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晚8时，世界银行投资环境局分析评估处处长西蒙·邓可夫走进成都银河王朝酒店的大堂时，英气勃勃。

　　两个星期后，世界银行所做的《2003年全球投资环境调查》报告将正式出炉。此次，这位保加利亚的帅哥，带来的是其中最核心的调研数据——包括全世界130多个国家在市场准入、劳动就业、合同执行等各项反映投资环境的指标上所获得的分数及排名。其中，标明“China”的那条指数曲线在不同的区域抑扬顿挫，耐人寻味。

　　报告多数指标表明，中国在投资环境的许多方面已经处于世界的中游和中上游。“从全球的情况特别是整个东亚来看，中国的许多指标都有良好的表现。”西蒙·邓可夫的手指在那些图表中不断游走。

　　西蒙·邓可夫说：“与前两年相比，中国在企业注册登记、立法和司法体制上有很大的改善，这表明中国政府所推行的政策改革是积极有效的，中国的投资环境正在逐步改善。”

　　报告所有数据中最为离奇的是企业信用信息水平指数，从图表上来看，它就像一股来自天外的巨大引力，把那些徘徊在中间区域的线条骤然拉向谷底。调查表明，中国内地企业可用的信用信息比较低。

　　“报告反映了中国内地民营企业在融资方面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西蒙·邓可夫说。

　　《21世纪》：世界银行所做的“全球投资环境调查”是面向哪些国家展开的？包括哪些内容？采用什么方式进行调查？

　　西蒙·邓可夫：“全球投资环境调查”是世界银行面向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做的调查。被调查的国家包括22个高收入的经合组织国家、27个欧洲和中亚国家、34个非洲国家、6个南亚国家、21个拉丁美洲国家、17个中东和北非国家、13个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其中经合组织国家的情况被作为数据的参考标准。

　　调查主要从法律法规层面展开，包括五个大的方面：市场准入、劳动就业、合同执行、贷款人权益和破产法规。

　　世行为调查设置了专门的人员，包括两个团队，一是由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的25位官员组成的调查小组，二是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20人小组。除此以外，我们还在全世界拥有300多个合作伙伴，他们主要是政府机构、学术机构和专业服务机构。

　　《21世纪》：过去两年中，“全球投资环境调查”对被调查国家产生了什么影响？是否达到了预想的效果？

　　西蒙·邓可夫：“全球投资环境调查”对被调查国家的积极意义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以前我们认为只有发展中国家因为自身的积极转变而从中受益，但事实是一些发达国家也听取了世行的意见和建议，出台了实质性的改革措施。

　　例如“市场准入”方面的企业登记制度，包括巴基斯坦、洪都拉斯等发展中国家，以及奥地利等发达国家在内的20个国家采纳了世行建议，对其进行改革，降低了企业准入的门槛。在合同的强制执行方面，也有包括台湾在内的五六个国家和地区采纳了世行意见，对法院执行流程方面进行了革新。

　　《21世纪》：与去年或前年的调查情况相比，中国在2003年的调查中有哪些较大的变化？

　　西蒙·邓可夫：从各项指标来看，中国的情况一直处于上升的势头，在有些方面有非常明显的进步。比如在企业注册登记方面，两年前注册民营企业还比较困难，但现在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有效的措施，使这个障碍已经完全不存在了。调查显示，中国大陆企业在“市场准入”上花费的时间平均为55天，位于全球中游，经合组织各国平均32天，东亚平均水平为57天，而印度则需要88天；企业注册登记新企业所支付的费用相对较低，只占人均国民收入的13%，而全亚洲的平均水平为34%，经合组织各国平均为11%。

　　另外，立法、司法体系方面也有很大改善。法院强制执行合同所花费的时间为180天，处于中游水平，费用只占人均国民收入的32%，处于中上游水平，经合组织各国为6%，东亚平均水平为62%，印度则惊人地达到了220%。当然，司法体制的改善需要较长的时间，不可能像改变企业注册登记制度那样立竿见影。

　　《21世纪》：哪些方面中国显得不足？

　　西蒙·邓可夫：与东亚国家相比，中国在劳动法方面做得不够好。我们调查发现，中国企业在解雇员工方面限制过多，其解雇自由度(指对解雇员工做出的法律保护，包括解雇理由、解雇程序、事先通知天数、解雇补偿等)为42，而东亚平均水平为29，经合组织各国平均为28，最为自由的香港得分为1。

　　企业不能自由地解雇员工，不仅造成企业自身的劳动力无法更新，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也使那些技能和素质更高的大学毕业生无法进入企业，难以找到合适的岗位，形成大学毕业等于失业的畸形现象。

　　最严重的问题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二是银行制度不健全。实际上在所有指标中，中国在信用信息方面与其他国家差距最大，分数堪称悬殊。

　　《21世纪》：这类问题在其他国家有类似的情况吗？如果有，他们有哪些好的解决办法？

　　西蒙·邓可夫：对，类似的问题在许多国家都存在，而且不少国家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和分享。

　　例如西班牙、葡萄牙在解雇员工方面也有很严厉的规定，这两个国家的失业率就很高。世界银行调查了经合组织成员国近15年的情况，发现放宽解雇员工的限制成为一种趋势，荷兰、意大利、德国都在逐步放宽解雇员工的约束，而转向建立一个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改善企业融资方面，俄罗斯、印度等国家做得很不错，他们要求金融机构更倾向于支持中小企业。其改革方式体现了一个全球性的变化，即建立征信系统、改革财产抵押法。

　　《21世纪》：请您预测一下中国未来的投资环境。

　　西蒙·邓可夫：我对中国未来的投资环境非常乐观，中国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建立企业信用信息系统，考虑改革财产抵押法，并在司法方面继续加强改进的力度。

　　但目前还有两点比较关键的因素需要注意。一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必须从制度上进行根本的变革，最关键的就是银行制度的改革。二是劳动法的改革计划还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