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城市的“流动知青”:每一天都要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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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在被媒体频繁聚焦的“白领”和“农民工”之外,生活着这样一个青年群体:他们没有所在城市的户口,大部分有大专以上的学历,一般从事非体力劳动性质的工作,居无定所。有青年研究者将其称为“城市流动知识青年群体”(简称“流动知青”)。

  这个群体以“北漂”最先引起关注,但其规模远远大于“北漂”。他们的绝对数量已经相当可观。奋争拼搏是他们的青春底色,漂泊不定是他们的生活常态。

  从北京大学西门往北走,穿过车流喧嚣的马路,有一家名为蓝院的宿舍旅馆。走进大门,看见一条仄仄的通道,两旁的大小房间里,住满了为考研而忙碌的年轻人。他们有的刚搬进来,有的已经在这里住了几年。每天晚上11时左右,他们结束自习,从各处回来,洗漱,交谈,十分热闹。他们端着脸盆,偶尔向外一瞥,眼神带着些许迷茫。

  这里只是中关村周围众多“宿舍旅馆”中的一个。在北京大学南门外,一家旅馆门口总是挂着“客满”的牌子。老板告诉记者,房子几乎都被考研的学生订下了,一直排到今年冬天。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周拥平副教授最近主持完成了一项“流动知青调查”。与人们熟悉的“上山下乡”的“知青”不同,流动知青多是从小城市、农村来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他们有知识,很多人是专科或本科毕业,却没有大城市的户口,这给了他们“流动”的感受;他们收入不高,在大城市过着中等偏下的生活;为了摆脱平庸的命运,他们愿意忍受暂时的贫穷和困顿,每天都在奋斗。

  生活在北京大学附近的这些考研学生,只是流动知青中的一部分。“在对流动知青的研究中,他们身上那种不灰心、不自暴自弃的品质最吸引我。”周拥平说。

  “如果不能留在北京,我简直无法想像该怎样生活”

  1979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城,第一个知青时代结束。那时,孙晓芸(化名)还不到10岁。12年后的1991年,孙晓芸来到北京,成为较早的一批城市流动知青之一。时过境迁,两代知青流动的方向完全相反,不过,两代人都有“向上”的追求,只是对“上”本身的理解千差万别。

  追求更好的生活,是孙晓芸和她的同路人的愿望。

  1989年,孙晓芸的高考分数不理想,父亲通过关系,将她送入河北保定一所大学学中文。她“觉得特别自卑,根本融不进同学当中”。只读了一年半,孙晓芸便自作主张来到北京,到一所大学学文秘专业。“同学们毕业都是国家分配,我没有毕业证,得自己找工作”。她第一次有了“流动”的感觉。

  孙晓芸那一代流动知青,大多是因为个人因素来到大城市。时值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大潮涌动,个人创业的举动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青睐。孙晓芸们相信北京有更好的生活在向她们招手。不过,那时候流动并不是青年们改变现状的普遍选择。一名比孙晓芸早一年高中毕业的女孩是这样选择未来的:她接了父亲的班,到县工商银行工作。

  引发年轻人第一次大规模向大城市迁移的政策出现在1993年。这一年,曾让孙晓芸十分羡慕的“国家包分配”政策走到了尽头,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要改革高等学校毕业生统包统分和‘包当干部’的就业制度,实行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毕业生‘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从这一年开始,感到工作不理想的本科毕业生,开始大批加入“流动知青”群体。那年,北京圆明园周围出现了一群爱好诗歌、绘画和音乐的艺术青年,人们称这个地方为画家村。“候鸟般的生活方式”开始广泛为青年所接受。

  正是这样的社会氛围,使刘劲(化名)决定放弃家乡安稳的生活。1998年中专毕业后,他没有接受父亲安排的在家乡某国企工作的职位,直接来到北京。“来北京之前,我觉得自己很聪明、很能干,到了北京,才发现自己很一般。”与他同来北京的好几个中专同学,有的在快餐店做销售,有的在洗浴中心做收银员,工作都不是很顺,最后都回家了,只有他坚持留下来。

  1999年,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益突出,很多本科生拿不到留在大城市的指标,又不愿意回原籍工作,于是选择了在大城市“流动”的生活方式。

  25岁的小朱属于高校扩招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2003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小朱发现,自己对北京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面对毕业后回原籍的现实,他对好友说:“如果不能留在北京,我简直无法想像该怎样生活。”最终,他留在北京,成为一名流动知青。

  在清华大学附近工作的陈某,用自己租下的一套房子设立了“学生公寓”,转租给别人,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可以住12个人,每人每月房租300元到400元不等。拥挤的房间里,除了上下铺的铁床,几乎放不下任何摆设,厨房里陈旧的煤气灶上积了厚厚的油灰,几个人轮流用它做饭。

  住在这里面的,除了一个准备考研的,都是工作没有着落的大学毕业生,江苏来的小李就是其中一个。本科毕业后,他到北京投靠读博士的哥哥。闲了几个月,他觉得有些苦恼,刚刚参加了一家保险公司的面试。“经理对我不错,希望我能跟他干。”电话里,他憧憬着自己的将来:慢慢熬,希望以后自己也能当经理。

  与一次分配定终身的传统大中专毕业生相比,流动知青有更多的自由,他们有可能通过奋斗改变命运。不过,这样的自由,有时候充满苦涩。

  “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的区别

  4月1日中午,北京市蓝旗营小区某居民楼一个“学生公寓”里,本科毕业后从福建来到北京、尚未找到工作的小任正在电脑上玩游戏,他的床头贴着“努力”、“奋斗”4个字。

  这个宿舍的7个人,要么是从外地来北京考研,要么是大学毕业后来北京找工作。整整一天,只要有人在,这里总是充满笑声。

  但并不是所有流动知青的生活都这样快活。“流动知青在整个知识青年群体里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这些年轻人缺少经验、缺少社会关系,往往处于工作、生活的极大动荡中。社会位置漂浮不定,对很多流动知青来说是常态。”周拥平说。

  孙晓芸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月薪是200元。她干得很苦闷,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为了省钱,她吃、住都在学校,“我想存钱,贴补家里”。为了多赚钱,孙晓芸曾去抄信封,抄一个信封赚3分钱,她最多时一个晚上抄了400多个信封。

  工作了两年多,孙晓芸总觉得失落,于是参加了成人高考,在北京大学读夜大,学习财会。这次读书,她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学个能谋生的专业。3年后,她顺利拿到了大专文凭,找到第二份工作———做社会调查,月薪400元。为了省钱,她在北京大学旁边跟另一个女孩儿合租了一间平房,每人每月30元,房子没有暖气。“吃饭、洗澡什么的还是在北大,便宜。”

  之后,孙晓芸又换了几份工作,有几年就住在办公室,连租房的钱都省了。“那时候年轻,也不觉得苦,现在回过头来看,挺心疼自己的。”她从不吃早饭,午饭就吃1.5元一个的煎饼,整整吃了一年。

  几乎每个流动知青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回忆。陈颢庐至今还记得初到北京,在人才交流市场吃盒饭时碰到的那些别有意味的笑脸。一位作家好心提醒他:“你还是到劳动力市场去试一下。”

  “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的区别,让他强烈地感受到“身份对人的重要性”。

  没多久,陈颢庐的钱快花光了,因为他是自作主张来北京,家人拒绝提供援助。连吃了3个月方便面,他开始掉头发。为了补充营养,他买来韭菜,用开水反复烫熟,撒些盐,强迫自己吃下去。

  目前的陈颢庐已经在筹办自己的文化公司。说起那段日子,他仍然无法抑制自己的感伤。记得当时绝望之下,他曾给姐姐寄去一幅画:一个小孩,端着碗站在路边,旁边写着一行字———大爷,行行好,赏点米吧!姐姐收到信后哭了,给他寄了2000元钱,他得以活下去。“那时候,我心中不切实际的幻想都消失了,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首先得活下去。”

  几经周折,陈颢庐在一家酒店找到工作———洗碗,每月300元,这些钱他大多用来订报纸,了解各种信息。老板有一次表扬他:“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订报纸的洗碗工。”

  工作两年,攒了点儿钱,陈颢庐终于作为旁听生进入北大中文系学习,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不过,已经毕业的他,又有了新的苦闷。“不想做但不能不做的事,实在太多了。”伴随着社会地位的上升,陈颢庐开始怀念自己丢掉的很多东西。

  “就好像有一扇门,可是别人却把它关上了”

  来北京已经14年了,孙晓芸至今没有结婚,没有北京市户口,收入也不高。回望14年的生活,孙晓芸有些沮丧,她的目标也变得很实际:“月薪达到五六千元,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就比较满意了。”

  如今,与孙晓芸同时来到大城市的最早一批流动知青,已经步入中年。他们的知青生涯即将走到尽头,一些人终于跻身城市的主流,另一些人则无奈地发现,自己还在城市的边缘游走。

  刘劲对自己的生活也很不满意。“我原来很排斥公务员之类很稳定的工作,但现在觉得这种工作挺好。”他发现在北京创业并没有给他带来想像中的成功和优越感。自己的同学,很多已经有房有车了,相比之下,他缺少一番事业来支撑自己的信心。

  此外,一种漂泊不定的感觉也让孙晓芸感到不安。有一次上课,老师讲诗歌,当讲到“嗒嗒嗒的马蹄声,是过客,不是归人”时,她的心就像被抓了一下,非常难受,“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过客”。

  许多流动知青都有这样的心理感受。在北大读书的时候,陈颢庐发现,“正牌”的北大学生往往不爱和他说话。他这样形容自己的难受感觉:“就好像有一扇门,只要走进去,我就可以进入另一种生活,可是别人却把它关上了。”

  “流动知青要努力寻求自己在社会职业结构中的位置,努力融入当地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建华说。在他看来,流动知青作为整体很难成为大城市的主流人群,但经过有效的努力,其中一部分人可能会进入城市主流,成为城市主流的一部分。

  正努力向社会主流人群靠拢的刘劲,明显感觉到了自己在社会上的尴尬位置。“我跟有北京市户口的人不一样,跟正规院校毕业、在北京找到工作的大学生不一样,跟在家乡工作的同学也不一样。”

  在城市白领阶层和农民工之间,流动知青成为一个“不上不下”的尴尬群体。他们没有城市白领的较高地位;而与农民工相比,他们的知识技能、就业前景较好,却仍不稳定。

  陆建华说,流动知青现在缺乏的,是对自己所在群体诉求的整体认识。白领阶层和民工阶层都有自己明确的诉求,流动知青也要发现自己所在群体的诉求,获得表达群体意愿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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