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副部长:当前高校收取费用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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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每到新学年开始的时候,身材魁梧、理着平头、乡音不改的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便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官员”。

  这位个性鲜明、敢于直言的副部长,在8月29日公开点名批评8省份推进国家助学贷款不力之后,最近几天,又接连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人民网露面,继续宣讲那个已不再新鲜的话题——国家助学贷款实施情况及政策解读。

  其实与国家助学贷款相关的问题还有很多,其中一条就是“现在的大学学费是不是太高了”。就此问题,本报记者接连几次专门采访了张保庆。

  中国大学的收费是否太高

  早就有人惊呼:中国大学收的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学费!也有人不停地拿数据说话:现在的大学学费是10年前、20年前的数倍甚至上百倍,认为这是导致贫困大学生绝对人数增加的重要原因。

  记者看到,中国农业大学三四名同学当着张保庆的面,介绍了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他们的情况大体相似:来自农村或西部边远地区,全家人辛勤劳作1年,全部的收入只有3000元~4000元,如果遇上天灾人祸、父母有病,家庭经济便脆弱得不堪一击。

  “中国大学的学费是不是确实太高了?”记者不失时机地逼问张保庆。

  沉吟片刻,张保庆点点头,回答说:“是有点高!”

  张保庆曾在很多场合不止一次说过,现在的大学学费已经超过了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短期内绝对不能再往上提了。他甚至说,我自己就知道,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

  在教育部工作了26年的张保庆,是分管财务的副部长,中国教育这几十年投入支出的一本账,他是再清楚不过了。让他犹豫的是,这笔账怎么算给老百姓听?

  大学收费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中国大学的收费真的很高吗?张保庆认为,如果与中国每个家庭的现有收入相比,大学学费确实不低,但与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整个投入相比,还只能算是一个小头儿。

  那么,现在的大学收费究竟是依据什么标准计算出来的?

  张保庆认为,高等教育的成本核算目前还是一个大难题。对教育成本通行的计算方式有两种:一个叫实付制,即当年搞项目所花的钱都要算在教育培养成本里面;还有一个叫权责制,则是要把所有用于支持高校发展,所有与学校有关的费用统统要计算在里面。
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复杂。

  譬如投资一个项目,建教学楼、科研楼或学生宿舍,是要长期使用的,这个成本当然不能集中在新入学的这一两届学生身上,由他们来全部承担,但具体如何来分解?按多少年折旧比较合理,还没有一个比较科学的统一标准;另外,还有校园征地的费用、水电网的铺设、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的投入等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费用应该算谁的?怎么个平摊法?

  现有的几千所高校不是今天才平地而起的,它们是历史的产物。学校建设历年的累计投入,如何偿还?人民币币值的变动,能否计算精确?还有,中国高校目前还没有像企业那样对离退休人员进行剥离,走社会化的保障之路。有些高校离退休教职员工的人数目前已超过了在职人数,学校的包袱背得很重,能够扔给谁?这个成本也不能不算。

  学生培养的成本不一。现在活跃在校园里的,有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成教生,各自的培养成本是不一样的;专业不同,学生的培养成本也差别很大。一般来说,医科、艺术、工科的培养成本高,文科相对低一些。学校与学校的差别就更大。清华大学一名本科生1年的培养成本大约为5.2万元,而一般院校的学生,培养费用可能只需两万元左右……

  张保庆所言不虚。今年5月30日~31日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召开的“高校教育财政:成本、入学与学生资助”的国际会议上,北京师范大学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王善迈教授就作了《高等学校学生培养成本计量方法探讨》的专题报告,教育部财务司副司长、学生贷款中心主任崔邦彦也是这一课题的直接参与者。

  张保庆介绍说,对学费有两种核收方法,一种是按实际成本;一种是按日常的运行成本。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成本计算的复杂性,我们选取了后一种办法。我们对高校生均年日常的运行经费进行过充分调研,高的超过1.4万元,低的在1万元左右,综合一下,按25%提取,每个学生每学年的学费定在3500元,现行的学费标准就是这样计算出来的。

  中国高校现在收钱收上瘾了?

  然而,人们的实际感受却相差很远,一名学生所交的学费要远远高出3500元这个数。张保庆严肃地说,大学高收费,责任在高校。因为对大学的学费标准,国家是有严格规定的,是不允许乱来的,但是一些高校总是想方设法,巧立名目掏学生口袋里的钱,这是不对的。所以,教育部三令五申,严格控制学费上涨。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掌管着财政大权的张保庆心里也有许多难言的苦衷,手里也有几笔轻易不敢算的账。

  这几年,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突飞猛进,由精英教育一步跨入到大众化教育,在校大学生人数由1998年的340多万猛增到今年的1400万。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想像的事情。目前维系中国高等教育正常运转的经费大约需要4000亿元,而国家现有的实际投入只有800亿元,高校现在向银行借贷的总金额已经超过了1000亿元,差额部分就是各高校靠收学费填充的。高校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现在不是中国政府在办中国的高等教育,而是中国的高校在办中国的高等教育。”

  投鼠忌器的事情也很多。

  目前,我国全日制的研究生人数已经超过80万。在一些中央部属的重点高校,研究生的人数已经超过了本科生的人数。相比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成本更高,而且是里外里都得花钱,对研究生不仅不收学费,而且在科研等其他方面,还要增加经费。张保庆说,关于研究生的收费问题已经研究10年了,但还是不敢轻易出台,直到最近,才选择了9所高校作为试点。顾忌的主要原因在于,本科生收费已经嚷嚷得不行了,担心引发新的不稳定因素。

  人才的培养,可以说是花费成本最大、周期最长的投资。试算一下,一个人从小学到接受本科教育,需要16年时间,如果再上研究生、博士生,差不多需要20年,加上教育的环境、条件还要不断改善,这些决定了对教育的投入是永无止境的,不可能不受到其他方面因素的限制和制约。

  发展中国高等教育有两条思路:一是大学生的所有费用全部由国家包下来,但是依照我们现有的国力,全部靠国家背是背不动的,如此一来,我们的高等教育只能选择小规模的发展模式,大多数适龄青年只能站在大学校门外;二是国家、社会、学生家长和个人共同分担现有的高等教育成本,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高等教育保持一定的规模并持续发展,从而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科学文化需求和愿望——让更多的学生享受到大学的教育。

  这真是一个两难选择,处在发展阶段的中国该怎么办?

  张保庆是个明白人。他响当当的话就放在这儿: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能以学校乱收费代替政府必要的投入;同时,我们要拼命抓好国家助学贷款这件事,帮助那些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走向自立,这关乎广大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关乎中国高等教育能否继续走下去,所以我才说——“这是个天大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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