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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倒把罪’的演变是有规律的，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中央的经济政策先放开，然后实践先行，最后法律制度演变，“完全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

法治周末记者 王京仔

“到现在也没有人说这个罪改错了。”指着面前一摞法律资料，高铭暄不由哈哈一乐，在他的笑言背后，是一个曾被称为“口袋罪”之一的“投机倒把罪”的消亡。

近40年前，作为唯一自始至终参与刑法典创制的学者，高铭暄见证了这一罪名的正式确立；20多年前，随着经济制度和政策的转变，他也全程参与了“投机倒把”这一已“不合拍”的罪名的废除。

“这一罪名完全是由经济形势发展决定的。”因计划经济而生，伴随着改革开放确立，顺应着经济发展而消亡，高铭暄口中的“投机倒把罪”的演变史或许是改革开放40年来法治进步最好的见证。

“‘投机倒把’的入刑就是共识，没有阻力”

今天，“投机倒把”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名词，高铭暄向记者道出了它“中西结合”的出身。

“投机倒把”的出现受到苏俄的影响，在《苏俄刑法典》中就有专门的“投机罪”规定。

“倒把则是中国习惯语了，指倒买倒卖。”在中国的语境中，“投机”具有多重意义，而加了“倒把”的小尾巴，高铭暄解释，就将“投机倒把”这个词限定在了经济方面。

1950年7月25日，在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中》，就首次出现对于“投机倒把”的规定，并将其归于扰乱市场的犯罪。

“计划经济下，‘投机倒把’必然破坏统购统销。”尽管这一草案并未提上立法程序，但高铭暄回忆，建国初期，就有了投机倒把现象，“当时的打击内容和范围很广泛”，且或多或少带有“阶级性”的色彩。

“钱广赶大车，给我捎点货，榛子辣椒还有蘑菇。”在上世纪70年代的电影《青松岭》中，车把式钱广经常帮人捎山货卖到城里，而拒绝卖到供销社，后被挖出“逃亡地主”的身份，最终“出了事”，成了典型的“投机倒把”者。

直到1979年7月1日，高铭暄全程参与的第一部刑法典通过，“投机倒把”才真正成为我国法律上明确的罪名。

此时刑法对于“投机倒把”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限缩，将伪造或者倒卖计划供应票证，伪造车票、船票、邮票、税票、货票，假冒他人商标，制作、贩卖淫书、淫画等分离单独成罪。

而早在1955年，高铭暄参与刑法制定仅仅几个月，当时拟定的第一稿中，“投机倒把罪”就已然在列。

“‘投机倒把罪’始终没有忘过，并不是中途加进来的。”尽管历经25年，当最终的第38稿通过时，在高铭暄的回忆中，“投机倒把的入刑就是共识，没有阻力”。

当时直接领导立法工作的武新宇(原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和法律室主任)和彭真都未对“投机倒把”提出任何异议，“他们可以说直接代表中央的意思了”。

之前，国家陆续出台《关于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打击投机倒把和取缔私商长途贩运的几个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等一些列政策，“坚持打击投机倒把”是大家都能看得清的形势，而实践中，也“处理得不少”。

1977年，曾在广西一寨子插过队的张雄(化名)就干过一回“投机倒把”，将多余的50斤米悄悄借船到县城卖掉，“确定进屋安全后才敢交易，看见市管会戴红袖章的人都心跳加速”，最终他是幸运的，“要是被逮住，判几年是常有的事，严重的听说过被枪毙”。

在那个时候，粮食、棉花、油等都是按计划供应的，倒买倒卖、囤积居奇都是不允许的，而长途贩运，非法经营烟草、食盐专卖品，伪造倒卖车票、船票、税票、货票，假冒商标等，都会被“兜”进“投机倒把”的口袋里。

“严打”中，口袋罪升级

1979年，入刑的“投机倒把罪”尽管已经在处罚范围上进行了限缩，但并没有对“投机倒把”有明确的定义，仍无法摘掉“口袋罪”的帽子。

“‘投机倒把’是个口袋，什么都往里面塞，投机倒把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高铭暄念叨着顺口溜，折射的是制度与现实的无奈。

我国过去对于“投机倒把”的定义一直没有很明确，在刑法中仍采用简单罪状，尽管后来，高铭暄他们在教科书中对“投机倒把”进行了学理上的定义，应包含“非法经营行为，牟取暴利为目的，违反金融、外汇、金银、工商管理法规和情节严重”等四要素，才能构成“投机倒把罪”。

“这些要素也是与法律初衷相适应的，而且依照法律规定，投机倒把的法定刑没有了死刑。”然而现实却和高铭暄他们的愿望有些不同。

彼时，改革开放也已然开始，价格双轨制开始实行，同一产品两种价格，市场价格往往比国家统配价高出一两倍，一批动了心思的“倒爷”开始出现。

“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就要允许流通，私人买卖，下海经商都是允许的，但同时也给钻空子的人提供了平台。”高铭暄告诉记者，有些地区脱离了价值规律，将在产地很便宜的东西“一倒手”，利润可以达到十倍甚至数十倍，但一般会行政调控，“太不像话才会处理”。

除了老百姓中捕捉商机的“私倒”，“倒爷”中的一批“官倒”则更神通广大，他们大多是各层级的大小官员及其关系人，利用权力关系获得低价的计划物资“批条”，再倒卖出去就能获利颇丰，成为上世纪80年代的腐败“高发区”。

1982年3月8日，伴随着倒卖现象日盛，《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出台，“投机倒把”成为“严打”之势，也让高铭暄希望“投机倒把”能真正依法而判的愿望落空。

“比较严重的单行法，提高了一批死刑的经济犯罪，其中就包括投机倒把。”1979年刑法出台后，‘投机倒把罪’轻则行政处罚，构成犯罪则为短期有期徒刑，“普遍不重”，高铭暄皱眉回忆说，“严打”一下子就加重了处罚，在法定刑之上判处，直至判处死刑。

就在这一年，个体经济发达的温州首当其冲，乐清市柳市镇的“五金大王”胡金林、“线圈大王”郑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螺丝大王”刘大源、“矿灯大王”程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电器大王”郑元忠和“旧货大王”王迈仟都因涉嫌“投机倒把”罪遭到全国通缉，除刘大源外逃成功之外，其余7人均被捕。

1982年，温州市的工业增速由1980年的31.5%下滑至-1.7%。

而这仅是“严打投机倒把”中的一个缩影，到这一年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判刑近3万人，结案8.6万件，追缴货款3.2亿元。

此后，“严打”形势继续升温，直至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兴办各种企业，国家要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正式实施，一批“投机倒把”案得到平反，包括“八大王”。

“虽说改革开放，搞商品经济了，但经济上还是控制得很严，打击得很厉害。”在高铭暄的印象中，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严打”仍陆续发生。

除罪水到渠成

“经济学界早就对‘投机倒把’一词有意见，而法律界也开始讨论。”1988年，当刑法修订的工作开始之时，高铭暄参与了全部3稿的立法工作，在当时他就呼吁取消“投机倒把罪”。

高铭暄提出后，在座的刑法学者均没有反对，“已经是共识”。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我国计划经济走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投机倒把”一词已经“不合拍”，这是高铭暄感受到的。

在证券市场，看准机会进行抛售，“天天都在投机，不投机证券市场搞什么？”高铭暄打趣道，而倒卖更成为正常的商业行为，“产品总是要有进有出，计划经济只能自己用，不能转卖更不能加价卖”，但在市场经济，商业行为本就是有利可图的，倒卖赚差价是正常的。

“‘投机倒把’的概念本身已经落后，和社会发展状态已经不相适应。”高铭暄告诉记者。

当时，国家已鲜少专门针对“投机倒把”发布法律法规或政策，而司法实践中，在高铭暄看来，对“投机倒把”行为也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国最后一个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死刑的是“温州抬会事件”的主角之一郑乐芬。“抬会”为民间融资的地下钱庄，1985年，温州九县两区30万人卷入“抬会”借贷，涉案金额达12亿元，次年，资金链断裂，会主纷纷潜逃，8万多家庭破产。尽管律师以不构成“投机倒把罪”进行了辩护，但郑乐芬最终仍以“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死刑。

1988年刑法修订意外暂停，“投机倒把”的废除中止，到1996年修订工作重启时，“经过数年观察，决定废除‘投机倒把’罪名，从上到下都没有争议”，‘投机倒把罪’已不是当时修订的争议点。

1997年新修订的刑法取消了“投机倒把”罪名，“但并不是将其合理内涵一并废除，而是将其分解，而且没有了死刑”，高铭暄介绍，“投机倒把罪”被分解为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非法经营罪，侵犯著作权罪等具体罪名并予以细化。

尽管正式罪名已经废除，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仍在适用《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投机倒把”名义的行政处罚仍存在。

2005年10月，北京月球村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月球大使馆)因售卖月球土地，被朝阳工商分局以涉嫌“投机倒把”叫停，并扣留其营业执照、公章、经营款、月球土地所有权证等，责令退还所售月球土地款项，其引用依据为条例的兜底条款。

尽管此后该公司向法院提起撤销强制措施的诉讼后被驳回，但关于《条例》的适用问题再次引起争议。

“罪名取消了，但行政执法部门认为未从他们那取消，认识和政策制定上滞后，与法律不衔接。”高铭暄并未否认‘投机倒把’行为仍存在，但罪名已经没有了，就要紧跟基本法律和形势，灵活执法。

直到2008年，《条例》因“调查对象消失，实际上已失效”而被正式废除，2009年，其余部分法律和行政法规中关于“投机倒把”的规定都被删除，“投机倒把”正式从法律体系中消失。

“‘投机倒把罪’的演变是有规律的，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中央的经济政策先放开，然后实践先行，最后法律制度演变，高铭暄笑着评价，“完全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

责任编辑：高恒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