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西安城，钱庄的东家、掌柜大多出自山西晋中平遥、祁县一带。在钱庄及钱铺子金融时代，西安城的钱商由三大乡帮构成：一是山西帮，二是河南帮，三是陕西帮。

　　文/鹤 坪 满月儿

　　钱庄，源起于唐朝的“飞票”。所谓“飞票”，很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汇票，有通存通兑、异地支付的特点。到了元代有了“钱桌子”，这是金融交易的初级形态，形式和规模也简陋得近乎粗糙。进入明代，钱庄诞生了，这是一个大时代民族商人与民族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钱庄从它诞生那一天开始，就兼顾着金融交易、金融汇兑、金融信贷的多重使命。到了清代与民国早期，钱庄还兼顾着典当与粮食、棉花等农作物的经营。

　　这里我要说说老西安的钱庄经济，捎带着也说说过去的钱商、钱票。

　　钱庄的“秦晋之好”

　　在老西安城，钱庄的东家、掌柜大多出自山西晋中平遥、祁县、襄陵一带。清代光绪年间西安的“日升昌”、“百川通”、“大德恒”、“天成亨”等十二家名头山响的钱庄、票号，其中有八家系由山西晋中人开设在西安的“分庄”。及至民国末年，西安的62间钱庄、票号也多由山西人掌柜或领东。纵是进入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由46家钱庄、票号组成的西安银钱业公会除理事长是长安人鲁锡九之外，其他常务理事及理事清一色是山西晋中人氏。在1954年，西安银钱业各商号纷纷响应政府号召——转产或者歇业，如山西襄陵人开设在西安的“同济丰钱庄”转业入咸阳棉花公会；“协义成”转入西安绸布业公会；“长春生”改名“裕生面粉厂”(厂址在铜川)；陕西本土的钱庄和票商也纷纷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地投资“面粉厂”“绸缎业”及“运输业”，极大地激活了西安诸工百业的发展活力。

　　在老西安城，票号和钱庄的集结地在盐店街及梁家牌楼一带。1948年7月6日，西安银行公会和西安钱业公会呈请市政府批准在梁家牌楼设立“西安银钱业联合交易市场”，当时西安钱业商业同业公会的理事长谢鉴泉先生就是山西临晋人。该公会设常委理事二人，一人是山西虞卿人氏尚德庵，时任“宗涌盛”钱庄掌柜，另一人是陕西长安人氏鲁锡九，时任“协和福”钱庄董事长。此外，该钱业商业同业公会还设理事六人，其中晋中人氏有4位，依次是：山西襄陵人“敬泰络”钱庄掌柜马丽庚；山西临晋人“敬盛丰”钱庄掌柜秦虚庵；山西临晋人“忠厚兴”钱庄掌柜焦友诚；山西虞卿人氏“天顺诚”钱庄领东钟仕诚。另外该“钱业商业同业公会”另设常务监事一名，该常务监事由陕西澄县人氏“俊源号”钱庄掌柜雷升云先生出任；在他之下设“监事”二人，两位“监事”皆由山西临晋人出任，一位是“同益丰”钱庄的掌柜胡儒生，另一位是谢华亭先生，当时谢先生任“协合福”(陕西人开设)钱庄领东。从以上史实不难看出：山西钱商、票商在钱庄经济时代占有极大的西安金融市场的份额，同时山西票商还给西安本土的钱庄、票号输送过大批的“领东”和“二掌柜”。这一批丰厚的人才资源具有两种魅力，一是“票商”独具的“克存信义”的人格魅力；二是“钱商”精明的“头发丝上吊圆宝”的经营头脑。解放以后，随着票商、钱庄的“转业”，山西票商把“克存信义”的价值观和独特的经营理念渗入西安各个行业，从而使西安人加快了走出“以农为本”的传统生存模式。

　　在山西，虽然地处偏狭，但“钱庄”、“票商”的故里、故乡却相对密集。对其资本来历，学界及金融界历来说法不一。其“说法”大致分为三种：有的说山西票商“以农业立基，继而投资官盐及私盐的交易”，有的说“始自煤井开采”，还有“功成名就，从而弃智从商”及“风脉所至”等几种说法。此外，在晋中民间也流传着几种有关钱庄、票号的传说，在这些传说里，偶尔还能找到陕北乃至西安人的踪迹，有的传说甚至牵扯到了山西票商巨额资本的来历，这个“来历”在当地人的传说里就与陕西人有关。在晋中我听过一段说书人说的“钱庄故事”，这段故事与李闯(自成)有关。收录于此，与读者诸君共赏：

　　莫打鼓来莫打锣，听我唱个因果歌!

　　那李闯逼死崇祯帝，那文武百官一网罗。

　　那闯将同声敲金烙，霎时间金银堆积满岩阿。(晋中土语：满地都是的意思。)

　　冲冠一怒吴三桂，借清兵驱贼出京都。

　　贼兵(李闯义军)舍下金银走，马上累累‘莫奈何’(大块金银的专用名词)。

　　一路追兵潮涌至，把金银给山西境上掩埋过。

　　贼兵一去不复返，农夫掘地富翁多。

　　三百年票号称雄久，不成文法孰磋磨。

　　这一次，为着做这份研究，我在西安城里苦苦寻觅了许多个年头。或许是因年代久湮的原故，或许是西安人“更故革新”的愿望过于强烈，总之，我在西安城没有找到一处老钱庄的故址，甚至连老钱庄的一张旧银票、一枚旧门钉都没有找到。无奈之下，我只好取道晋中，奔了老西安几大钱庄掌柜和领东的祖籍，先到襄陵，然后转道祁县，等到落住在古城平遥的时候，我才真正地找到了曾经在老西安开设过分庄的一家钱庄，它就是号称中国第一票的——“日升昌”票号。相继地，我又找到了曾经在老西安城开设过“分号”的“百川通”和“天成亨”等几家票号的宅邸。他们的宅邸和故居与我所生活的西安城隔着几百公里的车程，但他们的人生和奋斗的历史却和西安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山西晋中地区的许多老宅院以及老宅院里发生过的故事都曾经与西安城有关。它们隔着岁月的尘瘴与烟岚低声地给我述说山西票商在老西安城的沉浮，把他们与西安城有爱有恨的历史讲给我听。好像那些早已故去了的票商、钱商在暗助着我，每到一处，他们的后人都为我把大门敞开着，连街上的行人都慈眉善眼地冲着我笑，就像相熟已久的样子，不由得使我在脸热心跳的同时，再一次想起“秦晋之好”这句古老的辞条。

　　钱庄的帮派体系

　　在钱庄及钱铺子金融时代，西安城的钱商由三大乡帮构成：一是山西帮，二是河南帮，三是陕西帮。豫帮大多是从清道光年间开始，以“钱桌子”交易形式起家，属白手起家类型；陕帮则资产相对雄厚，且业主多为本城富室；晋帮则有字号老、庄业持久的特点。老西安的银钱业起始于何年何月，今无考证。有史料记载的第一家该是“景盛永钱庄”，道光十七年开业。依次是“天福同钱庄”和“永兴庆钱庄”，这两家开业在同治八年。再下来就是“金盛荣钱庄”，它开业在光绪十二年。“天宝源”开业在光绪二十八年。开业最迟的也当是在宣统元年开业的“德胜宣钱庄”。以上几家“钱庄”、“票号”，皆是本城土著豪绅的产业。凭大量史料推断——西安钱庄、票号金融的鼎盛时期当在道光十七年至宣统三年之间。虽然老西安钱庄、票号开设于何年何月无资料可考，但钱庄、票号的交易形式却无疑是西安人的老祖先的发明和创造，这是无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在清朝至民国初年西安城也出过资本雄厚的几个有名有姓的钱商，比如“景盛永钱庄”，资本系本城北院门高岳松家的，高家在前清出过大官开业时投银伍千两。本城双仁府谢文卿开的“晋盛丰”、“长盛钰”、“丰盛益”，同治八年开业的“天福同”亦是久居本城的老财东三原王兴章家所开。王兴章在清朝曾官至道尹。在老西安陕帮“钱庄”里，还有了女性参与者的身影。西安城里留传过许多关于“渭北杨寡妇”的传说，杨寡妇就是钱庄掌柜，同时，她还开的有当铺，字号叫“复庆当铺”。我试着用小说的形式写过“杨寡妇”，但终写不出她的原滋原味，只好作罢。故人远去了，她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财富故事，更多留给我们的是实在实用的东西，比如钱庄。

　　辛亥年的“杂流”与“杂碎”

　　纵观历史发展，山西晋中票商在西安历史上的机遇未必都好，他们在西安也遇过重创，尤其以“辛亥年被抢”为最。当时在西安开设“分庄”、“分号”的十二家钱庄和票号都被“抢劫”，无一幸免。在《陕西辛亥革命起义时期省城各产商号被抢财物实况录》这份史料里，详细地记录着山西票商在古城西安所遭受的“非礼”和“非义”。

　　任何一次革命，都伴生着复杂的“副产品”和“副作用”。辛亥革命前夜及其革命发生期间，老西安出现了“十百为群”的强人与刀客，他们趁着清亡、新政尚未产生的“真空阶段”，大肆抢劫，最大的受灾者就是“钱商”、“钱庄”、“盐商”和丢失了家国的旗籍满裔！

　　在晋中，我尤其重视对在“辛亥”年间在西安遭受抢劫的几户“钱庄”、“票号”宅邸的考查。我先后找到了当年损失惨重的“百川通”，继之我又找到了“日升昌”票号东家的李家堡，等找到在老西安“辛亥”年遭受重创的号称“五连号”的“蔚丰源”“、蔚丰厚”及“蔚长厚”等五大家“蔚”字头票庄庄主宅邸的时候，我几乎被晋中人“以蛮力抵挫伤、以委曲求大成”的建功立业的精神所震动。在西安“辛亥之乱”遭受重创的十二家钱庄、票号，撤回山西之后，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如1931年，北洋政府财政部就委托“天成亨”票号总经理范元澍为国家银行招收票号的伙友，而“天成亨”在老西安“辛亥之劫”损失“共银15985两，衣物33120件”。“日升昌”的伙友冀荫在民国九年出任山西省银行平遥分行行长，冀荫先生正是辛亥年间的“日升昌西安分庄”的领东。在西安城遭受“辛亥抢劫”的“蔚”家头钱庄共有三家，可是，时隔不过一年，“蔚”字头“五连庄”在山西成功改组为——蔚丰商业银行。在平遥城，我采访过一位曾经在西安城给东家做过“二管家”的老先生，他给我说：“西安人有帝王气，先是用嘴皮子抢人呢，嘴皮子不灵了，下来才是刀子斧子!‘辛亥之乱’俺晋中人没有伤什么，俺东家的银锞子、金锭子都在水井底下藏着呢!”我想，辛亥年间西安城的那些“劫匪”该不会知道“山西票商”的金银财宝是在伙房的水井里面。

　　我曾花费过许多的日子考稽“山西票号”在老西安的“辛亥之劫”，手头存放着一些有关他们的史料、史话。“百川通”的渠姓庄主在晋中地区的票商当中有着很好的口碑。“百川通”本着“以仁求才、以义取利”的经营思想发展壮大，于光绪十二年被封赏“皇商”。老西安的“百川通”及“十大钱庄”于辛亥年农历11月初一至初二，毁于匪患。自此，西安城再无“百川通”及“十大钱庄”、“四大票号”的记载。这是一个不该忘记的日子，首先，它记录着“辛亥年十月一日武昌起义后，陕西首先响应”的事实。同时，它也记录了“辛亥陕西起义”时“市面上出现了无业游民、青皮飞贼、衙役捕快、散兵游勇组织的洪议会(哥老会)，这些人三五成群，手持武器，初则敲诈，继而抢掠。城内巡防队中的不良分子，无耻败类，也趁火打劫各行业商号财物，”的事实。在叶雨田先生所著“辛亥革命起义，省城各商号被抢财物实况录”这份文告里，明确地开列着“百川通”、“日升昌”、“天成亨”等十余家“山西票商”被抢银两及汇票的数额。

　　“第一商人”们的经营手段

　　纵观老西安城活跃着的以三路乡帮构成的钱庄和票号的金融活动，他们无一不是脱胎于唐代的“飞钱”和“会票”形式的交易手段。清朝各钱庄、票号门前皆悬挂“京兆足银”和“市平柜坊”两面招牌，在不少唐代史传典籍里就多有记载。陈明光先生的《钱庄史》对“飞钱”和“会票”的交易手段记载详尽，在他的考稽里也以大量的实证、物证说明“钱庄”、“票号”的交易形式是“长安人”的发明创造。在《旧唐书·德宗纪》里有明确记载：建中三年，长安东西二市有“积钱货、贮粟麦”的“僦柜”。“僦”是租赁之意，经营“僦柜”者当是“以柜租人贮藏钱物，以代人保管钱物为业者”。有关商人在长安西市存钱达二万贯以上的记载，还可以追溯到唐玄宗开元初年。据此推断：早在唐代前期“钱庄”、“票号”就已在长安西市初具雏形。不过当时所使用的不是“钱庄”、“票号”这样的名称，而是一个更具长安坊间特色的名称——柜坊。晚唐时，僖宗在乾符二年的一份赦文里专门提到“柜坊人户”，并说在柜坊存钱以便出贷的也有“波斯(今伊朗)番人”。缘於此，我说早期西安的“钱庄”、“票号”应该说还有“外资”的融入。

　　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票商们摸索出了一整套谨严的汇兑方法，并且发明了一系列的保密代号。票商中有一句行话——“认票不认人”，一切以汇票为准。“百川通”的汇票长八寸，横一尺二寸。票面上分为两部分：右半张的上方印着“会券”二字，下方印着刘海或天官大人等中国神话传说里的人物；左半部竖行红格用于填写汇兑银量及数额，再下来便是签字、画押及年月日。票商，被世人推之为“第一商人”。

　　“百川通”的辉煌

　　“百川通”在钱商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它的业主姓渠，山西祁县人。“百川通”只是祁县渠家开设的三家“票号”之一，其余两家依次是“存义公”与“三晋源”。老西安的“百川通”是渠姓业主设立在西安的“分庄”。对票号而言，开设“分庄”或“分号”是经营之必须，是“汇通天下”的经营之本。“分庄”或“分号”设立的数量和地域，是票号业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志。开设票号需要有相当数量的资金作保障，但票号也为山西票商带来了巨大的收益，造就了一大批富商巨贾，尤其在平遥、太谷、祁县和介休等山西中部地区。在清人徐珂所著的《清稗类钞》一书里，列出了山西的“十大富室”，“百川通”位居第四，仅次于祁县乔家。“百川通”的“分号”分布很广，茶马道上、陕甘道上以及日本的大阪、神户、东京都有“百川通”分号，甚至在朝鲜的仁川“百川通”都设有“分庄”。有些山西票号甚至都把“分号”开设到了莫斯科和蒙古国的库伦。这些票号的业务普遍包括汇兑、储存和放贷。山西票号营业范围之广大，实在是中国旧时商业机构所罕见的事实。

　　财源滚滚的票商、豪富们遇到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清耗掉这万贯家财。除了在戏院、烟馆挥霍之外，他们把大量资财用于纳妾，盖豪宅。小妾和豪宅是他们斗富、斗狠的典型方式。可以说，晋中地区的许多“老宅”就是票商斗富、斗狠的产物。在山西晋中地区，流传着许多票商之间明争暗斗的传说，其中不乏他们相互之间斗富、斗狠的故事。

　　追溯旧事，我看到了老西安钱庄不可一世的辉煌、也看到了掌柜，领东们仓惶逃难时的挫败与消沉，一直到新社会后彻底的灰飞烟灭。曾经，我站在平遥李家堡“百川通”老宅的门前，它的兴衰荣辱如史诗、如画卷在我面前铺陈开来。夕阳下，它似乎早已荡涤了纸醉金迷，取而代之的是，静穆中传递着许多朴实、厚重的道理，给我们后人去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