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邮差比当高管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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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邮差从一堆信中拿起一封,看了看地址,慢慢将其放入一个信箱。接着又拿起另一封,重复上面的动作。不远处,站着一群同事看着他。他们有些担心,觉得事情有点儿不对劲。后来他们了解到,这名邮差受到了一名恶棍的恐吓,于是他们造访了那名恶棍,朝他身上喷红漆。搞定后,在这些被亲切地称为“蠢货”的人当中,块头最大的那一个,神气地解释了自己英雄行为的动机:“我是一名该死的邮差!”

  这不可思议的一幕是肯?罗奇(Ken Loach)的喜剧新作《寻找埃里克》(Looking for Eric)中的一个场景。在看了这部电影几天后,我在牛津郡的一个花园派对上听到一位熟人重复了相同的话——不过,这一次没有那个骂人的词。

  我上一次见到这个人时,他还是一家有机冷冻快餐食品销售公司的市场营销主管。但此后,这家公司就被出售给了一家跨国企业。在为新东家做了一段时间的顾问后,他还是被免了职。

  有一阵子他一直想找类似的工作,但他发现,在经济衰退期间,没人想给一位56岁的失业者发放6位数年薪,做市场营销。考虑再三,他决定尝试去做一份自孩童时代起就曾梦想着的工作。他骄傲地看着我说:“我是个邮差。”

  “我的天啊,”我说。“感觉如何?”他表示,这是他有生以来最棒的一份工作。

  于是我就想到了那部电影,并怀疑罗奇到底对不对。那些把信塞入门缝的男人之间,真的有一种特别的同志情谊吗?美国人对于邮差不那么动情的看法——他们更有可能杀死同事,而非伸出援手——是否更准确些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邮局发生了多起恶性暴力事件,邮差们失去了理智,开始朝同事们开枪——因此还诞生了一个特别的词汇“发疯”(go postal),描述在工作时怀有无法遏止的愤怒的人。

  我这位熟人证实,他的同事们既不太好,也不太差。没有什么暖人心房的同志情谊;相反,他们还对他怀有一丝敌意,因为他是兼职,而他们憎恨兼职工作者。每天早晨7点半,他才悠闲自得地开始投递信件,而这些信是那些全职工人们花了2个小时分拣出来的。

  总之,士气相当低落。邮政行业每年在以10%左右的速度萎缩。如今,邮差被迫加快步伐,递送量大得能累断腰的垃圾邮件。

  那么他为何还这么快乐呢?我对此很好奇。几乎不可能是因为钱——这份工作周薪为235英镑(合381美元),是他过去收入的十分之一。但他表示,即便如此,他也不介意。孩子们都已离开家,自己也从上一份工作中积攒了一些积蓄。他认为这份薪水很公平,他还告诉我,前一周他赚了一些加班费,他感到自己变得富有了,因为他能另外叫一份外卖比萨饼了。

  他解释说,这份工作真正吸引自己的是它有益健康。相对于坐上4个小时,走4个小时是更让人从心底感到愉悦的打发时间的方式。或许的确如此;但对我来说,拖着个邮包在阴暗的政府福利房的楼梯上爬上爬下,似乎也不像是快乐的秘诀。

  他说他还喜欢和人打交道——送信时,你会对人们有深入了解。但这个解释同样不令人信服。对于一名现代邮差来说,除了说句“早上好”,接着快速转向下一家,他也没时间再做更多别的什么事儿了。

  但他接下来给出的理由就比较合情合理一些。他的新工作可以净化他的心灵。每天下午1点回到家后,直到第二天早晨7点半,他都无须再考虑任何有关工作的事情。而在上一份工作中,对工作的担忧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这让他疲惫不堪,无暇再去关注其它事情。

  于是,我开始理解他为何如此热爱这份工作。这与做一名邮差从绝对意义上讲是多么美妙无关,而是相对于做高管,这种工作非常美妙。他很高兴拖着大大的邮包,因为他清楚另一种选择是什么。他明白,那是多么不幸的一件事,在工作时试图让其他人做内心不喜欢的事情,还要为那些自己无法改变的事情承担责任。作为一名高管,仅唯一的好处就是身份和金钱;如果你不在乎这些,那么当一名邮差是一种好得多的打发时间的方式。他说自己56岁了,已经不再在乎地位了,而且他还有一小笔存款,他已做好了当体力工人的准备。

  日本人深谙此道。该国有大量老人在做体力劳动——人们认为,无论哪种工作,都比失业强——而且,在生命接近终点时社会地位下降,也没什么特别有损身份的地方。

  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结束工作生涯的完美方式:做些补偿性的体力工作,几乎把它当作一种爱好,用早些年收入更丰厚时攒下的积蓄补贴家用。但这种模式存在一个致命缺陷:这些工作是他们从那些或许不那么喜欢这份工作、却(唉)更需要钱的中青年人手中抢过来的。(译者/陈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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