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张衡

　　勤学不倦

　　张衡这个响亮的名字，至今仍回荡于宇宙。他就是我国1800多年前出现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是天文学的奠基者，是地震学的鼻祖。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于 1956年重新修复了“平子读书台”和张衡墓。1970年国际天文台把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张衡山”，1977年又把太阳系中一个编号为1082的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以此来纪念张衡为人类做出的重大贡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仅仅活了62岁，他这短暂的一生是为科学奋斗的一生。他给人类留下的不只是丰硕的科学成果，而更珍贵的则是他那种身在逆境之中，置个人荣辱于不顾，冲破世俗观念，为科学奋斗的精神，至今仍是鼓舞人们奋进的航标。

　　张衡，字平子，东汉建初三年（公元78年）生于南阳郡西鄂县石桥镇（今河南省南阳县）。祖父张堪曾任过蜀郡太守和渔阳郡太守，为政清廉，劝民耕种，发展农业，深受人民的爱戴，去职后家无余财。张衡虽然生在官宦之家，但是，家境却很贫寒，生活清苦维艰，时常靠亲友的救济渡日。贫寒的生活条件是磨炼坚强意志的最好武器，而成功往往产生于困苦的磨炼之中。

　　所以，贫苦的生活对张衡的成长不无益处，使他亲身体会到封建社会下层人民的疾苦，从小养成坚韧不拔的品格，为后来在逆境中奋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张衡是乡里有名的聪慧好学的少年。他学习非常刻苦，在小油灯底下，一学便是通宵，废寝忘食，不知疲倦，有人称赞他的学习精神“如川之逝，不舍昼夜”。此时他喜爱文学，精读了许多儒学典籍。正是他这种刻苦追求知识的精神，使他成为伟大的科学家。

　　张衡有着超出时人的苦心孤诣地追求真理的意志。他不满足书斋求知，不效仿摇头晃脑地背诵教条，也不拘泥于经卷所云。当他十六七岁时便走出

　　“书斋”，辞别家人，开始游历，进行实际考察，以增强知识，开拓视野，了解民情。他游历了京都“三辅”，踏遍名山大川，考察自然景物、风俗人情。登骊山，观秦王墓，感慨万千。他对人民的饥苦，时政的弊端，官吏的骄奢，看在眼中，用心思索，仿照班固的 《两都赋》精思十年，写出著名的

　　《二京赋》，以丹青妙笔揭露时弊，讽谏当朝。

　　张衡的求知欲驱使他去洛阳访各家名儒，参观太学。太学是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当时，若想上太学，必须由县令举荐才行。张衡则勇敢地跑到京都毛遂自荐。因张衡求学心切，学识超群，又很谦虚，感动了各位名儒，便破例收他就读于太学。张衡在太学府精心研读了“五经”、“六艺”。依照当时读书人的惯例，学习了“五经”、“六艺”作官是足够用了，可是，张衡有志，读书不为追逐高官厚禄，而是为寻求真理，追求知识。所以，他求知的欲望永无满足，他又潜心研读了杨雄的《太玄经》。《太玄经》是一部讲天、地、人的道理并带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哲学著作，这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等知识，这引起张衡的极大兴趣。其中，杨雄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对他的影响尤深，它改变了张衡的命运，从此，把他引上了科学之路。

　　他很崇拜《太玄经》，把它与圣人留下的经典相提并论，撰写了《玄经注》，还绘制了《玄经图》，可见张衡对这本哲学著作研究之深湛。功夫不负有心人，知识总是把最高的恩典赐给专心致志为它献身的人，所以张衡成为知识全面而精深的人。他于黄老、儒墨、道家之外，自成一家，走上了为科学奋斗的道路。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法，时人称其为勤学不倦的“南阳通人”。

　　逆境中奋斗

　　张衡的行动，已无声地宣告他为科学献身的决心。他选择了一条艰难而光明的道路。他的一生是处在“图谶”邪说盛行，世俗小人妒忌，宦戚权贵们诬陷诽谤的逆境之中。由于张衡正直，聪慧的品格和渊博的学识给了他无限的勇气和智慧，使他敢于向恶势力挑战。张衡作了《二京赋》之后，名声大振，安帝 （刘祜）听说张衡有才华，便下诏指名要张衡进京初任郎中。元初三年（公元115年）又升为太史令。太史令负责朝廷观测星象，编制历法，候望气象，调理钟率和编撰史书等工作。张衡在朝为官总是以求实的科学态度对待一切事情，凡事都有独到的见解，不随波逐流，也不人云亦云。他冒着犯上违背刘氏皇祖圣命的危险，向推崇“图谶”邪说的权势们挑战，凭借他的渊博知识，无情地揭露这股势力的虚伪性，以当时的事实批驳“图谶”

　　邪说。

　　“图谶”邪说兴起于西汉衰败之际，当时统治者日趋奢侈，朝政腐败，对人民的剥削加重，加之自然灾害连年不断，致使民不聊生，起义时有发生。

　　统治者为了强化他们的统治，以挽救衰败局面，邪说四起，“图谶”邪说兴于此时。谶有图有字，所以又叫“图谶”。它是鬼神学说，用它来解释书经典籍，预卜吉凶，主要宣扬“王权神授”、“天人感应”等唯心思想，以此欺骗人民，很受统治者的青睐，被尊为“朝章国典”。

　　东汉初年，汉光武帝刘秀也非常崇尚“图谶”邪说，奉为圣典，致使谶学之说久兴不衰，直到安帝时这股邪说仍然盛行，把“图谶”之学说成是先王的经典。当时读书人要升官发财，除博贯五经以外，还要“兼明图谶”之说，这是仕途的章法，可见“图谶”之学在宦海之中的价值。

　　张衡任太史令时，推行的是“四分历”，权贵们借“图谶”反对“四分历”。张衡把自己的升迁置之度外，逆流而上，凭借他的学识和科学的态度，勇敢地批驳了“图谶”邪说，揭露大肆宣扬“图谶”者虚妄，并向安帝提出

　　《请禁绝图谶疏》。他在上疏中以不可争辩的事实指出图谶学的虚伪之处：

　　“图谶”不是圣人之法，而成于哀、平之际。指斥“图谶”是那些虚伪之徒为了追求功名利禄编造出的谎言。严正指出，言谶学者，不研究实际学问，只讲邪说诬语，就像画工不肯画犬马，只愿画鬼怪一样，因为犬马是实实在在的实物，人人可见，画得不象，就要受到指责。鬼怪无形，随意涂抹，谁也无法挑剔，这是虚妄之徒的骗人术。张衡以形象的笔触深刻地揭露出谶学及其推崇者的虚伪实质，并大胆提出废除“图谶”，“一禁绝之”。张衡有根有据的批驳令皇帝折服，提升张衡为侍中。

　　张衡自永初五年（公元114年）入朝为官，至顺帝阳嘉元年 （公元126年）前后任郎中、太史令、公车司马令等中下官职。他不慕官位，也不投机钻营巴结权贵，所以，多年不能晋职。对此有人就张衡下知人事，上知天命，有能力辅佐皇帝治理百姓，作事忠实知理明德，应该想办法使职位不断腾达，奉禄日增，高官厚禄，光宗耀祖才是大事业。另一些人说，撰写科学著作，研究天文，对升官晋职，谋取利禄毫无用处。更有甚者嘲讽张衡：你能命令三轮自转，使木鸡独飞，可你自己却“垂翅故栖”，至今还是个史官，你何不调其机关也高飞呢？为什么不让你自己飞黄腾达呢？面对世俗小人们的论议与诽谤，张衡作《应闲赋》予以铿锵有力的回答：“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夥，而耻智之不博。”这有力地表现了张衡为科学奋斗的坚强决心。对于高官厚禄他无所求，他说：“捷径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进苟容，我不忍以歙肩，”即决不巴结权势，以不正当的手段谋取高官厚禄。《应闲赋》是张衡一生不求功名利禄，为科学献身的伟大誓言。这正是一个科学家的博大胸怀。没有这种博大的胸怀，就不会干出宏伟的事业。

　　张衡鄙视权贵。早年掌握朝政大权的皇戚邓骘听说他有才华，为了笼络士人，扩大自己的势力，多次派人请张衡做幕僚，都被张衡拒绝了。永初五年应诏入朝出任郎中、太史令时，他对官戚倾轧，争权夺利，时政腐败等现象，屡次上疏讽谏，提醒皇帝：宦戚分权，群臣作威作福，不顾人民的饥苦，加上连年自然灾害，朝庭不思政事，如果不整敕，再不改变这种状况，是很危险的。但是张衡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皇帝昏庸，明暗不分；佞党对张衡的记恨与诬蔑越来越猖狂，使张衡的处境更加困难，欲干不能，欲罢不忍，非常苦闷。在愤懑之中，他又作《思玄赋》思索做人的道理，怀念先圣之德，慕古人的节操，恨当时之人的虚伪相互争斗，相互攻击，表明自己竭力守义，贫穷不移的浩然正气。

　　东汉安、顺二帝无能，喜听谗言，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后汉书·五行志三》中记载：“安帝信谗无辜死者多”。张衡被谗，于永和年间（公元136年）调离京都洛阳，任河间相。当时的河间王骄奢荒淫，勾结豪强，横行乡里，为非作歹。百姓深受其苦。张衡到任后严惩不贷，捉拿惩办了一批豪強奸党，为受迫害的人民昭雪申冤，释放无辜，深受人民的称颂。但是，不久张衡便发现，被惩办者皆是从犯，而那些主犯、要犯都逃之夭夭，“多避帝郡”。这使张衡认识到时政污浊，“天下渐弊”，豪强互相勾结，串通一气，一时一地怎能解决朝政腐败呢？上疏讽谏政事不被采纳，开始感到对纠正时弊无能为力，忧愤不止，作《四愁诗》以宣寄苦闷和忧虑：“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湘水深”；“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纷纷”。表明张衡志向高迈，思虑深远，可是道路艰难，无法达到，只暗自悲伤。于是写了《归田赋》，决心辞职还乡，撤出这块不洁之地。然而，皇帝未准辞职，又将张衡调入京城任尚书。

　　天文学和地震学上的成就

　　张衡一生处有逆境之中，但他抱定为科学献身的远大志向。持之以恒，致使他才思超群，成绩卓著，给后人留下了丰硕成果。在天文学上研究颇深，他创制了“浑天仪”，撰写了《浑天仪图注》和著名的天文理论著作《灵宪》等。

　　《浑天仪》是张衡任太史令期间，认真研究前人留下来的天文学知识，经长期观察、记录，反复推算制作出来的，是科学的结晶。《浑天仪》就是水运浑象，恰似现代的天球仪。主体是球体模型，代表天体。球体表面列出28宿及其他恒星的位置。球绕轴转动一周便是一昼夜。《浑在仪》能形象地演示出天体运动情形，人们在屋子里看着这个仪器便可知道某星在某时间所处的方位。 《浑天仪》的制造在我国天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表明张衡已精通天文，掌握了深湛的推算方法和科学的机械传动原理，《浑天仪》是世界上第一架用水力发动的天文仪器。为了说明水运浑天仪的整个系统和作用，张衡特意写了《浑天仪图注》。通过《浑天仪》计算时间，测出“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这与近代天文学家测定的365天5小时48分46秒的数据相近，可见张衡天文学研究的水平是很高的。

　　《灵宪》一部阐述天地日月星辰生成和它们运动的天文学理论性著作。

　　在《灵宪》中，第一次提出月亮不发光，月光是太阳光反照的结果，揭示了月食的奥秘；提出了宇宙无限的伟大思想；测出太阳和月亮的角直径。“其径当周天七百三十六分之一”，与现在测出的太阳的角直径平均是31′59″26，月亮的直角径平均是31′5″2的误差不大；记录了当时在中原洛阳观察到的恒星2500颗与近代天文学家观测的结果也是相近的。但必须指出的是张衡在 《灵宪》中对天地日月星辰的起源问题的阐述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

　　《灵宪》是张衡多年来对天文学呕心研究的结晶，是一部划时代的天文学名著，代表了当时世界上天文学的最高水平，因此，张衡不愧为天文学的奠基者。

　　东汉时期经常发生地震。根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从公元92年至125年的33年中，就发生26次较大的地震。《张衡传》记载：“时地震连年，山崩地坼，江河泛滥，房屋倒塌，”它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损失，张衡对此有亲身感触。他以科学家的头脑研究地震灾害。他认为人是可以掌握地震动向的，为测报地震动态，他决心研究地震学。于是，在顺帝元年公元126年辞职回家，潜心研究长达5年之久。顺帝阳嘉六年 （公元131年）

　　张衡复职后的第一年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测报地震的仪器——“地动仪”。

　　就地动仪的结构而言，张衡已经掌握了水平摆的原理，利用物体运动的贯性来拾取地震的动波，进行测报远距离的地震，这具原理至今仍然被采用。从当时测报地震的情形看，这架地动仪能测报千里之外，包括人毫无感觉的地震 （最低能测报地震烈度为3度左右的无感地震）。如在顺帝永和三年 （公元138年）二月初三地动仪报震，当时洛阳城内人们毫无感觉，于是一些人议论纷纷，说地动仪不灵验。没过几天，陇西有人飞马来报，证实了二月初三那里发生了地震，使朝人信服。陇西距洛阳千里之外，地动仪测报准确，表明这架地动仪测报灵敏和准确度都是比较高的。可见张衡在当时科学极不发达的情况下，能制造出如此精密的仪器，真是奇迹，这在世界上也实属罕见。直到一千多年后古波斯才制造出与“地动仪”相类似的仪器，1880年欧洲才出现利用水银溢流来记录地震的仪器，人们称张衡是地震学的鼻祖是理所当然的。

　　公元138年张衡与世长辞了。张衡的一生追求科学的意志坚韧不拔；贫困不阿、蔑视贵权的精神难能可贵。人民怀念、称颂他，“数术穷天地，创作造化。瑰辞丽说，奇技伟芳。磊落焕炳，与神合契”。这是当之无愧的。

no.2　郭守敬

郭守敬

　　勤奋少年

　　我国元朝大科学家郭守敬生于1231年（元太宗三年、金哀宗正大八年）。

　　家乡在今河北省邢台县。

　　邢台地方本来属宋朝，1128年（宋高宗建炎二年）被金朝夺去，到1220年 （金宣宗兴定四年）又为后来建立元朝的蒙古贵族占领。所以郭守敬是在元朝统治时期出生的。后来元朝在1234年灭金，到1279年又灭了宋，统一中国，郭守敬也逐渐成长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早些时候，金朝北边的蒙古人还过着游牧的生活，处在奴隶社会阶段。

　　那时他们在金朝北方一带骚扰，进行的战争具有极大的掠夺性和破坏性。当地的农田水利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口大量减少，生产急剧下降。这种状况对于元朝的建立统治是十分不利的。以元世祖为首的蒙古统治集团觉察了这一点，于是在华北地区封建势力代表人物的支持下，逐步进行了一些改革，改变了一些野蛮的杀掠方式，实行了一些鼓励农桑增产的措施。因此，在元世祖的时代，华北一带的农业生产才逐渐恢复起来。农业生产必须适应天时，农田排灌需要水利建设，于是对天文历法和水利工程的研究，就成为迫切的要求。同时，國家统一了，中外交通范围比以前扩大了，更给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因素。因此，元朝的天文学和水利学，在金、宋两朝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郭守敬正是在这个时期，在这两门科学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

　　郭守敬父亲的名字，从现有的历史记载中已查不出来。他的祖父倒还留下名字，叫郭荣。郭荣是金元之际一位颇有名望的学者。他精通五经，熟知天文、算学，擅长水利技术。郭守敬就是在他祖父的教养下成长起来的。

　　老祖父一面教郭守敬读书，一面也领着他去观察自然现象，体验实际生活。郭守敬自小就喜欢自己动手制作各种器具。有人说他是“生来就有奇特的秉性，从小不贪玩耍”。其实，由于他把心思用到制作器具上，所以就不想玩耍了。

　　郭守敬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显露出了科学才能。那时他得到了一幅“莲花漏图”。他对图样作了精细的研究，居然摸清了制作方法。

　　莲花漏是一种计时器，是北宋科学家燕肃在古代漏壶的基础上改进创制的。这器具由好几个部分配制而成。上面有几个漏水的水壶。这几个水壶的水面高度配置得经常不变。水面高度不变，往下漏水的速度也就保持均匀。

　　水流速度保持均匀了，那就在一定时间内漏下的水量一定不变，不会忽多忽少。这样，就可以从漏下的水量指示出时间来了。燕肃留下的莲花漏图，就画着这样的一整套器具。

　　配制这套器具的原理不很浅显。燕肃所画的图，构造也不很简单。仅仅依据一幅图就想掌握莲花漏的制造方法和原理，对一般成年学者来说也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年纪才十几岁的郭守敬居然把它弄得一清二楚，这就足以证明郭守敬确是一个能够刻苦钻研的少年。

　　在邢台县的北郊，有一座石桥。金元战争的时候，这座桥被破坏了，桥身陷在泥淖里。日子一久，竞没有人说得清它的所在了。郭守敬查勘了河道上下游的地形，对旧桥基就有了一个估计。根据他的指点，居然一下子就挖出了这久被埋没的桥基。这件事引起了很多人的惊讶。石桥修复后，当时一位有名的文学家元好问还特意为此写过一篇碑文。这时候，年青的郭守敬已经能对地理现象作颇为细致的观察了。那一年，他刚刚20岁。

　　郭荣为了让他孙儿开阔眼界，得到深造，曾把郭守敬送到自己的同乡老友刘秉忠门下去学习。刘秉忠精通经学和天文学。当时他为父亲守丧，在张有读书。郭守敬在他那儿得到了很大的教益。更重要的是，郭守敬在他那儿结识了一位好朋友王恂。王恂比郭守敬小四五岁，后来也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这一对好朋友后来在天文历法工作中亲密合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修水利显身手

　　郭守敬在刘秉忠门下学习的时间不长。1251年，刘秉忠被元世祖忽必烈召进京城去了。刘秉忠离开邢台之后，郭守敬的行踪如何，史书上没有明白的记载。只知道后来刘秉忠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老同学张文谦。1260年，张文谦到大名路（他河北省大名县一带）等地作宣抚司（管理地方行政的官署）

　　的长官，郭守敬也跟着他一起去了。在那儿，他把少年时代试作过的莲花漏铸了一套正规的铜器，留给地方上使用。后来，元朝政府里的天文台也采用了这种器具。

　　郭守敬跟着张文谦到各处勘测地形，筹划水利方案，并帮助做些实际工作。几年之间，郭守敬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经验更丰富了。张文谦看到郭守敬已经渐趋成熟，就在1262年，把他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说他熟悉水利，聪明过人。元世祖就在当时新建的京城上都（今内蒙古多伦附近）召见了郭守敬。

　　郭守敬初见元世祖，就当面提出了六条水利建议。第一条建议修复从当时的中都（今医院了。但他说他还能当一个“通讯院士”，一连给大会写了四封长信，对八年规划的制订工作提了很多建议。他在病中发起了天体物理学丛书的出版筹备工作……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临终前的这一年零几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是他在学术上取得丰收的季节。

　　从他病室的窗口，可以远远望见建筑在孝陵卫的一座太阳塔。这是我国第一座研究太阳活动区物理的新设备。为了建造这个太阳塔，他也曾到处奔走，费过许多心血。太阳塔建成了，他自己却被关进了医院。他一直想要到工地上去看一看，但已经不可能了。他天天站在病室的窗口，用一架望远镜朝它瞭望。

　　这天，他正在窗口站着，忽然发现楼下院子里来了一群孩子。他正在奇怪，病室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了。护士领着这群孩子走了进来。原来他们是南京第十中学三年级的同学，一群科学爱好者。他们是专程来慰问病中的戴伯伯的。

　　“戴伯伯好！”孩子们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

　　戴文赛笑了。

　　一位小客人打开捧在手里的一卷宣纸，向他朗诵了一首他们自己写的诗：

　　神秘的宇宙啊，浩瀚无际，

　　空中的繁星啊，点点缀缀。

　　太阳是火球还是星点？

　　天空中到底有多少银河系？

　　宇宙的秘密数也数不清。

　　你——人民的天文学家，

　　把自己的每一点心血，

　　都倾注到这些秘密里，

　　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

　　迎来了一个个灿烂的黎明！

　　你书房里的灯光啊，

　　和闪烁的星星连成一片，

　　…………………………

　　戴文赛听着朗诵，他的眼眶润湿了。可惜，他现在已没有过去那样的精力，来跟孩子们讲述遥远的故事，让房间里充满银铃般的笑声了。

　　送走了孩子们，他在床上躺下来，轻声问陪在身边的圣梅：

　　“圣梅，你可还记得？”

　　“啊？”

　　“过去我们住在北京的时候，也常常有小朋友到我们家里来作客。”

　　“怎么不记得！有一次，我还给他们烧饭吃哩。”

　　“他们当中有几位，现在翅膀硬了，成了优秀的天文工作者了。唔，你还想得起来吗？”

　　圣梅扳起手指，一个个数了他们的名字。

　　他慢慢地合上了眼睛，脸上浮着安详的微笑。他睡着了。他做着美美的梦，梦见刚才看见的一个个可爱的小脸，小脸又化成了一朵朵鲜花。是啊！

　　科学的鲜花，一定会把我们祖国的大地点缀得花团锦簇。大地的鲜花和天上的星空相互映辉，风光万千，群星灿烂。

no.7　张钰哲

　张钰哲

　　“中华星”的发现者

　　1982年11月22日夜，美国叶凯士天文台爆发出一阵欢呼声。一个高挑儿身材，面庞清秀的中国小伙子一边摘下眼镜揩去激动的泪花，一边不禁地高喊着：“捉住了，捉住了！我终于把它捉住了……”他就是我国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两年中，他一直在苦苦地追索，在茫茫地星海当中找寻一颗人类从未发现过的行星。这颗星溜得太快了，当它刚一进入张钰哲的眼帘时，又在转瞬之间躲进了茫茫的星海之中。

　　为了它，两年时间张钰哲从未睡过一个好觉，吃过一顿安静饭，伴随他的只有伸向星空的天文望远镜。多少个不眠之夜过去了，张钰哲熬红了双眼，深陷的面颊显露出苍白的容色，但他依然如故，仍在星海中搜寻。他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更相信自己的中国心。这是一颗凝聚着中华民族智慧和力量的心。有了这颗心，他虽然身在异国，却能创造出散发着老祖宗气息的奇迹。

　　经过连续的观测和精密的轨道计算，张钰哲确信两年前他发现的一颗星是从未有过纪录的新行星。今天，当这颗星再次进入他的观测网时，他轻按相机快门，终于将这颗新星留在了底片上。张钰哲的发现，很快就得到了“国际行星中心”的承认。依照国际惯例，发现者有权为它命名了。身处异国他乡的张钰哲，此时心潮澎湃：天文学乃是我国古学，其成就早就领先于世界各国。只是到了近代，我国才落后于西方，就天上闪烁的行星来说吧，没有一颗是中国人发现的。多少年来的梦想今天终于实现了，中国人发现了行星，中国的名字也将在太空遨游。“就叫它‘中华星’吧！”张钰哲坚定地说。

　　从此，一颗新发现的“中华星”带着海外游子的拳拳报国心闪烁在无垠的宇宙之中。

　　1902年，张钰哲出生在福建闽侯县城一个职员的家庭。他两岁丧父，家境贫寒。艰难的世道，磨练出他坚毅顽强的性格。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成为学校里品学兼优的学生，无论在小学还是中学毕业的考试中，他都取得了全校第一名的成绩。1919年他又以优异的分数考取了清华的留美预备班。

　　张钰哲多才多艺，他热爱文学，擅长美术。但他更希望发展祖国的工业。

　　在清华园里，他攻读机械工程，准备有朝一日，使祖国的经济腾飞而起，不再受洋人的欺辱。

　　一天晚上，在同学的宿舍里，他偶然发现了一本小册子，而这本小册子却改变了他的一生，也改变了中国天文事业的命运。这是一本普通的天文科普读物，作者在卷首写了这样一段令人心泣的言语：

　　“天文学乃中国古学，在我国启昌独早，其研究规模，千年前即已灿然大备，惜后中落……近百年复受晚清腐败政治之影响和军阀的摧残，天文古学更日就消亡，几成绝响。诸君关心国粹，扶翼文明，想亦深同愤惜也。”

　　读到这里，张钰哲的心微微颤抖了一下，难道中国真的要沉沦下去？天文古国的雄风难道真的再也树不起来了？

　　1923年，张钰哲来到美国求学，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毅然放弃了追求已久的机械工程专业，转而投考了芝加哥大学天文系。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发现了“中华星”，为中国的天文事业争得了荣誉，他的名字如同一颗升起的新星传遍了整个世界。

　　1929年夏，张钰哲获芝加哥大学天文博士学位。他放弃了美方提供的优厚报酬，轻装返回祖国。从此在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上，与中国的天文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冒险抢国宝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三省并继续西犯，不久又占领了热河地区，矛头直指华北，直指平津。

　　1932年9月10日，正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服务的张钰哲，受台长余青松的派遣，到北平将安放在古观象台上的四架古天文仪器抢运至南京，以免落入日本之手。

　　安放在北平古观象台上的四架古仪器，是我国的传世之宝，也是世界上罕见的古雕铸珍品。其中的两件——天象仪和圭表，曾遭八国联军的劫难，落入德、法侵略军之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我方是战胜国，才几经周折将宝物要回。难道让它们再次落入侵略者的手中？想到这里，张钰哲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无论如何也要把国宝抢回来。人在国宝在，宝亡人也亡。张钰哲下定了决心，只身奔赴北平。

　　到了北平，他顾不得喘一口气，直奔古观象台。张钰哲令人将天象仪和圭表装入木箱内，然后运送到火车站，通过铁路运往南京。剩下的浑天仪和简仪竟是庞然大物。这两件铜铸仪器分别重8吨和7吨，像两座小山一样稳坐在古观象台上，难怪八国联军对它们都奈何不得！

　　张钰哲八方求援，跑遍了整个北平城，都找不到一辆可以运载它们的车辆。根据南京政府的密令，一旦北平危急，即将这两座古宝炸毁，决不落入日本人手。奔波了一天的张钰哲回到古观象台时，看到全副武装的士兵散站在两架仪器的旁边，正在筹划着炸毁仪器。

　　张钰哲一个箭步冲上去，又手抱住了浑天仪，热泪夺眶而出，口里重复着一句话：“等等，等等，你们要相信我……”此时，他的心像撕裂了一样疼痛。急切之中，他猛然想起了光绪年间浑天仪自钦天监紫微殿移到观象台，两地相距3公里之遥，这个庞然大物是如何过来的呢？经过了解，答案找到了，原来是在严冬季节，沿途百姓泼水成冰，100多个壮汉将仪器前呼后拥着自冰道上推过来的。

　　张钰哲茅塞顿开。早在中学时代，他就学过摩擦力的原理。早秋的季节自然是制不得冰道，但滚动的圆木却可以将摩擦力降低到最小限度。

　　第二天清晨，张钰哲叫来几十名工人。在两座古仪的底座下垫起了一排整齐的圆木杠，在一声声的吆喝中，两架古仪一寸一寸地移向大门口，穿过裱褙胡同，经西观音寺由东单移到前门车站。12华里的路程，竟用了整整3天的时间。

　　5天以后，4架国宝安全抵达南京。直到此时，张钰哲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在日军轰炸下观测天象

　　1937年8月11日，张钰哲测得一项重要的太阳活动预报：1941年9月21日将有日全食带进入我国新疆。据张钰哲的测算，日食带将经甘肃、陕西、湖北、江西，最后从福建北部入海。后来，经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证实，张钰哲率先测报的1941年9月21日在我国出现的日全食，是全球400年来罕见的天文奇观，其观赏价值和学术价值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

　　为了观测这次奇观，我国有关部门积极行动起来，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1940年1月，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宣告成立，并购买仪器，绘制地图，安排交通给养，确保观测的顺利进行。

　　1941年4月，中国日食观测队成立，张钰哲任队长，亲自带队到昆明集训。当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夜，日军加紧了对香港及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轰炸。观测队自德国购进的观测镜被日军炸毁，由于时间急迫，再次从国外进口仪器设备已经没有可能。张钰哲急中生智，将一架6寸口径摄影望远镜头取下，配上自制的木架，外蒙黑布以代镜筒，另以24寸反光望远镜底片匣附于其后，用以摄取日冕图像。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和测量总局的大力协助下，总算配齐了必需的设备。这时，张钰哲才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根据预测的情况，1941年在我国出现的日食带，其覆盖地区大部分已沦为敌占区，所剩可观测的地区寥寥无几。这些地方离占区近，随时都会遇到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张钰哲深知这次观测意义的重大，这是我国进行的第一次有组织的现代日食观测，其记录将对世界天文科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了使中国的天文事业跨入世界强手的行列，就是冒再大的风险，也要完成这次艰巨的任务。

　　张钰哲选定甘肃临洮县为观测地。他认为临洮县秋季晴天多，而且相距我国西北第一大城市兰州只有100公里，可以为观测队提供更多的方便。

　　1941年6月29日，张钰哲率领观测队全体成员携带仪器设备，乘坐2.5吨的一辆军用卡车从昆明取道去临洮，开始了3000公里的行程。汽车行至重庆附近，遇到27架日机的轰炸。张钰哲和他的队员们跳下汽车，钻进农田，趴伏在地，头上飞机盘旋，周围烟火弥漫。所庆幸的是，观测队的成员无一伤亡。空袭过后，公路上弹痕累累，尸骨遍地。张钰哲目睹这一切，毅然驱车继续行驶。

　　经过6个星期的颠簸行程，观测队于8月13日抵达临洮。在当地军民的大力支持下，观测队在泰山庙戏台前的广场上建起了临时观测点。在安装调试仪器的日子里，观测队经常遇到日军的空袭。据《中央日报》统计，观测队抵达临洮以后，共遇日机空袭25次。有次日机空袭，正值张钰哲调试仪器，他立即跑到了旁边的树丛中躲藏起来，周围的群众都为他捏了一把汗。空袭过后，他又埋头紧张地工作起来。

　　9月21日9时30分，全球瞩目的日全食初亏终于出现了。当时晴空万里，但见月亮的黑影从西侧开始侵入太阳。40分钟后，太阳被“吃掉”了1/3，天空也逐渐昏暗，气温下降。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太阳整个被“吃掉”了，月球遮住了整个日轮。又过了一会，全食的四周辐射出万道金光，“日冕出现了！”在场群众欢声雷动。10时59分，太阳开始生光，万物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张钰哲和他的队友们观测和捕捉到珍贵的天文资料170多项，共摄得照片200余张，“五彩”影片20卷，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将实况通过无线电波转播到世界各地。

　　这次日食现象，历时3分钟，与张钰哲所预测的情况完全吻合。在中华民族遭受外国侵略之时，在中国本土上进行的这次成功的有组织的日食观测，其意义早已超出了“天文”的范畴。

　　心中只有中国

　　抗战胜利后，身为紫金山天文台台长的张钰哲怀着无比的喜悦，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将天文台迁回南京。

　　为了更多地了解世界天文发展的动向，发展中国的天文科学，1946年，张钰哲前往美国、加拿大等国考察。凭藉他在世界天文学领域中的影响，在国内外朋友的帮助下，他先后访问和考察了美国帕洛马山天文台、基特峰天文台、阿雷西博天文台、橡树岭天文台等以及加拿大维多利亚天文台。

　　在出国访问的过程中，张钰哲一方面注意考察美、加等国使用的遥遥领先的仪器设备和尖端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天文事业的发展状况及中国人对天文科学的贡献。他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天文学界证明：别人家做的事，中国人也能做到；别人不能做到的事，中国人一定也能做到！

　　他在美访问期间，以唯一的外籍代表身分被邀请参加在波士顿召开的美国天文学会年会。在会上他发表了“变星的速度曲线”和“大熊星座的光谱观测”

　　两篇论文。他那严密的论证，透彻的分析获得了同行们的一致好评。论文很快地发表在美国《天体物理学》杂志上，那是美国很有权威性的一份刊物。

　　当他再次来到使他发现“中华星”的叶凯士天文台时，张钰哲的名字又一次升上天空——他在变星照相观测中发现了一颗新的变星！张钰哲对天文学的贡献令外国人刮目相看，中国人的智慧令外国人惊叹。“张钰哲真了不起！

　　中国人真了不起！”此时此刻，“张钰哲”与“中国人”联在一起。张钰哲是中国人，而中国人就是张钰哲。

　　正当外国朋友庆贺张钰哲的考察取得丰硕成果之际，国内传来了令人失望的消息：国民党外交部突然中断对他回国路费的承担。这消息如同当头一棒落在了正准备归国的张钰哲身上。此时此刻，他感到浑身冰凉，甜酸苦辣五味俱全，他的心在哭泣……

　　恰恰相反，美国及加拿大的同行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却异常高兴，他们奔走相告，觉得再也找不到像这样一个说服张钰哲留美的好机会了。美国各大天文台向他发来了聘请书，加州大学立克天文台破例以优厚的待遇聘他去当台长，并答应安排好他夫人的工作。金钱、待遇，对他来讲，从来是不屑一顾的，唯一使他感兴趣的是美国天文学界那高精尖的仪器设备。但是这些，和祖国的需要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

　　这一夜，张钰哲辗转反侧，他想起了18年前，当他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当时的生叶凯士天文台台长樊比博教授向他提出在该台任职的挽留，遭到了他的婉言拒绝。也是这样一个夜晚，他睡不着，披上衣服奋笔疾书，写下了这样两句诗言：“楚材岂能为晋用，相期神州建灵台！”此时，这两句话又在耳边作响。祖国毕竟是我的母亲呀，我的一切都是母亲给的。我虽不材，但岂肯为晋用？

　　主意已定，他婉言回绝了美国朋友和同行们的邀请，利用美国國家地理学会派队到我国浙江武康地区观测日食的机会，1948年初回到了祖国。

　　新中国成立后，张钰哲一直担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几十年来，他一直耕耘在祖国天文科学的园地上。

　　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富于才华的领导者。有人形象地比喻说，他的一只眼睛盯着星空，而另一只眼睛始终看着紫金山。这话一点也不过分，他在勤奋地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一直关心着对紫金山天文台的建设。

　　1949年10月，在张钰哲的努力下，紫金山天文台的观测仪器得到了修复。他又倾注心血，花去4年的时间建成了我国最先进的天文仪器厂——南京天文仪器设备制造厂。以后，他又亲率同行自制和引进了国际一流水平的科学仪器，使紫金山天文台，名享四海，它不仅恒星、行星进行观测，同时对空间天文学、射电天文学、实用天文学、历算和天文仪器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这一切包含着张钰哲一生的心血。

　　从1928年张钰哲发现“中华星”起，到1986年张钰哲病逝，在半个多世纪中，他又陆续发现了“中国星”、“紫金山一号”、“紫金山二号”等400多颗在星历表上没有记载的新星，在它们当中，有81颗得到了国际行星中心的编号命名。张钰哲一生著作甚多，发表论文101篇，出版专著、译作10本。国际天文学界为了纪念他，将美国哈佛大学天文台1976年10月23日发现的一颗新星命名为“张钰哲星”。

　　1986年5月5日，《人民日报》为张钰哲发表了专题短评，称他是一颗

　　“永不熄灭的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