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儿200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原本在成都一家制药研究所搞药物研制。但去年初，在县里号召下，踌躇满志地回到竹海创办竹海第一家旅游接待站。此前，大批游人春夏秋三季来到竹海旅行，但竹海里连坐的、吃饭的地方也没一个，更没农家乐。

　　龙儿认为，只要搞一家像样的接待站，就可以带动村民跟进，形成一个市场式的产业。同时，自己的企业还可以使堂兄堂嫂、村民街邻等十多人有活干。

　　一

　　作为毕业不久的大学生，龙儿囊中无钱，他向几位朋友借贷了十万元。此外，我倾力借贷，先后筹了十五万元给他。去年春动工前，县旅游局、镇政府都说“绝对积极支持”。

　　但建房要地，哪儿能以最小成本开工呢？弟弟不可能去搞到“国有性质”的土地。有了，三年前，母亲曾倾尽开杂货店的五万元积蓄，买下了一家村集体改制的石膏矿粉加工厂。但后来市场突变，亏得一塌糊涂，落后的破旧机器只得停产。弟弟将厂房拆了，利用自家厂子的原地皮修建“宾馆式”的餐饮住宿会务接待站。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弟弟拿设计方案，购买材料，搬运钢材、砖头和水泥，守护材料，监督施工，雇请师傅和工人。他曾累得话也说不出，走路也打瞌睡。起初的100多个夜晚，他和老父亲露宿大树下的简易工棚里，风吹霜冻，不止十次被半夜的冷雨淋醒。

　　远离都市，远离女友，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没有互联网……弟弟凭着农村孩子的吃苦耐劳和坚韧执著，一直熬过来了。

　　但最令他难以忍受的是少数村邻的“仇恨”和其他人对他的“打磨”。听说要花几十万元建旅游站，村邻个个都以为弟弟是富人。一些人争抢着来做短工，但敷衍塞责，乱整材料，怠工，顺手牵羊拿走工具，言行中流露出“对富人的阶级仇恨”。

　　一位村民下地基时，乱将石头塞满了基坑。弟弟要求返工，但发生争吵，对方既要弟弟付第一次的费，还要付返工费和第二次填基坑的费。他骂弟弟“剥削”、“吸血虫”。弟弟大呼：“我不是资本家。我的每一分钱都是借贷来的，除了这些，我身无分文，比你们还穷！”但这都没用，结果父亲为了不得罪人，让弟弟付了两次工钱。

　　到去年初冬房屋落成时，父亲清理发现，共丢失三把铁钳、两把铁铲、一把铁耙、十多条抬东西用的三角皮带。弟弟也并没克扣工人们半分，反而至少多付了500元。

　　二

　　令人沮丧的事越来越多。

　　初冬时，400米外的田野里，一座石膏矿石粉碎作坊高高地耸立起来。乱七八糟的彩条布搭起来，看起来是极不顺眼的“视觉垃圾”。作坊不分昼夜地加工，粗重的机器声刺耳。这一堆视觉垃圾和听觉垃圾，大煞了弟弟费尽心机建造的仿古建筑。

　　到11月份，门窗、卫生间、厨房、小供水塔等基本工程完成，已投入30万元。包括父母杂货店的货款，也借来了。但仍需五六万元才能开张。

　　钱一时拦住了英雄汉。弟弟开始近乎乞求地借贷。

　　首先，请求“官员”出面帮助贷款。在最初顺利之时，弟弟为了获得在林间建一座亭子的“允诺”，悄悄向有些官员送去了几百元“红包”（尽管当时他觉得恶心之极，当还是送了，对方什么也没说就收下了）。当时一些官员讲，欢迎有志大学生回乡创业，有困难找我们啊！但是，当弟弟请求他们或担个保，或帮助贷两三万元时，他们也不再大谈什么“学习三个代表，实打实支持企业发展了”。没门了。

　　接着，找信用社贷款。信用社要求办理抵押，于是，弟弟只得费力去办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原集体厂房卖给我家时根本就没证，以前也不需辦正）。最终，我把热心支持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县委宣传部部长请到家乡现场办公，随行的还有县国土局分管副局长、镇里主要官员。还好，这没花一分钱，“命令”速办。

　　但到了镇国土部门，又花了两周，终于把办事员热心地请到县城，好不容易办妥了两证。也没花多少钱，路费、请吃饭、打点，总共才花六百元。但拿着两证到信用社一看，不行，原来是“集体划拔的土地”，按规定，惟有“国有出让土地”才能办理抵押。

　　天啊，农民宅基地上的不动产简直分文不抵吗？难道只有政府征用农民的土地后再抬价卖出来的“国有出让土地”才能抵押吗？

　　这令人……的“二元”土地制度啊！

　　最后，几乎不抱希望地找到县有关部门。得到的说法非常无奈：“我们是管理部门，我们也没资金能借呀，我们手中只有‘游戏规则’。”

　　“够了，正因为这些要命的规则，我们创业才如此之难！”弟弟伤心而去。他流着泪说：“要想倾诉一个创业者的艰辛，非一两万言能写得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创业者如此之少，天下的就业岗位也如此之少！”

　　三

　　工程差最后15%%的银两就能开张了，但任何一条路都通不了。几万元，对城市人、对贪官污吏说，实在算不了什么，但已使弟弟狂乱。一年来，他没买一件新衣服，没吃几顿肉食。他想回乡创造十多个就业岗位、带动一方农民发展农家乐的梦想破灭了。

　　巨债缠身的龙儿夜夜失眠，只得打算节后跟随外出民工们一道进城做工，打工还债。

　　他问苍天：“大学生创业咋这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