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谁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啥意思）

历史需要回眸。同样，回眸历史需要时间和距离。一个人、一本书、一篇文章，要经过历史的检验才能看出其真正价值。四十多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文）的发表，掀开了社会主义中国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崭新篇章，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

“实”文最早刊发于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 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刊出；是日晚上，新华通讯社向全国全文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解放军报》全文转载、转播；之后的短时间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报纷纷转载；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一把手纷纷表态，支持“实”文的观点，积极参与由之产生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实”文的刊发，无异于高擎一面猎猎作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旗，冲破“左”的禁锢，呼唤和迎接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实”文犹如一株明黄的报春花，拥抱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春的到来。

然而，“实”文发表四十多年后，“实”文刊发的真相，以及文中一些重要观点的凸现过程，已被蒙上了一层迷雾。

近日，记者采访了当年《光明日报》“实”文的责任编辑，现年88岁的王强华。这位曾担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老人，回忆那段亲历的难忘历史，仿佛一切如昨，历历在目。

原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王强华近照

1977年8月，在南京理论讨论会上，王强华结识胡福明，并主动约稿

1976年10月4日粉碎了“四人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中心任务是“拨乱反正”， 即深入揭批“四人帮” 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恢复马克思主义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从1976年10月到1977年6月，在时任《光明日报》驻上海记者站站长的王强华和驻站记者苏双碧（后调《求是》杂志任副总编辑）组织采访下，《光明日报》多次在头版和“哲学”专刊上刊登了由江苏省宣传部门领导的“江苏省写作会议”“江苏省写作会议哲学组”撰写的揭批“四人帮”的论文和长篇通讯。

1977年7月，“江苏省写作会议”与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召开“南京地区理论讨论会”， 主题就是“深入揭批四人帮 划清理论是非界限”，王强华作为《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哲学专刊主编，应邀参加会议，8月11日在第一版头条报道了他撰写的这条新闻。

南京地区理论讨论会规模不小，全国少见，与会者两百余人，来自南京地区四十个单位。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理论与实践、精神与物质等理论问题。

会议开始是分组进行的，后来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大会场。这时候，南京大学政治（哲学）系年轻教师胡福明发了言。胡福明的发言比较尖锐。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批判“生产力论”是完全错误的；“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根本观点；反对“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

胡福明的发言在会场引起轩然大波，立即有两三个人站出来反驳和批判。他们认为，“生产力论”就是应该批；当时盛行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而“生产力论”则颠倒了是非，以生产否定了革命。

对于胡福明的这种观点，王强华在北京也听说过。他暗自佩服胡福明的勇气，认为他是一个思想敏锐、有独到见解的理论工作者。

这样的争论显然背离了大会主题，会议难以为继，主持人不得不宣布暂时休会。胡福明在会上一席棱角分明的发言，使王强华产生向胡福明约稿的想法。休会期间，王强华在人群中找到胡福明，他先自报家门，胡福明也很高兴认识他。

会议结束后，王强华再次找到胡福明，代表《光明日报》编辑部主动向他提出约稿。王强华向对方表示：“四人帮”虽然已被打倒，但他们的流毒还未彻底肃清，所以有些问题必须先从理论上搞清楚……

当时，《光明日报》的权威性和社会影响力仅次于《人民日报》，胡福明爽快地答应了王强华的约稿。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出“实”文

“惊蛰”前夜，“实”文出世，说是偶然，其实是必然

南京理论讨论会之后，王强华回到了北京。这之后的八九月间，他又曾到上海、南京等地出差，并专门去了一趟南京大学，不巧胡当时不在学校，王强华扑了个空。回北京后，光明日报社交给王强华一项任务，令他赴青海西宁，为筹建光明日报驻青海记者站做一些必要的准备。

王强华在光明日报社，可以说是一个有起有伏的人物。他于1953年8月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光明日报》当记者。1956年，二十三岁的王强华加入党组织。

1966年2月11日， 光明日报社的“文革”开始后，作为夜班编辑的王强华上班后的第二天，就被列为首批被批斗对象之一。当日，他便被报社“文革领导小组” 点名批判宣告隔离审查，一关就是整整七个月，不许回家。其间受到全社大会九次公开批斗，同时被强制劳动，在报社院内修整操场、扫大楼厕所，什么苦活累活都干。罪名有三条：一是与右派妻子划不清界限(指未与她离婚), 二是“在共青团内实行资产阶专政”(当时王是中共光明日报社编辑部支部(青年)委员兼报社团支部书记，因为他与其他多数党支委一样不同意报社党组书记的妻子入党)。王强华最大的“罪名”是反对林彪的“活学活用、一学就灵、立竿见影”。“文革”前在一次私下与同事聊天时，王强华说：“别人都说活学活用、一学就灵、立竿见影，我怎么不能完全做到，找不到这种感觉。”这一句天大的实话埋下了他罹难的种子。

“文革”中的切身体验，以及周围人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沉浮，使王强华愈来愈渴望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实际工作，彻底清除“左”的一套害人东西。

1978年元旦过后，刚从青海省出差回京的王强华，一踏进办公室便看见办公桌上放着胡福明寄给自己的两篇稿件。原来，胡福明于1977年9月就把稿子寄来，而这段时间王强华正在外地出差。

王强华匆匆看完胡福明的稿子，不觉兴奋起来……

胡福明的两篇来稿，一篇题为《女人也是生产力吗》，是批判江青的。江青曾说，女人会生孩子，而人是生产力三要素之一，那么女人自然而然也是生产力了。这是庸俗之说，批判起来没多大意思；而且，类似的来稿王强华也曾收到过，于是他将此稿先搁在一边。另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稿子，却紧紧地吸引了他。

胡福明的这篇稿子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历来强调实践检验真理的重要意义；第二部分讲的是马克思等革命导师不但主张实践检验真理，而且他们的著述也是不断修改完善而成的，这一部分着重介绍了马克思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第三部分是批林彪、“四人帮”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重要特征是割裂理论与实践的密切联系……

王强华反复看了几遍，觉得此稿提出的问题颇为尖锐，且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是形而上学、照搬照抄地对待马列、毛泽东著作的个别词句、个别观点呢，还是科学地、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王强华认定胡福明此文是一篇有价值、有分量、有意义的稿子，便撇开手头其他琐事，立即着手编辑这篇来稿。

1978年1月19日，王强华为胡福明寄去两份小样，并附了短笺，信中说：“我去年9月离京，到上海、南京出差，12月刚回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已粗粗编了一下，主要是把原稿第一部分压缩了，突出后两部分，但仍觉得长了一些。是否请您看看再删一些，有些地方，文字的意思有些重复，可否精练一些。另外，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文章请尽快处理寄来，争取早日刊用。”

胡福明在接到王强华寄来的信和文章小样后，即进行了修改，很快又寄给了王强华。王强华斟酌、修改以后，再将小样寄给胡福明。从1978年1月14日的第一次发排，到4月10日，该文先后经过五次修改。每一次王强华都提出了具体的修改建议。譬如在3月13日，王强华在给胡福明的一封信中说：“您的文章，基本上已定稿，但现在看来，联系实际方面的内容较少……请抓紧补充，以便早日刊出！您的文章立意是很清楚的。但为了使文章更加（具有）战斗性，请适当增加些联系实际部分。由于‘四人帮’多年来抓住片言只语吓唬人，束缚人们的思想，致使一些同志至今仍不注意实践经验，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定义出发，从概念出发，离开具体条件硬套某个指示，结果‘心有余悸’，许多工作搞不好。请考虑能否把这样意见的话加上。”

在这五次修改过程中，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提出将标题由原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一改实际上扩大了实践检验真理的外延。

1978年4月，王强华（右）与到北京修改“实”文的胡福明合影

总编杨西光指示：“此文暂不发哲学专版，修改后上头版”

1978年4月10日，《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被拼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第七十七期）大样，并按规定被送到时任报社总编辑杨西光的案头。杨西光立即被头条这篇文章所吸引。后来据杨西光的秘书陶铠说，这篇四千余字的稿子杨西光竟然看了整整两个小时。

杨西光1933年入党，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宣传工作。建国初期，他就担任福建省委的宣传部长兼《福建日报》总编辑，后来调任上海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教卫部长，一度又兼任过《解放日报》总编辑。

杨西光是1978年4月才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在这之前的1977年12月，他在由胡耀邦同志任常务副校长的中央党校高级干部班学习。其间，杨西光有幸参加了由胡耀邦提出并主持的关于“什么是检验历史的标准”的讨论。大家认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历史的标准，领导人的言论不能成为检验历史的最高标准。学习班还提倡科学、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不能庸俗的、片言只语地去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他看到哲学组送来的“实”文大样时，立刻决定从哲学专版上撤下来。

杨西光说：第一，像这样重大主题的文章应放在报纸的第一版刊登，在专刊上发表影响小，太可惜了；第二，文章要做重大修改，主要应针对当前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作比较充分的论证；第三，要进一步触及当前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障碍，提到理论和思想路线上来批评和阐述……

王强华听罢，顿感心头一亮。

杨西光最后还建议王强华，能否把该文的作者胡福明请到北京来，面对面地谈谈修改意见？

说来也巧，4月13日下午，王强华突然接到胡福明的电话，说他人已到了北京，是来参加国家教委召开的一个哲学教材座谈会的。王强华喜出望外，立即去向杨西光汇报。杨西光听了也格外高兴，对秘书陶铠说：“现在就派我的小车，请王强华去接胡福明来报社。”

杨西光还对王强华说，听说中央党校的吴江和孙长江正在撰写一篇文章，主题与胡福明的相差不多，是不是将他们一道请来，大家一块儿商量胡福明的这篇文章怎么改。吴江当时是中央党校副教务长，孙长江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理论动态》的编辑。

按照杨西光的吩咐，王强华先到朝阳门外接来胡福明，再去阜成门外接孙长江。

杨西光提出应针对“两个凡是”，“实”文得以升华

这是个周末，几个人坐在杨西光的办公室开会，研究胡福明的这篇文章如何修改。在座的除了杨西光、胡福明、孙长江和王强华外，还有报社分管理论部的“领导小组”成员马沛文。这个小会由杨西光主持。他先说了当时的形势，尤其强调了思想界、理论界存在的模糊认识，然后问胡福明和孙长江，写这样主题的文章的基本思路和重点各是什么。孙长江强调从路线问题切入，胡福明认为重点应放在理论上分清是非。杨西光当场决定：“你们两人可以按照各自的思路写，《光明日报》都给你们发表，谁的文章先写好，能定了稿，就先发谁的，总之两篇文章都要发。”

接着，在杨西光的主持下，对胡福明的文章进行了讨论。在座的人都认为在当时这种形势下撰写这样的文章，意义重大，应保持原稿的长处。随后，又集体议定了修改的原则。在这些意见中，杨西光所提出的意见最为鲜明，也最为尖锐。他说：文章一定要解放思想，批评“两个凡是”，冲破禁区。王强华听杨西光这样说，既感到此话非同寻常、极其重要，又感到无比新鲜。当时“两个凡是”的观点在理论和宣传战线占据支配地位，谁也不敢公开地对“两个凡是”进行批评。

座谈会的第二天，胡福明就把稿子改出来了。这一稿算是“实”文的第六稿了，胡福明在这一稿中，加入这样的话：“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态度（指修改），表明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一开头就是完美的，决没有把它看作是一次完成的‘绝对真理’，而始终用辩证法观点严肃地看待自己的学说，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尊重实践，尊重科学，毫无偏见，是他们唯一的态度。”

4月15日，《光明日报》社派人从胡福明手里取回改稿；4月20日，对胡福明的再次改稿做了第七次修改。在这次改稿中，直接对“两个凡是”提出尖锐的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对《宣言》的态度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他们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他们处处以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学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毫无偏见，是他们唯一的态度（标有下划线的文字为《光明日报》的同志所加）。”

其时，胡福明已返回南京，《光明日报》所完成的“实”文第七次改稿，他没来得及看到。

4月24日，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等人又完成了“实”文第八次改稿。在这次改稿中，杨西光为稳妥起见，将第七稿中的“他们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改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讲过的一切言论都是真理，也不认为自己做出的所有结论都不能改变”。虽然删去“凡是”字样，但表达的意思并没有丝毫变化。

当《光明日报》完成“实”文第八稿时，报社内有些同志也陆续看到了文章的小样或听到传闻，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在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思想；更多的人则是担心这篇文章会捅娄子，惹出大麻烦，不禁为杨西光等人捏了一把汗。杨西光说：“我不怕！我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文革’都挺过来了，还怕什么！”他还对王强华说：“发这样的文章，你怕不怕？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如果出了什么事，我将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我相信，我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1978年元月，王强华同志给胡福明教授的信

中央党校吴江和孙长江参与捉刀修改，完成“实”文最后定稿

4月20日和4月24日，“实”文的两次改稿小样，光明日报社都及时派人送交中央党校的吴江和孙长江，以征求他们的意见。双方商定，由《理论动态》先于《光明日报》一天发表。

吴江、孙长江看完“实”文的小样后，认为该文很有基础，就放下手中其他事情，集中精力来修改这篇文章。4月27日，吴江、孙长江完成了对“实”文的修改。这一稿实际上是“实”文的第九稿。在这次改稿中，吴江、孙长江对文章中针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做了这样的修改：“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科学态度（按：指上引的对《宣言》的修改等），给我们以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的检验，并不认为只要他们做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做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

吴江于当天将“实”文改稿交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定稿和排印。他给《理论动态》的编辑孟凡写了短笺：“孟凡同志，请即排印十五份，即送胡（耀邦）、杨（西光）、作者（胡福明），航空发出。”吴江短笺中的航空发出，是指排样寄发给已回南京的作者胡福明。

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对“实”文的最后定稿，实际上是“实”文的第十次改稿。“实”文的十次修改过程，凝聚了理论和新闻工作者的集体智慧。

“实”文的刊发，以及在它之后引起的全国范围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实际上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由胡耀邦同志组织和推动进行的。它在全国范围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在思想界、理论界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廓清了迷雾，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终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实”文的刊发，迎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到来，《光明日报》功不可没。然而，作为“实”文责任编辑的王强华却始终认为，“实”文的发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社会形势的必然产物；这样的文章和这样的讨论迟早会出现的，不是由这位作者撰写、这张报纸发表，也一定会有另一位作者撰写、另一张报纸发表，或者通过另外一种形式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