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17日的早晨，加莱海峡上空薄云片片，旭日初升，一架印着英国皇家空军标志的小飞机正在海峡上空飞行，穿过云层，向伦敦飞去。飞机上坐着一位脸色严峻的高个男子，他撩开窗帘，阳光从窗口徐徐照进来。清晨的阳光十分温柔，还不能撕碎海与天的朦胧，只把一道道光束穿过云缝，在浩瀚的海平面上留下灿灿鳞波。这是一个宁静、安详而美丽的欧洲的早晨，一幅上帝赐予欧洲的美景。
这个男人就是法国国防部次长、陆军准将戴高乐。此时此刻，他正在经历生命中最痛苦的思想的煎熬。窗外的美景并不能让他的心情有任何好转，反倒令他觉得，在这茫茫的大海中，自己是何等的无依无靠。在德国新型机械化化装甲部队势不可挡的冲击下，除了他之外，竟然没有一个内阁成员主张坚决抵抗。一个通过民主程序产生的政府，一个被世界各国公认代表法国的政府，即将按照国内和国际的法律程序宣布投降。他私自离开法国，乘坐英国人的飞机独自逃往伦敦。是他背叛了他的国家，还是这个国家的政府背叛了它的人民？
他曾经梦想要象拿破仑那样，指挥千军万马去击败法兰西的所有敌人，从而为自己赢得不朽的英名。为此，他违背父母的意愿进入圣西尔军校学习，并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成绩优异，在各种模拟作战中几乎百战百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以为自己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谁知第一次参加战斗就被流弹击中大腿，不得不返回后方疗养。后来伤愈复出，晋升为上尉连长，参加著名的凡尔登战役，正在和一名德军士兵拼刺刀，又不知哪里又飞来一颗流弹把他击倒。于是他就在德军战俘营里面度过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战俘生活，直到一战结束。获释以后，他专心军事理论研究，认为法国应该学习德国，建立一支的高度机动的装甲部队，却遭到了政界和军界的一致反对，并由此严重影响了他的晋升，直至二战爆发，他还只是一个49岁的“资深”上校。直到德军的装甲部队已经扫荡了波兰和北欧，突破齐格菲防线后长驱直入，法国的领袖们才如梦初醒，匆忙把戴高乐提拔为准将，任命他为国防部次长，负责组建装甲部队。但此时就算拿破仑再世，也已经无力回天了，随着他仓促组建的第四装甲师被德军击溃，戴高乐的名将之梦，终于完全破灭。他望着窗外茫茫的大海，不由得感慨万千：自己19岁参军，现在已经50岁了，把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献给了法兰西军队，从一个热血青年成了一个半百老人，空负一身军事才能与报国之志，却总是阴差阳错，竟然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反而眼睁睁的看着祖国一步步沦陷而无能为力，一个人的力量在命运的安排面前是多么的渺小啊！同样是一战中的英勇杀敌、身负重伤的年轻士兵，街头混混出身的希特勒已经是帝国元首，而他，戴高乐，圣希尔军校的高才生，好不容易在年满50之前几个月成了一个将军，还是将军中级别最低的准将，被任命为内阁成员，但只是内阁中最不起眼的次长。现在，他又不得不放弃自己半辈子辛苦努力换来的这一切，背叛给予他这些职务的政府，孤身一人逃往国外，开始新的冒险生涯。大海茫茫，祖国已远，不知自己何时才能踏上归程？
中午的时候，飞机在伦敦希思罗机场降落，戴高乐在斯皮尔斯将军的陪同下去见丘吉尔。丘吉尔虽然只跟戴高乐有过几次交往，但已经知道这个法国大个子是个自尊心极强而且十分孤傲的家伙，现在法国败亡，他独自一人流亡到英国，更是要小心翼翼不要去触犯他那有些过于敏感的民族感情。所以当戴高乐一走进办公室，丘吉尔就热情的走上前去主动和他握手，称他为“我最亲爱的朋友”。戴高乐十分坦然的接受了这种礼遇，面无表情的和丘吉尔握了握手，直截了当的说道：“首相阁下，请允许我利用贵国的大英广播公司电台（BBC）向法国发表一份号召书，用以召唤所有愿意继续战斗的法国人和我一起战斗。”
“没有任何问题。”丘吉尔爽快的答道，“您准备什么时候发表这个声明？”
“现在。”
“可是法国政府还没有正式宣布投降。”
“您的建议非常有益，首相阁下。”戴高乐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道，“我决定在法国政府宣布投降后再发表声明。谢谢您对我的支持。”
“将军阁下，”丘吉尔对戴高乐这种盛气凌人的语气感到又好气又好笑，决定和他开个小玩笑，“您将以什么名义发表声明呢？你觉得你一个人就能代表法国吗？”
戴高乐的脸上果然出现了不快的表情，不过对于这个问题他显然已经思考过很久了。他很快恢复了平静，从容的答道：“当然能，首相阁下。没有一个政府有权力合法的出卖它的国家和人民。在国家危亡的时候，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就体现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继存。现在，法国遭到德国的入侵，我是唯一一个坚持抵抗的政府成员。因此，一旦现任政府宣布投降，我就将代表法国人民执掌战时政权。我能够代表法国，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能够代表法国！”
“如果法国只有你一个人坚持抵抗，”丘吉尔故意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十分坚定的说，“我就只支持你一个人！”
五年后的11月13日，又是一个早晨。加莱海峡上空薄云片片，旭日初升，一架印着英国航空公司标志的飞机正在海峡上空飞行，穿过云层，向巴黎飞去。飞机上坐着一位胖胖的中等身材的男子，他撩开窗帘，阳光从窗口徐徐照进来。窗外的风景和五年前戴高乐看到的相比并，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欧洲的局势，已经完全改变。五年过去了，那个孤身一人逃往英国的戴高乐，现在已经是拥有三十万陆军、五万海军、三万空军的法兰西三军最高统帅，以临时政府主席的身份回到巴黎，成了法国的民族英雄和强有力的统治者。而他自己，曾经以庇护者的身份迎接这个流亡者的大英帝国首相，却成了一介平民。尽管难免会有一些心理落差，但他并不嫉妒戴高乐。因为他亲眼见证了这个孤傲的法国人是如何在最艰难的时刻奋起战斗的：既要联合同盟国打击法西斯，还要和英美斗争以维护法国的尊严和利益，和贝当领导的傀儡政权争夺海外殖民地，跟其它法国的抵抗运动领袖争夺领导权，戴高乐有的时候完全是一个人在同时和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作战，但却顽强的在几乎所有较量中都取得了胜利，所以今天所有的一切权力与荣耀，对戴高乐而言，都是应得的。戴高乐是让他钦佩不已的战友，又是他需要时刻防范的对手。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美国总统罗斯福能与戴高乐相提并论，当然，还有他自己。
这个男人就是英国前首相、二战风云人物丘吉尔。此时此刻，他的心情说不出是烦恼还是轻松。三个月前，他还在波兹坦参加英、美、苏三国首脑会议，讨论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和建立战后国际格局。他的老朋友，二战中给了他最强有力支持的罗斯福总统去世了，美国在二战中坚持到了最后，但它的总统却没能坚持到最后，接替罗斯福出席的是前副总统杜鲁门——他已经根据宪法成为代总统。这让丘吉尔非常难过，但他没有想到，连自己也不能享受最后胜利的喜悦了。他所领导的保守党在国会大选中败给了艾德礼领导的工党，根据英国选举法，国会中的占多数的党派负责组阁，这样，他就不再是英国首相，也就无权再代表英国参加三国首脑会议，不得不中途离开波兹坦返回伦敦。尽管临走的时候，杜鲁门和斯大林都对他表示出极大的尊敬，但在心高气傲的丘吉尔看来，这完全是一种羞辱，他宁愿像罗斯福一样死在任上，也不愿以这种丢人现眼的方式告别。特别是当他想到艾德礼和杜鲁门亲切会面的情形，简直就有点吃醋了，是自己和罗斯福领导了这场战争走向胜利，最后竟然由这两个无名小子下山来摘桃子。而“赐予”他这种羞辱的，正是他六年来不分昼夜为之服务的英国人民！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他们就又开始相信党派斗争的空头许诺，迫不及待的抛弃了在存亡关头拯救了他们的民族英雄。在返回英国的路上，他脑子里只想着著名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名言：“对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一切强大民族的特点。”
离职以后，精力充沛的丘吉尔并没有闲着，他一边写回忆录，一边到世界各国访问、旅游，倒还比他当首相的时候自由得多了。他这次到巴黎只做短暂的停留，并没有正式的活动安排。由于法国国内正在忙于制宪会议的选举，他这次路过没有受到媒体的关注，反倒是丘吉尔时刻关注着这次法国战后第一次全国选举。就在丘吉尔到达巴黎的当天，经过公民投票选出的制宪议会一致推举戴高乐为政府总理，参加投票的议员555名，赞成票也是555名。得知这一消息后，丘吉尔感慨万千，他知道戴高乐向来我行我素，讨厌和任何党派打交道，自己也不组建政党参加竞选，能够在共7产8党和社会党人占了三分之二的制宪议会中得到100％的赞成票，完全是靠他在法国人民中无可争辩的威信。他立即给戴高乐写了一封祝贺信，信中写道：“普鲁塔克错了！”
看完丘吉尔的贺信，戴高乐苦笑着摇了摇头。这个和自己并肩战斗五年的老朋友啊！尽管在流亡英国的日子里，为了维护法国的尊严和利益，他在丘吉尔面前始终保持了高傲而倔强的态度，甚至多次与之激烈的争吵。但在他孤独的内心里，丘吉尔仍是这个世界上他唯一可以称为“朋友”的人，除此以外，都是敌人、对手或下属。罗斯福本来也是值得尊敬的，去美国访问的时候，因为年轻时参与森林救火而瘫痪的罗斯福坐在轮椅上和他边走边谈，美国总统矮小的轮椅和戴高乐一米九八的高大身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他们走到阳台上的时候，罗斯福指着前面笑着对戴高乐说：“你看到我的游泳池了吗？我就在那里游泳。”这句话给戴高乐带来的震撼是难以言寓的，在那一瞬间，向来心高气傲将军头一次感觉自己完全被一种精神的力量所折服，他对罗斯福充满了敬佩之情。但美国总统满脑子的美国霸权思想使得他们之间不可能存在友谊，罗斯福数次企图扶植一个听话的法国人来取代戴高乐。这还不算，他甚至有一种比威胁其法国领袖的地位更让戴高乐愤怒的想法：法国政府既然已经投降德国，就应该当作法西斯的同盟国来处理，在法国光复以后一度要求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对法国进行军事占领。戴高乐气得差点命令法军向盟军开枪，幸好丘吉尔坚决站到戴高乐一边，不仅支持法国的独立，还在德国的军事占领区分了一块给法国，这就等于完全承认了法国作为战胜国的大国地位。同样是在罗斯福的坚持下，诺曼底登陆、开罗会议、雅尔塔会议这样的重要事件都没有戴高乐的份。所以，尽管戴高乐对罗斯福本人抱有和丘吉尔同样的钦佩之情，但在国家利益面前，他宁可去和斯大林打交道也不愿意跟罗斯福会面。这两个伟大人物之间的积怨甚至连死亡也不能化解——罗斯福去世后，在戴高乐的坚持下，在巴黎举行纪念罗斯福的活动被取消了，因为在他看来，罗斯福是法兰西的敌人。也正因为如此，当丘吉尔被迫离开波兹坦的时候，他的心情非常难过。他的脑子里也立即浮现出普鲁塔克的名言，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罗斯福去世了，丘吉尔下台了，自由世界的反法西斯领袖只剩下一个孤独的戴高乐了，他能幸免于难吗？他这样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现在丘吉尔驾驶的大船已经系缆，由我掌舵的船眼看也要进港了，当我听到英国人把他们在风暴中请来的船长请下船的时候，我预料到我离开法国舵手的岗位也为时不远了。”当时，离全国大选还有三个月，三个月后，他以全票当选为总理，又收到老朋友的贺信，但这种悲剧性的想法，反而越来越强烈了。这种感觉，即使是在他只身逃往英国的时候，也从未有过。
他曾经说：“我是一个孤独的人，我如此酷爱孤独。”
“孤独”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含义。对一个普通人来讲，孤独意味着缺少朋友；对一个英雄来讲，孤独意味着缺少够档次的对手；对一个领袖来讲，孤独则意味着他的伟大思想不能为他的人民所理解和接受。
当戴高乐在1934年发表他的《建立职业军》的时候，他是孤独的。因为人们还无法理解，在构建了如此坚不可摧的马其诺防线之后，还有什么必要花大力气去改革现有的步兵和炮兵联合作战体系，而去建设一支从未用于实战的装甲部队。总参谋部对他的见解的评语是：“无用、不受欢迎、违反逻辑与历史”；有一位将军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德国人是天生侵略的民族，自然就必须有装甲师。但法国是和平与防卫的民族，所以就需要反摩托化”；国防部长莫林将军甚至当众训斥当时还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当秘书的戴高乐：“再见吧，戴高乐！在有我的地方，就不会有你的地位！”直到法国引以为豪的步兵配合炮兵作战的部队被德军装甲师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他来，仓促之间任命他指挥第四装甲师——一个还未成立的“装甲师”。东北区防线总司令乔治将军握着他的手说：“戴高乐，你来了！你长期以来所持的见解，敌人已经实现了，现在正是你大显伸手的时候了。”
可惜，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当戴高乐独自扛起反法西斯大旗的时候，他还是孤独的。因为他的人民还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现行政府继续“合法”存在的情况下，一个逃亡的将军可以未经民主投票宣布自己“代表法国”。是的，“民主程序”、“合法性”这样的观念确实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它是由伏尔泰、卢梭、杰斐逊等众多人类的先知经过几个世纪不懈努力，才在人群中建立起来的坚定信念。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它在英、美、法这样的发达国家，已经从“大逆不道”的革命思潮成了“天经地义”的政治教条，以至于人们忘了，无论“民主”还是“法制”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些观念的提出和实践，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的自由、安宁和幸福，以及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独立。所以即使是经过合法的民主的程序产生的政府，如果它违背了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那么人民仍然有权通过民主和法律以外的手段，包括暴力手段来推翻它的统治。在法西斯的铁蹄摧毁了一切国际准则和国内法制的情况下，只有那些最敏锐的人物能够突破陈规，重新回到所有原则的基点，在历史剧变的关头把握住它发展的方向，为人民指引道路，并使自己成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但由于他们的思想总是走在人民大众的前面，所以往往不能被他所热爱的人民所理解，并由此感到巨大的孤独。在戴高乐向所有法国人发出号召以后，响应者寥寥无几。一位收到他邀请的将军说：“我认为法国应该抵抗到底，但我是个军人，我应该服从政府的命令。”一位为了抗议政府投降而辞职的公务员也拒绝支持戴高乐，他说：“我反对投降，但违法的事情我可不能做。”直到贝当傀儡政权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帮凶，剥夺法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大肆迫害犹太人和共7产8党人，将大批法国人运往纳粹集中营做苦力的时候，他们才逐渐明白政府已经“合法”的成了法国独立和自由的敌人，这才转而支持戴高乐。
如果说在1934年和1940年的戴高乐的孤独是显而易见的话，那么在1944年，戴高乐重返法国，在成千上万的民众欢呼声中穿过凯旋门，1945年，他又以全票当选法国总理的时候，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孤独的。
而且此时的孤独感，比他四年前只身逃往英国时更加强烈，也更加深刻。
“法兰西经历了无数的岁月，至今仍然生存。”
这是戴高乐在他的《希望回忆录》中的第一句话，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道出了他对法兰西历史深沉的热爱。对戴高乐来讲，法兰西的伟大和光荣是他从小就树立的信念，也是他一生中最为珍视的东西。他不仅要领导法国获得战争的胜利，还要恢复法国因为战败投降而丧失的大国地位。而正是这一点上，他再次被他的人民所抛弃。
在戴高乐看来，第三共和国脆弱的政治体制导致了法国在二战初期惨败的根本原因。法国要想强大，要想不再蒙受亡国之耻，就必须彻底改革政党主导的政治制度，建立一个不受政党和议会控制的独立行政的政府：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原则是议会至上，议会由全民选举产生，政府再由议会产生，只有在议会取得多数的政党才能组织内阁。英国也是议会制国家，但实行的是两党制，议会由两个主要的政党控制，两党在制定政策时，只有考虑到全国大多数的普遍利益才能在选举中获胜。负责组阁的首相一般都是政党领袖，他既控制政府，又通过政党控制议会，所以政府的权力仍然很大，政府地位比较稳定。而法国第三共和国实行的是多党制，各个政党按照选举中的得票比例分配议席。所以政党的利益和自己所代表的那个利益集团紧密联系，只要在国内有一小部分人支持该政党的纲领，哪怕有90％的人反对，它也可以得到几个议席，在国民议会中翻云覆雨。这种制度设计使得政党能够无视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大多数人的反对而生存下去，极为有利于大量中小政党的生存，而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在议会取得过半数的议席，因此只能由好几个政党联合组阁。每一个内阁总理在上台之前，都要和主要政党达成协议，由支持自己的政党来分摊内阁部长的职位。一旦政府的行为违背了某些政党的特殊利益，他们又会联合起来“倒阁”。所以行政权力完全臣服于立法权力，政府总理不得不在众多政党的利益之间小心翼翼的寻求妥协以维护自己的地位，如履薄冰，各部部长也不是听命于总理而是听命于各自所属的政党。这样的政府极为缺乏效率，更缺乏应对危机、进行改革的权力。任何有效的改革措施都不能推行下去，因为一旦改革触动了某个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政府就会倒台。第三共和国从1875年正式成立以来，到1940年覆亡的65年里，竟然先后搞出了102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不到七个月，创下了“政府更新速度”的世界记录，而同一时期英国和美国只换了20届和14届政府！
政局的动荡使政治家们把主要精力浪费在无休止的政党斗争中，无心关注希特勒上台以后急剧恶化的欧洲局势，也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戴高乐在1934年，希特勒刚刚上台不久，就出版了他的《建立职业军》，提出了建立装甲部队的设想，在法国政军两界都引起激烈的争论，但直到希特勒的数十万装甲部队从无到有，已经横扫波兰的时候，法国的政治家们还在喋喋不休，法国仍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装甲师。二战爆发以后，主战派领袖丘吉尔在英国上台，组织战时内阁，迅速而强有力的进行抵抗，并坚定的拒绝了德国的和谈要求。而同样是在法国，也是主战派领袖保罗。雷诺出任政府总理，但各个政党在国家危亡之际仍然念念不忘瓜分部长职务，雷诺甚至连任命戴高乐出任国防部长的权力都没有，只能任命他为国防部次长。而投降派的代表人物贝当和魏刚则在各自的政党支持下分别出任副总理和总司令。更奇怪的是，前任总理达拉第尽管由于执行绥靖政策倒台，但由于支持他的激进社会党在议会中占据了大量席位，他仍然在雷诺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和陆军部长两个要职。所以，从表面上看，“战时内阁”由主战派总理领导，但在一群投降派部长的包围中，雷诺实际上什么事也做不成，法国的覆亡也就在所难免了。当雷诺被迫辞去总理职务，而由投降派领袖贝当组织内阁时，戴高乐终于下定决心逃往英国。从那一刻起，他就成了“政党政治”不共戴天的敌人。
戴高乐坐在飞机上，回想起他所亲眼目睹的三个民主共和国的覆亡——西班牙、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和魏玛共和国。它们被三种不同的方式结束：内战、外敌入侵和民主投票。但在戴高乐看来，它们都亡于可耻的党派斗争。魏玛共和国确实设立了拥有实权的总统，但行政权仍然从属于立法权，只有在议会中取得多数的政党才有权组阁。尽管兴登堡是一个保皇派、军国主义分子，但如果总统能够独立于议会任免总理的话，如果不是政党们习惯于肮脏的幕后交易的话，希特勒是不可能上台的。左派政党联合组成人民阵线能够在民主选举中获胜，但在残酷的内战考验下，却无法像他们的对手一样在一位强有力的统帅领导下作战，人民阵线内部的分裂最终导致了民主共和国的失败和佛朗哥法西斯专政的建立。事实证明，民主政体要赢得和独裁者的斗争，它也必须有一个能够独立承担责任的领袖。从制度上讲，就必须让政府首脑由人民直接投票选出，这样，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直接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议会，也不是对某一个或某几个政党负责。只有一个独立而拥有实权的国家元首才能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这个人当然应该是全民直选的共和国总统，他是国家整体利益的代表，也是宪法和国际义务的保证人。换而言之，只有一个总统制的共和国才会是一个真正坚强有力的民主共和国。在历史上，法国曾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国家，行政权力的滥用和独裁者的暴政给这个国家留下了过于深刻的印象，因此，让行政权从属于立法权，让由按照多数原则采取行动的议会取代根据个人意志行动的国家领袖作为政治权力的核心，便成了许多启蒙思想家们用民主取代专制的良方。由于在法国大革命中，议会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并在不同的时期由不同的政党来控制议会，这样，多党制的议会主导政体便成了法国民主的主要传统。它与几乎是在相同时期诞生的美国式的总统制政体成为了资本主义民主的最重要的两种实现形式。这样一种制度，有无数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对它进行阐述和论证，通过法国人民为之骄傲的大革命的鲜血才得以建立，并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已经和这个国家的历史、荣誉紧密的纠缠在一起，要想从根本上改革它，何其难也！
他们急于要享受新的生活，而不愿去痛苦的反思是什么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蒙受了这样一场深重的浩劫。戴高乐是如此了解他的人民，他不忍心像丘吉尔那样用“忘恩负义”来形容自己的民族，但等到制宪会议选举结束，他收到丘吉尔的贺信的时候，局面的发展已经让他不得不承认，普鲁塔克的话确实还是正确的。
法国光复以后，戴高乐将他领导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了法国临时政府，并将其从阿尔及利亚的首府阿尔及尔迁到巴黎。在正式的选举之前，戴高乐成为了法国的独裁者，尽管存在一个临时议会，但它的地位主要是咨询机构。就其性格来说，戴高乐是一个天生的独裁者，对于权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渴望。有一件事充分的说明了隐藏在戴高乐身上的独裁者气质。有一次他在办公室里办公，听见外面喧闹无比，原来是一群学生示威造成了交通堵塞。戴高乐立即叫来警察局长，让他去把那群学生驱散。警察局长提醒他说：“这是巴黎学生的传统，也是他们的权力，我无权这样做。”戴高乐立刻咆哮起来：“你当然无权这样做，但我有权命令你这样做。如果你只尊重他们的权力而不尊重我的权力，那你马上就从警察局长的位置上滚蛋！”警察局长掂量了一下这句话的分量，一时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谁的权力，不过他至少知道最重要的是保住自己的权力，于是很快派出数十名警力将示威学生驱散了。
戴高乐进入巴黎的第三天上午，就把纳粹占领时期国内抵抗运动委员会的二十几位代表召集在一起。在表示了他们期待的祝贺之后，戴高乐指出了国内抵抗运动委员会的命运。他说，既然巴黎已经解放，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他不允许国内存在任何与临时政府平行的权力机构。它应该合并到从阿尔及尔迁来的临时议会中去。从今以后，一切行政权力都只能由临时政府行使。内地军队将并入国家军队，由陆军部负责统一指挥。任何民兵或游击队都不再需要，必须立刻解散。并宣布柯尼西将军已经被任命为巴黎军事长官，负责监督非正规军合并到军队的工作。
一些委员听从了这些苛刻的处理办法，另一些人则激烈反对。然而，戴高乐打断了所有人的谈话：“我召集你们来不是参加辩论，而是要求你们执行命令的。明天柯尼西将军将派人到你们那里接管军队，请你们作好准备。今天的会见到此结束。”说完他起身离开会客厅，用行动中止了一切争论。
第二天，柯尼西将军就开始派人到各支内地军那里接管军权，大部分抗战领导人十分顺从的交出了权力，对于少数不愿交出军权的，柯尼西将军就告诉他们：“我奉戴高乐将军的命令接管这只部队，如果你们违抗命令，我就派装甲师强行接管。”这样，戴高乐用他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很快解除了各个政治派别手中的军权，统一了全国的武装力量。很快，他又用同样的方式清除了在国内抵抗运动中形成地方军事力量和行政机构。由于行政结构的迅速恢复，以及独裁政权在短期内特有的高效率，在战争中崩溃的国内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很快步入正轨。这一段时期，是戴高乐和法国的关系最密切的时期，他作为一个独裁者的天赋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他所取得的成就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在法国应该建立总统制的观点。
但根深蒂固的政党力量并非那么容易消灭。1945年3月19日，盟国与法西斯的战争还在继续，议会中各个党派就组成联合代表团，向戴高乐正式提出对政府的不满，认为政府应该收到议会的约束，不能再做出与议会通过的主张相抵触的决议。戴高乐立即拒绝了这个要求，当代表们声称应该由抵抗运动表达人民的意志时，戴高乐答道：“法国的抵抗运动要比大家所代表的团体广泛得多，而法国又比抵抗运动更为广泛。所以，我是以法国的名义来履行我的使命，而不是以一个党派的名义来执行我的使命的。尽管这个党派的力量十分强大。在将来举行普选之前，我要对国家的命运负责，我也只对国家负责。”
尽管戴高乐语气如此强硬，尽管他是如此渴望保持自己的独裁地位，但他还是清醒的知道，这种个人独裁的状况不会维持太久。这毕竟不是拿破仑的时代，更不是路易十四、查理大帝的时代了，即使拿破仑生在二十世纪的法国，他也只能选择做一个赞成民主的领袖。而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最后只能靠公民投票来决定。
在临时政府迁回巴黎后不久，他就到各省巡查，在各地的集会上发表演讲，在几个星期内，他所接触的法国人民超过了1000万。他希望跨过政党这一媒介直接到人民中去寻找支持。在人民的欢呼声中，他感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似乎找到了改造法国的信心，可以依靠人民的支持来和党派政治斗争。
但戴高乐很快就失望了。人民对他欢呼是把他当作二战的民族英雄，而不是改造法国的希望，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弄明白议会制和总统制之间的差别。人民永远是短视的，只有伟大人物才会反思。在外敌入侵的时候，他们会团结在领袖的周围，一旦能够安居乐业，他们就拒绝对现状做任何改变。在那些安分守己的普通人看来，战争就好像一场噩梦，现在噩梦醒了，他们只希望恢复以前的“正常”生活。
戴高乐所坚决反对的“政党政治”正在成为事实：共7产8党享有极高的威望，社会党也活跃起来，皮杜尔领导的号称中间派政党“人民共和运动”成为第三大党，此外，激进党等也恢复了活动。10月21日，法国就未来宪法问题和选举一个代替咨询会议的新的立宪议会举行了公民投票。结果96%主张选举立宪议会，制订一个取代第三共和国宪法的新宪法。在新的议会中，法国共7产8党取得的席位最多，其次是社会党，再次是人民共和运动。共7产8党主张建立一个单一的国民议会，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而右派则主张恢复第三共和国的两院制议会，加强参议院的权力来限制国民议会。但所有的政党都同意一点，议会必须继续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心。11月13日，立宪议会一致选举戴高乐为临时政府总理。戴高乐虽然取得了一致的拥护，但是，他知道，这并不代表政党赞成他政治改革的观点，那只是因为他在当时是唯一能够支撑法国政局的人，他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力量作他的坚强后盾。他的政策、方针等靠谁来执行呢？实际上，戴高乐无法左右众多政党形成的体制，他失去了在阿尔及尔临时政府中那种一人说了算的至高无上的决策权。立宪议会享有立法权；政府要制定法律、决定财务、解决外交上的重大问题，都必须取得议会的多数支持。戴高乐是政府总理，但是议会议长却是社会党的费利克斯。古安。这样的政体使戴高乐感到被捆住了手脚，只有处理政府日常事务的执行权。在他的新政府中不得不容纳四名共7产8党部长，四名社会党部长、四名共和党部长，一名激进党部长，两名无党派人士和两名抗战民主联盟部长。这自然不是戴高乐所喜欢的政府组成。然而，实际被迫如此，戴高乐在11月21 日只能按这样的部长分配方案组成政府。已经开始工作的立宪委员会，一致同意取消未来总统的实有权力，并主张政府服从议会。而这个与戴高乐主张水火不容的立宪原则，竟然被拒绝通知给戴高乐。
戴高乐在得知立宪委员会的决议后，陷入了沉思。
1946年1月上旬，他到了地中海之滨的昂提布做了一段时间的休假。从到伦敦宣布自由法国诞生起已经六年了，在这紧张的六年当中，自己时而戎马倥偬，时而与盟国相冲突，无论多么繁忙，遇到何等尖锐的矛盾，他总是觉得，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但现在，他成了民族英雄，掌握了最高权力，却感到眼前一片空白。几乎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反对他，在二战中团结到他身边的人纷纷离他而去，到各个政党中去寻找他们的政治前途了。现在，只有他一手创立的军队还坚定地站在他一边，但他又怎么能够用军队来对付自己的国家呢？自己在赤道非洲发布的《布拉柴维尔宣言》中曾庄严地宣布过：一旦法国本土有了名副其实的代表，就将移交政权。既然人民还对政党政治抱有希望，那就让他们去尝试吧，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戴高乐的远见卓识的。但那会是多久以后呢？混乱的第三共和国延续了65年，56岁的戴高乐可等不了那么久了。不管怎样，只能等待了，难道戴高乐这样的人物可以忍受一群无聊的政客坐在议会里对他指手画脚吗？绝对不行！议会主导的法兰西共和国终究会垮台的，戴高乐对此坚信不移。如果自己等不到那一天，那就由我的继承人来实现我的理想吧！那时候，人们一定会明白我的苦心，我放弃了自己的正确见解，放弃了自己的最高权力，为的只是尊重人民的选择啊！看着茫茫的地中海，一种最为强烈的孤独感油然而生。古往今来一切伟大民族的领袖，都比任何人更加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因为他们已经把生命和事业与之结合在一起，密不可分。但是，这种爱往往会成为一个伟大人物身上最大的弱点。对一个像戴高乐这样的人民领袖来讲，最可怕不是他的敌人，而是他的人民。敌人再强大，他也有足够的力量与之战斗，而得不到他所深爱的人民的理解，他就只能默默的走开。
“我该走了。”他这样对自己说。
“这个英格兰糟老头，这回可要自己打自己嘴巴了。”他那冷峻的面容上竟然忍不住露出了一点得意的颜色。
“我还会回来吗，像上次一样？”他这样问自己。
……
1946年1月20日，就在丘吉尔断言：“普鲁塔克错了！”之后两个月，戴高乐把部长们邀请到他在圣多明尼克的办公室。星期天的紧急召见令部长们惘然不知所措，隐约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跟每个人握手致意后，将军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他没有用任何语言或手势示意大家坐下，部长们只得十分尴尬的站着。戴高乐毫不理会任何人的表情，慢慢的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缓慢但十分有力的宣读起来 ：“排他性的党派制度又复活了。我是不赞成的。但是，除非用军事力量建立起我个人的独裁统治，我没有办法阻止这种尝试。我不愿意这样做，独裁统治即使建立也不会有好结果。因此，我决定辞职 .”
这个辞职声明过于简短，以至于部长们还没有从震惊和难过中清醒过来，戴高乐已经走了出去——他再一次用行动制止了没有意义的辩论。
“这样的辞职可真够漂亮的。”共7产8党领导人多列士看着戴高乐远去的背影自言自语的说道。
1951年7月23日，在法国北部小镇科隆贝的拉布瓦瑟里，正是离职后的戴高乐隐居的地方。他在这里静静的等待，等待第四共和国脆弱的政治体制垮台，等待法国人民重新召唤他去执掌法国的最高权力。尽管第四共和国的政府跟第三共和国一样，象走马灯似的换，但一转眼五年过去了，这样的呼声还没有响起来。戴高乐已经习惯了在这不足300户人的小镇隐居的生活，尽管日子过得颇为清苦，但每天能够在花园里浇花剪草，倒也十分惬意。
这天上午，戴高乐的老部下蓬皮杜走进了拉布瓦瑟里的花园，他是这里的常客，所以将军并未理睬，仍旧继续浇他的花。
“贝当死了。”蓬皮杜走到戴高乐身边，十分笨拙的说道。一路上，他反复思量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和口气告诉将军这个消息。他自认为十分了解将军，但将军和贝当之间的恩恩怨怨实在太复杂，连蓬皮杜也无法猜测将军会以什么样的心情接受这个消息，所以只得选择了这四个在他看来最没有偏见的字眼。
“不，是元帅死了。”戴高乐停止浇花，轻描淡写的说道。但他没有放下花壶，似乎在思考什么。他想起自己在军校时对这位一战英雄的崇拜，想起贝当第一次见到他就夸奖这个年轻人所具有的天赋和远大前程，想起他对自己的教导、提拔和关怀——那时，他敬他如父……他又想起后来他们因为是否需要建立装甲部队而爆发的争吵，想起他们在各自领导维西政权和临时政府时互相判处对方死刑，然后又都下令赦免对方……但是，所有的这些恩恩怨怨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贝当出卖了法国。仅此一点，戴高乐就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恩师。“这真是一个历史的大悲剧。如果他在二战前死去，他将永远是法兰西的英雄，就像霞飞、福煦等名将一样名垂史册。”
“可惜啊……”将军轻叹了一口气，“元帅的长寿是法国最大的不幸。他不该把法国引起歧途。他把国家给毁了，把军队给毁了。”
“他以为他这样做可以保护一些东西，实际上却毁掉了一切。他保护的不过是一些坛坛罐罐，但真正需要保护的是法国！”戴高乐已经完全沉入对二战的回忆，那是他的英雄年代。
“幸亏有了我，是我拯救了法国！”
这个老人好像重新燃起了激情，声音高亢起来，他自豪的宣布自己的丰功伟绩。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将军又开始浇花，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抬起头若有所思，“罗斯福死了，接替他的不是巨人；英国人手舞足蹈的摆脱了丘吉尔，但他们推举出来的也不是巨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死了，德国和意大利一片沉寂。没有英雄了，这个时代不再制造英雄，也不再需要英雄了。”
“法国不会复兴，也不会再伟大了……”
“也许您可以再试一试。”蓬皮杜等了好久都不见将军再说话，平淡的插了一句。
“让我试试看吧。”将军这次并不停止浇花，“但法国已经自暴自弃了，不再需要我了。”
“我想那是因为时机还没有到来。”
“丘吉尔告诉我，在我还是国防部次长的时候，他就曾经当着我的面说我是‘应运而生的人’。天晓得，我压根没听见过那句话，也许他是用法语说的。”戴高乐每次提到丘吉尔，总忍不住要嘲笑一番，“不过也许我真的只有在法国最危急关头才会发挥作用。”
“过不了多久英国就要进行大选了，丘吉尔很有可能重新上台执政。”蓬皮杜顺口说道。
戴高乐似乎并未理睬蓬皮杜的话，摇摇头说道：“除非彻底改革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和道德挂念，我们在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对于这句看似突如其来的感叹，蓬皮杜是很能理解其中三味的。他曾经跟蓬皮杜谈起过，丘吉尔在下台后仍然能够翻云覆雨，是因为他身后有一个强大的保守党势力做后盾。他在1949年也尝试着利用政党来向第四共和国发动进攻，组织了一个法兰西人民联盟参加竞选，但最后还是没能在议会中取得可以修改宪法的多数——当然这个多数足够戴高乐上台当总理，不过如果他只是想当总理的话，他根本犯不着去组织什么政党。选举的失败让戴高乐更清楚的认识到自己东山再起的难度，丘吉尔要战胜的只是一个工党，而他的对手则是整个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以及它所有的党派，还包括一百多年来形成的议会制传统。要实现自己的再造法国的理想，就不能像丘吉尔一样仅靠在体制内的努力，而必须有一种体制外的力量来推动。但这样的力量将来自哪里呢？
不管怎样，一个月以后，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确实在大选中获胜，大英帝国的民族英雄终于再次入主唐宁街十号。这个消息对戴高乐来说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他和丘吉尔都是在二战中功成名就，又都在战后走下最高权力的宝座。现在，丘吉尔重新执政了，是否也意味着自己东山再起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但是，他再一次失望了，直到1955年丘吉尔因为健康原因离开政坛的时候，第四共和国的现状还是什么都没有改变。而此时，他已经65岁，距他辞去总理职务，已经快十年了。戴高乐时代的往事，已经成了历史陈迹，被拍成记录片、电影、电视剧由人们欣赏。二战时的民族英雄被人们牢记，而那个垂垂老矣的戴高乐似乎被完全遗忘在科隆贝茂密的森林和起伏的群山之中。二战后唯一一个一直坚守岗位的斯大林同志也在1953年被死亡赶下了台，证明了再伟大的独裁者也无法逃脱时间冷酷无情的捕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们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吗？
在戴高乐在科隆贝无聊的打发他的退休生活的时候，第四共和国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如何处理过去的殖民地问题，是历届法国政府最为头痛的问题。第四共和国的当权者们采取了一条强硬的镇压政策，使法国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殖民战争。特别是在越南的印度支那战争中，法军在奠边府大败，导致了拉尼埃政府的倒台。1954年，孟戴斯－佛朗斯上台组阁，承诺在7月20日以前结束印度支那战争，实现和平，否则就下台。结果他果然在7月20日的那天晚上签订了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日内瓦协议》，结束了历时八年半的印度支那战争。但是，当法国人民还沉浸在实现和平的喜悦中时，11月1日，类似的战争在阿尔及利亚又全面爆发了。
阿尔及利亚位于非洲北部，与法国隔着地中海遥遥相望。是离法国本土最近，也是法国最重要的殖民地。战后，法国曾于1947年通过一个阿尔及利亚法案，根据这个法案，组成了一个议会。阿尔及利亚人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议会，逐步过渡到自己管理自己，形成一个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但是，当地的殖民者阻碍这个法案的实施，规定组成两个选举团，每个选举团选出一半议席。占当地居民十分之一的法国人组成一个选举团，阿尔及利亚人组成一个选举团，而主要由法国人组成的当地政府还要干预当地人组成的选举团，这激起了阿尔及利亚人的愤怒。在战后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潮的推动下，他们开始拿起武器进行战斗。
政府一开始支持当地殖民当局进行残酷镇压。几乎将法国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往阿尔及利亚作战。但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起义军仍然没有被镇压下去。法军战争中的一些虐待战俘、屠杀平民等行径被曝光，法国政府的行为遭到了世界舆论的一致谴责，国内舆论和不同政治势力的立场也开始出现分歧。
迫于国内外的压力，也由于武力解决的前景黯淡，一些政治家暗中准备通过谈判实现停火。1956年，居伊。摩勒政府曾经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袖本。贝拉有过接触。1958年的皮埃尔。弗林姆兰任总理后也试图用谈判解决问题。但是，由于顽固的殖民主义思想在法国还很有市场，第四共和软弱无能的政治体制使得任何一届政府都没有足够的能力迈出与“叛军”谈判这一步。而在印度支那战争中遭到惨败以后，军方迫切希望通过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胜利来找回军队的荣誉，反对停战。在很多将领看来，法国之所以在越南遭到失败，就是由于政府的软弱无能，频繁的政府更迭，朝令夕改，也未能在军事装备和弹药粮草等方面保证供应，让在前线作战的部队无所适从、军心溃散。现在在阿尔及利亚，政府又陷入了跟印度支那战争期间的混乱状况。一些有眼光的将军明白，这已经不是谁上台执政的问题，而是整个第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问题，从1947年1958年的11年间，已经换了差不多20届政府，最长的一年半，最短的只有两天，在这个由众多政党控制的政府中，决不能指望有谁能够独立承担起将战争进行到底的责任。于是，在军人中间产生了干预国家政治的思想，他们认为，如果再不过问法国的政治大局，目前在台上的政客还会把他们引向失败。
但在军事将领和殖民当局的官员中，并没有一个能够撑起大局的人。在将军们看来，只有一个人能够带领他们走向胜利，他是法国军队的创始人，也曾经是三军最高统帅，他们中大部分人在18年前就在他的领导下战斗，并为法国、为军队赢得了荣誉。他在人民中有着巨大的威望，甚至在阿尔及利亚人中间的号召力也无人能及。他在法国沦陷之后曾经把阿尔及利亚当作他反攻本土的基地——二战中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总部就设在阿尔及尔，他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有着深厚的感情，不会容忍阿尔及利亚从法国独立出去。前阿尔及利亚总督，他忠实的追随者苏斯戴尔就以主张“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著称。而且，他正好是第四共和国的敌人，主张建立稳固而强有力的政府。
他们迫切希望戴高乐能出来主持大局。
当他们向戴高乐发出呼吁的时候，将军已经等待了十二年，他已经67岁了。
戴高乐本人退隐后全部时间蛰居科隆贝，深居简出。但戴高乐追随者在政坛上却是十分活跃。人民共和党的费利克斯。加亚尔组阁，国防部长就是著名的“戴氏四虎”之一的雅克。沙邦一戴尔玛。沙邦—戴尔玛曾经委派前抵抗运动成员雷翁。德尔贝克作为他的特使，到阿尔及尔活动，为戴高乐再次出山作舆论准备。
德尔贝克在阿尔及尔进行了广泛的联络工作，宣传只有戴高乐才有威望和能力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德尔贝克回国后，不仅向沙邦—戴尔玛汇报了接触的情况，而且也向戴高乐的私人秘书奥利维尔。吉夏尔作了报告。他还对戴高乐本人谈过他到阿尔及尔进行活动的情况，并且说，阿尔及尔的军政领导人都期待戴高乐东山再起。戴高乐默默的听完了他的汇报，未置一词。
戴高乐的态度是审慎的，十二年都过去了，不能着急这一时，时机还不十分成熟，绝不轻易表态。1957年初，他对莫里斯。舒曼说 ：“我再也不会重新上台了，永远也不 .”莫里斯。舒曼向戴派议员米歇尔。德勃雷谈了这件事。德勃雷是“戴氏四虎”中的元老，他是了解戴高乐的。他笑着拍拍舒曼的肩膀，神秘兮兮的说：“舒曼老兄，你错了。如果他对你说他永不再上台，那他是希望你说出相反的话。他所想的是另一回事 .”
1958年4月又一个政府因为阿尔及利亚问题倒台后，科蒂总统在内阁危机中想到戴高乐，于5月5日派人试探戴高乐是否愿意受命组阁。在静静的听完使者滔滔不绝的阐述科蒂总统的殷切希望，痛陈国家危亡的大体之后，戴高乐只冷冷的说了四个字 ：“为时尚早 .”
——他要让科蒂明白：他不愿意同现在的议会一起治国，他需要的是特别权力，以便在紧急情况发生时独自行使政府大权，作出决定。要么让全法国都臣服在他一个人脚下，要么做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平民——“零或全部”，在这中间，绝不选择第三条道路，这是他从辞职那一天起就立下的决心，一个对冷酷而又伟大的决定。
此时，阿尔及尔的右翼军人和白人殖民者早已紧锣密鼓地策动推翻第四共和国。戴派首领也在巴黎紧张地活动。5月12日，米歇尔。德勃雷、雅克。弗卡尔、奥利维埃。吉夏尔等戴高乐的追随者在巴黎聚会，决定到适当时机即派前阿尔及利亚总督、“戴氏四虎”中的苏斯戴尔飞往阿尔及尔。但苏斯戴尔认为事关重大，行事之前必须请示深居科隆贝的戴高乐。十二年的隐居不是白费的，戴高乐此时已经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了，他知道阿尔及利亚问题给他重新执政提供了最好的时机，但他也知道，卷入军事政变会给自己的名声带来损害，十二年前，自己不就是因为拒绝军事独裁而辞职的吗？难道十二年后反倒会做这样的傻事？更重要的是——这是支持他的将军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他实际上并不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而只是把军队作为他重新掌权的工具。在吉夏尔汇报完情况之后，他淡淡的说了一句 ：“让苏斯戴尔看着办吧，我不想过问这类事了 .”
戴派领袖们早已习惯将军说话做事的风格，他们当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你们放手去做吧，别搞砸了就行。
苏斯戴尔立即着手秘密潜往阿尔及尔。
阿尔及利亚的形势正在迅速恶化。
5月初，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宣布他们处决了三名被俘的法军士兵。这一事件对于紧张的局势无异于火上浇油。5月10日，退伍军人协会决定，于本月13日在阿尔及尔举行大规模示9威游9行。
5月13日，阿尔及尔从清晨起，气氛就格外紧张，月晕而风，预示着要发生一些异乎寻常的事情。
殖民者中的极右团体以各种名目出现，招摇过市，准备借口三名法国土兵被杀指责法国无能，进而要求成立军人政府。示9威者的行进目标是占领总督府。5月13日刚过中午，商店就急急忙忙关上了大门，街上出奇的安静，不时走过一批一批的人群。有的声嘶力竭地喊叫 ：“法国的阿尔及利亚 ！” ，“让军队执政 ！” ，“科蒂辞职 ！” ，“把本。贝拉送上绞架 ！”，“苏斯戴尔，苏斯戴尔 ！”，偶尔地也有人喊几声“戴高乐，戴高乐 ！”。
下午5时，高音喇叭响起来了 ：“被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突尼斯杀害的三名法国士兵的真正凶手，并不是叛匪，而是那些很久以来支持杀人凶手的法国知识分子和政客们！……无论当前政体的所有政府发出什么命令，我们都将看作一钱不值。现政府是个无所作为的政府。谁也不会听它的，谁也不会再服从它的。唯一合法的政府只能是一个公共安全政府。”
大约下午6时，示9威者迫近总督府，横冲直闯，很快占领了整个大楼。玻璃窗被砸碎，家具被捣毁，纸片横飞 ，一个半世纪的文书档案被扔得遍地都是……半个小时过去了，总督府一副遭劫的样子。混乱中，时时可闻火药爆炸的声音，警卫施放了催泪弹。混乱稍微平息了一些，殖民当局的军政要员萨朗、马絮、儒奥、阿拉尔等聚在一起，准备成立公共安全委员会。总督府的楼顶上升了法国的三色旗。当这些人来到总督府时，忽然，人群中有人认出了空降司令马絮将军，扯着喉咙喊了一阵 ：“马絮万岁！让军队执政 ！”马絮神情紧张，急促地走进大门。这时是7点30分。
晚上8时45分，马絮出现在阳台上，当众宣读了一份匆忙起草的声明，宣告公共安全委员会成立，由马絮担任主席。随即马絮电告科蒂总统，他领导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已经接管了阿尔及利亚的行政和军事事务。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军事政变。马絮把暴9乱的组织者、军队将领和戴派分子都列入公共安全委员会中。当晚，在戴派分子的鼓动下，委员会给戴高乐拍了一封电报，呼吁他“把民族的命运掌握在手里 ”。
深夜的巴黎，由于社会党人普利文组阁失败，国民议会就弗林姆兰的内阁提名进行投票。终于在14日凌晨通过了弗林姆兰这一提名，第四共和国11年历史上的第20届政府成立了。从法律上讲，只有它才有权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但是已经没有人把它当回事了。
阿尔及尔的总督府门前，一直聚集着人群，等待着戴高乐的答复。戴高乐这几天曾在巴黎逗留了片刻，有人劝他在阿尔及尔的示威活动正在势头上的时候及时应命，只要他登高一呼，政权就可以到手，但他还觉得不到火候。但是，如果还不表态，又会让阿尔及利亚的叛乱分子失望，可能会使局势失去控制。于是5月15日，戴高乐决定打破沉默，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国家的衰落不可避免的使得同法国结合在一起的各族人民疏远起来，使得战斗中的军队发生动乱，使得全国分崩离析，并且导致丧失独立。法国12年来，始终纠缠于党派政权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之中，它已经陷入了这个灾难性的过程。
上一次，国家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曾赋予我以重任领导全国救亡图存。
今天，当法国面临考验的时候，但愿全国知道，我已经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救亡图存”，戴高乐断定，对于法兰西民族来说，现在是另一个1940年6月。尽管措辞十分含糊，但至少表明戴高乐决定出山了。这给政变军人们大大的打了一针兴奋剂，他们决定不顾一切逼迫弗林姆兰政府倒台，给戴高乐上台创造条件，并制定了向法国本土进攻的“复兴作战计划”。
巴黎的空气十分紧张，台上的弗林姆兰政府朝不保夕，随时都有可能倒台。政界人士对于戴高乐重返政治舞台莫衷一是。人们从阿尔及尔的暴9乱分子打出拥护戴高乐的旗帜，从苏斯戴尔摆脱警察局的监视前往阿尔及尔，从戴高乐一向谴责政党政治、反对第四共和国宪法等情况中，本能地把戴高乐重新执政同个人独裁联系起来，同在阿尔及尔发动暴乱的殖民主义分子联系起来。为了打消人民的疑虑，进一步控制局势，戴高乐决定与19日举行记者招待会。
全法国都在焦虑地希望了解戴高乐所说的他将准备掌握共和国的权力究竟意味着什么。
法国共7产8党反对戴高乐再次出山，社会党的多数也如此。但是社会党领导人居伊。摩勒和樊尚。奥利欧却支持戴高乐，不过他们要求戴高乐在第四共和国宪法许可范围内重掌政权，要求他谴责那些制造暴乱的殖民主义军人。
戴高乐19日的记者招待会是在巴黎道赛宫举行的。大厅里，新闻记者们熙熙攘攘，挤得水泄不通。
塞纳河两岸布满宪警和士兵，遵照内政部长儒尔。莫克的命令，把招待会大厅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但是，始终秩序井然，没有任何骚乱。
戴高乐来到会场，除了他的侍卫官博纳瓦尔上校和一位司机以外，别无其他随从。当他看到政府竟动员了长龙般的装甲车时，不禁感到好笑，好像是要防范戴高乐带领一支突击队夺取道赛宫一样。政府就是由这样一帮胆小怕事的家伙组成的，难怪他们会在和军队的较量中败下阵来。法国的强大，难道可以依靠这样的政治家吗？如果现在德国人再一次打过来，他们的表现不会比1940年的法国当局好多少。想到这里，戴高乐脸上露出了轻蔑而又有些得意的表情：这是他的第二次1940年，20年过去了，现在还是只有戴高乐能够拯救共和国，他是法国唯一的英雄！直到这时他才确信，自己等待了12年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戴高乐高傲的坐到记者面前，他只回答他想要回答的问题。他拒绝谴责5月13日事件，他说既然连政府也没有这样做，他一个普通公民更不会这样做，何况暴9乱已经平息下去了。他表示他所说的“掌握共和国权力”，是指他“已作好准备去恢复国家的权威和民族自信”。最后，戴高乐说 ：“我现在还将回到我的村庄去，并且将在那里听候国家的调遣 .”
会后，戴高乐立刻返回了科隆贝。
他并没有只是等待。5月23日，他致电萨朗将军，要求他派人到科隆贝来向他报告一下阿尔及利亚的情况——尽管他声称自己只是普通公民，对一个手握数十万军队的将军说起话来却俨然是上级命令下级的口气，而萨朗将军听起来也觉得十分自然。5月24日，公共安全委员会派往科西嘉岛的伞兵接管了当地政权，政府调派警察去恢复当地的合法政权，但警察却和叛乱者一起行动了。极右派还正在准备着“复兴行动”，放出风声说，只要戴高乐赞成，他们就于5月27日在巴黎动手，拥戴戴高乐上台执政。弗林姆兰的住所被威力不大的塑料炸弹炸的乱七八糟，总理和部长们都吓得不敢在自己家里过夜，整个巴黎陷入一片混乱，国防部长手里没有军队（主要军队都在阿尔及利亚），内政部长手里没有警察（能调动的警力已经在科西嘉跟叛乱分子合流了），阿尔及利亚事务部长甚至无法到阿尔及利亚去一趟（去了估计就回不来了）。
5月28日，萨朗的代表杜拉克将军来到科隆贝，向戴高乐报告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杜拉克说，萨朗认为，如果戴高乐不尽快掌握政权，殖民军的最高司令部就无法阻止极右派军人率众向法国本土实行“复兴行动 ”。戴高乐表示他不希望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他要的是合法的民主程序。杜拉克回去后向萨朗作了汇报，萨朗立即通过广播说：他已经与戴高乐将军取得了联系，将军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接管国家政权，切望目前不要采取任何像“复兴行动”那类举动，拟于30日发动的“复兴行动”暂时取消，决定待“伟大的夏尔”遇到困难时再举行。
敢于蔑视中央政府的权力的暴虐的叛军，却像一个恭顺的孩子一样听从一个隐居乡下的老人在千里之外发出的指令，让第四共和国的政客汗颜无比。他们终于知道，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戴高乐上台了。
5月28日，筋疲力尽和走投无路的弗林姆兰在绝望中向戈蒂总统递交了辞职书，他的内阁只维持了15天。戈蒂此时明白，只能请戴高乐出山了。当天，科蒂邀请戴高乐和国民议会议长安德列。勒特罗盖以及参议院主席加斯东。莫内维尔见面。
会谈一开始就很僵，戴高乐提出了许多过分的要求。他要求议会授予他两年的特别权力，包括立宪权。在这两年内，议会必须完全休会，所有事情都要按照他的个人意志办理。同时他也不按照惯例去和各个政党领导人磋商，甚至也不参加在他授权仪式上的答辩。
勒特罗盖是社会党人，一听戴高乐说完就发起火来：“你说的根本不符合宪法。从阿尔及利亚到现在，我对你这个人真是看透了，你有一个独裁者的灵魂，根本不知民主共和为何物！你只想着你个人的权力！”
戴高乐冷冷的回答道：“你所要捍卫的民主、共和是我拯救的嘛，勒特罗盖先生。”
这时莫内维尔插话了，他是著名的“戴氏四虎”之一，当然要向着自己的精神领袖，但他没想到将军都这么大把年纪了还喜欢这么胡来，只得婉转的告诉他，按照法律，议会能授予的特别权力的期限最长只有六个月，还给他谈了一些宪法的细节问题。戴高乐显然对这个爱将的话是听得进去的，但将军的话不能随便更改，他对莫内维尔的劝告未置可否，会谈结束后便起身回科隆贝去了。
第二天，戈蒂向两院起草和宣读了一份文件。他在文件中提醒法国存在内战的危险，并向“那位法国最杰出的人士，那位在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里曾领导我们争取自由，而且把全国团结在他周围之后，毅然拒绝建立独裁制而建立了共和国的那位人士”发出召唤。这是公开呼吁戴高乐出面组阁。戈蒂郑重声明，如果这一尝试失败了，他将辞去总统职务。这是没有实权的第四共和总统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强力干预国家政治事务。
30日，弗林姆兰政府辞职。6月1 日，戴高乐按照宪法，来到议会，宣读他的施政纲领。他要求给予他解决阿尔及利亚时局的特别权力——不过他没有说明特别权力的期限，他还要求授权他起草交全民表决的新宪法。根据惯例，在这之后还应该有一个答辩的过程。但宣读完之后，还没等反对派们开口，他就头也不回的走出了议会大厅。尽管议员们对此一片哗然，还有人站出来大声指责这是一种蔑视宪法的行为，但最后的投票结果，戴高乐以329票赞成，224票反对，32票弃权当选为总理。
第二天，国民议会又以绝对多数通过了三项决议：授予新政府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特别权力；授予新政府6个月的特别权力；授予新政府修改宪法并交付全民表决的权力。
会后，经参议院同意，国民议会宣告解散。
——离开总理宝座12年之后，戴高乐终于通过合法手段取得了他想要获得的权力。而新宪法一旦为国人所接受，第四共和国就将寿终正寝，第五共和国便将应运而生。戴高乐重返政坛后，立即着手三件大事：第一，起草一个加强总统职权的新宪法，以取代第四共和国宪法；第二，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以及其他殖民地问题；第三，振兴法国经济。
在一般人看来，戴高乐是因为阿尔及利亚危机上台的，首要任务当然是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但对戴高乐来讲，他的目标远远不止稳定目前的局势，阿尔及利亚问题不过是他彻底改造法国的一个契机，因此，新宪法的制定才是重中之重。而且，上一次辞职的已经让他坚信，人民的支持是靠不住的，如果先解决了阿尔及利亚问题，他们又会“好了伤疤忘了痛”，必须趁热打铁，抓紧起草并通过第五共和国宪法。为此，戴高乐指定了坚决拥护其立宪观点的德勃雷主持制宪，并要求他严格按照自己于1946年6月16日在小城贝叶的讲话的精神为依据制定新宪法草案——那是他辞职以后第一次公开讲话，在那次讲话中，戴高乐首次系统的阐述了自己的立宪思想。德勃雷组织了一个精干的起草小组，动手草拟新宪法草案，准备在四个月内提交公民投票。
阿尔及利亚的情绪也是必须照顾的。6月4日，戴高乐飞抵阿尔及尔，局势基本恢复了平静，但是战争还在继续，极右派仍希望戴高乐成为他们的靠山。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逗留三天，他虽然也喊过“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万岁 ！”，但是他知道依仗武力镇压是行不通的。在隐居的十二年里，他虽然深居简出，却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二战以后民族解放的潮流让他明白，大国殖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只有让阿尔及利亚人民自决来选择自己的道路才是唯一明智之举。戴高乐觉得，他必须尽快地通过谈判实现停火，否则军方就会利用一切借口延长战争。戴高乐派人在瑞士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进行秘密接触。谈判的时机虽然还没有成熟，但积极的试探已在进行了。极右派军人策动的暴乱为戴高乐的东山再起打开了通路，然而作为既是军人，更是政治家的戴高乐却决心不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对他们提出的极端主张，决定不予支持。不过在自己的权力彻底巩固之前，他仍然命令军队继续镇压阿尔及利亚起义军，一方面保证军队对他的支持，另一方面为以后的谈判创造有利条件。
6月7日，戴高乐从阿尔及尔回国，到巴黎后，他马上着手解决阿尔及利亚以外的殖民地问题。在6月13日的广播讲话中，戴高乐宣布法国政府正在考虑与“海外领地”建立某种新型关系的方案。
新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为了加强新宪法草案的权威性，还成立了一个以雷诺为首的委员会讨论和修改宪法草案，戴高乐本人也时时参加讨论。到8月14日，新宪法草案即公诸于世，准备9月28日，议会暑假结束前的一个星期交付公民投票。
新宪法草案的特点，首先是扩大总统权力。它赋予共和国总统国家元首、三军统帅和共同体总统的权力。总统任期长达七年，可以连选连任，不得被弹劾，除因叛国罪外不得因为任何职务行为接受司法审查。总理不再由议会产生，而由总统直接任免，无须议会同意。内阁部长由总统根据总理的提议任命。总统有权主持召开国务会议，签署法令，批准国际条约，可以不经内阁附署，单独采取某些重要行动，如解散国民议会、将重要问题直接提交公民投票等。特别是宪法第16条规定，“当共和国制度、国家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国际义务的履行受到严重和急迫的威胁，宪法公共权威的正常发挥中断，总统有权根据形势需要采取各种措施。”这就使法国总统权力骤然膨胀，甚至超过了典型的总统制国家——美国的总统权力，因为美国总统至少可以被两院以三分之二多数弹劾，并且部长的提名必须经参议院多数票通过，而法国总统的权力完全不受这些限制，这在法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新宪法草案对政府的权力加以明确规定，政府成员均由共和国总统任免。“政府成员不得同时担任议员职务”。议员一旦被任命为部长，就得辞去议员职务。此举使政府的实际结构非议员化，政府得以摆脱议会党派的限制，提高政府对议会的权力。新宪法还改变了以前只有议员才能直接进入政府任职的陈规，有利于从议员之外挑选部长，而且有可能改善政府自身的素质，提高效率。
新宪法草案对议会的权力做了诸多限制。虽然议会仍然拥有立法监督的权力，但有许多立法要受到总统、政府和宪法委员会的限制。新宪法规定所有的法律都要由议会通过，但又规定总统有权越过议会把议案直接提交公民表决，议会因为立法或监督政府的某些事项而影响政府权力时，政府可以阻碍投票，使法案无法通过。当政府和议会出现分歧时，总统可以解散议会，或使议会无限期休会。在议会的议事程序中，信任投票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一套繁琐的程序。新宪法草案还对议会两院的关系做了调整，第四共和国时，参议院的权力大大低于国民议会的权力。现在，两院几乎享有同等的立法权，当总统未能行使其职权时，也不再又国民议会议长担任，而改由参议院议长担任。这样，可以使两院保持平衡，相互制肘。
总之，这部宪法草案代表了一场极为深刻的法国政治变革，它使共和国总统拥有广泛的行政权、内阁成员任免权、立法权，以及撇开议会单独行动的“特别权力”，并大大限制了议会的权力，尤其是使行政权从立法权中独立出来，终结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议会居于权力核心地位的传统，使法国从一个议会制共和国向总统制共和国演变。
9月28日，法国公民投票以79.2%的绝对多数通过的新宪法。民意调查显示，有将近一半的公民根本没有看过新宪法文本就投了赞成票，在看过新宪法的公民中大部分人对总统制与议会制的区别不甚了了。但他们已经厌倦了第四共和国没完没了的政府更迭，希望有戴高乐出来第二次挽救法国却是真诚的，他们信任将军，所以投了赞成票——一个国家的延续上百年政体，就这样被一个人的威望和意志决定了。
新宪法被人民接受就等于戴高乐再次被人民接受，三个月后，戴高乐以同样的多数——79％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
第二年1月8日，戴高乐驱车前往总统府就职。
前任总统勒内。科蒂用这样话来迎接他 ：“第一个法国人现在成为了法国第一人 .”随后，两任总统并肩乘一辆敞篷车前往凯旋门，履行向无名烈士致敬的例行仪式。在从爱丽舍宫到凯旋门的路上，挤满了成千上万夹道欢迎的群众，他们大声呼喊：“戴高乐万岁！”——法国人民终于第二次“发现”了戴高乐。
在这个狂热的场面中，他一言不发，高举双臂，用他那著名的大“V”字形动作回应人民的欢呼，他那冷峻而高傲的表情充分说明，他还是一个独裁者，一个两次拯救了民主的独裁者。
敬献完花圈以后，谁将陪同戴高乐一起返回爱丽舍宫呢？这将意味这他在将来会大受戴高乐宠爱。
第五共和国首任参议院议长莫内维尔、国民议会议长沙邦－戴马尔、政府总理德勃雷——除了总统以外法国最有权力的三个人物、将军身边最著名的三个追随者、第五共和国的三大开国元勋，都用渴望的眼神看着戴高乐。
将军的目光从他们身上扫过——都没有停留。他却向无官一身轻的蓬皮杜招手：“你陪我到爱丽舍宫去。”
“我？”不爱抛头露面的蓬皮杜显得有些吃惊。
“是的，你。”戴高乐坚定的点点头。
众人用惊讶的目光看着这一幕的发生。目送着蓬皮杜与戴高乐坐车远去，一种深深的失落感同时掠过莫内维尔等三人的心头。
“岂有此理！这个无名小卒居然……”性子冲动的德勃雷忍不住要破口大骂。
“算了。”沙邦－戴马尔劝止住他，“将军是不想在我们中间表现出偏爱。”
“不，”冷静的莫内维尔摇头说道，“蓬皮杜将是下一任总统。”
三个人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凯旋门……
半个小时以后，戴高乐在蓬皮杜的陪同下回到爱丽舍宫。刚进门，就接到了老朋友丘吉尔的贺电：“祝贺您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愿法国今后在您的领导下，从此走向更加富强、更加伟大！”
看着丘吉尔的贺辞，戴高乐冷峻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竟然忍不住哈哈大笑，拍着蓬皮杜的肩说：“你看，你看，这个英格兰老头子终于对我心悦诚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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