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做排名的《财富》周刊近日表现出了少有的幽默感。在上月的一期杂志中，它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股票交易备案，列出了美国最贪婪的２５名公司高层。其中不乏一些人们熟悉的名字。


　　垮掉的一代


　　名列榜首的是奎斯特通讯公司前主席菲利浦·安舒茨。


　　１９９９年，安舒茨以每股４７．２５美元，高于市价８美元的价格向南方贝尔出售了１５．７亿的股票。现在，举步维艰的奎斯特通讯只能将股价勉强维持在１美元左右。日前，公司还承认自己在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１年间运用“不正当的财务手段虚报收入１１．５７亿美元。”


　　讯通公司创始人贾因一度鼓吹“万亿美元公司”的概念，声称将带领公司大步向这一目标迈进。２０００年初，他在接受《财富》采访时说，自己“致力于公司长期的远景和成功”。别人不知道的是，正是在那时，贾因已经卖出了２亿多美元的股票。当这个“百万兆美元公司”沦落到每股股值５０美分，市值仅１．４５亿美元后，贾因也赚得个盆满钵盈，摇摇晃晃地登上了“贪婪榜”。


　　近日被李嘉诚收购的环球电讯的主席加里·温尼克排在第六位。《财富》说，在银行家的帮助下，温尼克把环球电讯当作他个人的摇钱树，直到这棵大树倒下。温尼克大量出售股票，而迟到的投资者则血本无归。他还把环球当作个人的现金奶牛，在环球电讯和他私人的投资公司之间捞取大笔咨询费和房地产交易费。短短４年的时间，温尼克总共捞取了５．０８亿美元。


　　在股市全线缩水的浪潮中，博通公司的股价也从令人艳羡的２７４美元跌落至２２美元。尽管如此，首席执行官亨利·尼古拉斯仍然从出售股票中获得了７．９９亿美元。他说，“我的年薪也不过才１１万美元”，因此“不得不”靠出售股票来填补家用。另一方面，他却告诫自己的雇员，“如果你们高价出售自己的股票，那么一定会有人（高价）获得了这些股票。想象一下她是你们的母亲或者祖母，现在她已经损失一半了。”


　　著名的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的高官们更是被冠上了“最贪婪的人”的名号。其董事会主席史蒂芬·凯斯售出了４．７５亿美元的股票，列在第七位，前首席运营官皮特曼和董事吉姆·巴克斯代尔则分别排在１９位及２１位。而公司现在正受到假账问题的困扰，日子也不好过。


　　此外，还有思科的首席执行官钱伯斯－盖特韦公司行政总裁特德·怀特。


　　套用杰克·凯鲁亚克的揶揄口吻：“你瞧，这就是垮掉的一代。”


　　“贪婪有理”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美国曾经流行过这样一个观点——贪婪是件好事。不过这一观点在当时并没有形成普遍的风潮为大众所接受。《新闻周刊》指出，进入１９９０年代之后，巨大的经济泡沫使股票市价越来越高，并帮助他们实现提前退休并购买第二、第三甚至第四所住宅的梦想时，人们开始很严肃地接受这一价值观，而且有时候甚至是热烈地拥抱这一价值观。


　　不少人认为“贪婪”是一种进取的姿态，是一种动力。对于ＣＥＯ的高收入，他们的说法是，美国企业有一套优良的激励机制，从而使得企业家能够创造更多的企业价值，而且让其一起享受企业的成果。


　　对于这套机制优越性的过于笃定造成了人们的盲目迷信。当人们片面地去理解贪婪时，贪婪便打上了引号。


　　贪婪的安达信终于得到了判决——妨碍司法的罪名成立。《新闻周刊》批评文章指出，本案陪审团作出的安达信妨碍司法罪名成立的判决向美国商业界和公众发出的最清楚不过的信号就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国股市泡沫时期商业界盛行的思潮——贪婪不是坏事，甚至有时是一种应该具有的主流价值观——终于寿终正寝了。


　　应该说，贪婪，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对财富的过度欲望，并不是一个好东西，更不是市场发展的源动力。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曾经将美国人的所作所为归纳为对财富的热爱，但他同时也强调，热爱财富的欲望也会“约束人们的生活”。


　　激励，还是放纵


　　过去的两年中，不少美国企业高层管理人的报酬达到了天文数字。据美国薪酬顾问服务公司调查表明，２０００年，２００家美国大企业行政总裁薪酬及其它各项收入平均增长２２％，报酬总额平均达６２０万美元。而在上个世纪中叶至７０年代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企业高层报酬增长幅度普遍低于一般雇员。


　　《财富》杂志指出，使行政总裁报酬大幅增长的“机制”萌芽于１９６４年。


　　更早一些时候，１９５０年９月２３日，杜鲁门总统签署了《１９５０年收入法案》。这份法案实际上是对美国税法的修正，并且法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期权，一种企业向雇员发放的新颖货币。


　　到了１９６４年，股市出现了一次大的低迷，在薪酬顾问的策划下，首次出现“业绩表现股”的提法，即行政总裁在既定的时间内使企业每股盈利上升至即定水平，便可获取股份。再加上１９９３年由政府制订的税例，禁止企业对于薪酬超过１００万的行政总裁扣税，鼓励了高薪现象。于是，企业的精英们开始成为人们常说的“文明世界的掠夺者”。


　　实际上，期权制度按最初的设想，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激励。但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不断加快，高管们也开始变得越来越贪婪。美国特拉华州企业管理中心主管查理斯·艾尔森说：“目前各大企业为高层管理人员发放的股票期权简直有泛滥之势，很多时候股票期权的多少与ＣＥＯ的实际管理能力并无多大关系。”


　　美国公司的激励效应部分包括奖金、股票馈赠和股票期权。就目前情况来看，股权基础的报酬激励逐渐成为经理人报酬的主要部分。股权激励（主要是期权激励）在ＣＥＯ平均报酬构成中所占的比重正在逐年增加，１９８０年完全是现金，到２０００年股权已经占到６０％了。


　　再看期权对于高层管理者的意义。当他们以“被激励”为由获取大量期权的同时，理论上也应该伴随较高的风险，这便是期权的脆弱性，即期权可能存在的缩水，具有很强的价格下降风险。但聪明的高管人员处理期权的方式却是机动的。一旦有机可趁，他们甚至可以通过暗箱操作将股价抬高，然后以沽空股票的形式对冲认购期权。


　　等于说，这种激励效应实际上是失效的，激励机制也只不过是被架空的外壳。


　　无能的监管机制


　　一连串的公司腐败背后暗藏的是一个个硕大的蛀虫，高管们似乎开始变得无法无天了。


　　期权的巨大投入并不仅仅是起到了激励的作用，其中的漏洞导致了滥用。而在这一过程中，似乎没有见到监管机制起到一丁点儿的作用。


　　现有机制中，对公司财务进行监管的是会计事务所，而事务所本身是盈利机构，服务性的公司，因此，在个人利益被推到前台时，事务所往往会与客户串通起来做假账。至于政府部门，证券监督机构等等，由于缺乏对具体工作的实际操作能力，其所能起到的监管也是非常有限的。


　　同样，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管，公司治理结构羸弱的企业必然会出现严重的代理人问题。管理层权力越来越大，必定会为自己谋求巨大的私利。


　　美国公司的ＣＥＯ往往身兼董事长，并亲手挑选董事组成董事会，整个公司俨然成为他们释放贪婪之心的游乐场。据《财富》报道，美国公司高管人员除了数以万计的薪酬、红利和股票期权外，还能得到额外津贴。额外津贴种类繁多、数目令人瞠目。


　　有一个关于ＲＪＲ－ＮＡＢＩＳＣＯ公司前ＣＥＯ罗斯·约翰逊的传闻，据说他曾经用喷气式飞机将他的宠物狗送回家。这显然是他的额外津贴带来的好处。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很难推断这些高管们的动作合法还是不合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这些行为的评判更多属于道德层面。而道德层面的东西总让人不放心，于是便需要制度出面规范。问题是现有的监管机制明显不太适应高管们凌厉的攻势，监管沦为一句口号。


　　政治历史学家凯文·菲利浦斯认为，一旦国家的自我演变为贪婪和腐败，成功、财富和权力就会逐步滑落，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最终导致国家和民族的衰亡。


　　这群资本世界昔日的偶像，在暴露了他们对人类基本需求极端非理性膜拜的陋癖之后，终将走向黄昏，只留下一抹抹拉长的身影。


美国饕餮ＣＥＯ排行榜

排名    姓名    职位   公司     出售金额
1 菲利普·安舒茨 主管 奎斯特通讯 15.7亿美元
2 特德·怀特 首席执行长官 盖特韦 11亿美元
3 亨利·萨缪利 联合主席，首席技术官 博通公司 8.1亿美元
4 亨利·尼古拉斯 联合主席，首席执行长官 博通公司 7.99亿美元
5 约翰·穆尔 主席 游隼系统 6.46亿美元
6 加里·温尼克 主席 环球电讯 5.08亿美元
7 史蒂夫·凯斯 主席 美国在线时代华纳 4.75亿美元
8 山吉夫·瑟都 主席，首席执行长官 i2科技 4.47亿美元
9 纳文·贾因 主席，首席执行长官 讯通 4.06亿美元
10 查尔斯·施瓦布 主席，联合首席执行长官 嘉信理财公司 3.53亿美元
11 约翰·马隆 前主管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3.48亿美元
12 克雷格·麦考 主管 网信通讯 3.43亿美元
13 博比·约翰逊 主席，首席执行长官 网捷网络公司 3.08亿美元
14 杰·沃克 前副主席 普赖斯网上销售公司 2.76亿美元
15 卢·派依 前总裁 安然 2.7亿美元
16 凯文·卡尔霍文 前首席执行长官 JDS Uniphase 2.46亿美元
17 约翰·钱伯斯 首席执行长官 思科系统 2.39亿美元
18 乔·纳克奥 前首席执行长官 奎斯特通讯 2.3亿美元
19 鲍勃·皮特曼 前首席运营官 美国在线时代华纳 2.25亿美元
20 罗伯·得桑提斯 前执行副总裁 阿里巴公司 2.22亿美元
21 吉姆·巴克斯代尔 主管 美国在线时代华纳 2.13亿美元
22 丹尼·佩蒂特 前首席财务官 JDS Uniphase 2.06亿美元
23 凯斯·卡拉奇 主席 阿里巴公司 1.91亿美元
24 大卫·波特鲁克 联合首席执行长官 嘉信理财公司 1.88亿美元
25 约瑟夫·斯特劳斯 首席执行长官 JDS Uniphase 1.75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