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说明与世界软件产业发展潮流相比，中国软件产业差距很大，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健博士列出这样一组数字：

    2001年全球软件产业的市场规模达到6431亿美元。其中，软件产品为2030亿美元，占31.6％；IT服务业为4400亿美元，占68.4％。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软件生产国和消费国，占全球的41％，达2650亿美元。日本是全球第二大市场，占全球市场的10.3％，达661亿美元。印度是除美国以外最大的软件出口国之一，2001年出口软件及相关服务达77.8亿美元，近年来的年均增长率超过50％。2001年，全球软件市场销售额、电子信息产业产值、GDP之间的比例为2:4:100，而中国为0.83:4.2:100。

    这组数字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中国软件人才的教育培训问题，我们请来杨健博士就中印软件人才的教育、培训问题进行分析，以期挖掘中国软件人才的潜力。

    记者(以下简称“记”)：就总体水平来看，中国软件人才的教育、培训与印度的差别体现在什么地方？两者相比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杨健博士（以下简称“杨”）：与印度相比，中国软件产业规模与印度相当，出口能力和服务能力落后于印度，推广应用要好于印度，发展前景更看好。此宏观结果从侧面说明中国软件人才在教育、培训方面与印度相比，有优点也有缺点。印度的软件人才培训体系做得非常成功，有许多成功的经验，特别是软件培养体系值得借鉴。

    中国的软件人才有必要认识到肩负的职责是引导产业发展方向，认识到软件产业的战略位置以及软件之争夺乃中印战略之争。不过赶超印度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做大做强中国软件的产业，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记：中印软件人才在追求教育的心态方面有何不同？

    杨：中国的软件人才在接受教育的时候，很少有把开发软件作为终生职业来对待的，这固然与中国赚钱职业多的外部环境有关。这却形成了高校普遍存在的“浮躁心态”，热衷“轰动效应”。

    相比之下，印度在追求教育的心态方面就表现得很执着，只要能够涉足软件这一行就把它当作终生职业，一般不会改行。这其中包括穷则思变的外因，在印度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能够成为软件工程师，不但收入将会在年薪一万或一万五美元，而且社会地位会一步登天。

    更使家境一般的印度人羡慕不已的是，他们会尽其所能让自己的子女成为软件业人才，从而为印度软件人才库提供不竭的源泉。

    印度通过法律、税收、资金、设施等方面的倾斜，为软件人才就业和创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通过实行雇员持股、提高软件人才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等方式，使软件人才在印度本土找到强烈的归属感，从而减少印度本国人才缺乏的危机。

    记：中印软件人才在校教育方面，社会投入、师资力量有哪些特点？悬殊何在？

    杨：中国高校普遍存在软件教育脱离实际，无法学以致用；软件教材陈旧，在微电子性价比18个月，软件9个月就要更新换代的今天，还用几年前甚至是十几年前的老教材，比如基础学科和数据库，十几年前的教材，现在的高校生还在读。

    中国的人力培养模式以正规的学校教育为主导，软件人才的培训也沿袭此模式。

    目前软件人才的培养主要依靠正规院校的学历教育，集中在本科阶段。据统计，中国当前有软件人才从业人员约40万左右，其中3/4以上来自于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计算机与软件相关专业，来自职业技术学校及各社会培训结构的软件从业人员尚不足总数的1/4，而且这些人所从事的多为软件销售、软件服务等专业性工作。

    这样就形成中国软件人力资源主要来源于高校及科研机构：国内各类高校的正规毕业生、各类职业技术与中等专业学校、高校自学考试及其开设的在职培训班、社会上开设的私立或民办的计算机培训学校、归国创业的软件人才。

    恰恰形成了中国当前软件人才结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即软件人才的供应渠道单一，过于依赖高校的正规教育机构。限制中国软件人才绝对数量增长的同时，也制约软件人才结构进一步优化。

    而在印度，计算机教育从小抓起，全国2500多所中学开设了电脑课。强大的计算机基础教育带来的结果是，每年有10多万名计算机工程师在大学毕业后涌进各个软件公司。

    印度有700余家民办或私营机构在从事计算机软件人才的培养。其中APTECH是最大的培训机构，有1030个培训点，每年培训取得证书的软件人才有几十万人。印度的IT职业教育逐渐产业化。这些机构直接利用发达国家最先进的教材和教学方法，使学生直接掌握最新的软件开发技术，同时还与微软等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软件公司结成联盟，直接提供企业需要的实用型人才。这些软件基础技术人才中许多都是高中生甚至初中生。

    英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印度人在开发研制软件时，直接应用国外最新教材和开发工具方面没有任何语言障碍，无形中加快了科研开发的速度。

    大批能规范熟练编程的“软件蓝领”，使印度的软件企业形成了“项目经理→系统分析员→软件工程师→具体程序员”的合理化人才结构，从而确保印度处于质量－成本坐标系上的最佳位置。

    记：与印度相比，中国软件人才的培训，在软件人才结构方面应该发生哪些变化？

    杨：目前，中国软件人才结构呈现为“橄榄型”，即软件“高端人才”（系统分析师、项目技术主管等）和“低端人才”（软件编码人才）严重短缺，中国现有软件人才是处于二者之间“中端人才”，做系统分析师经验和能力还有欠缺，做程序员又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

    中国急需的软件人才是处于“金字塔”顶层的、能够进行软件整体开发设计的软件设计师与系统分析师，以及具有国际眼光的高级管理人才，这部分人将决定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方向和水平，决定中国将来在国际软件产业链的地位；其次，中国还需要的是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从事软件编码等初级工作的程序员，这是中国软件产业发展实现产业化的基础；处于“金字塔”中间的“中端”软件人才是中国当前软件人才存量的主体。

    记：要达到以上所说的状态，中国软件人才的教育和培训应该如何向印度学习？

    杨：简单地说是强化规范化实用性、产研结合再教育、注重团队意识培养以及拥有开放的人才观念。举个例子，如果一家软件公司招聘印度程序员，给应聘者出一套有基础概念和编程等题目的试卷，阅卷人会发现他们在编程题目上给出的答案几乎完全相同。这是印度对软件人才实行标准化、规范化教育的结果。

    另外，印度软件教育的核心是使教育紧跟技术发展，教材的更新速度很快，教学方法注重应用性和针对性，使经过教育和培训后的人员都具备编程能力，毕业后能迅速适应企业需要。他们可以负责任何大型软件的具体某个环节的工作，标准而且熟练。软件可以交由几千人同时工作，一个大型软件也就会在短时期内开发出来，而企业只需要付出相对低的成本。

    在印度，许多软件公司都通过设立自己的培训、教育机构，来提高现有人员水平，充实研发队伍，为企业发展储备能量。

    以生产教育软件为主的印度著名软件公司——全国信息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现已在印度和世界上其他20个国家设立了800个教育中心，每年培养15万名信息技术专业的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

    在世界一流的印度理工大学通常只有25％的人能毕业，淘汰的过程不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淘汰，而是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的淘汰，这就需要每个小组的成员必须有团队意识，这样才能生存下来。

    印度还准备引进马来西亚的SMART学校，以使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智力、精神、情感及体力上都均衡发展，并掌握各种人际关系的处理技巧，培养出在新世纪具有极强竞争力的全面人才。

    印度对人才流动采取了自由、开放的态度。拉·甘地总理就曾说过，不要把外流的人才当作一种损失，而应把他们当成智囊银行，正在积聚利息，等待我们去提取，我们可以将其投资于印度的建设中。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美国硅谷高科技公司工作的印度裔美国人收入多达上百亿美元，这些人大多把赚来的钱投资于印度，投资的速度平均每人每年约20万美元。

    杨健，北方交通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信息产业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在国内外学术刊物、报刊杂志上发表经济、产业、政策等各类文章50余篇，参加了20余项国家部委课题研究。另受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委托，参与了“电子政务技术政策和采购政策研究”、“《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2002～2005年）》研究起草”、“中国信息化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研究”、“中国软件国际竞争力比较及发展的突破口研究”、“中国微电子产业的技术发展策略研究”、“《电子签章条例》研究起草”、“信息化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作用研究”等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