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计算机程序，程序员总会给自己留下一个甚至多个“后门”。这种后门有恶意和善意两种。恶意后门暂且不论，善意后门是必须要有的。一旦出现异常，尤其是系统崩溃，程序员可以借助后门走出困境，解救危机。没有后门，人就丧失了对机器的最终控制权。

　　各种管理制度，也有类似的“后门”现象。简单来说，这种后门，就是在制度中设定一个特殊条件，一旦符合这个条件的现象出现，管理者就能够借助这个后门来调整制度，甚至运用后门“重装系统”。一般情况下，这种后门，往往是对制度本身的一种“否定”。

　　例如，在宪法里，通常都有一个“紧急状态”的规定。按照这个规定，在紧急状态出现时，就可以打破宪法常规，以应对战争、灾难等问题。而且在紧急状态下，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可以被暂时中止或剥夺，正常的法定程序可以被违反或放弃，某些国家机关的职权可以凌驾于常规法律之上。这种“紧急状态”的条文，就是宪法的“后门”。没有这个后门，国家一旦发生紧急状态就难以处置。

　　国家如此，企业也如此。在管理制度的设计中，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全知全能。所以，对某些不确定性的出现，也应当留下必要的后门。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许多制度都有对例外情况的预设，甚至要做出明确的否定性规定。像常见的“一旦某某情况出现则本制度无效”的说明，或者规定赋予某种管理部门超越制度的自由裁量权，等等，都属于这种后门。例如，在岗位职责规范中，我们往往列举出该岗位的“所有职责”后，还不忘在后面增加一条“领导临时交办的其他工作”。之所以要列这一条，就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把该岗位的职责百分之百列出来。即使列全了，万一出现特殊情况或者工作需要也有可能变化调整。这一规定，实际上就是给上级领导留下一个临时调整岗位职责的后门。

　　能不能在制度设计时不留后门？不能。有许多人总会在制定某种制度时陷入追求完美的误区，更有许多人在评价某种制度时喜欢求全责备，把必要的后门当作缺陷。这样的追求，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却会使制度的制定和实施陷入困境。很有可能，按照“十全十美”的标准来设计制度，最后会得到外表漂亮却无法实施的“绣花枕头”。仍然以宪法为例，假如某个宪法压根儿不规定紧急状态，我们只能判断出这个宪法自始至终就没有打算实施，因为它是以国家永远没有紧急状态为前提的。管理中的制度也是如此，一个不预留后门的制度，肯定不是一个可实施的制度。

　　既然后门是必须的，那么，管理者真正需要注意的是后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判断。首先，后门不能过多。只要留有后门，就肯定会对制度在实践运行中进行“重写”，过多且频繁的“重写”会使制度面目全非。所以，后门非有不可，但同时也得考虑其必要性。可开可不开的后门，就得堵死。一个制度如果后门过多，则会使其走向反面。其次，后门的设置是否合理。善意的后门是为了保证特殊情况下的制度运行，而恶意的后门则是为了制度以外的目的“留一手”。就像计算机程序的后门，是为了保障程序的运行，还是为了留下攻击的端口，这是区分善意和恶意的基本标准。有些管理者在制度中留有后门，目的在于满足自己的恶意需要（主要是利益上的恶意取得和权力上的恶意扩张），这种后门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最后，即使是必要而且合理的后门，还会有执行中的运用问题。如果在执行中滥用后门，扭曲后门的正当目的，也会使制度的效用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