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内阁首辅、加吏部尚书衔、赠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明代正统、景泰、成化三朝老臣，被后世提认为比肩“三杨”的名臣——彭时。
彭时这个名字，在明代众多内阁首辅中并不算出名。他也许控局不如杨士奇，情商不如李贤，手腕不如严嵩，隐忍不如徐阶，魄力不如张居正，但是了解这段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彭时是一个不爱出风头，专注埋头做事且原则性极强的人。
聊聊彭时吧，我们随着这位老人仕途的沉浮，感受下大明进入平稳中期以后人心的变化。
彭时
彭时，字纯道，号可斋，生于永乐十四年，江西吉安府人。彭家祖上在宋代时做过基层官员，到了彭时爷爷这辈，家族中并没有在朝为官的显赫之人，充其量彭家只能算是小地主这个范畴。有人考证过彭时早年的经历，其中有一个经历非常有意思。
说彭时是在19岁的时候跟着族叔研习四书五经的。有朋友就会说，19岁才开始读这些书，是不是说明彭时幼童时期读书成绩一般？其实不是。
封建家族，特别是想要跨越到特权阶层的地主家族，族中孩童读书往往是整合了整个家族的力量和资源。说彭时在19岁的时候开始跟随族叔研习四书五经，其实可以理解为此时的彭时已经被家族认为是最有机会冲击科举的。同时这里也有一个细节，彭时跟随的这位族叔，曾经做过小吏，且学识不俗。
明代市井
功夫不负有心人，正统六年，彭时中举，实岁25。四年后于正统十年，彭时进入了国子监学习。在正统十年能够进入国子监学习的，比之后来明代中晚期，还是需要一定真才实学的，不是靠花钱买名声就能搞定的。
同时也有一个侧面证据来说明彭时的才学不低，即当时的国子监祭酒李时勉非常欣赏彭时。当然，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暗箱操作，那我告诉你李时勉也是吉安人。但不管怎么说吧，进入了国子监的彭时，其才名一点点在圈里圈外散播开来。
才名这种东西，带来的影响有时候不一定是积极正面的。
正统十三年，彭时参加会试，名列第三。之后是廷试环节，被明英宗钦点为一甲第一名，即状元。
状元
既然彭时都得到了状元，为什么我还说才名有时候不一定是好事？这里就涉及一个叫“约定门生”的概念，说白了就是一种科举的作弊手段。
某位士子才学名气大，往往也能得到朝中大佬或者几个政治派系的注意。朝中一方自然想要把这样有潜力的学子吸纳进来，双方便会在开考前接触，一切顺利的话就学子就会表示向朝中某个大佬或者某个派系“效忠”，作为交换，另一方就会用自己的政治资源尽可能地让这名学子高中。
当然，我不是说彭时就一定是通过“约定门生”这种关系得的状元，我只是在说一种现象，即明代科举一甲的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这些人在后来仕途中的成材率是极低的。
明代官员
原因很简单，皇帝对“约定门生”这种事门清啊。所以对于几个所谓“内定”的学子，为了维系朝中的平衡，也为了照顾各方的面子，皇帝一般都会把几个“显眼”的学子点到一甲里面，然后给官给待遇，一般就是直接给七品的官衔，然后授予翰林院编修，扔进翰林院里去做文秘工作。而皇帝一般真正重用的，往往是二甲和三甲中后来被选为庶吉士的这群人。而单从能力和学识上来说，能考中进士的这群人，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彭时中状元，从长远来看，不见得是一件多么值得高兴的事情。起码在仕途和实现个人抱负上，一甲的学子在先天上就处于弱势。如果不出意外，彭时接下来就会在翰林院苦熬几年了。但老天似乎不同意。
正统十三年，彭时高中状元，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爆发。大明几十万主力，数十位朝中重臣命丧土木堡，连明英宗朱祁镇自己都被蒙古瓦剌人绑了肉票。
蒙古骑兵
彭时当时是没资格随皇帝御驾亲征的，自然也逃过了一劫。接着就是郕王朱祁钰登基上台，改元景泰，即明代宗。
代宗一上台，第一件要解决的就是给哥哥英宗擦屁股，要补充文官空缺，组建自己的执政班底。彭时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代宗选进了内阁，参预机务。
是不是有些夸张？正统十三年中第，正统十四年便进入了内阁，即便当时朝中官员严重缺额，这个速度依旧让人目瞪口呆。
这中间还是有说道的，彭时进入内阁，是当时的内阁首辅陈循推荐的，而陈循也是江西吉安府人。但是这个时候，彭时的继母逝世了。按照明代的规矩，彭时是需要回乡守制的，时间三年。
明代宗朱祁钰
彭时于是提出回乡的要求，代宗不允许。代宗的态度很明确：国家刚刚历经一场大的动荡，蒙古人随时可能南下进犯北京，此时正在用人之际，你不能走。
这就是所谓的“夺情”了。
彭时这就留了下来。然后就是于谦主持的“北京保卫战”，一战一雪“土木之变”之耻，打出了明军的威风，也巩固了代宗和于谦等人的政治地位。于是彭时又提出要回老家守制。
代宗终于火了，准了，但也把彭时踢出了内阁团队，至此以后在景泰朝，彭时再未入阁。
彭时为什么要放弃高官厚禄，一定要坚持回乡守制，甚至不惜触怒新帝？就我看来，原因有如下几点。
故宫
其一，明代士大夫，对孝道非常看重，官员回乡守制几乎是一项硬性的道德标准。
你就看后来万历年间以“摄政”自居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在其推行的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时候，也遇到了父丧。神宗皇帝和皇太后亲自出面背书要求张居正留在京师“夺情”，即便是这样张居正依旧受到了朝野的舆论谴责，几乎逼的张居正拿出刀“以死相逼”。
刚刚进入内阁的彭时，自然也非常看重孝道。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毕竟是官场新人，在处理很多事情上依旧有些“意气用事”，但这股“意气”又何尝不是说明了彭时是一个非常守原则的人？
其二，彭时在当时的内阁中，作用其实非常有限。
“北京保卫战”之前，彭时是被内阁首辅陈循推荐入阁的。虽说二人是同乡，但在工作中彭时与陈循在诸多政务观点上是有冲突和矛盾的。
于谦
再者，“北京保卫战”之后，于谦等一批新贵迅速出头，而这批人几乎掌控了景泰前期朝中所有的话语权。彭时虽说是内阁成员，但无论从资历还是声望来说，同于谦这批人都有着巨大的差距，说彭时当时算是内阁中凑数的也不为过。在这种情况下又遇母丧，彭时想回家也是理所当然的。
其三，彭时毕竟是明英宗钦点的“状元”，而代宗的上台多少会让彭时心里有些不舒服。这种感受在英宗从蒙古回朝被代宗软禁在南宫后，应该更为明显。
当然，我之前也说了，彭时还是有真才实学的。代宗虽然不爽彭时，在彭时守孝期满回朝后，不再让其进入内阁，但也没有说彻底把彭时扔在了角落。
景泰三年，代宗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操作，终于把自己的侄子（英宗之子朱见深）从太子之位上拉了下来，把亲儿子朱见济扶上了储君的宝座。
龙椅
景泰三年五月，朱见济成为太子，景泰四年二月朱见济举行了典礼，接着彭时就成为了东宫侍读，授左春坊大学士，太常寺少卿，官秩正四品。左春坊是詹事府的一个下辖机构，而詹事府就是太子的东宫班底，左春坊大学士就等于是太子的陪读老师兼东宫幕僚了。很显然，代宗是把彭时当做了儿子的储备干部来用的。
这是皇帝的一次妥协，彭时看懂了。皇帝的意思很明确：彭时你要是再不识抬举，别怪老子真对你不客气了。于是彭时静下心来，打算安安稳稳地辅佐太子，其实对彭时而言，辅佐太子比之直接为新君效力，心理上多少能够好接受些。
但仅仅一年不到，新太子朱见济就夭折了，年仅五岁。唯一在世的儿子一死，代宗的心彻底就凉了，之后的几年代宗明显耽于朝政，在后宫醉生梦死，逃避现实。而彭时又接着去打酱油了。这一年，彭时37岁。
故宫
到了景泰八年，徐有贞，曹吉祥，石亨等人组成的复辟联盟，发动政变，把被软禁在南宫的英宗接了出来，重新推上皇位，史称“夺门之变”，改元天顺，同年代宗驾崩。
天顺元年，彭时迎来了仕途上的一次飞跃，英宗亲自召见了彭时，并且让其再次入阁参预机务。史书记录了当时君臣二人之间的对话：
问曰：尔是正统十三年状元邪？时对曰：臣不才，误蒙圣恩拔擢，至今感戴不忘。因叩头者三。又问曰：第二名陈鉴，第三是岳正。时对曰：是。又问：今年几何？对曰：臣犬马齿四十二。上笑曰：正好用，出外吃酒饭去。时叩头退，已而命下，着文渊阁办事。——《明英宗实录》
英宗是一个很喜欢和大臣唠家常的皇帝，上面的这幕场景也非常生活化。
明英宗朱祁镇
英宗仅仅确认了彭时的身份，问了他的年纪，便赏下酒食，提拔彭时入阁办事了。是不是看似有些儿戏？更何况不说在“夺门之变”时，复辟集团曾经联络过彭时一起行事，却被彭时拒绝过。
英宗固然有自己的想法。
第一，彭时是自己钦点的状元，算是自己的门生了；第二，彭时曾经要求回乡守制的举动，被认为是个忠孝之人；第三，景泰年间，守孝期满回朝后的彭时并未重新入阁得到重用，使得英宗并未将彭时划入代宗“嫡系班底”这个成份；第四，英宗需要一批少壮派中层官员，充实自己的官僚体系；第五，英宗用彭时也在向世人表明自己宽厚大度的用人态度。
于是，天顺元年彭时入阁，天顺二年，又成为了太子的侍读官，只不过这次的太子又换回了朱见深。
明代官员
对了，有个有意思的现象。景泰年间，彭时参与编修了《寰宇通志》的工作，天顺年间又参与了《大明一统志》的编撰，而这两部书都是地理总志书籍。代宗和英宗这两兄弟，都是在用这个法子彰显自己的帝位的正统性。
天顺年间的内阁团队，主要是李贤主导的。我以前说过，李贤是旧官僚集团的代表人物。李贤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善揣上意，并且能够利用英宗自己的想法去推进一些政务。当然，作为大明的内阁首辅，这是必须要有的手腕和圆滑，但显然这与坚守原则的彭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冲突。
所以在一开始，李贤是非常不习惯彭时的行事风格的，因为彭时往往“竭忠以告，有不可，据理力争”，一度让李贤觉得彭时在针对自己。但随着对彭时的了解，李贤逐渐发现彭时有时的“据理力争”的确是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于是乎，李贤对彭时有了“真君子”的评语，而二人之间的合作也越发地通畅起来。
李贤
天顺晚期时，锦衣卫指挥使门达曾经一度勾连几位朝臣，想要把李贤拉下马，事情闹得很大。门达是谁？门达就是在“夺门之变”中负责皇城守卫的锦衣卫头子。当时英宗身体开始恶化，朝中李贤“独大”的局面也确实持续了好几年，英宗应该也有为了儿子朱见深能够平顺接班要敲打李贤的意味在。
总之当时李贤是非常被动的。为了把声势进一步造大，门达一派还试图拉拢彭时，在朝中散布李贤一旦倒台彭时就递补内阁首辅的言论。从当时的局势看，彭时是有相当大机会的，且彭时已经在内阁多年，早已不是景泰年的官场小白，自然知道内阁首辅位子的份量，要说对他没有诱惑，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但是彭时抵挡住了诱惑。重原则的人，往往也爱钻牛角尖。彭时就一个态度：李贤你们不能动，内阁里不能没有李贤。
明代官员
虽说李贤最后的安然无恙，主要还是因为英宗的留情，但是彭时在此期间表现出来的公允，的确令很多人颇为折服。
时间兜兜转转来到了成化年，明宪宗朱见深继位。
成化年，彭时的官职继续升迁，成为了吏部侍郎兼内阁大学士，这个吏部侍郎是挂名的，官秩正三品。李贤是在成化二年病逝的，但下一任内阁首辅却是由陈文继任，并在成化三年的时候宪宗在内阁又增补了商辂和刘定之。
彭时在天顺元年便入阁，而陈文是在天顺七年入阁的，为什么是陈文接李贤的班而不是彭时？
明代皇帝出巡
首先，陈文是正统元年那届科举的榜眼，比彭时足足早了13年；其次，陈文在天顺七年进入内阁时，英宗给的待遇是礼部右侍郎兼内阁学士，而彭时做到类似位置是在成化初年；再者，陈文在景泰年间出任过云南布政使，且成绩斐然，官声卓著，是当时的明星官员，威望极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陈文是李贤死忠粉。
所以自然而然地，彭时按序只能在陈文之下。不过陈文这个内阁首辅只做了两年。在成化四年，陈文逝世，大明内阁首辅的位置终于轮到了彭时。从成化四年到成化十一年，彭时做了整整七年的内阁首辅大臣。
我们纵观彭时入阁后的从政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为天顺年到成化四年间的内阁辅臣，二为成化四年到成化十一年的首辅大臣。
故宫
彭时到底有没有过人的政绩？有政绩，但客观地说并不亮眼。
作为内阁辅臣，天顺年间彭时扮演的更多是李贤臂膀的角色，很多政务彭时可以发表意见，但最后的决定权却掌握在李贤手里。
而在成化年间作为内阁首辅，彭时对于政务，更多的是规劝君王和保证政务通畅的工作，却少有创造性的东西，只能算是中规中矩。一方面这和彭时的性情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成化年朝堂局势的转变有关。
我们知道，天顺年间大明朝堂的很大一部分话语权是掌握在以李贤为首的文官集团手里的。不论是代宗上台还是后来英宗的复辟，其实都是皇权和文官集团的一次政治交易。台面上的人可以变，但是交易的实质无法改变。
故宫
考虑到英宗导致“土木之变”和被蒙古瓦剌俘虏的黑历史，英宗一开始的核心争权团队王振一派也被打压，再加上英宗本人心态上的变化，所以天顺年间，特别是“复辟三人组”倒台后，大明的文官集团日子是过得很舒服的。
但新上台的宪宗无疑是想要改变这一局势。在宪宗一上台的时候，曾经又用门达来打压过李贤，只是这次同样没有成功。宪宗熬到李贤死，才终于能够松口气开始布置自己的执政策略，这同样是需要时间，需要过渡。而彭时无疑就是在这个过渡期的台面人物。
所以我们看到，成化年间，皇帝锐意进取，各种内外军事行动一下子铺开，大明真正意义上的皇庄开始陆续出现，由皇帝直接赏赐官职的传奉官开始大量出现，各种宫廷采办比比皆是，神仙方术大行其道，这些背后其实都年轻的宪宗在铺设自己的“夺权”之路。
明宪宗朱见深
彭时呢？除了劝就是劝，比如他的《灾异陈言疏》；偶尔还要为皇帝的冲动到处擦屁股，比如他《民情马政疏》和缓解民族对立的措施；有时候还有背锅的风险，比如为项忠平定满四叛乱背书。也就是在这几年时间里，一批像万安这样无原则秉承上意的臣子逐渐进入内阁中枢，以致于后来出现了所谓的“纸糊三阁老”。
在这样的时局下，彭时可以做的事情，的确是非常有限的，从某种层面上来说，这也是另一种“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臣”的解读。
从成化五年开始，彭时的身体状况已经开始逐渐恶化，有时候连上朝都变得非常艰难。而从成化七年开始，彭时已经开始一次次地主动向宪宗提出致仕的请求，只是宪宗一直压着不放。
故宫
彭时不是看不出宪宗的心思，也知道自己这个首辅之位越来越像一块鸡肋，但皇帝不准，彭时便只能在自己的位子上继续做事，不论事情最后如何，他总是固执地认为食君之禄，便要忠君之事，为国家为万民，总要做点什么。
成化十一年正月，彭时任满提升，进为少保。仅仅两个月之后，便撒手人寰，享年六十岁。
人老去西风白发，蝶愁来明日黄花。回首天涯，一抹斜阳，数点寒鸦。
最后，我用商辂在《赠彭文宪时致仕诗》的评语结束全文：
凤山龙冈，储精降神。笃生才贤，学贯天人。名魁甲第，望隆缙绅。官居密勿，职典丝纶。谟谋启沃，廸知忱恂。历事三朝，执心忠纯。功在国家，泽被生民。吁嗟文宪，无愧师臣。
一家之言，聊以解闷。
朝史暮想，独家原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