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高考，本来是一桩“继续教育”的好事，可是近年来伴随着这一考试的层出不穷的舞弊现象屡屡见诸报端，使这一好事本身变得扑朔迷离起来，甚而有千夫所指之倾向。近期的全国统一成人高考，又爆出了广东“枪手”武汉被抓的猛料（11月16日《新快报》），同时，新华社记者在东北某市成人高考现场也捕捉到了大张旗鼓的作弊现象（11月18日新华社电讯）。

　　其实，目前无论人们指摘“枪手”道德败坏惟利是图也好，还是斥责请“枪手”的考生也好，都高估了人类的道德水准，这就如同指摘作奸犯科者不该违法犯罪一样荒唐。至于教育体制的改革，则千万不能指望它“大踏步前进”，有人指摘教育部门是“最保守的领域”，可有谁见过事关百年树人大计的教育改革一蹴而就的？它不是企业，不是机关和部门，若不循序渐进，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都会受到影响。

　　究其底，成高舞弊乃社会的整个用人价值取向使然，而在这当中，作为社会价值取向主导的政府价值取向，实际上很久以来在不知不觉地扮演着主要角色。

　　政府用人价值取向中有两个痼疾，是主导诸如成高及职称之类大型考试舞弊和变味的重要因素。一是门槛痼疾，另一个是基于门槛而派生的收入痼疾。

　　众所周知，政府提拔任用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是“知识化”，其主要衡量依据其实是文凭。此外，在各种各样的公务员招考中，应考者无一例外地要拥有大学本科以上的文凭，对能力和实绩，却鲜有涉及。而因为文凭高低的缘故，收入也相应有等级。这种引人注目的“文凭唯上”表现形式，潜移默化地指导了社会的价值取向。于是乎，企业跟风急进，大肆拔高招聘门槛，作为“企业形象”而孜孜追求。政府先行，企业紧跟，把这种用人价值取向进一步推向极致。

　　这样，就有了层出不穷的成人高考舞弊，大批无文凭的成年人，虽然具备了一定的工作经验，虽然可能还是一个帅才或者将才，但手中无奈握不到那块敲门砖，不甘心之余就只好铤而走险。

　　最近，一家著名大学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教师，其中有一条注明某某年出生的原则上要取得博士文凭。我们不妨设想，假如没有本科文凭的比尔·盖茨要来应聘该学府的企业管理教授，难保不被轰出去。而仅仅拥有高中文凭的韩国总统卢武铉，要来应聘该校的行政学教授之类职位，其命运也堪虞，他甚至连在中国参加个区区的律师考试也没有资格，哪怕老卢是个真格的大律师。

　　不可否认，一定的文凭的确代表了一定的专业层次，但“唯文凭门槛”的直接恶果就是让大量有能力而无文凭的贤才永远淹没在茫茫人海。就像高考是教育的指挥棒一样，政府用人的门槛也是整个社会用人价值取向的指挥棒。惟才是举是曹操在封建官府提倡的用人标准，我们今天的现代政府是否能将文凭和才能并重呢？是否该设置一套既公平又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来选贤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