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MBA教育——混乱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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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分层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赵纯均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对于目前国内管理教育市场的判断是一致的:混乱。

  这块市场上供给方的主要模式有四种:一是国内大学如北大、清华等设立的管理学院。目前共有27个省的62所院校于2001年结束试点,进入全面规范办学的阶段。二是中外合作的MBA项目和学院,这其中包括中国目前的惟一独立商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三是各类境内外机构依托大学的师资、设施和号召力举办的MBA研修班。此外还有少数境外机构在国内独立运作的项目。值得注意的是后两种模式目前大多不为主管部门认可,有些被人指责为“野鸡大学”。

  国内对于中高级职业经理人有着显而易见的巨大需求,同时不少年轻人对于MBA 带来的薪酬变化充满热望,现在的管理教育市场正在不断升温。关于教学质量、办学资质的质疑也在不断出现。许多打着MBA旗号的所谓课程班其实只是讲授一些相关课程,不仅没有一个完整严谨的教学计划,而且也不能授予学位,它们实质上不是MBA教育项目。同时担任国家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的赵纯均院长举例说,在南方某些城市竟然出现了100余家所谓的MBA课程班,许多只是经过工商注册,有一个地址而已,赵纯均称之为post-box university?邮箱大学?。除此之外,在一些国内大学内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比如北京大学除了光华管理学院以外,还有其它院系的国际MBA项目,张维迎认为这反映了高校内部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校内项目林立的现象绝对是不正常的。

  当然将这块市场上的混乱视为中国这个转轨国家正处于成长当中的市场体系的一部分,显然有助于我们更理性和充分地认识被某些媒体描述为“虚火上升”的管理教育市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赵纯均和张维迎都对前景表示了乐观。现在许多学校在推广课程项目的时候都宣称要培养“高层次管理人才”,这其实是一个很含混的概念。按照市场发达国家的标准,商学院除部分院校招收本科学生外,主要在提供三种不同类型的管理教育课程:MBA、EMBA和短期课程培训。MBA提供给有着三年以上(国外多为两年)工作经验的人士,通过严格的基础训练,为其开始管理工作生涯作准备(beginning-career)?主要为企业培养中、基层管理者。张维迎解释为是提供一种“通行的管理语言”。EMBA 面对的应该是有着八到十年管理经验的人士(mid-career),他们需要的是提供更为精到的管理教育,以扩大视野,驾驭更大的局面。至于短期课程培训,由于它不像前两种培训那样提供学位,在国内受到了一些冷落。但这其实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培训课程。商业世界瞬息万变,再加之外部世界的变动,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在繁重的日常工作之外需要时间经济、内容精辟实用的知识充电。在国外这样的课程深受欢迎,许多大公司的CEO在个人履历中还以参加过著名商学院的课程培训为荣(比如哈佛的Advanced Management Program)。

  但在中国,人们却把这种种教育任务都看作是MBA项目的应有之义,期待它能够包治百病。过高的期望值、不切实际的要求在碰壁之后就演化成为对于管理教育市场的否定。赵纯均认为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对于管理教育的供给和需求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造成了许多人在消费教育产品的时候缺乏理性。中国有着1000余家上市公司,另外还有上千万的大、中小型企业,而截至2001年底?MBA毕业生人数才1.5万(美国每年授予9万多个MBA学位)?也许这种落差是症结所在。

  此外赵纯均还提醒说,除了课程内容外,管理教育的水准也是分层次的。目前MBA教育分布在全国27个省,其中自然有一些经济不发达,基础较为薄弱的地区。赵纯均认为这些地区也应该在得到指导和帮助的前提下培养自己的MBA?服务于本地区的经济建设,至于教育的定价和品牌就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这也是符合国际趋势的。比如在美国的200余家商学院,除了有哈佛、沃顿这样久负盛名,价格不菲的管理教育提供者,也有一些学校MBA的学费不到一万美元。

    中国特色

  赵纯均曾经用一年时间分别在沃顿商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商学院访问,此外还访问过哈佛与英国剑桥的商学院,对于国外商学院的成功精髓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但他认为目前国内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在管理教育问题上认为“洋”的一定比土的好,所谓“体制内”的一定不如“体制外”的。

  中国的MBA教育实践从1991年国家教委在9所院校的试点正式开始。而实际上第一次出现MBA是在1984年,中国政府与当时的欧共体合作,在北京办起了第一所MBA学校,也就是现在的中欧工商管理学院的前身。起初综合类院校、财经院校、工科院校对于如何办商学院理解都不一致,无论在教学计划、教材、师资方面都几乎是空白的。经过十多年的实践,各个方面都有了质的变化。1994年出台了MBA指导性教学计划,以后又经过1998年的修正?赵纯均认为与国外商学院的核心课程设计相比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异,甚至在学术角度上的要求更高一些。在教材方面,从初期的大量翻译国外教材,到现在一些优势院校也开始自编教材或是直接采用原版教材。目前国内从事MBA教育的教师有2000多人。教师水平一直以来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博士学位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是一个优秀教师的标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赵纯均认为中国管理教育的师资力量有了很大的加强,各大学博士点的不断增加以及留学人员的回归潮流为发展提供了动力。但是缺乏实践经验这个痼疾不是选派一些教师出国学习就可以解决的。现在许多学校纷纷开始尝试中外合作,利用外方的教学实践提供经验,帮助国内的教学。赵纯均认为目前国内的师资水平应付MBA课程已经没有太大问题,但在要求更高的EMBA及短期课程培训方面就难以承担,仍然需要假以时日。今年7月份,国家教育部刚刚批准30家学校进行EMBA课程的试点,自身实力不济时借助外力是最好的办法,各个学校在EMBA甚至短期课程培训方面都有较为明确的合作计划。

  但这决不意味着中国的管理教育不应该坚持自己的特色。比如受到一些批评的MBA联考制度。有人认为这种“大一统”的考试制度会将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拒之门外。赵纯均不否认这种考试依然存在改进的空间,他一直提倡降低联考录取分数线的门槛,加大面试的权重,并建议将考试改为外语与综合考试两门。但考试本身依然有存在的必要性。1997年以前,由于各个学校单独招生带来的不正之风,各学校管理学院院长联合商议,建议推出这项联考,赵纯均认为它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MBA教育“以钱换学位”的看法,提高了社会形象。实际能力与应试能力的矛盾可能是任何一种考试都无法完全避免的,而北大和清华的联考录取比例都在1?10以上,较大的选择余地还是能够保证学生质量的。

  目前“土洋”共存是管理教育市场的现状,张维迎和赵纯均都不愿意对以中欧为代表的一些MBA项目作过多评论。因为所谓“土”和“洋”从来都不应该是评判学校水准的标杆。倒是在转型期国家中,人们对于成熟市场经济中的一些事物有着过于热切的期待反倒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现在一些学校在寻找海外合作伙伴的时候,由于缺少资源及对国际管理学界的了解,找不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只能胡乱找一些“克莱登大学”充数,这才是更令人担忧的。比如某个国内著名大学的国际MBA,其海外合作方只是一家不入流的社区教会学校。据赵纯均所知,某些大学在签约以后才知道上了当,但已经悔之晚矣。

  目前国内只有中欧一家入选了《金融时报》这样的权威评选,能够参与评选也部分得益于中欧与欧盟的良好关系。评价MBA办学水平的最重要指标是毕业生起薪水平,由于中国国内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全流动的人才市场,许多人才价格(以国企为甚)被大大低估,所以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中国一流商学院要参加这样的国际性检阅还存在一定难度。

  就像中国特色成为掩盖问题的遮羞布,体制一词也常常成为非难的理由。在中欧这种“体制外”的商学院获得不可否认的成功的时候,以清华、北大为代表的“体制内”的学校备受关注。张维迎和赵纯均在强调商学院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认为处在综合类大学内会对商学院的发展形成多大瓶颈。两人倒是一致地对于独立办学的商学院的后劲持保留态度。赵纯均认为以访问教授为主的独立商学院很难形成学校的人文传统和文化积淀,这对管理教育这门软科学来说是不利的。张维迎举例说,商学院的教师应该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广阔的视野,比如自己与法学院教授的交流就可以碰撞出一些新思路。

  当然他们对于商学院的独立性也有着很高的期望,因为这将有利于管理学院按照管理教育自有的规律来办学,另外,管理学院的办学资源可以更充足一些,教师的收入也可以更高些。另外在案例开发方面取得的学术成果也应该得到较好的承认,由于过去在认识上的问题,一些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使教师缺乏积极性,制约了国内案例教学的进步。

  赵纯均曾经请教哈佛商学院院长关于学院的成功之道,院长示意说:“你看这条查尔斯河,哈商学院在这边,哈佛大学在那边,所以我们可以办好。”虽然被定位于“体制内”,并且也会有一些困扰,赵纯均和张维迎还是相信能够寻找到更多的空间实现中国商学院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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