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设备制造商Ｆｉｂｅｒ－ｘｏｎ的ＣＥＯ李旭（音）遇到了麻烦。这家公司的总部在美国加州，但主要业务在中国。李旭花了３个月时间寻找主管运营的副总。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位，此君干了３个月后又另投高枝了。为了另一个高管职位，李旭找遍了中国内地，最后从他的台湾供应商那里挖来了一位。“在中国，初级人才很容易找，但要找个高级人才却极为困难。”李旭说。
７．５万ＶＳ０．５万
中国面临着有经验的高级经理人才的严重短缺。数字惊人。中国有２．５万家国有企业，４３０万家私营企业和巨大的过剩工业生产力。但即使是顶级公司也严重缺乏有经验的管理人才。麦肯西咨询公司称，保守估计，那些希望在未来１０到１５年中拓展国际业务的中国公司需要７．５万名具有国际经验的企业领袖。而目前，麦肯西估计在中国这样的人大约只有３０００到５０００人。“在所有规模的中国公司里，高级经理在领导力方面都不够强。”人力资源公司海德思哲上海事务所的合伙人罗群（音）说，“市场变化的速度、海外市场与国内市场，这些问题变得比几年前复杂的多。在位者们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复杂性。”
领导力缺陷并不经常被视为中国经济狂飙的障碍，但这也并非完全是杞人忧天。大多数外国公司需要雇用当地人才开拓中国市场。面对着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在与亚洲对手的竞争中，中国公司可能面临人才瓶颈。中国在亚洲的主要竞争对手印度拥有一批更有经验也更国际化的ＣＥＯ。
快速变迁并不是造成人才缺口的惟一原因。尽管民营经济在中国占据１／３的经济份额，大多数中国经理仍然按照计划经济的规则和传统行事：公司按照定额生产，而非依据客户需求，对利润的兴趣也不高。“文革”打断了一代人的教育，人才库遭到严重破坏。很多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无法追回失去的岁月。在一项由中国政府资助的对５０００名ＣＥＯ和董事长的调查中，只有４０％的人说他们上过大学，其中只有２０％获得过管理学位。“在中国，我们在科技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但在管理上落后得更多。”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赵纯均说。
即使是中国最好的公司也面临高管难题。海尔总裁张瑞敏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骑一个小时自行车往返于工厂和学校，以获取管理知识。尽管现在已经六十出头，他仍然坚持学习；他的员工都为其苦练英语的执著而惊奇。麦肯西公司在北京咨询员乔治·德思瓦曾与很多大型中国公司合作过。他说，很多中国ＣＥＯ在出国问题上面临两难境地：他们自己只能说汉语，所以常常派年轻一些的高管出国，这些年轻高管能说外语，但在处理国际商务问题上也同样外行。
面对外国经理李东升也不安
很多中国高管习惯于依靠直觉和流言做出决策，而非依靠正规的数据采集和分析。“中国人通常依靠非正式的网络验证信息，”德思瓦说。当中国高管来到国外，他们突然被迫同不认识的人一起工作，使用不熟悉的方式工作。当中国公司海外并购时，这也造成关系紧张。在很多方面，中国经理不如他们的新雇员老练，需要向他们学习。
ＴＣＬ的主席李东升是中国最著名的商业领袖之一。他说，在ＴＣＬ并购了企业的美国和欧洲，他自己也有不习惯的经历。当他的外国经理端出图表、以中国人难以理解的方式大谈本部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时，即使是李东升也感到不安。“公司的全球化确实令人激动。但我们也的确感受到很大压力，很多东西要从头学起。当我们与中国经理们开会时，他们说的是好是坏我都很清楚。但同外国经理开会时，他们说‘我们面临１０００万美元的损失而这是解决方案’，我无法判断他们所说的是对是错。”
考虑到青年经理们的成长环境，寻找好的青年经理颇为困难。零点调查公司的袁岳说，在训练年轻经理的国际商业技能方面，他投入了更多资金。比如，他禁止向潜在客户支付回扣，尽管他的雇员反对说，不支付在中国很普遍的回扣会丢掉很多生意。袁岳说：“美欧甚至印度的经理都有更多的国际商业经验，而且他们有更好的商业道德观。”
让经理们有奔头
缺乏好经理使得互相挖人十分普遍。为了提高忠诚度，欧莱雅化妆品公司将其在中国的７０００个职位几乎都提供给当地雇员。该公司还将亚洲培训中心从新加坡搬到上海，并启动了指导计划向中国经理们传达信息：在公司干大有奔头。“这些人在市场上十分紧俏，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培训他们、关注他们、帮他们发展自己。”欧莱雅中国区总裁保罗·加斯帕里尼说，“别忘了其他公司也在发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每年有这么多公司进入市场。”
这种支持可能对努力奋进的中国经理们极为重要。１９８６年，王洲（音）获得了机械工程学位后被政府分配到天津的一家工厂。１９９４年，王洲决定辞职到摩托罗拉当一名主管。当时王洲完全手足无措：在国企里经历了多年听令行事之后，他不知如何管理３０名手下。经过６个月实习期后，他对经理说他无法适应外国公司的方式并要离开。但他的经理花了４小时向王洲讲述他本人２０年前加入摩托罗拉时是如何经历了同样的困难。王洲在摩托罗拉继续工作了７年，现在在一家芬兰公司Ｅｌｃｏｔｅｑ工作。
很多经理试图通过回到校园进行调整。对ＭＢＡ的需求急速上升。１９９１年中国政府批准开设ＭＢＡ项目时只有９家。现在有９５所学院提供ＭＢＡ教育，并竭尽全力进行现代化。很多ＭＢＡ项目同西方的大学合作，引进教授或派出教师进修。一些大学还为高级经理提供在职的ＥＭＢＡ教育。北京大学的国际ＭＢＡ项目每年招收２５０人，其讲授的课程几乎与美国的商学院完全一样。
上周，哈佛商学院接待了７０位中国的商学院教授，向他们讲述如何更好地编写案例，推动交互式教学和激发课堂讨论。对于大学来说，多年来一直要求学生背诵来自苏联的国家计划教条，这样的变化可以说是沧海桑田。“在变化过程中，任何东西都是对的，这些中国的商学院很像１９７５年时的美国商学院。”哈佛教授沃伦·麦克法兰说，他与中国的商学院教授们进行了深入的合作。“实际上，我对过去２０年来的巨大进步感到震惊。”
联想高管猛挖潜能
很多学生也有同感。２００１年时，中国事实上没有风险投资家，而刘二海当时也在这个领域没有经验。他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国际ＭＢＡ项目向经过国际培训的教授学习。他从未经历过这样的课堂：“你研究案例，与同学讨论，分享观点，甚至挑战教授！”刘二海回忆道。３７岁的刘二海现在是联想投资的资深副总裁。
也有人说中国的商学院仍然落后于时代。在联想电脑工作了１２年后，于兵从１９９９年开始寻找商学院求学，他现在已经是联想的副总裁。当时，不断接触西方公司让他感到，对手在诸如定价之类的问题上是如何仔细研究、反复推敲，相比之下，联想的决策过程是多么“武断”。“我们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并未达到应有的程度，特别是在大企业的正规管理方面。”于兵说。他参加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课程，但在３个月后就退学了，因为教授“完全不懂管理只会照本宣科。”
联想的高管们并未停止挖掘管理潜能的努力。于兵后来进入了由香港富豪李嘉诚投资的长江商学院。于兵认为，由于李嘉诚的关系，这所商学院更懂得商业管理。今年５月，联想并购ＩＢＭ几乎垂死的ＰＣ业务时十分坦白地说，主要的吸引力并非业务本身，而是获得ＩＢＭ的管理经验。中国训练管理者的速度无法填补巨大的需求缺口，所以通过并购获取也不失为一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