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禁书（中国禁书简史）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中国互联网还没有普及开来，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远没有现在方便。

那个时候随处可见的是旧书摊和报刊亭，杂志、小说、漫画既是孩子快乐的源泉，也是大人的最爱。当时诸如武侠书籍和情感小说，都是不能上台面的，只有旧书摊能找到这种书籍。

特别是改革开放不久的那几年，老百姓对于文娱的需求很旺盛，但是那个时候文娱事物少，很多小说正规出版社不让发行，于是便有了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

其中涉及暴力和黄色的书籍，就成了中国书刊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

民间小报

最开始在街头巷尾兴起的，是民间自编的小报。这类小报是人们上厕所时，可以蹲下来看，看完当成手纸的工具。

这种小报体量小，内容都是传奇故事和桃色新闻，印刷简单，成本不到4分钱，售价在一角钱，利润超过50%。如果印出100万份，一夜就能成为万元户。

当时小报的批发和零售，在全国遍地开花，市场火爆。随着“万元户”的名声越来越响，更多的人挤进这个行业，大家争奇斗艳，各出招数。

等到小报变成一片红海时，读者也看腻了，于是，市场上出现一种小册子。这种册子又称为“白皮书”，可以说是一种民间杂志，但是内容依然跟小报相同，只不过是做成书的形式，让人觉得逼格高了。

原来的报贩，摇身一变变成书商，一夜之间造就几十万的财富神话。因为这些读物都是非法出版，印刷非常粗糙。

时间一久，工商和公安部门就盯上了这群非法书商。书商们怕承担过高的风险，又把目光投向了地方的文学杂志。

通俗文学

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出现了一阵文学热潮，各地成立了无数的文学社。

那些不入流的书商，搭上了出版社，白皮书变身成为铜板彩印，警察、枪战、女郎都出现在了封面上。

有了正规编辑的加入，内容跟之前的粗制滥造自然不同。不过这些内容不是正经的文学，而是加入了色情、暴力等题材元素，抓住读者眼球，成了书刊市场最闪亮的星。

而且，这种书刊进入正规的销售渠道，就从地摊卖到了书店。书商们赚得盆满钵满，而且洗白了自己的身份。杂志社也赚到一点钱，大家皆大欢喜。

不过，封面披着文学的外衣，内里确实低俗的内容，也容易出问题。于是，杂志社想出了一个名词——通俗文学，意思是色情无罪、暴力有理。

这股“通俗文学”的热潮，持续了十来年，各地的出版社都打着通俗文学的旗号，准备走向世界。

通俗文学的热潮之后，书商们又盯上了另一块蛋糕，就是港台的武侠小说。

1981年，广州的《南风》文学报，刊登了梁羽生的《白发魔女传》，引发了一阵武侠热潮。也是在这一年，邓小平同志接见了金庸，金庸的书在大陆解禁，取得极大成功。

当时要引进港台的武侠小说，正规程序需要等一段时间。书商们为了赚钱，就搞盗版，印出来就能卖钱。有的书商靠卖盗版书，一个月时间赚了几辆小汽车的钱，非常疯狂。

不仅是国内文学，海外的翻译小说也引发了热潮，特别是那些书名涉及色情和暴力的，像《恶女》、《暴虐》、《浴娘》等等，都是当时的抢手货。

1988年，一位大学的法律研究生，翻译了一本国外性犯罪的著作，叫《性犯罪研究》，投稿给很多出版社，但是出版社觉得这种学术著作太枯燥，没有人愿意出版。

一位武汉书商得知此事，联系到这位大学生，一万块买下了翻译稿，然后把书名改成《性犯罪》。上市半个月时间，印了整整十万册，书商挣了20万。

倒卖书号

书报销售的渠道有两种，一种是以新华书店为基础的官方渠道。这种渠道只有大出版社和正规的刊物能够进去，所以，很多民间文学就没办法进入。

另一种渠道就是民间书店，这种渠道在当时全国各地发展迅猛，北京的金台路、广州的东园路都是当时著名的民间书刊集散地。

书商往来于各个渠道，根据书店和报刊亭的数据，获取信息，摸清受欢迎的书目，调整书的种类和数量，形成一条闭环。

在民间书店的书，分为两类，一种是黑书，就是没有正规出版途径的书；另一种是白书，是有正规出版途径的书。

但即便是正规出版途径的书，也不见得就是干净的。书商跟出版社合作，常见的就是卖书号，一本书想上市，必须要有书号才行。

买书号是违法行为，但由于当时的管理十分松散，出版社只认钱，只要给钱就可以办。书商们不差钱，借机买书号，将那些涉及色情和暴力的书籍出版。

1994年，福建、江苏和湖北等地，出现了一种叫《热门话题》的杂志，内容是前中央领导人的所谓“新闻”，还在很多敏感的政治事件下妄下论断。

这本书最后传到了中南海，一位主要领导人亲自督办，发现书号层层倒卖，用了四个月才破案。

之后，国家对于非法印刷的厂家进行严查，但是黑书市场依然存在，毕竟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江湖。

现在，在某些电商平台，读者依然会买到盗版书籍。在物欲横流的时代，禁止盗版真不是件容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