ＧＤＰ的增长经过统计部门的逐级审核、挤压水分，虚数己不会太多，基本属实。问题是ＧＤＰ是各部门生产的总量，即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至于在生产过程中效益如何？产品能否销得出去？报废、积压、损失多少？真正能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的那部分有效产品增长多少？ＧＤＰ是体现不出来的。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除了感觉到高速度带来的种种好处外，还看到了许多值得忧虑的问题，如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市失业率上升，下岗职工越来越多，弱势群体队伍庞大，城乡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均呈扩大趋势，社会保障得不到保证，连年巨额的财政赤字，社会稳定存在隐患等等。现将经济高速增长下存在的成本、效益、消费环节中的主要问题作简要的分析，这些问题如不引起足够重视和采取对策，将会影响今后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    　　首先，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必须保持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环境资本不枯竭为前提，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ＧＤＰ中应扣除由于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等造成的损失，也即绿色ＧＤＰ。据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课题组牛文元教授的计算，中国从１９８５－２０００年ＧＤＰ的高速增长中是用生态赤字换取的，这期间真实创造的国民财富中约有２１．８％是通过“损失成本”和“借用成本”获取的，也就是说，在ＧＤＰ中扣除这部分损失后，纯ＧＤＰ只有７８％。比日本在人均ＧＤＰ一千多美元时生态损失占ＧＤＰ１４％的比例要高得多。中科院课题组还计算出我国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社会成本较高，世界平均成本一美元可办到的事，在我国需花１．２５美元，我国的平均社会成本比世界高２５％。由于我国社会成本过高，人均财富增长很慢、很低，如世界银行根据自然资本、产出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计算的人均财富中国仅为６６００美元，居１９２个国家的１６１位，其中自然资本只有５３０美元，居１６８位。我国的人均财富只及世界平均８．６万美元的７．７％。    　　其次，生产效益较低，有的呈下降趋势。如反映全社会劳动效益的社会劳动生产率，１９７８－２００２年２４年平均年增长率为６．６％，慢于同期ＧＤＰ９．４％的增长率，反映工业企业投入产出的综合指标总资产贡献率，由１９７８年的２４％降为２００１年的８．９％，２３年间下降了６３％，年均递减４．２％。    　　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由于产品结构调整缓慢，新产品、新品种少、货不对路或不重视产品质量，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要，加上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使相当一部分产品成为冷背残次商品积压在仓库里。据国家统计局主办的《中国信息报》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６日报道，历年累计积压的库存（包括生产和流通领域）已高达４万亿元，相当于ＧＤＰ的４１％，此比例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５％的比例。近年来通货紧缩，销售不畅，库存有增无减。试想，产品不能转化为有用的商品，那么就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速度是没有效益的速度。    　　由于生产效益低下，库存积压，无效产品占的比重过大，社会成本和生产成本升高，反映在国民经济还未进入良性循环，问题不少。如城镇实际失业率居高不下，由１９７８年的５．３％上升到２００２年的７％左右（包括国企下岗未就业者），城镇今后每年新增劳力１０３０万人，企业富余人员还有三分之一，近期内失业率将呈上升趋势，城镇贫困人口约有３０００万人，其中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就有２０５４万人。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９９５－２００２年年均仅增长４．７％，慢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７．２％的速度，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逐年扩大，目前农村剩余劳力约有１．５－２亿人，常年流动进城打工的农民约有１．２亿人，今后农民工仍将涌向城镇，城乡就业问题将日益严峻。以上几方面均制约了内需的扩大，表现在商品供过于求、通货紧缩、消费率的下降，以消费品零售额占ＧＤＰ计算的消费率由１９７８年的４３％降为２００２年的４０％。    　　效益的下降还反映在财政收支的不平衡，自１９７８年以来，收入的增长慢于支出的增长，财政赤字庞大。按现价计算，财政收入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１３２亿元增至２００２年的１８９１４亿元，增长１５．７倍，年均增长１２．４％，慢于同期财政支出增长１３．１％的速度，如按可比价格计算，财政收入２４年年均增长６．６％，慢于同期ＧＤＰ增长９．４％的速度。在２４年中，只有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两年收入略大于支出，其余２２年均为赤字，赤字的金额由１９７９年的１３５亿元增至２００１年的２５１７亿元，２００２年又增至３０９８亿元，近四年平均为２４６３亿元，占ＧＤＰ２．７％，己接近３％的警戒线。巨额的财政赤字，虽换来了宏观经济的暂时稳定，从长期来看，却存在较大隐患和风险。赤字的背后，是由于国企效益下降，亏损增大，如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五年平均，每年在财政支出中用于企业亏损补贴为３２０亿元。近年来生产的安全成本升高，据经贸委等单位的课题研究结果显示，近几年已进入安全事故频发高峰期，每年发生的各类安全事故所造成的直接损失接近１０００亿元，加上间接损失则达２０００亿元。政府的管理成本也不断升高，反映在财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费，从１９７８年的５３亿元增至２００１年的３５１２亿元，增长了６５倍，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４．７％上升至１８．６％，上升了１３．９个百分点。    　　最使人担忧的是，由于部分国企经营不善，国家为支持国企的持续发展，国有商业银行给国企不断补充贷款，对国企的劣质资源不断转移剥离，据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局局长发表的文章中说，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己为四大银行剥离不良资产１．４万亿元，截至２００１年年底，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还有１．７６万亿元，占社会储蓄总量的２４％，己超过了不良贷款率１０％的常规界线的１．５倍，按照目前不良资产的处置情况，资产平均损失率己达４４％。过高的不良资产比率，不仅制约了银行业的正常发展，也造成了国企的依赖性，而且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安全运行。    　　从以上的统计数字和简要分析，不难看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还埋藏了许多影响持续发展的隐患，如果在九万多亿元的ＧＤＰ中扣除上述生态和环境赤字，扣除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失，扣除各种因效益不好或因管理不善而造成的损失、扣除因挥霍浪费、重复建设、盲目建设而浪费的资金，还有资金外逃、贪污腐败各种黑洞所造成的损失等等，真正能用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的有效ＧＤＰ肯定会大打折扣。因此，不应为高速度而沾沾自喜，更不应将高速度作为考核和奋斗的目标，应以清醒的头脑看到经济发展中还存在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吸取过去只重速度而不讲效益的惨痛教训，以提高效益为前提，把提高效益作为衡量和考核的标准，只有把提高效益摆在第一位，才能提高有效ＧＤＰ的比例，保持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使经济步入良性运行，争取早日实现小康社会，使全国人民真正得到更多的实惠。为此，建议今后计划统计部门在公布宏观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应相应公布宏观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