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于创业者来说，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我认为，中国的创业者最渴望的是良好的创业环境。而在这方面，报纸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据《北京现代商报》报道，北京市有134项企业年检，属于32个政府部门，让看重效率和成本的民营企业叫苦不迭。某省出台对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和创业的优惠措施，减免的项目达114个，某市对涉及企业的行政性收费进行公示，收费的行政机关居然有36个。正如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所言，民间创业存在“五最”现象：最麻烦的是审批；最沉重的是税负；最痛恨的是罚款；最头痛的是检查；最困难的是贷款。

    近日，中国第一份创业观察报告－－《全球创业观察2002中国报告》在清华大学揭开面纱。报告指出，中国每100人中就有12．3个人在创业，这些人的年龄集中在18到64岁之间。60％的创业者是因为没有其他适合他们的工作，为了生存而进行创业活动，属于生存型创业，而因为发现工作有吸引力，更能实现自我价值，发挥自我能力，属于机会型创业的只占40％。1997－2001年，创业不活跃的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和联营单位净减少5343万个工作机会，而创业活跃的公司、股份合作单位和私营企业共提供了1407万个新增就业机会。

    中国的创业活动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即零售、旅店和餐饮业，约占了创业领域的50－60％。这些行业风险小、门槛低，所以创业成本低，反映了我国创业者的创业能力和水平。 96％的创业活动没有创造新市场，创业者主要在现有市场中找机会，而没有能够创造出新的市场机会。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扼杀了个人任何有创新的活动，中国人普遍缺乏创业、冒险的市场经济精神。

    中国人创业不足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创业教育缺失。美国有1000所以上的大学和学院开设创业课程。美国还设立了国家创业教学基金。其创业教育甚至延伸到了中学。而在中国的大学中几乎不开创业课程，大学生毕业后，对于怎样开办一个企业，怎样开拓和研究市场，怎样进行核算，怎样经营和管理企业等等，一无所知。

    笔者发现，企业家一词的英文和法文entrepreneur与它在英文中的派生词entrepriser的真正含义都是“创业家”。此外，“创业”与“企业家精神”在英语中都是一个词entrepreneurship；并且，英语中的“企业”(enterprise)本身又有“创业”、“冒险精神”、“胆量”的含义，从西语词源的角度讲，它也来源于entrepreneur。因此我认为，“企业家”一词就是指创业者，就是企业的人格化身。企业家主要是创业者而非守业者。

    因此，要成为企业家，仅仅是创办企业还不够，一个人开了一家餐馆，或者服装店、洗衣店，或者一家五金加工厂、一家面包坊，他当然冒了一点风险，即使他还经营得不错，也不能算是企业家，因为他要么没有创新，要么有创新，但并未取得成效或将企业发展到能够对行业和社会产生影响的一定规模。

    由于企业家的创业特性，我国的国有企业领导人是不可能成为企业家的。我国广大欣欣向荣的民营企业才是真正企业家涌现的土壤。民企大多经历了一个从原始积累创办小企业到完成资本积累向大中型企业发展（二次创业）的历程，在这个创业过程中，创业者大都是企业的所有者，是天生就有冒险情神的实践者。没有这种冒险精神，就没有刘永好等知名企业家出现，一方面由于我国现行体制束缚，不冒险就可能失去生存发展的空间，冒险才能创造机会；另一方面，由于民企很难得到政府的扶持，其创业过程处于不利形势，因此创业者大多是冒险者，正是这种冒险精神造就了一批民营企业家。如今，在顺德、东莞，在宁波、温州，在石狮、晋江，有一大批白手起家、做大做强、敢与国企外企竞争的企业主，他们就是企业家。这些地区就是中国企业家最密集的地区。因此，真正的中国企业家基本上来自民企。

    在经济史上，在世界范围内，企业家从来就是一种稀缺资源，是难以人为大规模制造的，但企业家精神却是可以提倡的，用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的话说，它“既不是一门科学也不是一门艺术，它是一门实践”。

    企业家精神就是创造和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新机会来优化企业资源配置的能力，它的核心是创新。哈佛大学教授霍华德·史提文森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在“不考虑当前控制的资源的情况下去追求机会”。笔者认为，企业家精神的特质不仅是一种能力，还包括冒险精神、自信心、成功欲望、开拓气魄、激情、想象力、远见、求变立异这些东西，杰出的企业家莫不具有这些特质。由新古典经济学开始，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承认企业家精神是使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这三大传统生产要素有机结合而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第四大生产要素。

    我们所处的时代，经济、社会、政治环境复杂多变，在技术变革、消费者习惯、社会价值、制度法规的快速变化中孕育了大量的盈利机会，因此应该是一个创业的时代，一个企业家辈出的时代。但是，由于中国目前的创新创业环境还很不如意，制约了企业家精神的出现和企业家的成长，思想的禁锢和行为的控制使我们缺乏一种容忍、鼓励冒险和标新立异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

    经济学家伊斯雷尔·柯兹纳认为：“制度性框架对于鼓励企业家的发现和创新是极端重要的。” 政府要做的,不是去培养企业家,而是作好制度安排,让那些潜在的企业家自愿成为现实的企业家.为此,我们必须去掉一切制约企业家精神发挥的意识、制度、习惯，我们应该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降低创业的融资成本；简化企业注册程序，降低台阶，取消行业准入；保护合法利润和资产，根绝政府部门机构对民企的盘剥；下调税费，鼓励个人创业。我们不应该只关注现有企业的扩张和现有产品（服务）的增长，也要关注新兴企业的诞生和新产品（服务）的涌现。

    因此，我们应在全社会大力提倡企业家精神，创造适宜更多企业家产生（出现）的环境，推动全社会的创业冲动，让创业致富成为永远的时尚，让更多的创业者涌现，让更多的创业者上升为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