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斯海默（米尔斯海默谈中国）

叶成城：地缘政治学的批判与重构：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作者：叶成城，时任上海社科院博士研究生，现为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本文节选自《中国周边地缘环境新趋势》一书，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时政国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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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总结地缘政治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结构/过程、物质/社会两组二分法对地缘政治的范式进行区分和综合，并且借助于实证主义的方法提出了初步的“因素+机制”的分析框架，来实现过程和结构之间的统一。地缘政治是一个动态的系统，通过内部过程尤其是生产和观念的变化逐渐推进结构层面的变化，因而具体的政策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过去的历史经验，更要着眼于具体的生产方式和历史情境。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在地缘政治系统中，国家的地理禀赋通过外部结构的压力和内部生产过程最终推进了国家制度变迁，从而决定了大国的兴衰。

地缘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被建立至今已有逾百年的历史，其渊源更溯及两千年前的古希腊和春秋战国时期。国家的地理禀赋包括了其规模、位置和资源，对国家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地理禀赋和国家兴衰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经久不衰的话题。但是地缘政治理论仍然停留在前社会科学时代，很多地缘政治理论仍然无法经受住科学方法的实证检验。本文借助科学方法来剖析地缘政治理论，并且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因素+机制”的分析框架构建科学的地缘政治理论。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目的并不是提出一个宏大叙述的地缘政治理论，而是提出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即阐述进行地缘政治分析时，需要注意的方法论问题和需要考虑的基本因素和机制。文章大致分为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地缘政治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涉及概念界定、理论框架和变量选择等方面的问题。第二部分讲述了地缘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用结构/过程、物质/社会两组二分法对过去的理论进行了范式区分，并且提出了科学主义的案例比较和因果机制的分析方法。第三部分提出了地缘政治的基本分析框架，将地缘政治的结构和过程进行统一，提出了地理禀赋影响国家命运的三种路径。第四部分从地缘政治的非线性关系、自相关关系和高尔顿问题、地缘政治的情境性三个方面讨论了地缘政治的复杂性。第五部分则是结论，特别强调了本文分析框架对于理解地缘政治和构建科学地理政治理论的意义。

一 现有地缘政治研究评述

尽管国内外学界有大量关于地缘政治研究的文献，有很多有益的讨论，但它们更多地囿于政策研究的范围，缺乏方法论的探讨。本文强调方法论，并不是要贬低过去的历史方法或诠释方法，而是希望借助科学方法为地缘政治学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与过去的研究方法形成互补。

从方法论的视角来看，过去的研究存在如下方面的问题。

（一）概念界定的问题

在国际关系的分支学科中，地缘政治学的定义可能最为纷繁复杂。有鉴于此，笔者对这些定义或者理解进行了梳理，旨在理解它们的不同实质。为了讨论地缘政治在不同语境下的使用，这里笔者用学术/非学术、决策型/非决策型两个标签来对不同类型地缘政治概念的使用进行如下区分，并列举部分代表性的地缘政治研究文献作为例证，当然文献本身是无法穷尽的。

表1 不同类型地缘政治概念

①应用型地缘政治学主要指的是领导人和决策者对地理和现实政治的理解。它对地缘政治的理解分为三类：第一，接近于权力分布或者现实政治结构，地缘政治几乎可以同政治结构、国际体系或者国际格局进行同义替换（如地缘政治格局）；[1]第二，主要指国家间的军事和安全竞争（通常以领土扩张和控制海陆枢纽为目的）；[2]第三，大战略或者国家战略在地图上的展开。[3]

②决策型的学术研究探讨的是地缘政治的实践理论，奥图尔泰（Tuathail ó）称之为X的地缘政治学，X可以为能源、信息、中东等。[4]通常多见于智库和研究所，其将地缘政治作为具体问题的分析工具，通常也借此强调具体领域内的国际竞争。[5]

③大众的地缘政治学将地缘政治视作一种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它由媒体和文化构成，形成于跨国流行文化中，包含了大众市场的杂志、小说或电影。[6]这个维度的概念主要见诸国外学者对传媒、认同、文化等因素对地缘政治影响的研究。[7]

④地缘政治理论研究则通常在科研机构和理论讨论中涉及，它研究的是地理同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之间的互相作用，以及地理对行为体间互动的影响。[8]我们所熟知的多数地缘政治理论都属于这个范畴，同时适用这个概念的文献还包括对地缘政治学的思想史研究。[9]

评判一个学术概念的恰当性，不能只看具体修辞上的吸引力或仅依赖约定俗成的用法，而要看其在本体论上所捕捉、涵盖的事物本身。类型一和类型二中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对地缘政治概念的误用。它们对地缘政治的描述有“伪标签”的嫌疑，即所描述的现象跟地理变量几乎无关，甚至仅仅是一种累赘性的修辞。

类型一将地缘政治等同于冲突或者现实政治，[10]比如“地缘经济”就是一个糟糕的标签。冷战后兴起的所谓“地缘经济学”认为商贸手段而非军事因素成为国家竞争中的主流，或者说是权力中心主义向经济中心主义的转变。但是它除了提到区域一体化之外，其内容同地理并没有太多关系。[11]要描绘具体领域内的冲突和竞争，有很多比“地缘”更准确的词汇，如安全困境、敌意螺旋等，这些概念远比地缘政治理论更能阐明冲突产生的机制。地理相近或资源的地理分布确实可能增加冲突发生的概率，但是并不必然是冲突的决定性因素。这种概念的误用通常见于政治家和大众媒体，将地缘政治等同于冲突相当于将地缘政治“黑箱化”，甚至使其沦为文学性的修辞。

类型二中对地缘政治概念的使用是一种修辞甚至累赘，完全可以用分布、格局、局势等简单词汇来代替，甚至删除“地缘”这个词也不会对文章理解造成任何影响，比如“地缘战略”与“战略”、“能源地缘政治”与“能源政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事实上这类分析也很少考虑地理因素，并没有如其所宣称的那样将地缘政治的分析引入能源、文化等领域中。相比之下，关于地缘大战略的讨论一定程度上涉及了部分地理变量。

政治家、媒体和智库滥用这类词语的原因有两个：地缘的概念更加容易突出国际体系或者在具体领域（如经济、文化、地区认同）中竞争性的一面；用地缘的概念可以突出权力、战略、资源、观念等因素的地理分布。笔者认为只有类型三和类型四中的概念相对正确地捕捉到了地缘政治的含义。前者讲述的是地理对国际关系中行为体的影响，后者则讲述观念对地理的重塑和再建构。在排除了对地缘政治概念的误用之后，本文使用理论研究中的地缘政治学概念，即认为地缘政治描绘的是地理同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之间的互相作用，以及地理对行为体间互动的影响。

（二）理论构建的缺陷

地缘政治学最初源自政治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中的分支，带有浓厚的人文学科的特点，理论建构时存在较大的随意性，缺乏严密的逻辑和实证，从而在理论构建时存在较大的缺陷，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缺乏统一的理论与分析框架。国际政治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国家的行为以及体系中行为体之间互动的结果是复杂的，要理解这个复杂的系统常常需要建立一个分析框架。一个理想的地缘政治理论框架是这样的：以核心机制为“主干”，逐步加入其他辅助机制和变量，从而形成整个完整体系，用于解释体系中行为体内部和外部互动的结果，即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中不乏精彩独到的观点，但缺乏这样一个系统、统一的框架。

（2）宏观和微观理论的脱节。在缺乏统一框架的情况下，通常宏观理论比微观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前者至少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不同特质的行为体会采取相似的行为。但是，由于统一框架的缺乏，占据主导地位的宏观理论常常缺乏微观基础。宏观的理论主要强调地理与物质结构（主要是权力分配）的互动对国家行为及其结果的决定性作用，[12]它有助于解释体系性的变化，比如把国际关系史看成是海权国和陆权国之间的竞争。但是，宏观层面的理论很少解释和涉及国家的社会基础、生产方式和制度变迁，实际上把国家内部过程“黑箱化”，无法看到观念的变化、技术创新以及生产方式的变化对整个国际体系产生的深远影响。同样的，很多微观理论也缺乏麦金德以来的宏大视角，而仅仅将目光停留在特定的疆界、生产方式或者技术变化中，而无法察觉国际体系中规律性的一面。

（3）缺乏实证研究。地缘政治学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可信的实证研究，没有足够科学方法和案例比较研究来验证各个流派的地缘政治学说。从研究方法上看，传统的地缘政治研究更多的是采取一种诠释性的解释，如用地缘政治的概念来描绘国家战略，通过对周边的经济或者安全现状的描述，提出国家战略发展的路径，[13]或者以地理为基础主观地描绘国家的战略选择和国际格局等。[14]非实证的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在于，依靠完全主观的诠释并不能保证结论的可信度，对于国家意图的分析和猜测由于缺乏必要的实证分析，并不总是能够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

（4）案例研究方法的问题。实证研究不但数量较少，而且在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也存在较多问题。第一，采用单案例例证的方法较多，这种研究存在很大的案例选择的随意性，因此并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15]第二，在对案例进行比较时，并没有依据科学方法的原则对条件进行控制，使得采用的很多案例并不具备可比性，比如用迦太基和古希腊的例子与近代的案例进行类比，[16]或者用英美崛起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当代中国进行比较。[17]由于案例之间条件差异过大，这种比较不能得出可信的结论。第三，地缘政治的研究往往仅仅停留在相关性的研究（通常是时间先后的相关性），仅仅通过简单的归纳得出海权对国家发展的必要性的结论，很少涉及地缘政治如何对国家的兴衰产生作用。[18]少量的定量研究讨论了相对于地理之外的制度、贸易等竞争性因素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但是同样仅停留在相关性层面而无法去追溯其中的机制。[19]第四，地缘政治研究还存在过于简单化和线性化的问题，喜欢夸大某一要素在某一方面的作用。但实际上，我们除了不能对海权过于偏执之外，同样不能简单地认为单一因素对国家发展起了促进作用。[20]第五，地缘政治研究的案例存在样本选择偏差，尤其是基于结果进行案例选择。比如，有的研究成果根据霸权衰落的例子得出霸权衰落起因于过度扩张的结论。[21]但实际上，霸权在上升期同样有扩张失败的例子，但并没有造成霸权的衰落，而且如何衡量“过度扩张”存在很大的随意性。相关论证隐含着基于事后结论的判断，难免存在循环论证的嫌疑。

（三）变量选择的缺陷

地缘政治理论脱胎于政治地理学，最初理论诞生时就天然地带有地理决定论的倾向。地理因素是影响国家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绝对不是唯一的因素，科学的地缘政治学必须抛弃单一因素决定论，无论这种因素是地理环境还是观念或文化。把物质的地理因素作为单一决定因素的讨论所面临的最直接问题就是，为什么在地理恒定不变的情况下，国际体系在逐步演进？比如，仅靠地理因素很难去解释过去的欧洲和现在的欧洲在安全问题上的巨大差异。摩根索并不否认地理对国家权力的影响，但是他明确地指出，单一地理因素决定论是伪科学。[22]地理因素决定论即使在特定时空中也没能够具备足够的解释力，正如阿隆所说的那样：“（地理）位置留给人们少量的自主权，它给人们提供了在不同决策中的一个选择。选择不是偶然的，也并非莫名其妙，然而选择不是由自然环境所强加。”[23]无论是麦金德还是孟德斯鸠的理论，都难以解释为何处于同样地理位置的国家在短期内会采取截然不同的政策。

另外，在解释变量和自变量的选择上，一部分研究存在因果链条过短的问题。地缘政治的因变量通常是国家的命运，即崛起或者说是大国的兴衰，而自变量则选择的是陆权/海权。陆权/海权的概念本身就存在模糊性，通常应当指的是国家战略发展的偏好或者属性，但是在具体论证时就难免存在通过偷换概念来论证自己观点正确性的情况。通常自变量选择不能过于接近因变量，但在很多地缘政治学的论述中都有这样的错误，故容易出现同义反复。

麦金德著名的“天使耳语”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24]实际上控制“心脏地带”需要极大的资源和实力，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大国真正实现过，因此具备控制“心脏地带”的实力和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含义已经非常接近。关于海权也是同理，具备了马汉所说的海权三环节（生产、海运和殖民地）已经基本接近于大国崛起了，甚至很难说这三环节是崛起的原因还是结果。[25]

如用海权或陆权作为自变量，而非中介变量，就会产生内生性的问题，比如认为英国的衰落缘于陆权的衰落（即失去殖民地），陆权衰落是因为失去殖民地，如果再考虑殖民地是如何失去的就会陷入如下循环论证：国家衰落→失去殖民地→陆权衰落→国家衰落。[26]

二 地缘政治的研究方法

在总结过去研究的基础上，这部分从两个基本研究范式出发，依托地缘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加深文本的理解，比较运用与分析地缘政治科学案例。

（一）地缘政治学的范式

在对地缘政治的概念和定义进行梳理之后，就很容易排除上述所说的“伪地缘政治研究”。在这一部分，笔者借用了秦亚青教授的两个二分法（物质/观念和结构/过程）来描绘地缘政治学的文献分布。[27]物质性强调的是物质因素的决定作用，地缘政治学中最为激进的表达就是地理决定论；而观念性则强调理念在主观认识地理环境方面的建构作用。关于结构与过程的二分法可以追溯到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鲁道夫·契伦。他将地缘政治学分为两种：一种涉及国家的空间特性，将国家视作一种空间现象；另一种则侧重于将国家作为更大系统的一部分进行研究，它包含了领土扩张、大国的特殊国际地位等。[28]在本文中，结构地缘政治学强调结构性因素对国家的塑造，而过程地缘政治学则注重具体的国家内部的个体和社会化过程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根据这两个二分法，笔者用如下的2×2表（见表2）将地缘政治研究划分为四种类型。

表2 地缘政治研究类型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组二分法实际上涉及国际关系的范式之争。如果将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放入2×2表中的话，类型一、二、三分别对应国际关系中的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理论。这也恰好说明了地缘政治学和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之间存在一定的通约性，这有助于加深对地缘政治学的理解，但这并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这里就不再赘述。

类型一：传统地缘政治学同新现实主义一样强调物质结构的作用，但是后者强调无政府社会的结构，而前者则着重阐述了地理与物质结构（主要是权力分配）的互动对国家兴盛的决定性作用。首先，传统地缘政治学认为对特定地理位置的控制会对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比如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斯皮克曼所说的边缘地带等。[29]其次，传统地缘政治学认为地理环境的屏障对权力的投送力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在地缘政治学和新现实主义之间架起了桥梁，他认为地面力量是当前世界军事力量的主导形式，巨大的水体阻隔影响了地面力量的投送力，因此任何国家都无法成为世界性霸权。而一国获得地区霸权之后，就会阻止其他强国在其他地区获得霸权。[30]

类型二：包括政治地理学、地缘行为理论。其共同特点是着眼于国家具体的过程，通常以内部过程为主兼顾外部，借此考察地理同国家之间的关系。政治地理学坚持物质主义的观点，认为领土边界是政治地理学中的核心概念，不论在过去还是未来都拥有经久不衰的内涵。[31]政治地理学是对国家的空间结构及其内外活动的研究，它考察政治区域内的基本要素：组织、地理区域和人口。[32]地缘行为理论则讨论地理环境对人和国家的塑造作用，如地理环境对地区政治经济、地区文化、地区制度乃至地区整体发展的影响。[33]与地缘政治学抹掉过程并将其“黑箱化”不同，政治地理学重视个体在地缘关系中的作用。安吉尔早在一战前就提出了接近自由制度主义的观点：金融、思想、贸易、通信所形成的网络空间使得全球经济相互依赖。[34]但遗憾的是，在地缘政治学中，很少有学者提到地缘政治和网络空间同国际制度之间的联系。[35]

类型三：批判地缘政治学和建构主义之间的联系则更加密切，即认为结构性的观念对地缘政治的现实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建构主义认为地缘具有物质性和建构性两个侧面，[36]空间在本质上并非先天给定的因素，而是人以某种方式造就的社会性建构产物。[37]批判地缘政治学据此认为，地缘政治的研究从来就不是中立的，而是特定情境下的产物。正如建构主义者将体系文化分为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三种文化一样，[38]阿格纽将地缘政治分为三个阶段——农业时期、工业现代化时期、后现代信息资本主义时期。[39]批判地缘政治学认为社会和政治语境、流行的知识与实践，在不同的时期构成了地缘政治，全球政治地理位置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文化和政治上的持续建构。[40]

类型四：后现代理论和地缘文化理论主要探讨地理与国家观念变化的关系，及其对具体政治过程的影响。后现代地理学反对物质空间决定论，认为空间的组织和意义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空间和空间的政治组织表现了各种关系，但又反过来作用于这些关系。[41]一些观察者也注意到，技术的发展和个人与全球竞争“缩短”了距离，让世界趋向于“平坦化”。[42]地缘文化理论则认为，地缘政治也包含部分的文化和认同，结构则在观念层面对地理产生影响，形成一个“我们的”和“他们的”领土意象。[43]地缘文化的作用是将一个群体同其他群体区分开来，并且显现对其他群体的优越性。比如沃勒斯坦就将国际体系描绘为现代世界体系中不同于意识形态的斗争场所。[44]亨廷顿则认为文化的割裂会造成分属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间的社会群体冲突，即所谓的断层线战争。[45]他同时还强调内部特质变化对国家的影响，如文化多元化、外来移民潮以及美国国内的非英语化将会挑战美国的新教文化与政治信念，最终对美国国家文化与特质构成挑战。[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