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经验（使用替代性经验和直接性经验的差别）

科尔曼考察过一种概念，即各种文化在教育过程中使用替代性的经验和使用直接性的经验比较起来，在程度上有很大差别。他声称，我们的产生信息的工具比我们利用已有知识的惯用手段的增长快得多。他指出，我们的学制是在我们拥有相当少的传送信息工具的时代发展起来的，我们在信息使用和获得的系统中尚未作出变革以适应信息丰富的文化。

这些问题将主要在科尔曼的概念的结构内加以考虑。在有文字以前的社会里，接受全部的文化教育是儿童正常发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大部分知识和训练是来自经验，因为观察和直接参与构成了儿童教育的大部分。部落的信仰和传统是口头传递的。教育和生活是一致的，哪一个也不是另一个的准备。

许多文化还继续依赖于第一手经验和观察，而不是通过语言的替代性经验作为他们传递技能和知识的基本手段。口头传递知识，由于个人理解、保持和回忆所说的事情的能力，而必然受到限制。然而书写的发明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永久性“记忆库”。书写的发明，特别是印刷机的发明，使人们有可能以日益增大的数 量积累学识并把它一代一代传下去。

然而在一个长时期内，人们是生活在以农耕为主的社会里。只要一个农民只能为他的家庭并可能为另外一个人生产出够用的粮食，那么人们就只得依赖于土地。种地主要是一个家庭的活动，父母有限的知识和技能传给没有其他信息来源的儿童。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一本圣经，一本农历，偶尔还有一份报纸（往往是周报），就是所能有的基本读物了。

某些人读得广泛一些，作为消闲活动，某些人这么做是为了扩大他们的眼界。一个农民国家只需要少量的学校教育。1870年，大部人还以务农为生，半数青年进了“小红房子”，学习不到五年。许多基本的社会、职业和个人的技能，仍然是在正常生活过程中习得的。那时，教育过程的正式体制化还不很需要。

在生产活动中孩于们观察他们的父母并同他们一起工作，于是男孩子变成农民、木匠、铁匠或者是皮匠，女孩子学会了怎么做饭，缝纫和管家。孩子们学会了日常生活必需的适当的技能和知识，也懂得了能力、首创性和自主性是掌握社会性技能的副产品的意义。

广泛使用印刷品作为知识的基本来源，这对于那些从事“学术性职业”的人才是主要的。甚至在这类职业中，许多早期的从业人员也是主要依靠做学徒得到训练的。学法律的学生利用开业律师的有限图书“读法律”，直到他能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准予开业。学医的学生也是这样跟开业医师当学徒的。学校的目的是传授数量有限的替代性知识，而且只有少数学校是当时文化所需要的。

科尔曼把这种情境同当代信息丰富的条件加以对比。替代性经验已成为儿童出生以来生活的基本成份。今天的儿童信息负担过重。电子通讯技术的发展已大大增加了替代性经验而不是直接经验的输入。许多竞争性的过多的信息源泉－无线电、电视、信号、宣传板、报纸、杂志以及大量廉价书籍－使学校下降到只是巨大知识财富世界中许多信息源泉之一的地位。

当技术的变革要求水平越来越高的间接知识时，学校就有责任提供日益扩展的知识。一部分由于现实的理由，一部分由于教育同受尊敬的职业的联系，成功地完成水平越来越高的正规学校教育就日益成为通向地位、经济机遇、以及在文化中顺利发挥作用的门径。迅速发展的、复杂的、城市化的、工业化的社会，要求人们具有高度的文化，能学习和再学习复杂的技能。

大量储备有关的知识以及获得社会和个人的适应性，便成为取得经济奖赏和安全的先决条件。由于这种发展的结果，强迫入学的法律、社会的期望和父母的压力致使把越来越多的人口送进学校，正规教育巳日益成为获得社会所重视的目标的门径。所以今天给人们提供价值高的社会和职业选择都是要通过学校的。

现在几乎所有的青年都进入高中，青年的四分之三是高中毕业生。大约半数大学年龄的人入了学，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继续进入研究院。人们早就指出，正规教育年限的增加中有一部分是作为就业的必要条件，这是实在的，虽然其中有一些不一定是这样。大多数美国人都坚信教育是令人向往的。在校学习本身是件好事，而且有报偿。

根据调查统计，在1966年，一个男性中学毕业生一年可比一个只受八年小学教育的男性多挣2,600美元。中学退学生终身收入只是大学毕业生的半数－不足二十五万美元。教育是好事，你受教育越多，你就会越好。受教育多等于有利的工作，这就造成教育等于工作训练。事实上，工作训练在历史上只是正规教育的一小部分职能。

初等教育从来被看作是职业训练。在中学，只是有关秘书的和农业的教育才被这样看待。大多数学生接受大学文科教育，只有专业学校才是职业方向的。一个人受教育越多，他取得高收入工作的机会就越多，这个事实可能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其中之一是职业上要求有更高的能力。

由于高度重视正规教育，使越来越多的人继续深造，所以高等学校教育已日益成为任何职业都必须的。随着受越来越高的正规教育的工人涌现出来，雇主首先雇用他们。正规教育是全能的这种信念，使得雇主淘汰了中途退学者。这一实际作法的主要假设是，雇主挑选受过高等学校教育或程度更高的人就保证能得到更有能力的工作人员。

伯格批判地评论了这个假设，并指出它可能只有一部分是对的。他指出，继续使用正规教育年限作为劳动力市场的筛选手段，可能是一个自我实现预言的步骤。在正规教育成为选择受雇者的主要依据的情况下，那些受教育多的人将有许多雇主和职业供他们去选择。因此，通向受敬重和高工资职位的大门对他们是敞开的，对那些没有这种教育文凭的人是关闭的。

有压倒多数的证据表明，如果用通用的智力测验来测量智力的话，它同各种职业地位有正相关。然而这种相关只是在正规教育构成正常发展过程的一部分的情况下研究出来的。一般的谋生并没有这种相关关系，除非谋生也伴随以正规学校教育。由于各种理由，未受教育者日益被拒绝参与职业系统中日益发展的部分，从而日益成为处于不利地位的平民。

学校工作人员骄傲地指出，19世纪70年代过去五十年间，中学生退学率显著而持续地下降。然而没有一个人知道，这种下降之所以持续下来，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强迫入学法律的硬性规定和日益需要取得高中证书以便在工作市场上竞争造成的。这个否定意见可能同个人取得成功的潜在能力或他所受的有关教育完全没有关系。

其实，因身体原因而退学的学生下降是由于强制留校的关系，教育系统同样也由于因心理原因而退学的学生变得负担过重。不愿留校的学生是学生中那些表示不满的人，他们易于不满和捣乱。他们的大多数可能是被列入估计为数百分之十五的“异端组”的学生。

我们习惯于说，缺乏动机和成绩不良是退学的原因，但是把缺乏兴趣的成绩不良者强制留校，只能使学校为捣乱和不满的心理上退学者提供方便。至于有意义的留校将是教育经验的结果，这种经验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动机，以取得较高水平的自我实现和能力，同时保持其个性，能自我决定，并提高自尊心。这是对教育永无止境的挑战。困难是有的，但这是我们研究解决退学问题所必须走的路。

作预言总是冒险的。但是只要未来主义者作出的推论有一部分是能实现的，那么未来的教育计划可能将具有下列许多特点：

学校将比过去提供更多的直接经验、较少的替代性经验。我们社会不断变化的性质已限制了儿童亲身接受许多有关成人的经验的机会，这种经验过去是由家长和邻里所提供的“看不见的”课程的一部分。

或者教育目标将改变，或者传统的教育目标将更加完美地得到实现。社会职责在于对全体公民提供那种既使个人满意又在社会上有用的市场技能，这种职责将更加完全地实现。

学校将成为知识、咨询、训练和教育的社会中心。它们将提供满足所有的人的而不只是儿童的兴趣和需要的教育计划。在教育过程中将更多地使用当代技术。教师将用更多的时间为专门的教育目的而设计和修订自己控制的、主要靠自己管理的成套教育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