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不近人情的王安石
王安石少好读书，而且“一过目终身不忘”。写文章时下笔如飞，初看似不经意，完成后，读者无不叹服其精妙。更兼此人口才了得，史书记载说：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据说，他经常能够在众多反对者面前，旁征博引，雄辩滔滔，自圆其说而令人哑口无言。最后，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就是说，这是一个慷慨果敢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对自己非常自信，立志要改造这个世俗的世界。这种志向，可能是形成于他的青少年时期。有资料显示，安石虽然少有才名，但由于父亲一生只是一个中下级官吏，需要供养全家十口人，因此，家庭状况相当困窘。甚至在安石已经成年之后，大约十八、九岁时，还时常需要到山上采集野菜为食。这种青春成长期反差较大的情形，可能对于我们了解此人特立独行的性情，会有所帮助。
公元1042年，即宋仁宗庆历二年，安石二十二岁。是年，他一举中进士高第，为第四名。此后一生为官，官居宰相高位前后凡八年，其间一度权势熏天，几乎可以主宰百官的荣辱予夺。但是，此人从未用此权力为自己及其亲族谋过私利；他对金钱也从不计较，据说，其宰相俸禄几乎已经变成公费，任凭亲友甚至同事花费。而且，该人一生少见私敌，所结怨者，大多是为了变法的缘故。因此，就连后世相当厌恶他的批评者，都承认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真诚、虔敬的洁身自好之士。
用现代的眼光判断，这种带有强烈指向性的素质、能力和品格特征，特别适合成为某种艺术流派、社会运动特别是政治运动的领袖。
使安石享有极高声望与巨大知名度的，除了上述原因外，他在二十多年的地方官生涯中所形成的极佳官声，也是一个原因。而最重要的原因，大约莫过于他多次拒绝朝廷为他安排的肥美官职。
按照帝国的规定，凡是进士高第者，为官一任即三年后，即可以担任清要之馆职，包括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来到皇帝身边，成为为皇帝撰写诏令的翰林、知制诰等。很多宋代的高官都是由此通道快速升迁，甚至成为执政、宰相的。因此，被认为是仕途发达的最佳捷径。一般非进士高第者，则可望而不可及。王安石二十五岁即具备了入馆的资格，相当罕见，为人们所艳羡。安石却上书辞谢。他宁愿到一个边远小县去做一个县令。于是，从二十二岁中第开始，直到四十六岁位居显宦开始推行变法为止，他多次拒绝朝廷授予高位之意，对入朝为官并快速升迁的诱惑毫无所动，熟视无睹，基本上都是留在做具体工作或地方官的任上，从县令一级级地干到太守。其间，在每一个地方，全部政绩斐然，行政才干之优，堪称能员。而且，在此期间，他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开办农民贷款法，也就是后来的青苗法的雏形；结果全部大获成功，使他深受百姓爱戴。成为具有崇高官声与民望的地方官。
这二十多年时间，是王安石最神秘、最神奇的时间。他谢绝一次朝廷的美意，就导致他的声望升高一次，一次次的谢绝，最后就使得甚至从皇帝开始，到京城里的士大夫，到朝堂上的文武百官们，无不渴望见识一下王安石的真面目。遂成为此人一生最大的谜团。
如果说他是为了沽名钓誉，这时间未免太长了些；如果说是韬光养晦，这份沉得住气的功夫真正罕见。
有一种看法认为：当时，朝堂上群星荟萃，德高望重者济济一堂，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曾公亮、文彦博、富弼、韩琦等等一大批人，会使王安石黯然失色，因此，他索性躲到地方坐以待时。此种看法，显然低估了王安石耀眼的才华与独特坚定的性格。以一介地方官吏，他尚且能够使自己的灿烂文名流布于天下，令四方学子仰慕，哪里会害怕到京城一展身手？
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有当代学者认为，王安石属于那种只能当一把手的人。他宁为鸡头，不做豹尾，因此，遇事极难与人合作。从历史记载上看，他的同僚、属下和上级对此均颇有烦言。于是，他不愿过早地与那些树大根深的朝中大佬过招。对于一个政治人物，这种判断，或许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
但不管怎么说，此人相当自信，自信一旦时机来临，自己必可成就一番大事业。而且，事实上，他也在这二十年间，为自己今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一个极为坚固的基础。这则是不需要怀疑的。
公元1060年，即宋仁宗嘉佑五年，王安石终于在千呼万唤之中，接受了朝廷任命的一个官职：出任三司度支判官。这并不是一个显赫的官职，但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位，因为这个职位的职责所在，是整个帝国的财政收支与漕运。我们已经知道，三司是帝国中央主管全国财政大权的最高机关，其最高首长三司使的地位仅稍稍低于宰相与枢密使，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朝廷重臣。三司下面有三个部：盐铁、户部、度支。盐铁掌管工商收入、兵器制造等；户部掌管户口、赋税和榷酒等；度支则掌管财政收支和漕运等。三司使地位崇高，有“计相”之称；下设三个副使分管三部，而判官的责权，则大体相当于主持该部日常工作的秘书长，地位略低于副使。
此时，安石名满天下，被视为奇才。人们普遍认为，此公不同凡俗的特立独行之中，蕴藏了深不可测的才干与品行。用司马光的话说：“介甫——王安石字介甫，一人享有天下大名三十多年，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淡泊名利，志向高远；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介甫不当大任则罢，但凡身肩大任，则太平盛世指日可待，天下苍生都会承受他的恩泽。”
此时，范仲淹已经去世，老一代名公巨卿举凡在世者，如文彦博、富弼、欧阳修、曾公亮等，对王安石均好评如潮。另一位元老重臣、一度为相的韩琦，此时大约正在为当年曾经错怪了这位少年才俊而懊悔与内疚。
此事发生在至少十五年前。当时，韩琦官居扬州太守，王安石刚刚高中进士后，被授予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一职，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扬州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科员之类。那时，王安石常常秉烛夜读，通宵达旦是为常事。每逢这时，他便在破晓时分，靠在椅子上稍息片刻，有时打个盹醒来，已然晚了。于是来不及洗漱，便匆匆赶去办公。韩琦一见之下，以为年轻人少年得意，时常彻夜纵情声色。于是，便谆谆劝导道：“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小伙子，趁着年轻，多读点书吧。不要自暴自弃。”显然这是好意。王安石未加辩解，只是在三年任期满了离职时，告诉自己的朋友说韩琦不赏识自己。后来，王安石的诗文声名鹊起，颇有成为一代文学巨擘的架势了，韩琦这才知道自己看走眼了。于是，愿意把他作为自己的老部下看待、加以提携。谁知，王安石不买账，并不借机拉近关系，始终与韩琦相当疏远。后来，在王安石的日记中，人们才发现，王安石对自己的这位老上司，评价极低：“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此人心气之高傲。很难想像这样一个人，会是一个汲汲于沽名钓誉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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