也在于此。美国的经济可以不断更新，也就这是道理。拒绝自由贸易，拒绝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民族一定会成为落后的民族。
杨林：格林斯潘指的“重回学校”不能单纯理解为重回到高等院校进行学位教育，而应理解为重新接受新的教育、技能培训，以便更好的适应新兴工作行业的需要。只有迅速地将失业的多余劳动力再培训才能从本质上解决失业率的问题。虽然说，学历高低的大体上与失业率有很大联系。比如总体人群中，硕士毕业比本科毕业人员的失业率低，本科失业人员平均失业率比高中毕业人员的失业率低。但就个体或个别行业来看却不尽然。与市场需求不对口的高学历并不能保障就业。有的领域还出现越是高学历越容易失业。其关键还在于能否学有所成，专业对口。虽然美国的学位教育有很明显的市场导向，但学位教育并非专业技能教育，与市场的联系还不是很直接，尤其是现在市场，科技变化飞快，学位教育与现时的市场需求还是有一定脱节。但美国大学的应变能力也还是很快的，比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工商管理学硕士课程中就及时地加入了有关外包项目的课程。美国也有许多专门的私营或政府提供的技术培训学校?许多大学也对社会提供非学位学分制的培训课程和在职教育。这些课程与市场需求联系较为紧密，但科技市场瞬息万变，如何使教育赶上市场速度，仍是美国需解决的问题。更快更好地对剩余劳动力进行再培训是当务之急，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当然，员工也需居安思危，并最快速度调整心情，学习新知识，以求更快速度进入新兴行业也是至关重要的。
车耳：美国的职业教育和再就业教育是相当发达的，但是这都需要钱，首先失业者得有相当的积蓄。在储蓄率只有4%的国度，并不是人人都有再教育的机会的。让失业者重回学校，固然能增强这些人的技能和知识，从而增强他们适应新工作的能力，但是却改变不了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工作继续工作流失的趋势。
不过，应该讲，美国的失业率还是受到比较好的控制，它在近几年来一直维持在6%左右，比起欧洲大国9%、以至于前几年两位数以上的失业率，美国人的表现好多了。
邓琨，现任拉扎尔资产管理公司董事、注册金融分析师。拉扎尔资产管理公司属于拉扎尔公司——全球最大的一家独立投资银行。2003年，他被英国《金融时报》评选为2000-2003年度全球10位最佳基金经理之一。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后到纽约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一度在纽约大学和长岛的Hoftra大学任教。后获哥伦比亚大学国际金融硕士学位。
杨林，现任职世界最大的对冲基金考斯特集团高级基金经理，公司管理超过100亿美金的资产。之前还曾就职于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摩根大通集团、雷曼兄弟银行及一家知名英国能源公司。他还曾担任华尔街亚洲资本协会（中国资本市场研究、投资政策咨询）主席。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波士顿大学。
沙石，现任荷兰银行新兴市场研究部董事、资深策略师。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后在国家计委任职。1995年纽约州立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
车耳，现任中信集团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学硕士毕业后加入中信集团，1986年常驻法国，后任首席代表，高级经济师。1999年常驻美国，后任总代表。参加过“中国大百科”经济史的编写工作；入选“中国当代经济科学学者辞典”；著有《投资西方》、《第三条道路》、《如此美国》、《如此法国》、《如此西欧》等书多部；海内外已发表的关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文章百余篇，曾获中国科学技术论文奖。
采访花絮：当记者考虑做这次特别报道的时候?就希望能采访到在美国华尔街工作的人，因为他们是对美国经济和社会问题最有发言权的人。借助现代通讯手段——电话和EMAIL?好不容易才采访到了人在纽约的沙石先生和杨林先生。由于时差的关系，很多时候都是美国时间早上8点左右他们刚刚起来准备去工作之前打来电话，和在北京已经是晚上九十点钟的我进行沟通。而对邓琨先生的采访就更费波折，当得知他来到中国的消息，记者的电话就跟踪着他的行程，从东莞到深圳，再从上海最后到了北京。终于在16日晚上7点，南银大厦采访到了他。车耳先生也对这次采访提供了很大帮助。在这里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