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失误莫过于决策的失误！
然而，由于决策失误而造成的严重损失和浪费，却是我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最严重的教训之一。
2003年，全国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说，2002年全国共查出问题金额超过2000亿元，其中决策失误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严重，仅由于违规担保、投资和借款等，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就达72.3亿元。
2004年，李金华再次指出，2004年全国审计工作的重点之一，是积极探索效益审计，注意揭露由于决策失误、管理不善造成的严重损失浪费等问题，促进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
又是“决策失误”，在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词语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惨痛呢？我们先来看一组决策失误的数字吧：
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5000亿元，如果按照全社会投资决策成功率70%计，则每年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为1200亿元。20年来，损失应该在24000亿元。其中仅仅是石油和化工行业在1979—1999年这20年内，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就不低于800亿元。
我们再来看一组因决策失误而造成巨大损失的典型案例：
案例一：川东天然气氯碱国家工程是与三峡工程配套的最大移民开发项目，工程概算近30亿，于1994年开工，1997年底因资金缺乏停建，1998年工程下马，但已耗资13.2亿，清债还需4.5亿。更让人痛心的是，难以解决离开了土地的3000多三峡移民生计问题。
案例二：被珠海市列为一号“政绩工程”、曾经号称“全国最大最先进最新潮”的珠海机场“仅基建拖欠就达17亿元”， 该机场建成后每月客流量四五万人次，只相当于广州白云机场一天的客流量。机场设计客流量是１年１２００万人次，2000年只有５７万人次，利用率不过１／２４。
案例三：绵阳机场于2001年竣工通航，当年就亏损3800多万元。机场虽然竣工已有两年多，但还有一亿多元工程款没付清。据审计部门审计调查，绵阳机场目前未发挥或未完全发挥投资效益的资产高达2.2亿多元。
案例四：2001年6月以来，沪深股市的暴跌。由于决策失当，国有股减持只收回了几十亿元的资金，但股市暴跌却使1.8万亿元的市值被蒸发了。如果按2001年10月底的股本结构来计算，那么流通股损失的市值大致为6200多亿元，非流通股损失的市值大致为1.18万亿元，其中，国家股的市值损失大致为8300多亿元，法人股的市值损失大致为3300多亿元。由于法人股的绝大部分都具有国有性质，因而在这轮股市暴跌中，国有资产的市值损失实际上已大大超过1万亿元。为了阻止股市继续暴跌，中国证监会不得不暂停了国有股减持方案的实施。(资料来源：《决策的新制度建设》）
案例五：为了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文革”后期，经过21个省260多家科研机构的通力合作，历经艰难险阻，于1978年完成运十飞机的设计。然而，到了80年代中后期，有关部门将这个项目下马。作出这一决策的依据是：运十飞机研制费用已花去5亿多元（按照欧美国家标准，运十这样的飞机要上天所花费用接近200亿人民币。），要使之完善并达到定型生产的程度，还要追加资金。这笔资金又要几十亿元。成本太高，还不如直接买国外的飞机。运十飞机下马的决策是一个典型的巨额成本沉没的决策。由于不舍得再投入后期的20－30亿元资金，不仅使前期的5亿元资金打了水漂，而且失去了一个关乎中国几千亿甚至几万亿元的干线飞机市场。（资料来源：《决策的新制度建设》）
案例六：1991年开工建设，1994年投产，总投资达7.8亿元的冶钢170毫米无缝钢管厂，投产四年不仅未赚一分钱，反而亏损4.3 亿元。时任湖北冶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建新称，市场预测不准、决策严重失误是这一项目失败的根本原因。
案例七：河南省灵宝市豫灵镇九十年代中期为“制造政绩”，大举借债办企业、搞开发，使仅有6万人的小镇，欠下1亿多元债务。据镇政府测算，要还清此笔“政绩债”，需耗时100年。
案例八：黄河中游重要支流渭河变成悬河，多次发生水灾，沿岸民众受害不浅。学界早已公认其祸首就是三门峡水库，由于设计上的缺陷，使得水库发电和上游泥沙淤积之间形成了尖锐矛盾。近年，政府开始承认在三门峡建设中存在重大的决策失误，然而由于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早已超出了经济所能涵盖的范围。
案例九：三年不上大型电力建设项目的决策失误，导致2003年以来，电力供应日趋紧张，到今天为止，全国已有21个省市区采取拉闸限电的措施来保证基本电力供应。因为电力的供应不足，导致全国范围内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还没有具体数据，但应该是一个相当吓人的数字。
不再举例了，事实上仅仅因为决策失误而造成国家损失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亿元的案例都会将这个网页撑得足够漫长。决策失误，这个从建国起就伴随着共和国一起成长的特殊名词已经让人痛楚得近乎麻木,我们还记得“大跃进”，我们还记得“十年浩劫”，我们还记得……
诚然，我们一直在改革，我们一直在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我们一直在摸索着前进。但如何遏制与减少决策失误的发生和比例已经成了我们必须马上面对的问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院长认为：决策失误的最大问题是选择经营者的政府官员对经营后果不承担责任。2004年2月11日，四川出台《成都市国家公务员行政过错行为行政处分暂行规定》，《规定》分别对公务员日常行政管理过错、行政许可过错、行政征收过错、行政执法检查过错等７大行政过错行为作了不同的行政处分规定。
然而从决策行为的整个过程分析，《规定》只是一个事后责任追究程序。即使我们乐观的想象《规定》能按预期地实施，《规定》能从多大范围内减少和避免决策失误的发生还是一个未知数。除了事后责任追究之外，我们发现还有如何保证决策的民主化、如何保证决策的科学化、如何保证决策进行中的监督机制、甚至如何防止事后打着“决策失误”的牌子逃避犯罪制裁的行为趋势化的问题。我们隐隐的发现所有的这一切都指向一个制度问题的核心，要想从源头、过程、以及事后追究等诸多环节堵住“决策失误”的口子，显然是一个带地方性法规的《规定》所无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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