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别称“梆子腔”，古时陕西、甘肃一带属秦国，所以称之为“秦腔”。秦腔是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起于西周，源于西府。西府的核心地区是陕西省宝鸡市的岐山（西岐）与凤翔（雍城）。甘肃秦腔形成于明清之际，系由甘肃“皮影腔”（又称“兰州影”）和“西秦腔”融合衍变而成，行腔念白采用甘肃方言。

甘肃秦腔是在极其厚重的甘肃古代文化长期积淀和发展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它从皮影到声腔再到乾嘉之“陇西梆子腔”“甘肃梆子腔”和同光“北派之秦腔”“西腔”，一步步循序渐进地发展成为以板腔为主、曲牌为辅的戏曲声腔剧种。

据史料记载，秦腔其前身“兰州影”金元时已流入京都，曾随蒙元西征传至波斯。因唱腔“以上下两句倍之”，为我国板腔体声腔之滥觞。明代成为北京“九腔十八调”，对当时西派“北京影”、河北“涿州影”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阑入南体《钵中莲》传奇，成为舞台戏曲之始。所创板腔体被当时南北方花部诸腔“转相效法”，又“始蜀伶，后徽伶，尽习之”而流播广远，影响甚大。

秦腔作为一种地方文化，它除了唱、念以方言为基础外，也融入了我国汉唐时期的一些诗、词、曲的语言，这些语言特点与音乐特点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即语调高亢激昂、语音生硬、语气硬朗结实等风格。甘肃秦腔和所有北方地方戏曲一样，具有唱、念、做、打综合艺术的特征，仅仅是在“四功”程式之内，本土地域特色鲜明突出，撷取艺术素材来源清晰，在甘肃等地有着极其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

秦腔的唱腔为板式变化体，也就是以一个曲调为基调，通过节拍、节奏、旋律、速度等的变化而形成一系列不同的板式。甘肃秦腔的声腔体制较为特殊，表现为“板式加曲牌，曲牌兼佛曲”的形式，其中包括慢板、二六板、尖板、倒板、滚板、带板六类板式，听更鼓、鸿雁飞、吹腔、高腔、状元令、中军令等近百支曲牌，以及源出于寺庙法曲的“佛祭子”“达摩”“佛号”“道歌”“劝善调”等佛曲。

甘肃秦腔的音乐手段丰富多样，板、牌均可花、苦音对置。其伴奏有文武场之分，文场基本保持明清西秦腔的伴奏形式，以胡琴、闷胡子、三弦、月琴、笛为主要乐器，而由胡琴领衔主奏；武场以鼓板、锣、铙、钹为主要乐器，而以梆子击节定眼，檀板和干鼓则具有指挥全场的作用。

甘肃秦腔的角色包括生、旦、净、丑四个行当，每行又进一步细分，在演出实践中形成了各自的行当唱腔和表演程式。其表演“重架架”“重生净”“重特技绝活”，充分体现出热烈火爆、刚健雄武的风格。其唱词语言节奏也是非常丰富的，唱词结构是永言体，唱词的句子按照表现思想内容的需要有长有短，但其句式基本上可归纳为十字句、七字句、五字句、散文句等。常见的有十字句和七字句，也就是整出戏词如同一首无韵诗歌一样排列整齐。

秦腔脸谱绘制风格古典独特，体系完整，与京剧脸谱、川剧脸谱并称中国三大脸谱系统，且对国粹京剧脸谱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秦腔的服饰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规律性的程式，尺寸的大小、质地的优劣、纹饰的选择。色泽的浓淡以及各种颜色，都有着独特的寓意。服饰的宽、大、长、直代表文、富；短、小、窄、曲，代表武、贫。服饰厚、重、滑代表文、富；轻、薄、软、素代表武、贫。龙、虎、山、石完整寓示刚强；花、鸟、虫、鱼零乱寓示智慧；静物、花草简单寓示善良；狼、狗、鹰、雕复杂、纷乱寓示凶猛；蝴蝶、花卉细小、素洁寓示美丽、窈窕。深、素、暗寓示老、穷；浅、艳、明寓示少、富。

甘肃秦腔剧目丰富，传统剧目约有三千多个，大多取材于“列国”“三国”“杨家将”“说岳”等故事，现存最早的剧本出自明代永乐年间。秦腔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它为研究汉族文化、追踪古老艺术形式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其精彩剧目对地方戏曲剧种有着重大的影响；它还承载着甘肃人民的精神寄托，是人们互相交流情感的一种方式，充分体现了它的历史性和现实功能。

责任编辑：何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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