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亚洲研究院网罗人才有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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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5年历程的微软亚洲研究院,11月4日得到比尔·盖茨这样的评价:亚洲顶尖、世界一流。而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掌门人张亚勤看来,这5年的成就,不仅在于技术领域有若干突破,更有意义的是,网罗了50名世界一流的研究员和120名国内顶尖人才。

  “对于时刻处在变革漩涡中央的众多 I T企业来说,最为重要、最值得珍惜的是人的智慧。而我们,正在创造一个能够让上述研究人员安心去做‘可以记一辈子的大事’的地方。”张亚勤说。

  5年前,微软公司首席技术官奈森·梅沃尔德解释为什么要在中国建立研究院时说:“我们决意追随人才,到人才济济的地方开设研究院。”

  当时有人追问“追随人才”和“吸引人才”有什么不同,研究院的解释是,不能等着人才找上门,而是要求贤若渴,三顾茅庐。微软的“追随”战略曾被不少媒体喻为人才大战的导火索。

  三顾茅庐的典故被微软仿效得淋漓尽致。比尔·盖茨在创立美国微软研究院时,请了许多说客去说服卡内基·梅隆大学的雷斯特教授加入。在历经6个月的“软磨硬泡”后,雷斯特终于为盖茨的真诚所打动。雷斯特加盟微软后,用从盖茨那里学来的耐心,又网罗了一大批计算机界大名鼎鼎的专家,其中包括微软亚洲研究院首任院长李开复博士。

  李开复博士受命创建在中国的研究院后,也用三顾茅庐之法挖来了包括被业界称为“全世界的财富”的张亚勤在内的一批“聪明人”,构建了当今最令人艳羡的团队。今天的院长张亚勤也在乐此不疲地执行着追随智慧的战略,他最近的得意之作是把“深蓝之父”许峰雄博士拉进自己的队伍。

  张亚勤说,把人找来了,我们还要设计一套机制,让他们的潜质得以完全释放。比如说,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有一个“明日之星”的人才培养计划,包括一系列旨在提升研究人员工作技巧和职业素质的课程,涵盖了研究、开发和企业文化等多个方面。研究人员普遍反映,这些课程让他们“找到了事半功倍的途径”,而且“视野更清晰了”。

  一位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服务了5年的员工用这些词语描述研究院的性格:“开放的环境、开明的管理、鼓励创新、有成就感和丰富的资源。”这位从美国微软总部归来的员工说,从硅谷到中关村,微软的牛仔裤文化、弹性工作制简直是一脉相承。

  有人评价说,微软亚洲研究院总是不断地告诉大家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回答是,我们不是在张扬,只是要营造一个开放的环境,不断地和外界碰撞,哪怕得到的是批评。全球技术共享化的今天,任何可能导致闭塞和封锁后果的举动都会让企业或机构无法辨识远处的机遇和危机,进而延缓前进的步伐。

  自成立的第一天起,微软亚洲研究院便始终贯彻开放的原则,与海内外知名学府、学术机构频繁交流,邀请获诺贝尔奖、图灵奖的世界顶尖专家来华访问,同时也鼓励研究人员走出去与国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同行们交换研究心得。

  “很多聪明人在一起的结果是许多不成熟的甚至从未公开的学术构想能够被欣赏、被讨论和被实施,最终变为实实在在的产品,就像把‘粗粮’加工成‘烤面包’。”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王坚博士说:这也是研究院吸引我的地方。王坚领衔研发的数字墨水技术被比尔·盖茨认为是微软亚洲研究院5年来最重要的贡献。

  盖茨每年都会有几次“思考周”——抛开家人和高层助手,到安静的小镇去规划未来。在这期间,微软的任何员工都可以通过文字方式和盖茨直接对话。王坚博士曾写过两篇“思想者”文章。结果有一天,盖茨突然把两篇文章放在一起发送给他的高级助手们,评语是:“这两篇文章讲了一个关系公司未来的问题,大家要仔细看看。”更令王坚诧异的是,盖茨亲自给他发来邮件询问一个技术细节,这个细节在文章中只出现过一次,但却是最关键的。“盖茨绝对认真研读了。”王坚肯定地说。

  微软对创新是宽容的,即便可能要以失败为代价。但微软不允许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了解计算机历史的人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字符界面的DOS向图形界面的Windows过渡,当时的情形是:如果微软抱紧 D OS不放,结局是安逸地死去;如果选择冒险,转型过程可能会非常痛苦,结果也不一定成功,但比尔·盖茨情愿一试。

  假若微软没有这种“把整个公司都压上去”的魄力,恐怕现在早已不复存在了。盖茨那句“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的警告让微软上下都充满了危机意识,敢于创新的人总是得到尊敬。比尔·盖茨每当听到来自“北京”、“亚洲”的消息就会精神抖擞,因为总有让他感到新鲜的东西。

  “没有微软创新的性格,我和我的团队就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快。”王坚博士说,在数字墨水技术的整个研发过程中,不仅亚洲研究院的院长一再表示,不介意承担风险,试图缓减他的压力,而且,比尔·盖茨也密切关注他的点滴进展,每一次重大的技术突破和进步,都会令盖茨激动,甚至给其他高级职员写邮件通报王坚的进步。

  研究院的科研人员主要来自中美两国,由于学术背景和生活经历不同,两国人才也各有其特点。张亚勤说,中国人往往克服困难的毅力比较强,理论基础尤其是数学基础非常扎实,编程能力不同凡响,而且守纪律、讲服从——只是在主动性、独立性方面稍弱,有时候明明有想法却又不敢直说。而美国人富于创新精神,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有热情、有主动性,独立从事研究的能力较强,题目想得远、做得深,沟通方面也总是能够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为坚持己见而不惜争论和批评,只是在需要协同作战时配合性相对差一些。

  两种文化发生冲突时,团队的合作精神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张亚勤肯定地说,研究院内中美两国人才已完全实现了“合作无间”。这是因为我们在工作中有明确的研究目标和严格的评价标准:为达到预定目标,不排斥任何工作方式。

  微软的一位员工说,他刚进微软时有问题也不敢问,自己一个人苦思冥想。上司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他,并告诉他,有问题可以给公司内相关的人发邮件求教,即便不相识的人也会帮助他的。不久,他又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小心翼翼地给相关的同事们同时发了求援邮件,果然,很快就有人不断地给他回复解决方案,还有详尽的解释。最后,一共有50多封邮件参与讨论他的问题。

  微软亚洲研究院刚成立时,招了几名年轻的博士做语音识别——从头开始做中文语音识别,还要超过别的公司已有的产品,难度很大。有人提议,能不能找总部英文语音识别组问问。那边一听,马上热情帮助,等对方解答完已经是美国的半夜了。3个月后,几名年轻博士的工作,就有了突破性进展。其实,不同部门的同事也有竞争关系,但他们认为,成败皆团队共有。

  张亚勤说,盖茨对他的考核是亚洲研究院这个团队的整体发展,他必须把研究院建成一个吸引聪明人的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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