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云：人无完人，金无赤足。虽然三国多俊才，但各有所专，一个人不可能在各个方面都超凡脱俗，既有其长，必有其短。谋臣长于策划，短于武功；武将驰骋疆场，但难以洞悉全局；如姜维，邓艾之类文武双全之才是少之又少，且其人也只是帅才，论武功较量，难敌许褚、吕布之流。身为领导者的任务就是熟悉手下人才的长短之处，尽量用其长而避其短。汉高祖刘邦就曾说过：“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饋，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这说明了领导者未必是全才，但是作为领导者最重要的才干就是知人善用，将自己手下的人才依其所长之处，分配工作，以期提高效率。在三国之中，不乏用人得当的例子，也多用人不当的反例，试举例如下：

　　诸葛亮在用人方面堪称慧眼，但是在二出祁山时犯下了难以弥补的错误——任用马谡为主将镇守街亭。马谡以为自己熟读兵书，不听王平的劝告在要道扎寨，却命全军在山上下寨，被魏军切断水源，全军覆没，致使街亭要道失陷，而阳平关危，致使孔明一出祈山不果，粮道既断，不得不退兵。是故军国之争，用人乃生死大事，一将之差而满盘皆输。

　　史家评论多称马谡言过其实，实乃庸才，其实不然。平南蛮，马谡进言以攻心为上；魏国任用司马懿统领雍凉人马，马谡献反间计令司马懿兵权被夺。这些都证明了马谡在谋划上的才干，可见马谡不失为一个好谋士。但作为独当一面的主将，其急功近利，过于依赖书本，不能因地制宜，活学活用，以致大意失街亭。

　　另外一个例子便是刘备示意诸葛亮以关羽镇守荆州，此乃用人之大过。诸葛亮未出隆中之前便给刘备定下了东结孙权，北伐曹魏的政策。东吴于蜀汉的重要性尽述于诸葛亮的《绝盟好议》中：“若就其（东吴）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曹魏）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是以荆襄之地为益州羽翼，又毗邻东吴，乃是非之地，军家必争，因此守荆州的将领不仅需要文功武略，更需要外交才能以结好邻邦。

　　关羽单刀赴会，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则威矣，但他拒婚辱使，尊己而傲物，不以联合东吴为重，既激怒了孙权；又收书轻敌，尽拔荆州守军北向，虚席以待南面虎视之邻邦；令东吴有可乘之机，吕子明白衣渡江，袭夜夺取了荆州；更导致其日后败走麦城，失擒被斩。荆州一失，关羽一亡，更致使刘备尽起倾国之兵讨伐东吴，结果在彝林遭东吴火攻，自此动摇了蜀汉的根本。此诚刘备、诸葛亮错用关羽镇守荆州之误也。

　　在知人善用方面，曹操深明其道。《三国志-魏志-张辽传》记载，曹操征张鲁前，给合淝护军薛悌一封密函，上书“贼来乃发”。不久孙权率十万众来围合淝。此时张辽、李典和乐进三人共守合淝，众人拆开密函一看，曹操在信中对合淝的防御和进攻作出了周密的部署：若孙权至，张李二将军出战，乐进守城。这三位将军“素皆不睦”，然而张辽在曹操的指示下表示坚决出战，以攻为守，此举感动了另外二人，决定放弃个人私怨，愿意听从张辽的指挥，共同抗敌。乐进生性怯懦，过于谨慎，正好适合守城。结果合肥一战，张辽与李典在逍遥津以步卒八百，破孙权军十万，创下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

　　这不能不归功曹操知人甚深，他不仅了解张、李、乐三人平日的隔阂，更对三人的作战能力，用兵特点以及性格修养都了如指掌。因此这封密函不仅调解了三将的关系，又通过适当的分工，使三将的优劣互补，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三将在防御作战中的整体优势。正如裴松之在注里引用孙盛的解释：“夫兵，诡道也。至于合淝之守，悬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怯者，则惧心难保。且彼众我寡，众者必贪惰；我以致命之师，击贪惰之卒，其势必胜。”

　　由此可见，能够知人善用，能够转劣势为优势，以弱胜强；用人不当，所用非人，则强不可恃，坚不可守。这个用人的要领运用到当今的人力资源管理上就是要因人设事，根据每个人的个性和才能，分配其相应的工作；而不能让跳脱飞扬的人去做文事工作，让因循守旧的人去开拓市场。当今在用人方面经常容易走入的误区是：把一些业务上、学术上有优秀成果的人提升为行政管理主管。繁忙的行政工作可能会限制这些人在学术业务上的发挥，而学术业务上的优异表现不一定保证其有管理的经验和才干；结果不仅妨碍了其个人的进步成长，也不利于集体事业发展。对于用人者，知人善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知人善任的首要条件就是要知人。虽然，诸葛亮在个别用人的问题上没有把握好，但总体上来说他所任用的蜀汉官员都能十分胜任自己的工作，因此他在知人用人方面的精辟论述绝对值得用人者学习。诸葛亮认为：“夫知人之性，莫难察焉。美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故意用各种是是非非的问题来考察其是否有坚定的志向和主见，属于操守）；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用各种辩论来考察其随机应变的能力，属于才干）；三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