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十大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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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 姜子牙
姜子牙
  姜子牙,姜姓,吕氏,名望,字子牙,号飞熊,也称吕尚。商朝末年人,其始祖四岳伯夷佐大禹治水有功而被封于吕地,因此得吕氏。姜子牙出世时,家境已经败落了,所以姜子牙年轻的时候干过宰牛卖肉的屠夫,也开过酒店卖过酒,聊补无米之炊。但姜子牙人穷志不短 无论宰牛也好,还是做生意也好,始终勤奋刻苦地学习天文地理、军事谋略,研究治国安邦之道,期望能有一天为國家施展才华。
  姜太公是齐国的缔造者,周文王倾商武王克殷的首席谋主、最高军事统帅与西周的开国元勋,齐文化的创始人,亦是中国古 天地人鬼同齐封神齐封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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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的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历代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儒、道、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

【记载】

  “昭烈武成王”姜子牙
  一、姜太公生平及其出生地之历史考证
  姜太公为炎帝神农氏54世孙,伯夷36世孙。为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代太师,齐王,妻名申姜,共有13子(丁、壬、年、奇、枋、绍、骆、铭、青、易、尚、其、佐),女邑姜封周武王妃、皇后。公元前1211年,殷朝庚丁八年已酉年出生于东海上【史记.齐太公世家】;公元前1072年戊辰年,周康王六年,卒于周首都镐京,岁寿139岁。
  姜太公半生寒微,择主不遇,飘游不定,但他能动心忍性,观察风云,等待时机,终遇明主,辅佐姬昌,修德振武,以求兴周。周武王伐纣,太公为军师,牧野大战,灭商盛周,立了首功。周初分封,姜太公被封为齐国君主,他治国有方,创建了泱泱大国,遗风犹存,累世相续,为后来的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五霸之首而奠定了基础。
  在唐宋以前,姜太公被历代皇帝封为武圣,唐肃宗封姜太公为武成王,宋真宗时,又封姜太公为昭烈武成王。到了元朝时期,民间对姜太公增加了一些神话传说。到明代万历年间,许仲琳创作了《封神演义》小说,从此,姜太公由人变成了神,并且为民间广为信奉。

纵横文化

  关于姜太公的出生地,文献记载不一,主要是河内说和东海说。
  河内说

  《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河内人也。”历史上第一个给太公故里定位的是东汉史学家高诱(涿县人)在注 纵横文化

释《吕氏春秋•首时》和《淮南子•汜论》时,两度把姜太公注释为“河内汲人”。《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望吕沿者,东海上人。”西晋汲郡出土的《竹书纪年》专载姜太公为"魏之汲邑人".(卫辉市太公泉镇吕村)《水经注》载:“(汲县)城西北有石夹水飞湍浚急,人亦谓之磻溪,言太公常钓于此也。城东门北侧有太公庙,庙前有碑云:太公望者,河内汲人也。县民故会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本生于汲,旧居犹存,君与高,国同宗,载在《经》、《传》。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庙,庙侧高林秀木,翘楚竟茂,相传云:太公故居。” 宋氏著名学者罗泌在所著《路史.发挥》中说:“太公望河内汲人也。”清朝王昶在《金石萃编》载:“去汲县治北二十五里,崇岗巉岩,林木丛茂,有泉滃然,其下距泉复二里许,相传吕太公墓在此,故名其泉为“太公泉”,士人即其建庙以祀焉……”清乾隆二十年《汲县志》载:“太公泉在县治西北二十五里,流十余里,伏流入地。太公泉东,太公之故居也。” 清制作《水经注》附图,对太公泉为太公故里,标示明确。 权威著作《二十四史人物考》对“太公汲人”有明确认定。《河南通志》载:“吕尚墓,在府城(即卫辉府,今日卫辉市)西北太公泉,尚昔避纣居东海之滨,后徒渭滨,封国于齐,还葬于此。”北宋宰相吕蒙正留下族谱,现在可以看到的洛阳《吕氏宗谱》沿袭先人记载《齐太公传系图》称:“太公名尚,字子牙,河南卫辉府汲县人。” 南宋时学者吕祖谦编撰的《吕氏世系谱》、朱熹在《吕氏世系谱序》中称:“商纣之际有吕涓,字子牙,炎帝之裔,河南汲县人。” 台湾《吕氏族谱》记载:“太公于公元前1210年八月末日,出生于河南省汲县。”台北市的《姜太公谱图》记载:“太公望出生在商朝庚丁帝八年已酉八月初三日河南汲县(今卫辉市)……”1990年第三届全国吕尚学术研讨会暨吕氏宗亲会在广州潮州卢岗召开,编辑出版了《吕氏族谱》,族谱写明:“太公吕尚公,河南汲县人。”西晋河内郡汲县县令卢无忌,为太公后裔,太康十年(公元289年)撰有《齐太公吕望表》,文曰:“齐太公吕望者此县人也。”该碑虽已失落,但故宫博物院等处藏有不同时期的拓片。《吕望碑》,全称《修太公吕望祠碑》。该碑为东魏武定八年(公元550年)汲郡太守穆子容撰文并正书。该碑虽已失,但卫辉博物馆藏有拓片,《金石萃编•卷三十二》载有全文。碑文正面有:“迢迢岳胤,蔚蔚姜枝。卢元忌置碑僻据山阜,崔瑗刻石枕康衢。”阴面镌刻了尚姓参与立碑的官员和平头百姓约八十余人,是研究姜太公的珍贵实物资料。在太公泉镇前太公泉村姜太公庙内,现保存清朝乾隆巡抚毕沅立的“齐太公故居”碑。卫辉市太公泉镇吕村西北地的山岗上有封土高大的姜太公墓,墓前矗立有墓碑,是清朝康熙二十年卫辉知府加伍仲春所立,上刻:“周姜太公茔葬处。”
  姜太公第100代孙吕梁先生,广西人民出版社原社长,数十年从事文史、考古、牒谱研究工作,他经多方考证,1995年撰写了《吕尚新考》,认定:河南卫辉市,是姜太公出生地和墓葬地。1996年4月8日,广东、广西和中州吕氏宗亲会代表团云集太公墓秉诚谒拜,他们说:“卫辉太公泉是姜太公生养死葬之地,我们不愿也不会认错坟山,拜错祖宗。2001年10月台湾姜太公第101代孙姜竹先生的题词是:“河南卫辉姜太公诞生地。” 2001年10月24日—27日,《中华吕姓》座谈会在广东省潮阳市峡山东明大厦举行。广东吕炳雄先生书:“河南卫辉太公泉姜太公诞生地。” 当代太公后裔,2003年出版的《中华吕姓》主编吕心惠(河南登封人)、吕南明(广东人)、研究族史的学者浙江吕连起、吕居清、吕龙德、洛阳人吕明月、吕俊海、登封人吕林等人分别前往太公故里太公泉考察并至太公墓前虔诚祭拜。
  著名学者李志清先生写的《姜太公故里在汲县》获中央文明办论文优秀奖,并载入房立中主编的《姜太公全书》一书。近年来,陕西省宝鸡市太公钓鱼台管理处有关人员曾为研究吕尚的籍贯,从豫南吕姓的封地,到古称东海郡的山东郯城考证,均未查到说明吕尚籍贯的史实资料和任何历史遗迹。他们最后来到豫北卫辉,关于吕尚是汲县人,确有多方面的论证依据和历史遗迹。因此,2002年陕西人民出版社《百家姓书库•吕》中认定:“卫辉市太公泉为太公故里。” 陕西宝鸡学者胥鼎的论文《姜太公故里及其后裔探讨》刊登在陕西出版社的《姜子牙钓鱼台》一书中,载曰:“汲县城西北十五公里外的太公泉乡前太公泉村,村里有太公泉、太公庙、太公祠、太公墓,这就是姜太公故里。”2002年农历八月初三日,在太公故里(太公泉)举办了中国卫辉首届太公文化节暨太公诞辰纪念大会,来自郑州、山东、北京等地的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上专家、学者形成共识,一致认定卫辉是姜太公的故里和墓葬地,并定位姜太公为谋圣。专家张新斌同志2006年1月21日,发表题为:“大谋圣姜太公”的文章,文章用充足的证据说明姜太公故里在卫辉无可非议。2005年12月,王振中先生著《牧野大战与姜太公》一书中,用大量的篇幅,充足的史实论证姜太公故里在卫辉是可信的。
  东海说
  《孟子·离娄上》说:“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东夷之士也。”高诱注《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河内人也。”《后汉书·郡国三》注引《博物记》云:“太公吕望所出,今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其浦今存。”《水经注·汶水》云:“(汶水)又北过淳于县西,故夏后氏之斟灌国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号曰淳于国。”《水经注·齐乘》云:“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水经注》引太公庙碑文曰:“太公望,河内汲人。”究竟何说为确,据史籍和当代有关专家的考辨,认为东海说根据较为确凿。东吕乡当为姜太公出生地。古代吕、莒本为一字,莒为周代国名,即为现在山东省莒县。东吕乡、东吕里在莒城东面,今属山东省日照市。汉张华《博物志》明确标出:“海曲城有东吕乡东吕里,太公望所出也。”西汉的“海曲’则为现在的“日照”。今人杨伯峻对姜太公里籍作了具体的考辨。他说:“阎若璩《四书释地续》云:‘后汉琅邪国海曲县,刘昭引《博物记注》云:太公吕望所出,今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其浦今存。又于清河国广川县棘津城,辨其当在琅邪海曲,此城殊非。余谓海曲故城,《通典》称在莒县东,则当日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即是其家。汉崔瑗、晋卢无忌立《齐太公碑》以为汲县人者,误。”(《孟子译注·离娄上》)所论有据、甚确。就是说,姜太公的出生地当今山东省东部黄海之滨的日照、莒县一带,亦正是司马迁所说的“东海上人’之义。据齐国国都,当今的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史记记载姜太公出生地为现今日照市。据姜太公分支后裔卢氏宗亲世界研究会(含韩国等国外卢氏)史记记载,姜太公出生地为山东日照市。当今中国研究姜太公的最高权威之一,中国国防大学著名教授,姜太公后裔姜国柱先生,经多年研究考证,确认姜太公出生地为山东省日照市。
  还需要说明的是,在四千年前,日照市两城镇(距市区十八公里),是亚洲最大的城市。这是美国考古专家组同山东大学在实地联合考察半年之久得出的结论。作为一代伟人姜太公出生在这样的文化发达地区,应更合乎情理。经综合考证分析认为,姜太公出生地应为山东省日照市。
  《水经注》引太公庙碑文曰:“太公望,河内汲人。”《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河内人也。”《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望吕沿者,东海上人。”卫辉市在民国以前属河内郡,1988年以前叫汲县。卫辉附近有与东海相似的“北海”这个地名,有碑文为证。 西晋汲郡出土的<竹书纪年>专载姜太公为"魏之汲邑人".(卫辉市太公泉镇吕村)
  二、姜太公的历史地位
  姜太公一生坎坷多磨而又轰轰烈烈、神秘莫测,确实称得上是奇人、奇事、奇男子。综观太公一生的建树,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都有卓越贡献,其中尤以军事最着,所以太史公言“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称得上兵家之鼻祖,军事之渊薮。
  姜太公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是中国文艺舞台上一位“高、大、全”的形象,还是中国神坛上一位居众神之上的神主。作为宗教的神仙,他是武神、智神,被奉为“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护佑神灵。
  周朝从古公亶父起,就盼望能得到一个圣人……一位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贤才,来辅助周国实现灭殷兴周的任务,所以名太公为“太公望”,到武王执政时,又以“师尚父”相称,尊宠权贵无以复加。文王所命太公之“师”即“太师”,是西周王朝“三公”中的最高长官,既主军,也问政。时有“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之言,足见太公在周朝中的地位之重。
  姜太公是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军事家,一直受历代统治者崇尚,这在《诗经》等唐朝以前的许多史料及文学作品中颂文颇多。
   唐太宗即位后,外夷相侵,内患未除,政局动乱,國家面临着百乱待治,百废待兴的情况,为了达到“安人理国”的目的,便自称他是姜太公的化身,便在磻溪建立太公庙,他用这一举动告诉人们,他要象周文王访贤并重用姜太公那样的贤臣良将,他后来果然得到了一大批治世理国的人才,终于实现了“贞观之治”。唐玄宗为求国内安宁,需要像姜太公那样披肝沥胆,呕心沥血,忠贞不二的勤勉事主的人才,便于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敕令天下诸州各建一所太公庙。并要求以张良配享,在春秋仲秋月上戊日祭祀。每当发兵出师或各将领及文武举人应诏,都要先去太公庙拜谒。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谥姜太公为“武成王”,成为中华民族“武”圣人。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为抵御外冠入侵,下令要求各军事将领必读《太公兵法》。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周西伯昌之脱羑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这就确立了姜太公是中华民族创立韬略理论开山祖的地位。
  1972年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武帝初年的墓葬发掘出的《六韬》残简,来校勘今天存世的各种《六韬》版本和本注,说明了《六韬》一书,在汉武帝以前就流行开了,否定了《六韬》是古人伪托吕尚所着的怀疑,进一步证实了姜太公在军事理论上的著述是真实的。他在军事理论方面,在政治、经济斗争的策略思想方面,都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富的遗产,人们称他是兵家权谋思想的始祖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古代的兵论、兵法、兵书、战策、战术等一整套的军事理论学说,就其最早发端、形成体系、构成学说来说,都始自齐国,源自太公,所以说太公为兵家宗师、齐国兵圣、中国武祖是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没有太公理论及其所建立的齐国兵家,则不会有如此博大精深、智谋高超、理论完整、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影响巨大的中国兵学理论学说。今天,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的治国方略、用兵之道时,不能不重视太公的杰出贡献、思想价值。中国古今著名的军事家孙武、鬼谷子、黄石公、诸葛亮等都学习吸收了太公《六韬》的精华,太公的文韬武略被当今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管理、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所借鉴。
  太公治国,确立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治国方针,在齐国数百年的发展史上,代代相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确立了齐文化的历史地位。
  太公已去世3000余年了,人民处于崇拜他的高尚人格,悼念他的丰功伟绩,以朴实的感情编造出他的很多神话故事歌颂他。说他曾在昆明山学道,后奉师命下山助周灭商,灭商之后又奉师命发榜封神。这在《太平御览》和《封神记》等书上逐步把他神化了。到了明代许仲琳为崇敬太公无法形容时便以神面化之编着了一部《封神演义》,把他说成是管天下所有神的神了,太公的神奇和威严,成为驱邪扶正的偶像了。这些虽然超出了历史的真实,但却反映出姜太公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三、姜太公思想
  吕尚(姜太公)的文治武略影响深远。他不仅是开创西周的功臣,而且辅佐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朝之元老,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他的思想、理论、实践博大精深。 姜太公


  1、韬略鼻祖,千古武圣
  
 姜太公作为中国韬略鼻祖、千古武圣,其文韬武略、经国治军,理民化俗之论、之策、之术,都为后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为华夏民族所称颂、效法。
  “兵圣”孙武及其《孙子兵法》饮誉中外,堪称兵法之集大成者,其军事思想亦不乏借鉴太公谋略之处。举例说明:如《孙子兵法·虚实篇》有“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之句,而以反映姜太公军事思想的《六韬》论着中《文韬·兵道》记载即有“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之句;《孙子兵法·计篇》中“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与《六韬·龙韬·论将》中“将有五材十过”,“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相近;《孙子兵法·计篇》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国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而《六韬·龙韬·论将》亦言“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等等。
  有关姜太公军事思想的著作有《六韬》、《六韬》以太公答周文王、周武王之问的形式写作,其书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个部分,共六十篇。《阴符经》、《太公兵法》、《太公金匮》等,但现存甚少。其军事韬略、战争谋略、战法战术、军队建设、战争准备等思想的高明、深邃、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全面性、创造性、开拓性,他不是单纯地就军事而论军事,而是从哲人智能的高度,以聪明政治家的眼光,将政治与军事、治国与理军紧密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加以论述。这就使他的军事韬略、谋略颇具全面性、深刻性、精辟性,因而为历代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所推重,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六韬》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著作,在宋代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作为武学教本,成为武将们必读的兵书。二千多年来,《六韬》与其它“武经”一样,从先秦至现代,不断有人注释、讲解、校勘、阐扬,挖掘其思想宏旨奥义,吸取其思想精华,经久不衰,至今愈盛,充分展现了其光辉的思想价值和不朽的生命力。我们应当珍惜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使之在新时代更加辉煌。
  2、权谋思想
  《六韬·文韬·文师》最后有一段姜太公的话:“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这是太公“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灭商兴周的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权谋思想。因为,最大的权谋莫过于推翻商朝、建立周朝,奇取和建立國家政权是军事谋略的根本。这一思想,除《文师》外,在《发启》、《文启》、《顺启》等篇中也都反复论述这个道理。太公被封齐,建立齐国之后,推行的根本方针也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思想。可以看出,姜太公认为,人的本性是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给予人以生利的是道义,能行仁义道德者,则能使天下人归服。因此,国君应当以天下之利为利,以天下之害为害,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生为务。只有以仁义道德为天下兴利除害,使天下人与之共利害,同生死,共忧患,共苦乐,这样便可以收揽、固结民心,使万民归心、欢心。基于这种认识,《六韬》强调国君要行仁修德,泽及百姓,不可暴民、虐民,为已而害民,。只有这样,人民才能与国君同舟共济,拥戴国君。本思想亦在齐国的实践中贯彻、实现了这一思想。这是其它所有军事谋略家所没有的。可见,《六韬》一书的上述内容,与姜太公的军事谋略思想相符。
  3、爱民思想
  爱民之道,就是以仁义之道,修德惠民,使民和服。如太公所言:“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合,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敬之无疑,天下和服。”就是说,要尊重民意,敬爱民众,聚合宗亲,行仁举义,就会受到民众的拥护爱戴,这样使天下和服,就可以守土、固国而王天下。因此,威服天下者,不必专任武力,不可横暴百姓,而要以仁义为本,修德禁暴。这就是姜太公和《六韬》重视文韬而不轻武略,把经国与治军作为整体而论的高明之处。他治国安民用仁道,施仁政,重教化,因民俗,顺民情。这就充分表现了姜太公治政的出发点和归宿地都是为了爱民。《六韬·文韬·国务》云:“太公曰:‘利而无害,成而无败,生而无杀,与而无夺,反而无苦,喜而无怒。'”从上我们不难看出,“爱民”思想之深,在先秦军事、政治和诸侯君中,也只有姜太公才有如此深刻“爱民”思想。而且,也是由姜太公在齐立国之后,真正把“爱民”思想贯彻到建国的实践当中去,这就是齐国的富民政策。
  4、顺民思想
  姜太公深知“民为邦本,民固国兴”的道理,有民则有国,无民则何国可言。因此,他力倡以民为本,仁政顺民的思想。顺民就是“重民”、“贵民”。如果国君、人臣和各级官吏,不以民为本,以民事为务,而敲剥、残害民众,就会使民众离心离德,离之而去,叛之而反。姜太公通过自己长期生活在民众中的亲自实历,不断观察,精心研究,对于民为贵、民为本的思想有深刻的认识,并树立了牢固的民本意识,所以他在出山之前和立国治国之中,都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实行仁政,收服民心,使万民归心。对如何安静、安定天下,姜太公指出:天有其自己的运行规律,民众有其自己的日常生活事业。君主能与民众共同安生,天下就安静,民众就安定了。最好的政治是因民俗、顺民心进行治理,其次是宣传教化,感代民众。民众被教化、受感化,就会服从政令,所以说天道无为而能生长万物、成就万物,民众无需给予而能自己富庶,这就是对人治理天下的高尚道德,亦是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根本道理所在。
  5、举贤思想
  《六韬·文韬》中《上贤》、《举贤》两篇,集中表现了姜太公的重贤、上贤、选贤、举贤的圣贤治国论及其思想内容。所谓“上贤”,就是尊重、崇尚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尊贤尚功是姜太公“国本”的主要内容之一。姜太公认为,作为君主治理國家,必须尊崇德才兼备的贤人,抑制无才无德的庸人;任用忠实诚信的人,除去奸诈虚伪的人;严禁暴乱的行为,禁止奢侈的风俗,因此,明君用人应当警惕六种坏事、七种坏人。六种坏事的危害是:“伤王之德”、“伤王之化”、“伤王之权”、“伤王之威”、“伤功劳之臣”、“伤庶人之业”。对七种坏人,绝对不可信用,即“勿使为将”、“勿与谋”、“勿近”、“勿宠”、“勿使”、“禁之”、“止之”。这就堵死了坏人干坏事、危國家、害民众的路径。
  《六韬·文韬·上贤》云:“太公曰:‘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举贤思想,在姜太公建立齐国之后,又正式列入建国方针之一,即“举贤而上功”。
  6、六守三宝
  姜太公的理财富国、富民足民的发展经济的思想主张是全面而周到、精辟而深刻的。《六韬·文韬·六守》载:太公曰:“人君有六守三宝。”六守:仁、义、忠、信、勇、谋。三宝: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六守长则群昌;三宝完则国安。这三宝在齐立国之后,也是列入建国方针之一,即“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农工商同时发展,重点又是发展工商业,因而,后来的齐国才发展或为一个民富、国强的大国。
  姜太公在“三宝并重”“本末并利”、“上下俱足”、广开财源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货币政策,确保财货正常流通、赋税正常缴纳,促进经济发展、市场繁荣,这种开源节流的经济、货币政策,实为國家经济发展的上策。姜太公深知,农、工、商三业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国无农无食不稳,国无工无器不富,国无商无货不活,故要农、工、商并重,协调发展,使人民有业可从,衣食饱暖,器具足用,财货流通,财政充裕。姜太公的“三宝”思想,不仅是周朝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而且为齐国的强大奠定了政治、物质基础。此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延续至当今世界。
  7、九府圜法
  姜太公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他制定的九府圜法。所谓“九府圜法”,颜师古《注》云:“《周官》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圜谓均而通也。”姜太公所建立的“九府圜法”,是用行政手段保证财货的均衡流通和合理出入,使钱币与布帛不断流通,聚散适宜,无积滞,无匮乏。国以之富,民以之足。
  “九府”是“掌财币之官”。查《周礼》的“九府”之职能,就在于“通货币,易有无”。
  姜太公的财政经济政策和金融管理制度,不仅为周朝的经济管理、经济监督、赋税收纳、货物保藏等建立了完整、严密的管理体系、管理制度,而且为齐国的强大,为齐桓公和管仲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奠定了基础。姜太公的生财之道,理财之策,即开源节流之制,是富民强国之道,为万世治国兴邦之正道,万事不易之治道,故为万世法。
  四、千秋功业,后人称赞
  姜太公的道德功业,为后人所推崇、称颂。有人把他由人变为神,列入神仙之首,说他能呼风唤雨、使神役鬼;有人把他尊为“兵家鼻祖”;齐人称他为“天齐至尊”等等。历代文人墨客、哲人智士、兵家武士,都在诗词文论、兵书战策中,抒发情怀,称赞有加。他们或观太公留下的历史遗迹而抒发已志,或以太公事迹为据而引申已论,颂扬其功。
  在《诗经·大明》中写道: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在诸多赞诗中,对姜太公一生功绩给予高度概括、评价的要算《封神演义》的作者许仲琳的《姜元帅赞》:
  六韬留下成王业,妙算玄机不可穷。
  出将入相千秋业,伐罪吊民万古功。
  运筹帷幄欺风后,燮理阴阳压老彭。
  亘古军师为第一,声名直并泰山隆。
  对姜太公一生的千秋功业,不仅诗词歌颂,而且经史文论,多有盛赞。
  对姜太公人们不仅重视他的著作和智能的价值,还十分尊崇他高尚的人格和不懈奋斗的精神,怀念他对正义,对文明的孜孜追求;困难,他不退却,不屈辱,不低头;饥饿,也不理会;沉沦,他不屈服;年高,他不服老,而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和追求毫不动摇。是有志不嫌年高,大器晚成“使老者奋”的典范。他永远是中华儿女的自豪和骄傲。
  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延绵不断的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中,齐鲁文化是主要来源,集中代表了炎黄这一思想体系的传统文明。在远古时代,炎帝、黄帝为首的两个部落,已开始结合。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已融合成为一个民族。在周初,代表这两个部族的两个伟大历史人物,一个是封于齐国的炎帝后裔姜太公,一个是封于鲁国的黄帝后裔周公旦。我们说,假如没有周公的文韬和姜太公的武略,作为“小邦周”是很难战胜“大国殷”的,即使是战胜了,也难以巩固,并创造出那样灿烂辉煌的周代文明。现在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研究姜太公的思想,正确评价姜太公的功业,对于深入研究探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尤其占其主流的齐鲁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姜太公享年考】

  姜太公是殷周交替时的一个关键人物。以往,有关他的享年,从八九十岁到一百三四十岁⑴,什么说法都有。究其原因,除了文献记载的有限,更重要的还是缺少一个可资参照的年表。另外,有关周文王等人的年龄问题,也有类似的情况,且与太公享年的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在好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找回了一个“失落的年表”⑵,我们正可据以进行新的探索。同时,由于我们的研究,只能算作断代工程的“拾余”,所以,也可从一个侧面对“新年表”的正确性和适用程度,起到一定的检验作用。
  一、太公享年的大体范围
  春秋以前的史料,如《尚书》、《易经》、《诗经》、甲骨文、金文等,没有明确涉及太公年龄的内容。战国至两汉的著述,多把初见周文王时的姜太公,说成是一位老者,尽管在形容老的程度上各有不同。如《荀子》和《韩诗外传》里就说:初见文王时的太公是“夫人行年七十有二,浑然而齿堕矣。”《尉缭子》里说:“太公望”年过七十“及遇文王”。《孟子》说:太公和叔齐“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楚辞》说:“太公九十乃显荣兮,诚未遇其匹合。”《史记》说:“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淮南子》说:“吕尚使老者奋,项托使婴儿衿。以类相慕。”《说苑》里有太公望“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等等。
  然而,近日见到网上有一篇名为《姜太公之高寿》的文章(见新乡历史文化专栏),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见,文中说:
  顾颉刚先生的《太公望年寿》认为,古文献中记载的姜太公年寿数,都是战国时代齐国游士的妄谈。“太公”原意为“老太爷”,但后人误以为太公是长寿之意,正好像彭祖名字中有“祖”,老子姓名中有“老”,就误以为彭祖、老子是年逾八百岁(似应为八十岁)的老人。而且从《诗经·大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原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中所描写的战争场面和搏击的迅勇情况看,九十岁的老人是做不到的。所以顾颉刚推测,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终于八十岁左右。
  我们认为,要想深入研究太公的具体享年,首先也需要有一个大致的范围,并且觉得,说“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终于八十岁左右”,是很难让人信从的,明显的理由至少有以下四点:
  首先,说太公高寿“都是战国时代齐国游士的妄谈”不妥。正如我们前面所举,荀子、尉缭子、孟子和屈原,都是战国时人,又都说过太公高寿,但却无一人是“齐国游士”者。
  其次,仅据《诗经·大雅·大明》里的诗句“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的描写,就认为“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显然是想象的成分过多了。历史上老当益壮征战沙场的人不胜枚举。况且,“鹰扬”一词,恐怕关键还要落实在一个“率”字上;太公本人,未必一定是要“身先戟斧”的。
  第三,说“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实际上也就是说,姜太公在遇文王之时是二十岁左右。这不但和其它典籍不能相容,也不合情理。比如,太公的阅历和韬略从何而来?“吕牙在殷”和“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⑶该怎么解释?尤其是太公的女儿邑姜为“周王妃”(详后),也都没了着落。
  第四,《史记·齐太公世家》里说,“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比起荀子、屈原等人的说法还要长些,当另有所据,比如齐国的“史记”--《齐乘》之类。因为,司马迁是没有可能看到《汲冢书·竹书纪年》里所说,齐太公卒于周康王六年的。
  总之,把“渭水垂钓”⑷时得遇周文王的姜太公定位成一位老者,并把他的享年初步定位于百年以上,无论是从情理上推想,还是从史料上参照,都要更妥当些。
  二、关于文王的在位时限
  为了进一步研究姜太公的享年,需要先确定一个“参照系”,就是周文王的在位时间。因为,就目前所知,惟独周文王的在位状况,与姜太公的生平有比较明确的“系年”关系。
  有关周文王的在位情况,《尚书·无逸》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吕氏春秋·制乐》说:“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已动之后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国五十一年而终。”这是说执政时间长短的。《古本竹书纪年》说:文丁(即殷纣王的祖父)十一年“王杀季历(文王的父亲)”,这是和文王即位有关的记载。有了这两项史料,再参照“断代工程”的新年表--文丁在位为十一年,即公元前1112--1102年,公元前1101年其子帝乙(即帝纣的父亲)即位,我们就可以把文王的在位期限,也定在公元前1101--1050年了。另外,对于文王的卒年,也可以直接采用倪德卫先生的研究成果。倪先生依据《逸周书第二十三小开解》、刘歆《世经》等当中的有关天象,所得研究结论也说:“文王五十年,是公元前1050年。”⑸
  把文王在位的第五十年定于公元前1050年,可使许多事件获得明确而合理的解释。首先是文王改元的时间。以往,有关牧野大战之“十一年”(或十三年),是文王十一年,还是武王即位后改元的十一年,一直悬而未决。现在,把文王终年定位于公元前1050年,就等于排除了武王即位改元“十一年”的可能性。因为,从公元前1101文王即位到公元前1046武王克商,中间也就五十五年,是容不下文王执政五十年再加上武王改元“十一年”,共六十一年的。 
  四、太公享年考略
  要想确定姜太公的享年,我们以为须待讨论的关键问题,实际上主要是三个:一是太公前往西歧投靠文王时的那一年,年龄是多大?二是那一年是公元前的哪一年?三是太公卒于何年?先谈第一个问题,《荀子·君道篇》里说:
  夫文王非无贵戚也,非无子弟也,非无便嬖也,倜然乃举太公于州人而用之,岂私之也哉!以为亲邪?则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为故耶?则未尝相识也。以为好丽耶?则夫人行年七十有二,浑然而齿堕矣。
  接下来,在《韩诗外传》里,亦有“以为娇好耶,则太公年七十二,浑然齿堕矣”等几乎完全相同的文字,不同的仅是把“州人”改成了“舟人”。再稍晚,《史记滑稽列传》里,也有类似的说法:
  《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于皋,声闻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躬行仁义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学、行道,不敢止也。
  由三宗史料可以看到,在荀况、韩婴和司马迁的心目中,太公见文王时的年龄,都是七十二岁。尤其是荀况,虽为赵人,但曾三作“稷下领袖”,其言必定源自齐人或齐典。那么,这一“认定”,能和其它有关的典籍相容吗?我们说,可以的。比如,《说苑》里有“吕望年七十钓于渭渚”⑻的话。《说苑尊贤》里有:“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这里“年七十钓于渭渚”、“年七十而相周”中的七十,因系整数,故可视其为约数。又如《尉缭子·武议篇》里有:“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盟津,过七十余而主不听,人人谓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则提三万之众,一战而天下定,非‘武议’安能此合也?”这里所说的“过七十余而主不听”后“及遇文王”,也是支持太公投靠文王时是七十二岁的。当然,不同的说法也有,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太公八十而遇文王”,我们以为这种说法比较晚近,其中多有文学夸张的性质。如李白的《梁甫吟》里,就有“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的句子,有论者也把其当着史料信从⑼,或是把“姜太公时年八十有三”当作史料应用⑽,就不足取了。二是有人主张“‘七十’、‘七十二’、‘七十余’均非具体数字,乃我国古代表示‘至大无极’的一种神秘数字”⑾。落实到年龄上,如前所述,认为是古人用以表示年长的意思,并不能代表姜太公的年龄,太公当时的年龄应更小许多。我们以为,把七十二岁减少十岁,或者二三十岁,也许并不影响太公老骥伏枥的形象,甚至从生理上说,还更加合乎常情,比如牧野大战之时他可以更年轻些。然而,仅凭想象得到一个数字,既无新发现的史料支持,又和现有文献记载相抵触,恐怕也是不足取的。
  第二,是太公投靠文王的具体年分。据前面“文王在位时间”的讨论可知,机动的范围并不大,也就是文王被从羑里放归到其卒年,即公元前1056--1050共七个年头的初年或次年。因为,即使排除神话性质的“同梦说”⑿不论,参照《尚书大传》的“羑里营救说”、《楚辞·天问》的“屠市偶识说”以及《鬼谷子·忤合第六》的“吕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等史料,都不难想象得到,太公和文王的相识,并非始于渭水之阳的鱼钓。《太公六韬》和《史记周本纪》里说的,太公和文王的初遇,是因文王做了一个梦,又经卜师占卜,结果果然在荒山野岸遇到了“坐茅以渔”的太公,是我们今天的人难以信从的。比较之下,还是宁可相信《史记齐太公世家》里的话:
  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周西伯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须密、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另外,在《说苑·指武》篇里,还有细节的记载:“文王曰:‘吾欲用兵,谁可伐?密须氏疑于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义。’太公望曰:‘臣闻之,先王伐枉不伐顺,伐险不伐易,伐过不伐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须氏,灭之也。”讨论到此,初步的结论已经有了:即太公投靠文王之年,最大的可能应是文王从羑里回归的初年,即公元前1056年。这年他是72岁;72加上1056,姜太公应生于公元前的1128年。
  第三,是太公的卒年,相关的史料主要也是两种。一是《史记·齐太公世家》里说:“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一是《古本竹书纪年》记有“周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今本竹书纪年》记有“周康王六年,齐太公薨”。不难看到,司马迁的说法是“盖”字当头,无从追索;而《竹书纪年》的记载却是定位明确,毫不含糊。问题是,《竹书纪年》的这一记载,可信程度又如何呢?须得作进一步的考证。
  众所周知,出土于西晋汲郡(今卫辉市)古冢的《竹书纪年》,宋代时已经亡佚。今天所流行的本子,无论是“今本”还是“古本”,都是后人依据西晋以后的各种史籍汇集而成,难免真伪互见,参差不齐。不过,所幸的是,有关太公卒年的记载,却是实证仍在,而且来路明确的。所谓实证,就是著名的“齐太公吕望表”碑文,碑文中有:“(晋)太康二年,县之西偏有盗发冢而得竹策之书,藏书之年,当秦坑儒之前八十六岁……其《纪年》曰:‘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参考年数,盖寿百一十余岁。”文中的“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正是今、古二本汇集之源。原碑虽已丢失,但“下真迹一等”的拓片,各大博物馆均有收藏。所谓来路明确,又包括两个环节:一是该碑的落款清晰--“太康十年三月丙寅朔十九日甲申造”。太康十年是公元289年,距汲冢被盗的太康二年(一说太康元年或咸宁五年),中间只有八年。另据《晋书》束皙、荀勖、卫恒等人的列传,《汲冢书》原为“蝌蚪文”竹简,随即被转运收藏到了朝廷秘府,翻译过程有相当的时间。立碑人卢无忌,应是在京都洛阳的秘府,亲自目验了那支(或为两支)“四十字”⒀的牍简。碑文中有“太公之裔孙范阳卢无忌,自太子洗马来为汲令”的文字,可为佐证。二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为公元前213年,“秦坑儒之前八十六岁”是在公元前299年,也就是说,《汲冢书》确是在地下埋了近六百年的战国真迹;周“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至少确是战国时期,约略与荀子同时的魏国人的看法。
  查核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周康王六年是公元前1015年,太公的享年应为公元前1128年--1015年,即113岁。它和“齐太公吕望表”中所说的,“盖寿百一十余岁”也是相应而不悖的。此外,还可以参照《吕氏家谱》、太公故里(今卫辉市太公泉镇)人对始祖太公的祭祀,续加说明:太公的诞辰是农历八月初三,冥诞是农历十月二十。一生经历了商武乙、文丁、帝乙,帝纣和周武王、成王、康王等七代王朝,服务了包括殷帝乙、纣王和周文王在内的五位帝君。可以说,不但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唐叔虞是成王的同胞幼弟。《左传·昭公元年》说:“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太叔,梦帝谓己:‘余命尔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史记·晋世家》说:“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圭以与唐叔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封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尔。’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我们姑且不论故事中的“神话”部分,是当时的人编造或是其后不久的人附会。还是同样的理由,若说唐叔也系和武王年龄相仿佛的后妃所生,就更不易解释:何以武王和该王后结婚二十年内(时间或许还更长)一直未曾生育王子,而是过了四十岁却一生再生?现在,若是把王后定位于晚嫁的邑姜,就简单多了。邑姜正当青春年少,先生了成王,隔年又生唐叔虞,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
  小结
  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决断武王伐纣时间和相关各王年表时,尽管充分考虑了文献学方面的因素,但未必能把姜太公的享年问题作为重点溶入其中。我们另辟蹊径,着重引入大姒和邑姜两个人物,推断出的太公享年,能和一些重大事件以及王年协调,既能说明自己的结论接近史实,也能从一个小的侧面说明新年表的可信。
  归纳以上探讨可以小结以下三点:一是文王的享年为六十二岁(公元前1112--1050年),即位之年为公元前1101年,两年后“帝乙归妹”,再过三年生武王,武王的享年合于五十四岁;受命之年(公元前1056年)为五十六岁,合于“文王受命为中身”的记载。二是考定了太公的生辰为公元前1128年,即殷武乙二十年农历八月初三,卒于公元前1015年,即周康王六年农历十月二十日,享年113岁,排除了诸如“生于殷庚丁年间”等种种不实的说法。三是连带探讨了邑姜适嫁武王之年,不但为金文断代中的“王姜”问题提供了新的佐证,也为流传了三千年的“桐叶封弟”故事开辟了思路。当然,这里仅仅是一些比较粗浅的认识,真正的结论,还有待于专家们更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注解
  ⑴焦安南、李建义的《姜太公传》(泰山出版社 1998年)拟订的太公享年是“约公元前1155--1045年”,即110岁;郭庆良等六人合著的《军事家、政治家姜太公》(姜太公故里实业开发公司印赠本)拟订的是公元前1160--1021年,即139岁。前书的作者为山东日照人,后书的作者为河南卫辉人,均言其家乡为太公故里。另据卢美松编著《中华姓氏谱·卢姓卷》(现代出版社、华艺出版社 2002年)称:“据《古本竹书纪年》载:‘周康王六年(公元前1073年),齐太公望卒。’故有人推算,姜太公出生约在殷王庚丁六年或七年(公元前1212年)。”由此, 对太公享年的认识,可见一斑。
  ⑵见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0年。
  ⑶前者见《孙子兵法·用间篇》;后者见《孟子·离娄上》、《孟子·尽心上》等篇。
  ⑷有关太公结识文王一事,笔者曾撰有《姜太公遇合文王探真》一文,认为有一个“三就三离”的过程。这里所指,应是《史记·周本纪》、《太公六韬·文韬·文师篇》里说的,太公在渭水之阳钓鱼时遇文王的那次。
  ⑸(美)倪德卫:《武王克商之年研究·西周之纪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
  ⑹王 晖著:《商周文化比较研究·附录二·季历选立之谜与贵族等级名号传嗣制》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⑺参见杨朝明著:《周公事迹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2年。
  ⑻这句话及相关的文字,来自《艺文类聚·卷六十六·产业部下·钓》转引旧本《说苑》,为今本《说苑》所无。
  ⑼见inter网《姜尚,八十人生始峥嵘》zhongqin .8u8.netjsjjs.htm_95k。
  ⑽见宝鸡旅游网办公室《姜子牙钓鱼台旅游区解说词》管理员邮箱:hjlyhaoji.gov.cn 。
  ⑾胡厚宣胡振宇著:《殷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转引王仲孚:《牧野之战纣军‘七十万’试释》。据胡文称“作者遍寻《史记》各篇有关‘七十’、‘七十余’、‘七十二’的六十条记载,认为‘绝非实录,殆可断言者’不胜列举。”于是,也可以知道,这一研究,也是适用于古人之年龄讨论的。
  ⑿“同梦说”有人以为最早来自《齐太公吕望表》,不确。可参阅1999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楚辞章句补注》。
  ⒀“一简四十字”说,见荀勖《穆天子传序》。可参阅《山海经·穆天子传》岳麓书社 1996年。
  ⒁刘晓东等校点:《帝王世纪·山海经·逸周书》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年
  ⒂王尚义:《山西太原建都至今已有四千四百七十年·唐叔虞世家及太原晋祠》光明日报 2003年9月17日。
  ⒃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编:《武王克商之年研究·西周年代新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

【评论】

  姜子牙少壮穷困卑贱,直到老年才遇文王、武王,得展抱负,是所谓大器晚成的典型。他先后垂钓、卖食、屠牛、卖卜,是妇之逐夫,又是不售的佣役,久处最下层,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人间辛酸无不体味,世上冷暖尽已备尝。 许由是古代的高士。孔子将姜尚同许由相比:“许由,独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以拯横流、利天下为己任,所以姜尚久求进身用世的机遇而不以独善其身为足。姜尚走遍各地,尽访诸侯,寻祖迹于申、吕故地,观风俗于夷、夏旧族;他几度出入周国、殷都,如岐阳、丰邑、孟津、朝歌、牧野等地,多次回顾商汤、夏桀的成败得失。他以演《易》之术教西伯于羑里,并教西伯脱身羑里之囚;又劝西伯献洛西之地,以换取纣王废止炮烙等酷刑。但直至文王渭水访贤以后,姜尚方才开始了他“兼利天下”的大业。历代典籍对太公历史地位的公认,充分说明了其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和其思想理论的博大精深。

【姜太公遗迹】

  卫辉太公遗迹
  卫辉的太公胜迹,不仅数量多,而且历史悠久。《水经注》中“太公泉”即卫辉西北的太公泉镇。
    姜太公祠太公碑刻:依文献载太公碑刻有六:一是东汉汲令崔瑗的“创建太公庙碑”,这在《水经注》中有明载。二是晋太康十年(289)汲令卢无忌“齐太公吕望表”碑。碑文云:“齐太公吕望者,此县人也。……于是太公裔孙、范阳卢无忌,自太子洗马,来为汲令,磻溪之下,旧有坛场,兴今堕废,荒而不治。……遂修复旧村,言名计偕,镌石勒表,以彰显烈。”该碑原立于太公泉旁的太公庙内,明万历二十年移府署,清嘉庆四年(1799)又置于学宫,后下落不明。其碑拓不仅尚存,碑文亦录入县志以及《金石萃编》等书。三是东魏武定八年(550)汲郡太守穆子容“修太公吕望祠碑”。该碑云:“太公胤孙……等,率亲党更营碑词,以博望之亭,形胜之所,临沧谷,东带濮川,构宫镌石。”该碑原立于太公泉,后数次迁移,下落不明。但乾隆十二年(1755)《汲县志》,保留有碑刻全文。四是明万历时的“齐太公故居”碑,存于太公庙内。五是清康熙二十年(1681)“姜太公茔葬处”碑,现存于太公墓前。六是清乾隆十三年(1748)巡抚毕源的“修太公庙碑”,亦保存至今。
  太公庙:依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卫辉的太公庙有五处,一是太公泉村的太公庙,依《水经注》载,其创修于东汉,晋代重修,明代则督修正殿五间,清代复修并以石碑明示,这里为“太公故居”。现存建筑座北朝南,分二进院落,首进有山门与围墙,次进为二门,东西陪殿各3间,正殿内有太公塑像。总占地达1.2顷,建筑面积315平方米,为中州名儒李敏修于民国初年复建。二是卫辉市区老城熟肉火街北头有太公庙,今尚存。三是汲县古县治所所在地,今卫辉市孙杏村乡汲城村东门北侧建有太公庙,方志载其建于汉代,今已无存。四是卫辉市区老城西门月城内建有太公庙,今已无存。五是卫辉市区西的八里屯村建有太公庙,今已无存。
  太公殿:在卫辉市的一些庙宇中,志列有太公殿。如市区西北十里乾隆庙北侧,附设有太公殿,今尚存。别一处为市区老城西关马市街的玄帝庙内建有太公殿,今已无存。
  太公祠:位于卫辉市太公泉村,其初创于东汉,原有大殿五间、配殿三间,石坊、山门以及古柏等,今已无存。现公复建姜太公祠大殿三间,并供奉太公铜像一尊。
  太公墓:位于卫辉市太公泉镇吕村西1公里的黄土岗上。《金石萃编》载:“去汲县(今卫辉)城西北三十里,崇岗峻岩,林木丛茂,有泉翁然,其下距泉复二里许,相传吕太公墓在此,士人即其建庙以祀焉”。《河南通志》:“在府城西北太公泉,尚昔避居东海之滨,后徙渭滨,封国于齐,归葬于此”。该墓墓前,仍保留有清康熙时所立“姜太公茔葬处”碑,新立有“姜太公吕尚之墓”碑,新修有青石甬道,以及仿汉阙门。
  太公钓鱼台:位于卫辉市太公泉镇太公泉村西。《水经注》称其为“石夹水”,又名磻溪,传为“太公钓鱼处”。现仍保留有较大水面,并保留有清乾隆时毕源所立“太公钓鱼处”碑。2002年夏,还在池水旁新塑有“太公钓鱼”铜铸塑像,并于同年太公诞辰日举办了“首届太公文化节”。
  临淄太公祠
  位于临淄永流镇张家庄太公衣冠冢北侧。太公吕尚,字子牙,号太公望,东海人,吕姓姜氏,世称姜太公,公元前11世纪封于齐,为齐国第一代国君。他在任期间,“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卒葬于周,齐人思其德,葬衣冠于此。衣冠冢墓高28米,南北长50米,东西宽55米。1993年,临淄区在太公衣冠冢北侧建姜太公祠,建筑面积98平方米,主殿为歇山式挂廊配殿,各三楹,现为名人书画展厅。主殿供奉着姜太公彩绘圣像,殿壁有反映姜太公贫困生涯、避纣去商、习武著书、牧野大战、封齐就国、破菜争丘、太公治齐、惩治不训、周王授权、传子归国等到不平凡一生的壁画。

【姜太公后裔姓氏】

  姜太公后裔姓氏繁多,大致上有以下姓氏:姜姓、吕姓、丁姓、高姓、齐姓、卢姓、邱姓、丘姓、庆姓、贺姓、桓姓、查姓、柯姓、年姓、柴姓、崔姓、骆姓、章姓、聂姓、国姓、高堂姓、太公姓、卢蒲姓、淳于姓、厉姓、易姓、青姓等等。
  钓鱼台:(南皮)县城西五公里处有一村,名钓鱼台(1983年划入泊头市)。相传商代纣王,荒淫无道,建筑鹿台。下大夫姜子牙直言相谏,触怒纣王,欲杀子牙。子牙气愤逃走,隐居此地,常在水边钓鱼。周文王访知子牙乃贤士,遂以礼相聘。封为太师。因辅佐文王之子武王伐纣灭商有功,封为齐侯。后来,把姜子牙垂钓的地方和村名,称为钓鱼台。——引自河北省《南皮县志》第九篇《民情习俗》第940页。
NO.2 孙膑
孙膑
  【名人简介】
  孙膑,战国时军事家。在今山东鄄城人。孙武后代。身长七尺约为(1.86米)与庞涓同学兵法,后庞涓为魏惠王将军,诳他到魏,处以膑刑(去膝盖骨),故称孙膑。后经齐国使者秘密接回,被齐威王任为军师,马陵之战,身居辎车,计杀庞涓,大败魏军。著作有《孙膑兵法》,久已失传。1972年银雀山出土,有一万一千余字。
  【生平故事】
  孙膑 中国军事家。战国中期齐国人。少时孤苦,年长后从师鬼谷子学习《孙子兵法》,显示了惊人的军事才能,不料,他却因此遭人暗算……
  孙膑在从师鬼谷子学习兵法时,有一个师弟叫庞涓。庞涓的天资学业虽较好,但和孙膑差得很多,但他为人奸猾,善弄小权术,又轻易不被察觉。他与孙膑同学时,心里很是嫉妒孙膑的才能,可在嘴上从未流露过,一再表示将来有了出头之日,一定要举荐师兄,同享富贵。心地善良的孙膑,与庞涓兄弟相称,如同亲兄弟一样。
  转眼过去了几年,孙膑、庞涓两人,经过鬼谷子的精心调教,兵法、韬略大有长进。这时,传来了魏惠王招贤纳士的消息。本是魏国人的庞涓,觉得机会来了,决定下山应招。临别时,他向孙膑保证,此行一旦顺利,马上引荐师兄下山,扶同做一番事业。孙膑自然深表谢意,嘱咐他多加保重,两人洒泪告别。
  庞涓到魏国后又是送礼,又是托人说情,很快见到了魏惠王。庞涓毕竟也有些本领,很快得到了魏惠王的赏识,被封为将军。随后,庞涓指挥军队同卫国和宋国开战,打了几个胜仗后,庞涓成了魏国上下皆知的人物,从此更得魏惠王的宠信。
    春风得意中的庞涓高兴了好一阵子,又突然沉寂下来。原来他有了心病:论天下的用兵之法,除了孙膑之外没人能赶上自己了。一想到孙膑,他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按照当初的诺言办吧,就得把孙膑推荐给魏惠王,孙膑的声名威望很快就会超过自己;不去履行当初的诺言吧,孙膑一旦去了别的國家,施展起来才能自己同样不是对手。庞涓寝食不安,日夜思谋着对策。
  一天,正在山上攻读兵书的孙膑,接到庞涓差人秘密送来的一封信。信上庞涓先叙述了他在魏国受到的礼待重用。然后又说,他向魏惠王极力推荐了师兄的盖世才能,到底把惠王说动,请师兄来魏国就任将军之职。孙膑看了来信,想到自己就要有大显身手的机会了,深觉自己的师弟挺讲义气,立即随同来人赶往魏国的都城大梁。
  孙膑来后,庞涓大摆筵席,盛情款待。几天过去了,就是没有魏惠王的消息,庞涓也不提此事。孙膑自然不便多问,只好耐心等待。
  这天,孙膑闲得难受,找到一本书读起来。忽然,屋外传来一阵吵嚷声,他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已被闯进屋子的兵士捆绑起来,推推搡搡带到一个地方。那里的一个当官模样的人,立即宣布孙膑犯有私通齐国之罪,奉魏惠王之命对其施以膑足、黥脸之刑。孙膑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惊呆了,随即省悟过来,高声为自己辩白。然而,一切都晚了,那些如狼似虎的兵士七手八脚扒去孙膑的衣裤,拔刀剜去了孙膑的两个膝盖骨,并在他的脸上刺上犯罪的标志。孙膑倒卧在血泊之中。
    原来,这庞涓把孙膑骗来之后,即在魏惠王面前巧言诬陷,使孙膑遭此伤身之祸。庞涓以为,受刑后的孙膑成了一个残疾人,他纵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和自己较量了。
   孙膑的伤口渐渐愈合,但他再也站不起来了,而且,还有人时时刻刻监视着他。他知道庞涓在陷害他,他恨得咬牙切齿,可老这样也不行,总得想个脱身之法才是。不久,孙膑疯了,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叫闹个不停。送饭的人拿来吃的,他竟连碗带饭扔出好远。庞涓听说了这些,并不相信孙膑会疯,便叫人把他扔到猪圈去,又偷偷派人观察。孙膑披头散发地倒在猪圈里,弄得满身是猪粪,甚至把粪塞到嘴里大嚼起来。庞涓认为孙膑是真疯了,从此看管逐渐松懈下来。
  孙膑装疯产生了作用,他暗中加紧了寻找逃离虎口的机会。一天,他听说齐国有个使臣来到大梁,便找了个间隙,偷偷前去拜访。齐国的使臣听了孙膑的叙述,从谈吐中认定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才,十分钦佩,遂答应帮他逃走。这样,孙膑便藏身于齐国使臣的车子里,秘密地回到了齐国。
  这个时候,正值齐、魏争霸,交战不断的年代。早在公元前386年,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田氏贵族在齐国取得政权后,就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选拔文武人才,坚守边境,反抗外来的威胁。孙膑回国后,很快见到齐国的大将田忌。田忌十分赏识孙膑的才干,便将他留在府中,以接待上宾的礼节殷勤加以款待。
  田忌喜欢赛马,但却时常输掉。有一次,他又与齐威王赛马,马分上、中、下三等,对等竞赛,三场全输,田忌好不丧气。这时恰巧孙膑在场,便给田忌出主意说:“待到下一轮比赛时,你用上马对威王的中马,用中马对威王的下马,用下马对威王的上马,必赢无疑。”田忌依计行事,造成两个局部的优势和一个局部的劣势,以一负二胜赢得齐王千金。一向取胜的齐威王这次输了,大感惊讶,忙问田忌是何原因?田忌把孙膑找来,借机推荐给齐威王。
  齐威王见是一个双腿受刑的残疾人,开始并未介意,当孙膑陈述自己对战争问题的看法时,齐威王便有意问道:“依你的见解,不用武力能不能使天下归服呢?”孙膑果断地回答说:“这不可能,只有打胜了,天下才会归服。”然后,他列举黄帝打尤,尧帝伐共工,舜帝征三苗,以及武王伐纣等事实,说明哪一个朝代都是靠武力解决问题,用战争实现國家的统一。这一番深刻独到的分析,使齐威王大受震动。再询问兵法,孙膑更是滔滔不绝,对答如流。齐威王感到孙膑其人确实不简单,从此以“先生”相称,把他作为老师看待。
  公元前354年,魏将军庞涓发兵8万,以突袭的办法将赵国的都城邯郸包围。赵国抵挡不住,意派使者向齐国求救。齐威王欲派孙膑为大将,率兵援赵。孙膑辞谢说:“我是受过刑的残疾人,带兵为将多有不便,还是请田大夫为将,我从旁出出主意吧!”齐威王想想也好,就拜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发兵8万,前往救赵。大军既出,田忌欲直奔邯郸,速解赵国之围。孙膑不赞成这种硬碰硬的战法,提出应趁魏国国内兵力空虚之机,发兵直取魏都大梁,迫使魏军奔赵回救。这一战略思想,将避免齐军长途奔袭的疲劳,而致魏军于奔波被动之中,立即为田忌采纳,率领齐军杀往大梁。
  魏军好不容易将邯郸攻陷,却传来齐军压境,魏都城大梁告急的消息。庞涓顾不得休整部队,除留少数兵力防守邯郸外,忙率大军驰援大梁。没料到,行至桂陵陷入齐军包围。魏军长期劳顿奔波,士卒疲惫不堪,哪还顶得住以逸待劳的齐军?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逃,连主将庞涓也被活捉。到头来,魏国只好同齐国议和,乖乖地归还了邯郸。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围魏救赵”之战。其实,也是孙膑对庞涓的重重一击。但孙膑并没有杀庞涓,只是训导他一番,又将他放了。
  桂陵之战10多年后,即公元前342年,庞涓又带领10万大军、1000辆兵车,分3路进攻韩国。小小的韩国抵挡不住庞涓的进攻,一时形势危急,遂接连派出使臣,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召集群臣商讨对策,有主张坐山观虎斗的,有主张发兵救援的,相互争执不下。孙膑一直没有说话。齐威王见状便说:“先生是不是认为这两种意见都不对啊?”孙膑点头说:“是的。我以为,魏国以强凌弱,如果韩被攻陷,肯定对齐国不利,因此我不赞成见死不救的主张。但是,魏国现在锐气正盛。如果我们匆忙出兵,岂不是要代替韩军承受最初的打击?”齐威王说:“那么,依先生的意见怎么办好?”孙膑说:“我看可以先答应韩国的请求。他们知道我们能出兵救它,必然全力抗击入侵的魏军;而魏军经过激烈拼杀,人力物力也会大大消耗。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发兵前去,攻击疲惫不堪的魏军,拯救危难之中的韩国,就可以用力少而见功多,取胜易而受益大,不知陛下以为如何?”齐威王十分赞赏孙膑的谏仪,当即采纳。一年后,当魏韩两军交战更为激烈,双方实力已大大削弱的时候,齐威王才决定派兵出战,仍以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于是,孙膑与庞涓又一次相逢在战场,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生死较量。
  战役之初,按照孙膑的计策,齐军长驱直入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魏国的都城大梁。时过不久,孙膑得知庞涓回师都城的禀报,便对田忌说:“魏军一向自恃骁勇,现急于同我军决战。我们要抓住这个心理,诱使他们上当。”田忌说:“军师的意思是……”孙膑接口道:“我们可以装出胆小怯战的样子,用迫兵减灶的办法诱敌深入。”随后,孙膑如此这般地对田忌叙说一遍。当庞涓日夜兼程赶回魏国本土,传令抓住齐军主力,与其决一雌雄。不料,齐军不肯交战,稍一接触即向东退去。庞涓挥师紧紧追赶不放。头一天,见齐军营地有10万人的饭灶;第二天,还剩5万人的灶;到第三天,只剩3万人的灶了。庞涓见状高兴,得意地说道:“我早知道齐国的士兵都是胆小鬼,如今不到三天就逃跑了大半!”于是,传下将令:留下步兵和笨重物资,集中骑兵轻装前进,追歼齐军。
  孙膑得知庞涓轻骑追击的探报,高兴地对众人说:“庞涓的末日到了!”这时,齐军正好来到一个叫马陵道的地方。马陵道处于两座高山之间,树多林密,山势险要,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小路可走,是一个伏击歼敌的好战场。孙膑传令:就地伐树,将小路堵塞;另挑选路旁的一棵大树,刮去一段树皮, 在树干上面写道:“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几个大字。随后,命令1万弓箭手埋伏在两边密林中,吩咐他们夜里只要看见树达出现火光,就一齐放箭。说话间已到傍晚,庞涓率领的魏军骑兵果真来到马陵道。听说前面的道路被树木塔塞,庞涓忙上前察看。朦胧间他见路旁有一大树,白茬上隐约有字,遂命人点起火把。当庞涓看清树上的那一行字时,大吃一惊,知道中了孙膑的计谋。他急令魏军后退,但已晚了。埋伏在山林中的齐军,万箭齐发,猝不及防的魏军死伤无数,乱成一团。庞涓身负重伤,知道败局已定,拔出佩剑自杀了。齐军乘胜追杀,将魏军的后续部队一气打垮,连魏太子都给俘虏了。马陵大捷后,孙子名声大昭.
  但时任齐国相国和邹忌,曾多次讽谏齐威王。邹忌身高八尺,相貌堂堂,却心胸狭窄,私心极重。齐对魏两次大战之前,他都坚决反对出兵。待田忌、孙膑凯旋之时,他心中的醋意可想而知。
  随着孙膑、田忌威望的提高,邹忌担心自己的相位不稳,因此欲除掉田忌、孙膑而后快。
  可能因为孙膑是个残疾人,同邹忌争夺相位的可能性不大,所以邹忌将目标首先对准了风头甚劲的田忌。
  马陵之战结束不久,邹忌便找来亲信谋划如何除掉田忌。其亲信公孙阅出了个主意:“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战而三胜,声威天下,欲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为之卜者,验其辞于王之所。”
  邹忌闻计大喜,便派人到市中找卖卜者算卦,扬言是田忌派他去算的,要算算田忌如果要谋反,是吉还是凶。邹忌则随后派人将此人抓获,送到齐威王那里。
  齐威王这时年纪大了,有点老糊涂了。他本来就对田忌手握重兵心有疑惧,听了邹忌的话,遂相信田忌有谋反的意图。而这时田忌正率兵在外,于是齐威王遣使召田忌回临淄,准备等田忌回到临淄后再审问此事。
  孙膑此时也在田忌军中。他对齐国的政局及邹忌、田忌之间的矛盾洞若观火,及见齐威王无缘无故忽然派人来召田忌回临淄,感觉齐威王一定是听信了邹忌的谄言,认为田忌如果回到临淄,将凶多吉少。
  田忌在孙膑最艰难的时候曾助其一臂之力,而且长期以来,二人合作得非常好,孙膑实在不忍田忌自投罗网,乃提醒田忌说,齐王一定听信了邹忌的谄言,千万不要自己贸然回临淄。情急之下,他建议田忌率军回临淄驱逐邹忌,说:“若是,则齐君可正,成侯邹忌可走。不然,将军不得入于齐矣。”
  孙膑此言,实是要田忌举兵“清君侧”。与其成为邹忌案板上的肉,不如孤注一掷,与邹忌一决高低,这样,倒还可能死中求生、反败为胜。
  田忌对孙膑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他言听计从。他依孙膑之言,率兵攻打临淄。但邹忌也不是等闲之辈,早已作好了守城准备,田忌攻城不胜,眼见各地勤王之兵大集,只好弃军逃亡到了楚国。
  而孙膑于田忌攻临淄之时就已不知去向. 传说他找了一处清静的地方,招收几个学生,总结、研究早年所学兵法知识和自己的作战经验,撰成《孙膑兵法》89篇,另附作战图4卷。
  打这以后,孙膑的名气传遍了各诸侯国。他写的《孙膑兵法》大概在东汉末年便已失传。1972年在山东临沂雀山西汉墓中又重新发现。有一万一千余字。 ----------------------------------------------------------------------------------------------------------------------------
  另也有一种说法:有人根据几种不同史书写论文推断,孙膑在齐国活到了七八十岁,但是死于齐国内乱。(此说法论证可靠,但是我是一年前看过此书的,当时觉得非常有道理,只是现今已经忘记出自于哪本书了。)因为此种说法并不浪漫,所以写出来权作参考,个人以为,孙膑只是兵家,并非善谋权术,所跟随的田忌也颠沛流离,而且孙膑也的确跟随田忌有过动荡。他们俩最后应该是全部被卷入那场齐国内斗了,全部被赐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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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家点评】
  (唐)周昙:曾嫌胜己害贤人,钻火明知速自焚。断足尔能行不足,逢君谁肯不酬君。(《孙摈》)
  孙膑: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
  韦辛夷:化友为敌,欺人人欺,妒嫉是这场战争(马陵之战)极具戏剧化的内涵所在。
NO.3 张良
张良
  (?—前186)字子房,汉族,汉初三杰之一。传为汉初城父(《后汉书注》云:“张良出于城父”,即今安徽亳州市东南)人。先世原为韩国贵族。秦灭韩后,他图谋恢复韩国,结交刺客,在博浪沙(在河南原阳东南)狙击秦始皇未遂,逃亡至下邳(今江苏睢宁北)。秦末农民起义中,率部投奔刘邦,不久游说项梁立韩贵族成为韩王,为韩司徒。后韩王成被项羽杀害,复归刘邦,为其重要谋士。楚汉战争期间,提出不立六国后代,联合英布、彭越,重用韩信等策略,又主张追击项羽,歼灭楚军,刘邦西入武关后,在峣下用计破敌;鸿门宴上帮助刘邦脱离险境;“为汉王请汉中地”;在楚汉战争中“长计谋平天下”,都为刘邦所采纳。汉朝建立,封留侯。见刘邦封故旧亲近,诛旧日私怨,力谏刘邦封夙怨雍齿,释疑群臣。刘邦曾赞其“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外,子房功也”。传见《史记·留侯世家》、《汉书·张良传》。

生平

  “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汉代开国谋臣张良,并非体魁雄伟、英气非凡的人物。他身居乱世,胸怀国亡家败的悲愤,投身于倥偬的兵戎生涯,为刘邦击败项羽以及汉朝的建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官拜大司马之后,辞官归隐,是汉初三杰当中,唯一一位甚得善终的人。 NO.4 陈平
陈平
  陈平(?一公元前178年)
  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人。少时喜读书,有大志,曾为乡里分肉,甚均,父老赞之,他感慨地说:"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
  秦二世元年(前209)陈胜、吴广起义后,六国贵族也纷纷起兵,陈平往事魏王咎。不久受谗亡归项羽,随从入关破秦。刘邦还定三秦时,又间行降汉。拜为都尉,使参乘、典护军。后历任亚将、护军中尉。先后参加楚汉战争和平定异姓王侯叛乱(见异姓诸侯王)诸役,成为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士。刘邦困守荥阳时,陈平建议捐金数万斤,离间项羽群臣,使项羽的重要谋士范增忧愤病死。高帝六年(前201)又建议刘邦伪游云梦,逮捕韩信。次年,刘邦为匈奴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部)七天七夜,后采纳陈平计策,重贿冒顿单于的阏氏,才得以解围。陈平因功先后受封为户牖侯和曲逆侯。
  汉高祖死后,吕后以陈平为郎中令,傅教惠帝。惠帝六年(前189),与王陵并为左、右丞相。王陵免相后陈平徙为右丞相,但因吕后大封诸吕为王,陈平被削夺实权。吕后死,陈平与太尉周勃合谋平定诸吕之乱,迎立代王为文帝(见汉文帝刘恒)。文帝初,陈平让位周勃,徙为左丞相,因明于职守,受到文帝赞赏。不久周勃罢相,陈平专为丞相。孝文二年死。

公平分肉与治天下

  陈平少时,家中十分贫困,可他又偏偏喜欢读书,尤其喜欢黄帝、老子的学说。陈平的哥哥见陈平喜欢交游,便承担了家中的全部劳动,使陈平有时间出外游学。
  一年,正逢社祭,人们推举陈平为社庙里的社宰,主持祭社神,为大家分肉。陈平把肉一块块分得十分均匀。为此,地方上的父老乡亲们纷纷赞扬他说;“陈平这孩子分祭肉,分得真好,太称职了!”陈平却感慨地说:“假使我陈平能有机会治理天下,也能像分肉一样恰当、称职。”

声东击西救刘邦

  公元前209年,陈胜在大泽乡起义,并立魏咎为魏王。于是,陈平辞别兄长,前往临济投奔魏王。后来又转入项羽手下做谋土。陈平得不到项羽重视,郁郁不得志。他在鸿门宴上见到了刘邦,认为刘邦将来必成大器。
  于是,才华横溢的陈平就处于“身在楚营心在汉”的矛盾之中了。正在这时,刘邦被项羽困在咸阳,等于软禁。刘邦问计于张良,可张良也身陷敌营,一筹莫展。这时,他们想到了陈平,张良决定孤注一掷,暗中去找陈平。
  没想到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临别,张良直言来访的意图,陈平思考片刻后,说:“要从项羽身边救出刘邦,首先要‘调虎离山 ’,必须让范增离开项羽几天,不然怎么也不行。”
  第二天,陈平设计:请项羽给楚怀王上义帝的尊号,送他到郴州去养老,这样项羽就可以此号召天下了。陈平的话,正中项羽的意。不久,范增上朝见项羽,项羽对范增说:“天无二日,民无二主。”
  接着,把陈平的话变成自己的话说了一遍,说是自己想起来的,范增立即附和说:“大王,这事儿还真得解决,宜快不宜迟。而且,这事儿还就得我去。”但范增毕竟也是谋士,临行前向项羽提出三件事,第一件就是不能让刘邦回到汉中,项羽答应后,范增才走。陈平估计范增走远了,就趁着早朝奏上一本说:“刚安定下来,必须节约。现在诸侯们聚集咸阳,每路兵马都不下四万人,军粮的负担极重,若不赶快让诸侯们回国,恐怕老百姓就负担不起了。”
  项羽一听,大吃一惊,马上传旨:天下诸侯,路远的给10天期限,路近的给5天期限,在限期内作好回国的准备;唯有刘邦留在咸阳,陪王伴驾。
  项羽扣住刘邦,也在陈平的意料之中,陈平趁各路诸侯返国的机会,授意张良,使用声东击西的计策。于是,刘邦依张良之意上表,向项羽请假回故乡沛县省亲。
  项羽犹疑不决,张良故意说:“不能叫刘邦回乡取家眷,不然他也许就在沛县称王了。您不如派遣他带着残兵败将回汉中去,再派人去沛县取他的家眷做人质,好教他规规矩矩做人。”
  陈平乘机上奏:“陛下既封刘邦为汉王,也已经布告天下,臣民共知,却不让他上任,恐怕不足以取信天下吧。人家也许会说,陛下一登位便说假话,那以后执行法令,也会阳奉阴违了。不如听张良的话,把刘邦的眷属当人质,留在咸阳,遣他回汉中去,这样既可以保全信用,又可以约束刘邦,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项羽想了很久,同意了。刘邦心里欢喜无比,回营后立即拔寨起程。陈平出的声东击西的计策救出了刘邦,不仅保住了刘邦的性命,更为刘邦日后东山再起赢得了良机。NO.5 诸葛亮
诸葛亮
  诸葛亮(181.4.14-234.8.28)字孔明,号卧龙,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汉族,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见于《辞海》)、谋略家、,战略家、外交家、发明家。蜀汉丞相。谥曰忠武侯。
  个人资料:
  体态:身长八尺(约1.83米),容貌甚伟,时人异焉(出自陈寿《上诸葛亮集表》,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后附内容)
  官职:丞相 领司隶校尉益州牧 录尚书事
  爵位:武乡侯
  祖上:诸葛丰(汉朝司隶校尉)
  父亲:诸葛珪(东汉末年泰山郡丞)
  母亲:章氏
  叔父:诸葛玄
  配偶:黄氏
  兄弟:诸葛瑾(兄) 诸葛均(弟)
  子女:诸葛瞻(亲子) 诸葛乔(养子,实乃长兄诸葛瑾之子)
  孙子;诸葛尚(瞻长子) 诸葛京(瞻次子) 诸葛攀(乔子,后因诸葛恪获罪,满门抄斩,故重归诸葛瑾门下)
  重孙:诸葛显(攀子)
  躬耕南阳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诸葛玄病逝。诸葛亮和弟弟在南阳隆中务农。亮平日好念梁父吟,又常以管仲、乐毅比拟自己,当时的人对他都不以为然,只有好友徐庶、崔州平、孟建、石韬相信他的才干。人称“卧龙”。他与当时的荆州名士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有结交。黄承彦曾对诸葛亮说:“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听到你要选妻,我家中有一丑女,头发黄、皮肤黑,但才华可与你相配。)”诸葛亮应许这头亲事,立即迎娶她。当时的人都以此作笑话取乐,乡里甚至作了句谚语:“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
  隆中对
  当时,刘备依附于刘表,屯兵新野。后来在一次拜访司马徽时听过他说:“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那些儒生都是见识浅陋的人,岂会了解当世的事务局势?能了解当世的事务局势才是俊杰。此时只有伏龙(诸葛亮)、凤雏(庞统)。)”后又受徐庶推荐,想徐庶带他来引见,但徐庶却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人可以去见,不可以令他屈就到此。将军宜屈尊以相访。)”
  刘备便亲自前往拜访,去了三次才见到诸葛亮(一说三次都见到了),刘备便叫其他人避开,对诸葛亮提问道:“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现今汉室衰败,奸臣假借皇命做事,皇上失去大权。我没有衡量自己的德行与能力,想以大义重振天下,但智慧、谋略短小、不够,所以时常失败,直至今日。不过我志向仍未平抑,你有没有计谋可以帮助我?)”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 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诸葛亮遂向他陈说了三分天下之计,分析了曹操不可取,孙权可作援的形势;又详述了荆、益二州的君主懦弱,只有拥有此二州才可争胜,即说明了此夺取二州的必要性及可能性;更向刘备讲述了攻打中原的战略。这篇论说以后便被称为隆中对(隆中一地仍有争议,一说草庐对),而刘备听后更加大赞,于是诸葛亮开始仕于刘备)。刘备常常和他议论,关系也日渐亲密。关羽、张飞等都大感不悦,刘备向他们解释道:“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我有了孔明,就像鱼得到水般,希望你们不要再说了。)”关羽、张飞等便不再抱怨。
  过江作说
  当时,刘表之子刘琦因其后母影响,刘表对刘琦渐渐不悦。刘琦十分器重诸葛亮,便数次向诸葛亮请教自安之术,但诸葛亮每每推辞,刘琦便在一次饮宴时用上屋抽梯的办法令诸葛亮说出解决办法,诸葛亮便反问刘琦:“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你不见到春秋时期申生在内而有危险,但重耳在外却可得安吗?)”刘琦明白他的意思,正好黄祖被孙军杀害,刘琦便上荐为江夏太守。
  208年8月,刘表病逝,其二子刘琮继位,听到曹操南下的消息,遣使投降。刘备在樊城知道后,率军队和百姓南逃,曹军在当阳长坂追上刘军,徐庶之母被诱骗至曹操辖地,徐庶只好向曹操投降。刘备到达夏口,而孙权之前又派鲁肃到来观察情况,并向刘备建议向孙权求救,诸葛亮便自荐到柴桑作说,诸葛亮便和鲁肃结为朋友。到达柴桑后,诸葛亮面见孙权,先用二分法给孙权两个选择“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果能以吴、越的大民众与中原之国抗衡,不如早和曹操断交)”,另一个选择则是激将法“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若果认为不能抵挡,为何不停止军事行动,向北方称臣呢!“北面”在这里有双重意义:其一是曹操当时在北方,其二是君臣见面时,臣子通常面向北方。)”
  孙权却反问诸葛亮,刘备又何解不投降。诸葛亮便提高刘备身价,说刘备有气节,绝不投降,以向孙权显示刘备的决心。孙权大怒,誓言不会向曹操投降,但却有所担心,刘备还有多少兵力战斗。诸葛亮最后才分析两军的情况,先说出自军散兵归还和关羽水军有万人,加上刘琦凡江夏士兵亦不下万人;再说出曹军远来疲弊,追刘备时,又用轻骑一日一夜行了三百多里,正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而且北方人不习水战,荆州百姓又是被逼服从曹操,不是心服;最后肯定的说曹操必定可打败。孙权十分高兴,后又受到鲁肃、周瑜的游说,决定联刘抗曹。派周瑜、程普、鲁肃等率三万水军,与曹操开战。诸葛亮便随军回到刘备处。11月,曹操在赤壁大败,回师北还。
  足食足兵
  赤壁之战后,于12月刘备平定荆南四郡,任免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住于临烝,督令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负责调整赋税,充实军资。211年,益州牧刘璋派法正请刘备助攻张鲁。诸葛亮便与关羽、张飞等镇守荆州。至下年12月,刘备与刘璋决裂,还攻成都。诸葛亮便与张飞、赵云等入蜀助阵,留关羽负责荆州防务,分兵平定各郡县,与刘备一起围成都。至214年,刘璋投降,刘备入主益州。
  诸葛亮受金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并受任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每每刘备出兵征伐,诸葛亮便负责镇守成都,为刘备足食足兵,如汉中之战就替在连连战败的刘备提供资援。220年,曹丕篡汉自立。221年,群臣听到汉献帝被害的消息,劝已成为汉中王的刘备登基为帝,刘备不答应,诸葛亮用耿纯游说刘秀登基的故事劝刘备。于是刘备才答应,任诸葛亮为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同年张飞逝世,诸葛亮领司隶校尉一职。
  托孤
  222年8月,刘备在东征夺回荆州的途中被打败,撤退至永安,诸葛亮大叹可惜法正逝去,否则必能阻止刘备东征之举。至223年2月,刘备病重,召诸葛亮到永安,与李严一起托付后事,刘备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你的才能是曹丕的十倍,必定能够安顿國家,终可成就大事。如果嗣子(刘禅)可以辅助,便辅助他;如果他没有才干,你可以亲自夺取。)”诸葛亮涕泣的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臣必定竭尽股肱的力量,报效忠贞的节气,直到死为止!)”刘备又要刘禅和其他儿子事诸葛亮为父,只是与诸葛亮共仕而已。
  延至4月,刘备逝世,刘禅继位,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开设官府办公。不久,再领益州牧,政事上的大小事务,刘禅都依赖于诸葛亮,由诸葛亮决定。本来南中地区因刘备大败而乘机叛乱,诸葛亮因國家刚逝去君主,先不发兵,而派邓芝及陈震赴东吴修好。
  南征
  直至225年年春天,诸葛亮率军南征,临行前刘禅赐诸葛亮金鈇钺一具,曲盖一个,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后诸葛亮深入不毛之地(成语:不毛为今天缅甸北境八莫)讨伐雍闿、孟获,诸葛亮采取参军马谡的建议,以攻心为主,先打败雍闿军,再七擒七纵孟获,至秋天平定所有乱事(详见诸葛亮南征)。蜀汉以南中的丰富资源为國家提供军用,蜀国变得富饶,便开始训练士兵,准备北伐。
  北伐
  建兴五年(公元227年)三月,诸葛亮上《出师表》于后主,率军至汉中,准备北伐。他先在汉中练兵约一年,然后北攻。魏南安(治甘肃陇西)、天水、安定(治甘肃济川)三郡当即降蜀。魏明帝亲赴长安督战,以曹真督关右诸军,采用以防守为主的战略。蜀军先扬言要由斜谷道攻取县,并使赵云、邓芝率一军据箕谷(今陕西褒城西北)为疑军,诸葛亮率主力西攻祁山。参军马谡领一军为先锋,驻街亭。马谡指挥不当,大败,丢失街亭。蜀军失去前进的据点,只好退回汉中。诸葛亮斩马谡,上书自贬三级,以右将军身份行丞相之职。
  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冬,魏军三路攻吴,关中空虚。诸葛亮再次率军北伐。蜀军此次出大散关,围攻陈仓二十馀日不下,粮尽而退。
  建兴七年(公元229年),诸葛亮四次率军北伐。蜀军西向,取魏武都、阴平二郡而回。诸葛亮复任丞相。
  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第五次伐魏,以木牛运粮,包围祁山。司马懿为统帅督军抵抗,司马懿深知蜀军远道而来,粮食后勤有限,便凭险坚守拒不出战。诸葛亮命李严在汉中负责后勤供应,李严未及时筹集到粮草,便写信给诸葛亮说皇上命令退兵。诸葛亮退军后,他又欺骗朝廷说此次退兵是为了诱敌。当诸葛亮回来后与许多将士一道签名上表,弹劾李严,将他免为庶人,流放到梓潼。
  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二月,诸葛亮第六次北伐,以大军出斜谷,据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四十里)。此次出兵,事先与东吴约好同时攻魏。但东吴迟迟不发兵,迄至五月,孙权才派陆逊、诸葛瑾率兵屯江夏、沔口(今湖北汉囗),进攻襄阳,孙权自己则率大军围合肥新城。对此,魏明帝的策略是先挫败东吴。他亲率水军东征,让西守的司马懿坚守不战,让蜀军粮尽自退。但当孙权得知魏主的意图后,认为己方成了主战场,吃了亏,即令全线撤军。在西线。诸葛亮鉴于以往的教训,分兵屯田,打算久驻。这年八月,诸葛亮突患急病,暴卒于前线,时年五十四岁。蜀军全线撤军。刘禅无用.蜀军战败。

【诸葛亮年表】

  公元 年龄 生平及事迹  
  光和4年 181年 1岁 公元一八一年农历四月十四日诸葛亮诞生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县)。
  中平6年 189年 9岁 诸葛亮生母章氏去世。
  初平3年 192年 12岁 诸葛亮父亲诸葛珪去世。
  兴平元年 194年 14岁 诸葛亮与弟诸葛均及妹妹由叔父诸葛玄收养,其兄诸葛瑾同继母赴江东。
  兴平2年 195年 15岁 诸葛亮叔父诸葛玄任豫章太守,他及弟妹随叔父赴豫章(现南昌)。
  建安2年 197年 17岁 诸葛玄病故。诸葛亮和弟妹移居南阳。 
  建安4年 199年 19岁 诸葛亮与友人徐庶等从师水镜先生司马徽。
  建安12年 207年 27岁 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对刘备陈说“隆中对”。随即出山辅助刘备。
  建安13年 208年 28岁 诸葛亮出使东吴,说服吴主孙权抗曹。
  建安14年 209年 29岁 诸葛亮任军师中郎将。
  建安16年 211年 31岁 诸葛亮与关羽、张飞、赵云镇守荆州。
  建安19年 214年 34岁 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与张飞、赵云分兵与刘备会师。刘备攻占成都,诸葛亮任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
  建安20年 215年 35岁 诸葛亮整顿巴蜀内政。
  建安23年 218年 38岁 诸葛亮留守巴蜀,供应在汉中作战的刘备。
  蜀章武元年 221年 41岁 刘备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或蜀。诸葛亮任丞相。
  蜀建兴元年 223年 43岁 刘备兵败白帝城,永安托孤于诸葛亮。刘备死,刘禅即位,封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
  蜀建兴2年 224年 44岁 诸葛亮调整巴蜀内政。
  蜀建兴3年 225 年 45岁 诸葛亮率军南征,平定南蛮。
  蜀建兴5年 227年 47岁 诸葛亮上《出师表》,屯兵汉中,即日北伐。
  蜀建兴6年 228年 48岁 北伐失街亭,诸葛亮斩马谡,自贬为右将军,行丞相事。
  蜀建兴7年 229年 49岁 诸葛亮再次北伐,夺取武都、阴平,恢复丞相职位。
  蜀建兴8年 230年 50岁 诸葛亮再次北伐。
  蜀建兴9年 231年 51岁 诸葛亮北伐攻祁山,大败魏军,在木门伏杀魏名将张郃。
  蜀建兴11年 233年 53岁 诸葛亮在斜谷修造邸阁,屯集粮食。
  蜀建兴12年 234年 54岁 诸葛亮于再次北伐,因积劳成疾病故五丈原。

【历史评价】

   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袁子》: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诸葛亮有焉。
  刘备:“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司马徽:“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
  孟获:“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贾诩:“诸葛亮善治国。”
  刘晔:“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
  徐庶:“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 “诸葛孔明者,卧龙也”
  张裔:“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
  杨洪:“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
  马良:“尊兄应期赞世,配业光国,魄兆远矣。夫变用雅虑,审贵垂明,于以简才,宜适其时。若乃和光悦远,迈德天壤,使时闭于听,世服于道,齐高妙之音,正郑、卫之声,并利于事,无相夺伦,此乃管弦之至,牙、旷之调也。”
  樊建:“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诅感神明。”
  张温:“然诸葛亮达见计数,必知神虑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无疑贰。”
  司马懿:“吾不如诸葛孔明,他乃天下奇才也!”
  杨戏的《季汉辅臣赞》中赞诸葛丞相:“忠武英高,献策江滨,攀吴连蜀,权我世真。受遗阿衡,整武齐文,敷陈德教,理物移风,贤愚竞心,佥忘其身。诞静邦内,四裔以绥,屡临敌庭,实耀其威,研精大国,恨于未夷。 ”
  习隆、向充:“况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
  司马炎:“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
  傅干:“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
  郭冲:“金城郭冲以为亮权智英略,有逾管﹑晏,功业未济,论者惑焉,条亮五事隐没不闻于世者,宝等亦不能复难。扶风王慨然善冲。”
  刘禅下诏:“街亭之役,咎由马谡,而君引愆,深自贬抑,重违君意,听顺所守。前年耀师,馘斩王双;今岁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兴复二郡,威镇凶暴,功勋显然。方今天下骚扰,元恶未枭,君受大任,干国之重,而久自挹损,非所以光扬洪烈矣。今复君丞相,君其勿辞。”“惟君体资文武,明睿笃诚,受遗托孤,匡辅朕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如何不吊,事临垂克,遘疾陨丧!朕用伤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昭将来,刊载不朽。今使使持节左中郎将杜琼,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谥君为忠武侯。魂而有灵,嘉兹宠荣。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后人对诸葛亮的忠诚、事迹大加赞扬,如:
  清朝康熙帝:“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
  唐代孙樵:“武侯死殆五百载,迄今梁汉之民,歌道遗烈,庙而祭者如在,其爱于民如此而久也。”
  西晋梅陶赞陶侃:“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如孔明。”
  东晋常璩:“治国以礼民无怨声,不滥用私刑,没尚有余泣。”
  隋朝王通:“若诸葛亮不死,则礼乐大兴。”
  《唐文粹》中记录了尚驰在《诸葛武侯庙碑铭序》所说:“至令官书庙食,成不刊之典,一山之内,每有风行草动,状带威神,若岁大旱,邦人祷之,能为云为雨,是谓存与没人皆福利,生死古今一也。死而不朽,反贵于生。”另一篇吕温的《诸葛武侯庙记》说:“大勋未集,天夺其魄。至诚无忘,炳在日月,烈气不散。长为雷雨。”
  唐朝著名诗人杜甫曾对诸葛亮的事迹甚为欣赏,曾作过数首诗关于诸葛亮,包括《蜀相》(当中有两首同名蜀相)、《咏怀古迹其四》、《诸葛孔明》、《八阵图》、《古柏行》、《武侯庙》、《诸葛庙》、《阁夜》。当中《蜀相》中“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亦成为日后讲述诸葛亮一生的名句。
  其他诗人亦有作过不少诗词赞赏诸葛亮,如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宋朝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的《诸葛武侯》、明朝文学家杨慎的《武侯祠》、近代历史学家郭沫若的《蜀道奇》,还有近代政治家董必武、陆定一等。
  毛泽东评论说:“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前一句的意思是诸葛亮的战略不妥,荆州离益州千里之遥,两地分兵的做法必然让蜀汉失去兵力上的优势。后一句“三分兵力”指的是关羽之镇守荆州、刘备之进攻东吴、诸葛亮之北伐中原,“三分兵力”的历史事实最终导致蜀汉元气大伤,失去的统一中国的基础。然而亦有人不同意毛泽东的分析,隆中对本是希望以“利尽南海”的全个荆州支持荆州军北伐,再加上益州进行钳形战略,但后来刘备未能达到,亦因南郡之失,才令关羽失去在襄樊之战中的优势,而非为二分兵力之果。另一方面,对于失街亭、斩马谡的历史事件,毛泽东曾评点道:“初战亮宜自临阵。”认为当时诸葛亮应亲率大军挺进、临阵调度,不应分散兵力、委责于人。
  成都武侯祠诸葛亮殿悬挂的攻心联,为清朝学者赵藩所作。此联曾引起毛泽东等的重视,其内容是:
  “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
  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之民权主义中称赞诸葛亮:“诸葛亮很有能,所以在西蜀能够成立很好的政府,并且能够六出祁山去北伐,和吴魏鼎足而三。”。

【治国成就】

  《三国志》: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於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三国志》: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於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於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三国志》: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於丁宁周至。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於当世。
  《三国志》:“黄沙屯,诸葛亮所开也。”
  司马炎:善哉,如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
  《三国志》:诸葛丞相弘毅忠壮,忘身忧国。
  贾诩:诸葛亮善治国。
  刘备: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
  《水经注•江水》:“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
  《普洱府志.古迹》:“武侯遍历六山,留铜锣于攸乐,置铜镘于莽枝,埋铁砖于蛮砖,遗木梆于倚邦,埋马蹬于革登,置撒袋于曼撤,固以名其山。”
  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期间,充分利用了汉中优厚的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得力措施,使北伐军资基本上就地得到了解决,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魏军还在蜀营中“获其图书、粮谷甚众”。这正说明了诸葛亮休士劝农,实行军屯耕战的效果是显著的。当地人民生活好了,就可以招来更多的人口,使地广人稀的汉中重新得到发展,逐步到达人多、粮多的良性循环,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只有富国强兵,才能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
  经诸葛亮“踵迹增筑”的“山河堰”等水利工程至今还是汉中地区灌溉面积最大的水利工程。据李仪祉先生考察而知,“山河堰尚灌褒城田八千余亩,灌南郑县田三万零六百余亩,灌酒县七千余亩,共四万六千余亩。”汉中市的六大名池,至今仍被利用。据考古调查统计,全区至今尚保留有汉以来的古堰七十多处,一些堰渠经历代使用维修,一直延用至今。同时各地在继承和学习古代開發利用水利资源经验的基础上,又不断增修了大批塘、库、陂池等水利设施。仅勉县就增修了能蓄十万立方水的水库三十七个;塘与陂池达三百多个;冬水田至今仍有五万多亩。从出土的塘库,水田模型与今比较,足以说明本地区自汉以来,在广泛开发利用水利资源,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就一直因地制宜,以小型为主的形式修筑堰渠、塘库,逐步将丘陵地带改变为良田。上述实事说明,汉中盆地古代农田水利设施至今所产生的实际效用和不断改进利用,与诸葛亮当年在汉中休上劝农时,开拓农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丰功伟绩是分不开的。

【艺术造诣】

  一、书法篇:
  诸葛亮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书法艺术趋向成熟的时代。在他出生前四年,汉灵帝熹平六年(公元177年),首次把书刻文字称作“书法”。 这标志着作为交流工具的“写字”,与作为美学欣赏与实用相统一的“书法”,正式拉开了距离,并使后者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书法艺术。这时汉隶已成为别具风格的主导字体,同时又始创了草书、行书和楷书,使篆、隶、草、行、楷五体基本齐备。
  诸葛亮喜爱书法;在青少年时代就进行过刻苦的训练,能写多种字体,篆书、八分、草书都写得很出色。 南朝•梁陶弘景是一位大书法家,他所著《刀剑录》记载:“蜀章武元年辛丑(公元221年),采金牛山铁,铸八铁剑,各长三尺六寸,……并是孔明书作风角处所。”。虞荔《古鼎录》记载:“诸葛亮杀王双,还定军山,铸一鼎,埋于汉川,其文曰:定军鼎。又作八阵鼎,沉永安水中,皆大篆书。” “先主章武二年(公元222年),于汉川铸一鼎,名克汉鼎,置丙穴中,八分书……又铸一鼎于成都武担山,名受禅鼎;又铸一鼎于剑山口,名剑山鼎。并小篆书,皆武侯迹。” “章武三年(公元223年)义作二鼎,一与鲁王,文曰: ‘富贵昌,宜侯王。,一与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并古隶书,高三尺,皆武侯迹。”北宋时周越所著《古今法书苑》也记载:“蜀先主尝作三鼎,皆武侯篆隶八分,极其工妙。”。
  上述记载是可信的,特别是南朝陶弘景,距诸葛亮仅二百余年时间,他的见闻和记述应是有事实依据的。 宋徽宗宣和内府的《宣和书谱》卷13记载:诸葛亮“善画,亦喜作草字,虽不以书称,世得其遗迹,必珍玩之”。又说:“今御府所藏草书一:《远涉帖》。”这说明到北宋末期(公元1119—1125年)在皇宫内府还珍藏有诸葛亮的书法作品。 南宋陈思《书小史》记载:诸葛亮“善其篆隶八分,•今法帖中有‘玄漠太极,混合阴阳’等字,殊工”。
  从宋代开始,把 前人著名书迹摹刻拓印下来,以便流传,称之为“法帖”。这一则记载说明:在宋代诸葛亮的书法作品是作为有示范意义的“法帖”流行于世的。 诸葛亮在繁忙的政务和军事活动中,始终不忘书法。《常德府志》记载:“卧龙墨池在沅江县西三十里卧龙寺内。俗传汉诸葛武侯涤墨于此寺,因名。”我们知道,诸葛亮在常德一带活动的时间,是在赤壁大战之后,战事十分紧张频繁,可是他仍然不忘临池挥毫。
  遗憾的是,现在还无法看到其书法真迹,这只有寄希望于考古的发现了。
  二、绘画篇:
  唐朝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写道:“诸葛武侯父子皆长于画。”张彦远还在其《论画》一书中,记载了当时绘画收藏与销售的情况。他说:“今分为三古以定贵贱,以汉、魏三国为上古,则赵岐、刘亵、蔡邕、张衡、曹髦、杨修、桓范、徐邈、曹不兴、诸葛亮之流是也。”以晋、宋画家为中古,以齐、梁、陈、后魏、后周、北齐的画家为下古,隋和唐初的画家则称之为近代。近代画家作品的价格与下古画家作品价格相近,而以上古画家作品价格为最高。
  张彦远记述当时一些近代画家如阎立本、吴道子等人绘画作品的售价:“屏风一片值金二万,坎者售一万五千,”“一扇值金一万。”并说汉魏三国(即上古)画家的作品,在唐代已是“有国有家之重宝”, “为希代之珍”。张彦远(生于公元815年)出身于宰相世家,家藏法书名画非常丰富,他的《历代名画记》,向有“画史之祖”的称誉,他的记载和论述,在中国绘画史上一直是可信而难得的史论资料。从他的记述中,可以大致看到诸葛亮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 东晋史学家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 “南中,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诅盟要之。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驼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又记道: “永昌郡,古哀牢国……世世相继,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阴深,生民以来,未尝通中国,南中昆明祖之,故诸葛亮为其图谱也。”从以上两段记载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确具有非凡的绘画才能。他的画作既取材于现实生活(如南中少数民族的生活)又有神奇而丰富的想象(如神龙等),而且构图宏伟,场面博大。
  诸葛亮不仅能画天地、日、月,而且能画各种建筑、车马、动物和人物。能掌握如此全面的绘画技巧的画家,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诸葛亮作画绝不是出于个人的闲情逸致,他的绘画艺术总是为他的政治和军事目的服务的。
  三、音乐篇:
  诸葛亮精通音律,喜欢操琴吟唱,有很高的音乐修养。
  这方面在古籍中多有记述。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 “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襄阳有孔明故宅……宅西面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瑟为《梁父吟》,因名此山为乐山。”当然还有卧龙吟,真是千古绝唱, 《中兴书目》记载:“《琴经》一卷, 诸葛亮撰述制琴之始及七弦之音,十三徽取象之意。”谢希夷 《琴论》也记有:“诸葛亮作《梁父吟》。”《舆地志》记载:“定军山武侯庙内有石琴一,拂之,声甚清越,相传武侯所遗。”从 以上记载就足以看出:诸葛亮在音乐方面有着很全面的修养和很 鬲的艺术成就。他既长于声乐——会吟唱;又长于器乐——善操琴;同时他还进行乐曲和歌词的创作,而且还会制作乐器——制七弦琴和石琴。不仅如此,他还写有一部音乐理论专著——《琴经》。
  襟!

【出师表】

  《前出师表》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cú);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zhì )罚臧(zāng)否(pǐ),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yōu)之、费祎(yī)、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wèi)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bì )补阙(通“缺”)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háng zhèn )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wěi)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yòu )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sù)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rǎng)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 慢,以彰其咎(jiù)。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zōu)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后出师表》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怫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弩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合、邓铜等,及驱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丛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有关诸葛亮的民间艺术】

  小说《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总成过往传奇、野史、戏曲、地方世代说法、被官史避畏说法、说部话本及民间传说中诸葛亮的故事,他被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和史书中诸葛亮的事迹有所出入:三顾茅庐、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实际是五次北伐,只有第一、四次出祁山)等都经过剧情创造,历史上诸葛亮用兵的功绩不如他治理蜀国的政绩耀眼;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东风、智激周瑜、三气周瑜、空城计等则是虚构或将剧情移花接木。但这些都成为家喻户晓故事,而鲁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古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诸葛亮为“状多智而近妖。”
  而小说当中的一些剧情,将诸葛亮描写成为一个道士,如七星坛祭风、延寿七星灯等,有指南北朝的奇门遁甲,传为诸葛亮所创。历史上亦有孔明精通《周易》、卜算、八卦、五行、天文、观星等,魏晋士人常引以为奇,传为异谈。
  由于诸葛亮足智多谋,后人常把那些拥有聪明才智的人称为“小诸葛”。
  三国演义中对诸葛亮的评价:身未升腾思退步,功成应忆去时言。只因先主丁宁后,星落秋风五丈原。
  戏剧
  在中国传统戏曲中,诸葛亮一角以老生所演,身穿印有八卦图案的外袍,手持羽扇。而剧目多来自《三国演义》,参与的剧目有《群英会》、《借东风》、《三气周瑜》、《空城计》、《战马超》(又名《两将军》)等。
  而戏剧中扮演过诸葛亮的人不计其数。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越调申凤梅;京剧老生马连良、谭富英
  影视
  李法增在电视连续剧《诸葛亮》中扮演诸葛亮。
  唐国强在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扮演诸葛亮。
  郑少秋在电视连续剧《诸葛亮》中扮演诸葛亮。
  于波在电视连续剧《神鬼八阵图》中扮演诸葛亮。
  梁朝伟在电影《超时空要爱》中扮演诸葛亮。
  濮存昕在电影《三国之见龙卸甲》中扮演诸葛亮。
  金城武在电影《赤壁》中扮演诸葛亮。
  陆毅在电视连续剧《新三国》中扮演诸葛亮。
  传说、俚语
  有传说指诸葛亮另有一儿诸葛怀与一女诸葛果,诸葛怀在晋朝时曾召录汉代名臣之后裔到京城任职,但诸葛怀推辞,自给自足,在家终老。而诸葛果则相传在成都西南乘烟观修行和成仙升天。
  神机妙算救后代
  这件事情的真否无法考证,从记载来看,可能性还是有的。
  相传,诸葛亮在临死前对后代说:“我死后,你们中的一个将来会遇到杀身大祸。到那时,你们把房拆了,在墙里面有一个纸包,有补救的办法。”
  诸葛亮死后,司马0打下天下当了皇帝。他得知:朝廷中的一员将军是诸葛亮的后代,便想治治他。有一天,司马0找了个借口,把这个将军定了死罪。在金殿上,司马0问:“你祖父临死前说了些什么?”这个将军就一五一十地把诸葛亮的话说给他听。司马0听后,使命令上兵们把房子拆了,取出纸包。只见纸包里面有封信,上面写着“遇皇而开”。土兵们把信递给0,0打开信,只见里面写道:“访问后返三步。”0立即站起身退后三步。他刚站稳,只听“咔嚓嚓”一声响,0龙案上面正对的房顶上,一根玉掉下来。把桌椅砸得粉碎。0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反过来再看信后面写道,“我救你一命,请你留我后代一命。”看完这封信,暗暗佩服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后来.他把那个将军官复原职
  诸葛亮躬耕地之谜,葛亮躬耕南阳的证据之一
  正史《三国志》记载了诸葛亮上疏后主的《前出师表》,在此文中,诸葛亮表述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这一段话的意思是:我本是一个平民百姓,在南阳自耕自食,只希望在乱世中保全性命,不求在诸侯面前闻名显达。先帝不嫌弃我身世我身世低贱,竟屈驾相访,向我征询天下大事,这使我很受感动于是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劳。 这一段话出自诸葛亮给后主的奏章中,可称为第一手材料,是无可非议的,因而,它是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最可信的证据。
  诸葛亮在《黄陵庙记》中自述在南阳躬耕
  诸葛亮躬耕南阳证据之二
  在《诸葛亮集.文集.黄陵庙记》一文中,诸葛亮说:“仆躬耕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势不可却,计事善之,于是情好日密,相拉总师。”
  黄陵庙位于长江西陵峡南岸,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 ,诸葛亮奉命领兵进军益洲,船队进到西陵峡,他登岸看到一座断壁残垣的古庙,原来是祭祀禹王和神牛的庙宇,由于年久失修,以致如此。诸葛亮感慨万千,即派人“复而兴之,再建其庙号”。庙宇建成后,即撰写了《黄陵庙记》,并刻碑铭记。在碑文中,诸葛亮说了上述的那一段话,即“我在南阳躬耕着田地,承蒙先主刘备三顾草庐访我~~~~”。这一段话同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所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是一致的,因而,这也是诸葛亮躬耕南阳最可靠的证据。
  隋开皇“断石幢”称孔明居南阳躬耕
  诸葛亮躬耕南阳证据之三
  《中州杂俎》记载,诸葛亮“又尝居叶县之平山下,现存隋开皇二年断石幢云:‘此地有诸葛之旧坟墟,在高阳华里。’今山下少西有诸葛庙,东金鸡冢,疑冢即孔明父祖葬处.盖孔明琅琊避地而西,自其父祖已然,其居南阳则自孔明始也。此断石幢既为隋时物,则去三国时未远,言必得其真,故而书之。”
  据《叶县志.陵墓》称:“开皇断石幢系明代叶县县令牛凤在《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石碑中所记”。今平顶山卫东区妇幼保健站有诸葛庙遗址,东有诸葛庙街,《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的石碑,竖立在妇幼保健站院内,至今保存完好。`
  由上文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父辈(也可能是叔父)避地而西,曾迁徙南阳叶县之平山下居住,其父辈死后,诸葛亮即移居南阳躬耕。
  晋代诗画石称颂诸葛亮躬耕南阳
  诸葛亮躬耕南阳证据之四
  清朝末年,南阳方城拐河镇群众,在沣河淤沙中发现一块晋代诗画石,上半部刻有《诸葛武侯躬耕歌》,下半部刻有诸葛亮画像。该诗画石现保存在拐河镇高中院内。
  《躬耕歌》共30句、150多字:“躬耕南亩乐如何,吃也靠着,穿也靠着;力勤粪多做生活,麦也添多,谷也添多;耕三余一要斟酌,丰也不错,凶也不错~~~”。其落款为:晋永和三年岁次癸亥秋月谷旦,尚书仆射和浴手敬书。
  《躬耕歌》文词朴实无华,雅俗共赏。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哲理,闪烁出诸葛亮的高风亮节,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一是此文形成的年代久远,与三国相近;二是系东晋名宦顾和手书,有较高的声望;三是出土在南阳,且至今保存完好。这对诸葛亮躬耕南阳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三顾桥碑”证明刘备“三顾茅庐”发生在南阳卧龙岗
  诸葛亮躬耕南阳证据之五
  刘备三请诸葛亮是妇孺皆知的历史故事。那么,这个故事究竟发生在哪里?这是与诸葛亮躬耕地密切相关的问题。
  《三国志.诸葛亮传》曰:“时先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刘备屯兵新野的时候,徐庶向刘备推荐了人喻为“卧龙”的诸葛孔明,于是就发生了“三顾茅庐”。
  三顾茅庐”具体发生在哪里呢?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说得很清楚,“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驾,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古今图书集成》“南阳府”古迹部分曰:“诸葛庐,府城西南
  七里卧龙岗,昭烈三顾处,有词,春秋祀焉。”
  刘备当年屯兵新野,来南阳卧龙岗“三顾茅庐”,必经梅溪河桥。该桥原本是一座极普通的小桥,因刘备“三顾茅庐”时经过此桥,世称三顾桥,至今约有1700年历史。清代在旧桥的基址上修建为石板桥,1968年由于城市扩建,又将此桥改修为水泥结构的拱券桥。
  “三顾桥”在历史文献中屡有记载,如:康熙壬辰年编修的《龙岗志》中云:“三顾桥在南阳府城外西南三里许,离卧龙岗亦三里许,汉昭烈帝三顾草庐经此,因名。”令人惊喜的是2003年元月6日,在卧龙区棉花加工厂院内的建筑垃圾中发现了一块“三顾桥”残碑。碑文曰:“…..三顾口更有义焉,三顾者昔刘主顾草庐而谒诸葛者也,后来汉室所由兴亦始,不假此桥谒诸葛之路乎,虽谓先人之遗迹,即今人往来所利便也。但历年久远,倾危将至,,谁忍坐视不为之此乎,口口是桥修以流芳于不穷……。此碑虽残,发现于卧龙路三顾桥之侧,已显露出来的部分碑文足能说明问题,具有重大的历史和文物价值。
  三顾桥残碑是南阳诸葛亮研究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它确凿无疑地证明,历史上的“三顾桥”确实存在,它用实物证明了刘备“三顾茅庐”就发生在南阳卧龙岗。进而为诸葛亮自述“躬耕于南阳”提供了实物佐证。
  晋李兴撰《祭文》在南阳祭祀诸葛亮
  诸葛亮躬耕南阳证据之六
  西晋惠帝时,为纪念先贤,曾命令镇南将军荆州刺史刘弘与李兴一起到诸葛亮故宅祭祀。为此,李兴写了一篇《祭诸葛丞相文》,祭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此事发生在晋永兴年间,当时,镇南将军、荆州刺史刘弘驻节宛城,李兴是刘的参军。李兴为刘弘代写了《祭诸葛丞相文》,他们是在沔北南阳某地举行祭祀诸葛亮的活动。然而,“襄阳说”抓住这篇《祭文》断章取义,认为“于沔之阳”就是在襄阳诸葛亮故居。其实,这是误解,古时人们俗说“山南水北谓之阳”,此处说的“于沔之阳”,是指在沔水以北南阳某地举行祭祀活动,并不是沔南的襄阳故宅。
  黄权在南阳卧龙岗建庵祭祀诸葛亮
  诸葛亮躬耕南阳证据之七
  亮初亡,人们怀念其功德,“遂因私祭之于道陌上”,随后,步兵校慰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求立庙“断其私祭,以崇正礼”,后主乃从之。黄权则是最早在南阳卧龙岗建诸葛庵祭祀的人。
  黄权,字公衡,巴西阆中人。刘备袭取益洲后,任用其为代理偏将军,刘备为汉中王后,任权为治中从事。刘备在蜀称帝后,欲报荆洲失守、关羽被杀之仇,将伐东吴,黄权竭力劝阻,但刘备不从,一定要率兵亲征。任命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后来,伐吴果然失败。黄权因“降吴不可,还蜀无路”,故而降魏。先主叹曰:“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黄权与刘备及诸葛亮有着浓厚的感情,尤其对诸葛亮十分佩服敬仰。他经常在魏国官僚中称颂诸葛亮。司马宣王曾给诸葛亮写信说:“黄公衡,快士也,每坐起叹述足下,不去口实”。当权听到故国丞相诸葛亮去世的消息后,不胜悲痛,即和南阳同乡人在诸葛亮躬耕过的卧龙岗,修建了一座诸葛庵,因时节进行祭祀活动。 诸葛亮为刘备从南阳贷款以为军需
  诸葛亮躬耕南阳证据之八
  明代何宇度在《益部谈资》记载:“先主寓荆洲,从南阳大姓晁氏贷款千万,以为军需,诸葛亮担保,券至宋犹存。”这是一条极重要的主证材料。
  汉末,刘备开始无立足之地,从东吴借得荆洲,当时军需很困难,因诸葛亮在南阳躬耕十年,人际关系有所熟悉,于是,由诸葛亮担保,从南阳晁氏贷钱千万,以应急需。当时打的借条,至宋代仍然保存着。
  诸葛亮为其弟在南阳娶妻
  诸葛亮躬耕南阳证据之九
  《诸葛武侯集》注引《诸葛氏谱》称:“亮为弟均,取南阳林氏女为妇,期年,生子名望。”
  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立于山东临沂访坞村的《诸葛氏祖碑文》》载:“我葛氏家琅琊,迁于南阳,食禄为诸,以官为姓。”
  现存的《琅琊郡全裔堂诸葛氏宗谱》称:“亮生于琅琊,迁居南阳,官于西蜀。”该宗谱还:“诸葛亮次孙诸葛京次子(诸葛)冲携眷复归故里,又还琅琊。
  从《诸葛宗谱》看,诸葛亮系山东琅琊郡阳都县人。其原本姓葛,后裔被汉文帝追封为诸县侯,所以人们称他们为“诸葛”,久而久之,就习用以为复姓了。诸葛亮兄弟共三人,兄诸葛谨在东吴效力,弟诸葛均年少时,跟诸葛亮在南阳卧龙岗躬耕,自食其力。诸葛均年长后,诸葛亮就在南阳为其弟娶了林氏之女为妻。
  唐裴度著文称颂诸葛亮躬耕南阳
  诸葛亮躬耕南阳的证据之十
  在成都武侯祠大门左侧碑亭中,矗立着《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该碑是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刻建。由裴度著文,柳公绰书丹,鲁建镌刻。它不仅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又是一通书、刻俱佳的艺术珍品。
  裴度是唐中期名相,博学多才,功勋卓著。他在碑文开头说:“度尝读旧史,祥求往哲”。这说明裴度对先贤诸葛亮的生平经历及业绩都作过研究,是很了解的。裴度称赞诸葛亮是一个“藏器在身,待时而动”的英才。碑文说:“公是时也,躬耕南阳,自比管乐…..时称卧龙”,因刘备“三顾而许以驱驰”,于是“翼扶刘氏,缵承旧服,结吴抗魏,拥蜀称汉”。这是迄今肯定诸葛亮躬耕南阳最早的石刻记载之一。像这样年代久远,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珍贵碑刻,能保存至今,实为难得。
  唐代大量文献记述诸葛亮躬耕南阳
  诸葛亮躬耕南阳证据之十一
  在唐代,诸葛亮已名扬天下,大量文献和碑刻记述了诸葛亮躬耕南阳、刘备三顾诸葛亮于草庐以及卧龙岗、诸葛庐等方面的事迹。如,唐刑部员外郎侍御史沈回在《蜀丞相诸葛武侯新庙碑铭》称:“伊昔武侯,踠足南阳,退藏于密,不曜其光。”吕温在《诸葛武侯庙记》称:“胥字南阳,坚卧待主,三顾缜说,群雄粗定。”严从在《拟三国名臣赞序》称:“先主之迹远播于汶隅,孔明躬耕南阳,盘桓待主……”李翰在《三名臣论》称:“昔诸葛亮拥膝南阳,为‘梁父吟’,自比管乐,州平、元直以为信然,虽涯量可窥,而遗迹可见。”赵均的《金石林时地考》称:庐“在南阳城西南七里。”刘禹锡在《陋室铭》中曰:“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
  宋代坚持“南阳说”的人越来越多
  诸葛亮隐居的隆中、草堂,在今湖北襄樊市(东汉末年的襄阳)城西20里处。从历史形势和文献记载看,都是绝无问题的。
  一、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刘表出任荆州刺史,驻兵襄阳。当时北方因董卓之乱,文人学士南依刘表的"盖有千数"(《后汉书·刘表传》)。这些人帮助刘表"起立学校"、"撰五经章句"。他们都住在襄阳,不在南阳。
   湖北襄樊古隆中

 二、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往依刘表,大约在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后,袁术署诸葛玄豫章太守为朱皓所逐是在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冬,诸葛亮随诸葛玄往依刘表只能在兴平二年冬以后.即公元196年或以后。初平元年到四年(公元190-193年),南阳是在袁术占据下的(《后汉书·袁术传》),其后张绣占有南阳。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前,张绣和刘表的关系虽然尚称友好,但诸葛亮决不会在兵荒马乱中住在南阳。建安四年,张绣投降曹操,南阳为曹操所有,诸葛亮更无隐居南阳之理。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即赤壁之战的前一年,刘备往请诸葛亮出山,在隆中草堂长谈,此隆中只能是在襄阳城西20里之隆中不会是别的地方,更决不会是远在数百里外、已在曹操占据下的南阳。如诸葛亮是在南阳,刘备决不敢去自找杀头之祸。曹操也决不会放诸葛亮去帮自己的敌人刘备的。
  湖北襄樊古隆中 三、关于诸葛亮隐居襄阳城西的记载,都是可信的。
  (一)王隐《蜀记》:"晋永兴(公元304-306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据《晋书·刘弘传》:"太安(公元302-303年)中,张昌作乱,转……荆州刺史,率前将军赵骏等讨昌自方城至宛、新野,所向皆平。……进据襄阳。"可见,上引<蜀记>李兴文中的前三句乃记刘弘受命平张昌事,时刘弘"自方城至宛、新野",即在"沔之阳"。而后两句记刘弘"进据襄阳"以后事,这才登隆山,"至隆中,观亮故宅"。王隐,东晋初人,史学家。
  (二)《晋书·习凿齿传》:"习凿齿,襄阳人也。……既罢郡(原为荣阳太守)归,与秘(桓温弟)书曰:'吾以去五月三日来达襄阳,……每定省家舅,从北门人,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
  (三)习凿齿《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20里,号曰隆中。"(《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习凿齿,既是襄阳人,又是史家。他去诸葛亮不过100多年,他的话,是可信的。
  (四)郦道元《水经注·沔水注下》中"沔水又东迳隆中"条注:"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季和(刘弘字, 《晋书》本传作"和季")之镇襄阳也,与犍为人李安(李兴一名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此条可与上引(一)对照起来读。文献记载,举这几条也就够了,足以证诸葛亮的隆中、草堂是在襄阳,即今城西之隆中是无可怀疑的。在襄樊汉水旁发现了三国时期的邓县城遗址,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出生于今襄樊,而史料中也说他是南阳人氏,此南阳非彼南阳。在汉代,襄阳只有一部分属于南阳郡,襄阳属于南阳郡管 ,明代以后,隆中才划归襄阳,因此事实上,诸葛亮的躬耕之地只有一处,那就是湖北襄樊古隆中。1950年才有襄樊之称,源于其辖区的襄阳和樊城。
  2007年4月13日湖北襄樊隆重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 國家旅游局、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文物局有关领导参加了庆典大会。國家文物局发来贺电,50多家境内外媒体参加了庆典。
  武侯墓
  据说诸葛亮死后埋在现在的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城外的定军山,每年,勉县的人在清明节的那天都要去拜谒诸葛亮浏览定军山。
  2008年10月,在勉县还举行了三国文化节。
  武侯墓外有许多树,据说是诸葛亮用来迷惑敌人,以至自己的坟墓不被破坏。
NO.6 郭嘉
郭嘉
    字 奉孝
  个人资料
  性别:男
  籍贯: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
  民族:汉族
  官至:军师祭酒;司空(追) 谥曰贞
  相关人物:曹操 袁绍 吕布 戏志才 孙策 蹋顿 荀彧
  终属:曹操
  曾属势力:袁绍 曹操

郭嘉简介

  郭嘉(170—207),字奉孝,汉族。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人,东汉末年曹操手下著名谋略天才。.他“少有远量”, 郭嘉

自20岁起便隐形匿迹,不与世俗之士交往“(不与俗接,故时人多莫知,惟识达者奇之。”),暗中交结英雄豪杰,(“自弱冠匿名迹,密交结英隽”,)这些“英隽”里面应该包括荀彧、辛评、郭图等人,谈论时势。这为他的谋士生涯奠定了基础。为了成就功业,他先在实力较强的袁绍军中出谋划策。后来他发现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遂受荀彧的推荐,归向曹操。曹操本对颍川贤达怀有特殊感情,他认定“汝、颍固多奇士”,所以对郭嘉也就格外器重。
  郭嘉初投袁绍,袁绍对其非常恭敬。郭嘉住数十日后,对袁绍谋士辛评、郭图说:“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还说:“吾将更举以求主,子盍去乎!”二人却说:“袁氏有恩德于天下,人多归之,且今最强,去将何之”(《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二》)!郭嘉知二人还没发现到袁绍的短处,不再多言,遂离绍而去。
  起初,颍川名士戏志才为曹操谋士,曹操对他甚为器重。无奈戏志才早逝,曹操便写信给谋士荀彧,书中说:“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颖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荀彧见信后,向曹操推荐了郭嘉。曹操召见郭嘉,与其共论天下大事,高兴地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三国志·魏书·郭嘉传》)。会见后,郭嘉也非常高兴地说:“真吾主也”(《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曹操遂任郭嘉为司空军祭酒,时为建安元年(196年)。自此,郭嘉以多谋善断而深得曹操倚用。
  同年,吕布以辕门射戟的方式解救了刘备,刘备不久便又得兵万余人,引起吕布妒恨,率兵攻打刘备。刘备逃走,归降曹操,曹操待其甚厚,让刘备豫州牧。有人对曹操说:“备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曹操问他该当如何,他说:“有是。然公起义兵,为百姓除暴,推诚杖信以招俊杰,犹惧其未也。今备有英雄名,以穷归己而害之,是以害贤为名也。如此,则智士将自疑,回心择主,公谁与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也,不可不察。”曹操含笑而说:“君得之矣”(《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二》)!于是给刘备增兵增粮,派其至沛(今江苏沛县),收集散兵以对付吕布。
  建安二年(197年),袁绍休书与曹操,辞语骄慢。曹操大怒,对荀彧、郭嘉曰:“今将讨不义而力不敌,何如?”二人回答说:“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汉祖唯智胜项羽,故羽虽强,终为所禽。今绍有十败,公有十胜,绍虽强,无能为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也;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问远近,此度胜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得策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也;绍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不为虚美,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无不周,此仁胜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也。”曹操笑着说:“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郭嘉又说:“绍方北击公孙瓒,可因其远征,东取吕布。若绍为寇,布为之援,此深害也。”荀彧说:“不先取吕布,河北未易图也。”曹操说:“然。吾所惑者,又恐绍侵扰关中,西乱羌、胡,南诱蜀、汉,是我独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为将奈何?”荀彧说:“关中将帅以十数,莫能相一,唯韩遂、马腾最强。彼见山东之争,必备拥众自保,今若抚以恩德,遣使连和,虽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东,足以不动。侍中、尚书仆射钟繇有智谋,若属以西事,公无忧矣”(《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二》)。曹操于是上表封钟繇为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钟繇至长安,移书写信给韩遂、马腾等,二人遂各遣子入京为人质。
  建安三年(198年),曹操征讨吕布。吕布败退固守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曹军久攻不克,将士疲惫,曹操想罢兵撤退。郭嘉与荀攸指出:“吕布勇而无谋,今三战皆北,其锐气衰矣。三军以将为主,主衰则军无奋意。夫陈宫有智而迟,今及布气之未复,宫谋之未定,进急攻之,布可拔也”(《三国志·魏书·荀攸传》)。曹操点头称是,于是,曹军乃引沂水、泗水灌城。经月余,吕布更加困迫。十二月,吕布部将侯成、宋宪、魏续等叛变,引曹军攻入下邳,吕布被围在白门楼,被迫投降。曹操下令诛杀吕布、陈宫、高顺等,传首许都,凯旋班师。此役,曹操歼灭了劲敌吕布,为扫灭袁绍等割据势力,完成统一北方大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建安四年(199年),曹操奉迎汉献帝迁都许昌(今河南许昌东)后,独掌军政大权,总揽朝政,皇帝成为傀儡。车骑将军董承接受皇帝衣带诏,与刘备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密谋除掉曹操。刘备恐曹操猜忌,欲伺机脱离曹操控制,趁右将军袁术溃败,主动请求跟大将朱灵前去截击。郭嘉、程昱、董昭等闻后,都说:“备不可遣也”(《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曹操后悔,立即派人去追,已然不及。后袁术南逃寿春(今安徽寿县),朱灵班师回朝。十二月,刘备乘曹操部署对袁绍作战之时,袭斩徐州(治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刺史车胄,又击败曹操派去讨伐的司马长史刘岱军,据有徐州、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等地,背叛曹操,响应袁绍。
  建安五年(200年)正月,车骑将军董承等企图刺杀曹操的计划泄露,董承、王子服、种辑皆被屠灭三族,唯参与密谋的刘备侥幸逃脱,且势力越来越大。曹操欲亲自征讨刘备,部将们担心袁绍从背后攻击,都进言说:“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曹操则说:“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郭嘉也认为:“绍性迟而多疑,来必不速。备新起,众心未附,急击之,必败”(《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三》)。曹操为剪除后患,遂亲率大军东征刘备。冀州别驾田丰劝说袁绍,乘机袭击曹操后方,袁绍却以幼子重病为由不肯出兵。刘备惊悉曹操军将至,亲率数十骑出城观察,果然望见曹军旌旗,只得仓猝应战,被曹军击溃,刘备妻子被俘。曹操接着攻陷下邳,迫降刘备部将关羽,又进击依附刘备的昌稀等,将其击破。刘备逃到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投奔袁绍,逐渐收集溃散的残兵败将,成为袁绍大举攻曹的力量。此战,曹操迅速击溃刘备,避免了在官渡之战中两面作战的局面。
  自兴平二年(195年)起,孙策从袁术处借兵,渡江征讨江东(参见孙策平江东之战),至建安五年(200年),孙策已尽得江东之地,成为割据一方的豪强。此时孙策闻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欲率军渡江北袭许昌。曹军皆惊,唯郭嘉说:“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三国志·魏书·郭嘉传》)。孙策果被郭嘉言中,后为刺客所杀。
   三国志的郭嘉

09

同年,郭嘉随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大败袁绍。建安七年(201年)5月,袁绍因军败愤愧呕血而亡,少子袁尚继大将军及冀州牧位,令长子袁谭率少数兵力防守黎阳。九月,曹军渡黄河攻黎阳,谭请增兵,尚恐谭兵多后夺其权,遂自率军来援,与曹军相持于黎阳。
  建安八年(203年)二月,曹军发起总攻,大战于黎阳城下,袁军战败,袁尚、袁谭弃城逃邺,曹军占领黎阳。四月,曹操进军邺城,为充实军粮,抢收小麦。袁军乘机发起反击,曹军小挫。曹操本拟重新组织攻城。郭嘉认为:“袁绍爱此二子,莫适立也。有郭图、逢纪为之谋臣,必交斗其间,还相离也。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刘表者,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曹操纳其计。五月,撤军返许昌(今河南许昌东),留部将贾信屯兵黎阳,监视袁军。
  建安九年(203年),袁尚、袁谭果然发起内讧,袁谭为袁尚所败,派辛毗向曹操乞降。曹操遂以支援袁谭为名,攻打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七月,袁尚军溃散逃往中山(今河北定州),辎重尽为曹军所获。邺城守军闻汛瓦解。十月,袁尚势力基本上为曹操所消灭。
  在曹操围攻邺城时,原已归降曹操的袁谭,又背叛曹操,乘机攻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间等地,并进攻逃至中山(今河北定州)的袁尚,迫使袁尚再逃故安(今河北易县东固安),投奔幽州(治今北京城西南)刺史袁熙。袁谭收袁尚残部,驻扎龙凑(今山东平原东南)。曹操在击垮袁尚后,按各个击破的方针,以袁谭背盟为借口,出兵进攻袁谭。建安十年(204年)正月,曹操进攻南皮,大破袁军,占领南皮,袁谭出逃,被曹军追上杀死。袁谭所属各郡、县尽归顺曹操。郭嘉对曹操说:“多辟青、冀、幽、并名士以为掾属,使人心归附”(《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四》)。曹操为安抚地方,采纳了郭嘉的建议,稳定了统治。冀州平定,郭嘉因功被封为洧阳亭侯。
  时辽西少数民族乌桓部落乘中原战乱,掳迁汉族边民10余万户。曹操取冀州,杀袁谭后,袁熙、袁尚逃往乌桓,二者联结,不断侵扰边境。曹操为统一北方,于建安十二年(207年)秋,开始远征乌桓的作战。刘备闻讯,立即赶往荆州,劝刘表趁曹操北征乌桓之机夺取许都(今河南许昌东),迎献帝,兴汉室。曹操甚为担心,诸将皆说:“袁尚亡虏耳,夷狄贪而无亲,岂能为尚用!今深入征之,刘备必说刘表以袭许,万一为变,事不可悔”(《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五》)。唯郭嘉认为:“公虽威震天下,胡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然击之,可破灭也。且袁绍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乌丸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动,民夷惧应,以生蹋顿之心,成觊觎之计,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曹操听罢,茅塞顿开,遂立即挥师北上,进至易(今河北雄县西北)时,郭嘉又献策说:“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趣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曹操依计而行,亲率轻骑兵,昼夜兼程,疾速行军。在白狼山(今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自治县东境白鹿山)歼灭乌桓主力和袁尚、袁熙残余势力,斩蹋顿及名王以下10余人,俘虏20余万人(参见白狼山之战)。袁尚、袁熙投奔辽东郡太守公孙康。曹操没有继续追击,而是坐观局势,声言等待公孙康把二袁首级送来。九月,曹操从柳城撤军,不久,公孙康伏杀袁尚、袁熙及辽东单于速濮丸。
  郭嘉“深通有算略,达于事情”。曹操说:“难奉孝为能知孤意”(《三国志·魏书·郭嘉传》)。在北征途中,郭嘉染病,回师不久逝世,年仅38岁。曹操哀痛不已,对荀攸等曰:“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三国志·郭嘉传》)!乃表告天下:“军祭酒郭嘉,自从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不幸短命,事业未终。追思嘉勋,实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户,并前千户”(《三国志·魏书·郭嘉传》)。于是上表谥郭嘉为贞侯,其子郭奕嗣。
  后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大败,慨叹道:“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三国志·魏书·郭嘉传》)。当初,陈群责怪郭嘉不治行检,多次在朝中控诉郭嘉,郭嘉却神色自若。曹操则更加重用郭嘉,而陈群能持正,曹操也很高兴。
  郭嘉身为谋士,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立下了功勋,史书上称他“才策谋略,世之奇士”(《三国志·魏书·郭嘉传》),可惜郭嘉英年早逝,壮志未踌,实为可惜。
  三国志评曰: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才策谋略,世之奇士,虽清治德业,殊於荀攸,而筹画所料,是其伦也。NO.7 李靖
李靖
  李靖(571—649),字药师,京兆府三原(今属陕西)人,唐初杰出的军事家将领、军事理论家、民族英雄。
  出生于官宦之家,隋将韩擒虎的外甥。祖父李崇义曾任殷州刺史,封永康公;父李诠仕隋,官至赵郡太守。李靖长得仪表魁伟,由于受家庭的熏陶,从小就有“文武才略”,又颇有进取之心,曾对父亲说:“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他的舅父韩擒虎是隋朝名将,每次与他谈论兵事,无不拍手称绝,并抚摩着他说:“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 李靖先任长安县功曹,后历任殿内直长、驾部员外郎。他的官职虽然卑微,但其才干却闻名于隋朝公卿之中,吏部尚书牛弘称赞他有“王佐之才”,隋朝大军事家、左仆射杨素也抚着坐床对他说:“卿终当坐此!”
  大业(605—617)末年,李靖任马邑郡(治今山西朔县东)丞。这时,反隋暴政的农民斗争已风起云涌,河北窦建德,河南翟让、李密,江淮杜伏威、辅公祏等领导的三支主力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涤荡着隋朝的腐朽统治。身为隋朝太原留守的李渊也暗中招兵买马,伺机而动。李靖察觉了他的这一动机,遂“自锁上变”,将往江都,以告发此事。但当到了京城长安时,关中已经大乱,因道路阻塞而未能成行。不久,李渊于太原起兵(参见李渊太原起兵),并迅速攻占了长安(参见李渊攻取长安之战),俘获了李靖。李靖满腹经纶,壮志未酬,在临刑将要被斩时,大声疾呼:“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李渊欣赏他的言谈举动,李世民爱慕他的才识和胆气,因而获释。不久,被李世民召入幕府,充做三卫。
  武德元年(618)五月,李渊建唐称帝,李世民被封为秦王。为了平定割据势力,李靖随从秦王东进,平定在洛阳称帝的王世充,以军功授任开府。从此,李靖开始崭露头角。 当进击王世充的战役(参见洛阳、虎牢之战)打响不久,盘踞在江陵(今属湖北)的后梁萧铣政权派舟师溯江而上,企图攻取唐朝峡州(今湖北宜昌)、巴、蜀等地,被峡州刺史许绍击退,遂退守安蜀城及荆门城。为了削平后梁萧铣这一割据势力,唐高祖李渊调李靖赴夔州(今四川奉节)安辑萧铣。李靖奉命,率数骑赴任,在途经金州(今陕西安康)时,适遇蛮人邓世洛率数万人屯居山谷间,庐江王李瑗进讨,接连败北。李靖为庐江王出谋划策,一举击败了蛮兵,俘虏甚多。于是顺利通过金州,抵达峡州。这时,由于萧铣控制着险塞,再次受阻,迟迟不能前进。李渊却误以为他滞留不前,贻误军机,秘密诏令许绍将他处死。许绍爱惜他的才干,为他请命,才免于一死。 不久,开州蛮人首领冉肇则叛唐,率众进犯夔州,赵郡王李孝恭率唐军出战失利,李靖则率八百士卒袭击其营垒,大破蛮兵。后又在险要处布下伏兵,一战而杀死肇则,俘获五千多人。当捷报传到京师时,唐高祖高兴地对公卿说:“朕闻使功不如使过,李靖果展其效。”立即颁下玺书,慰劳李靖说:“卿竭诚尽力,功效特彰。远览至诚,极以嘉赏,勿忧富贵也。”李靖的精诚至忠博得了李渊的信用,改变了对他的成见,并亲笔写敕与李靖说:“既往不咎,旧事我久忘之矣。”
  武德四年(621)正月,李靖鉴于敌我双方的情势,上陈了攻灭萧铣的十策,得到了唐高祖的重视,二月即任命李孝恭为夔州总管,擢任李靖为行军总管,兼任孝恭行军长史。高祖又以为孝恭不太精通军旅之事,“三军之任,一以委靖”。李靖实际上已成为三军统帅。 李靖组织人力和物力大造舟舰,组织士卒练习水战,做好下江陵的准备。同时,他见巴、蜀之地归附唐皇朝不久,各部族还不太稳定,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他劝说李孝恭把各部族酋长子弟都召集到夔州,根据才能的优劣分别授以官职,安置在左右,“外示引擢,实以为质”。这对于稳固巴、蜀政局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年九月,唐高祖诏令调发巴、蜀兵士,集结于夔州,并任命赵郡王李孝恭为荆湘道行军总管,李靖兼行军长史,统辖十二总管,自夔州顺流东进;又任命庐江王李瑗为荆郢道行军元帅,出襄州道,为北路军;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为南路军;黄州总管周法明出夏口道,为东路军。四路大军分头并进,一齐杀向江陵,发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军事攻势(参见唐平萧铣之战)。 这时,适值秋天雨季,江水暴涨,流经三峡的涛涛江水咆哮狂奔而下,响声震撼着峡谷。萧铣满以为水势汹涌,三峡路险难行,唐军不能东下,遂休养士兵,不加防备。唐将也大都望而生畏,请求待洪水退后再进兵。李靖以他那超人的胆识和谋略,力排众议,说:“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今兵始集,铣尚未知,若乘水涨之势,倏忽至城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纵彼知我,仓卒征兵,无以应敌,此必成擒也。”孝恭依从其议,遂率战舰二千余艘,沿着三峡,冲破惊涛骇浪,顺流东进。由于萧铣毫无防备,唐军连破荆门、宜都二镇,并乘胜前进,十月即抵夷陵城(湖北宜昌)下。 这时,萧铣的骁将文士弘率数万精兵驻守在附近的清江。李孝恭大兵一到,即想进击。李靖劝告他说:“士弘,铣之健将,士卒骁勇,今新失荆门,尽兵出战,此是救败之师,恐不可当也,宜且泊南岸,勿与争锋,待其气衰,然后奋击,破之必矣。”李靖的避其兵锋,挫其锐气,然后一战可擒的战术是很正确的,但李孝恭由于连战告捷,错误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没有听从他的劝告,遂命李靖留守军营,自己率兵出战。果然不出李靖所料,双方一交战,孝恭军大败,即逃奔南岸,损失很大。文士弘获胜以后,即纵兵四出抢掠,兵士肩扛手提,多有收获。李靖见敌军队伍大乱,遂不失时机,迅即指挥唐军出战。文士弘军队一时难以收拢,措手不及,结果被唐军打得落花流水,被杀及溺水而死者将近一万人,获得舟舰四百余艘。 攻下夷陵之后,李靖又马不停蹄,率轻骑五千为先锋,直奔后梁都城江陵,李孝恭率大军继后。李靖首先攻克江陵外城,接着又占领水城,缴获了大批舟舰,却让孝恭全部散弃江中,顺流漂下。诸将对此做法都困惑不解,认为缴获敌船,正好充当军舰,为何却遗弃江中,以资敌用?李靖胸有成竹地说:“萧铣之地,南出岭表,东距洞庭,吾悬军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军四集,吾表里受敌,进退不获,虽有舟楫,将安用之?今弃舟舰,使塞江下,援兵见之,必谓江陵已破,未敢轻进,往来觇伺,动淹旬月,吾取之必矣。”李靖的疑兵之计果然奏效,长江下游的萧铣援兵见江中到处都是遗弃散落的舟舰,以为江陵已破,都疑惧不前。交州刺史丘和、长史高士廉等将赴江陵朝见,在行进途中听说萧铣已败,便都到孝恭营中投降。 唐军把江陵围得水泄不通。萧铣见内外隔绝,外无援兵,城内又难以支持,走投无路,遂开门投降唐军。李靖率军进入城内,号令严肃,秋毫无犯。这时,诸将都以为萧铣将帅抗拒官军,罪大恶极,建议籍没其家财产,用以犒赏官军将士。李靖立即出面劝止,晓以大义,说:“王者之兵,吊人而取有罪,彼其胁驱以来,藉以拒师,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宽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坚城剧屯,驱之死守,非计之善也”。李靖高瞻远瞩,宽宏大度,不贪财宝,确比诸将更高一筹。他这一做法颇得人心,由是江、汉纷纷望风归降。萧铣投降几天之后,有十几万援军相继赶到,听说萧铣已经投降,唐朝的政策宽大,也都放下兵器不战而降。 李靖佐助李孝恭出师,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即消灭了江南最大的割据势力后梁,战功卓著,唐高祖诏封他为上柱国、永康县公,赐物二千五百段。 攻取江陵的战斗历程,表现出了李靖杰出的军事才干,他进一步得到了唐高祖的倚重。战事刚一结束,即擢任为检校荆州刺史,命他安抚岭南诸州,并特许承制拜授。
  这年十一月,李靖越过南岭,到达桂州(今属广西),派人分道招抚,所到之处,皆望风归降。大首领冯盎、李光度、宁真长皆派遣子弟求见,表示归顺,李靖承制都授以官爵。于是连下九十六州,所得民户六十余万。自此,“岭南悉平”。高祖下诏劳勉,授任岭南道抚慰大使,检校桂州总管。李靖以为南方偏僻之地,距朝廷遥远,隋末大乱以来,未受朝廷恩惠,若“不遵以礼乐,兼示兵威,无以变其风俗”,遂率其所部兵马从桂州出发南巡,所经之处,李靖亲自“存抚耆老,问其疾苦”,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于是“远近悦服”,社会安定。
  武德六年(623)七月,原投降唐皇朝的农民起义军将领杜伏威、辅公祏二人不和,辅公祏乘杜伏威入朝之际,窃据丹阳(今江苏南京),举兵反唐。高祖命李孝恭为帅,李靖为副帅,率李绩等七总管东下讨伐(参见唐灭辅公祏之战)。辅公祏派大将冯惠亮率三万水师驻守当涂(今安徽当涂),陈正道率二万步骑驻守青林,从梁山用铁索横亘长江,以阻断水路。并筑造建月城,绵延十余里,以为犄角之势。孝恭召集诸将议军事,大都认为,公祏劲兵连栅,固守不战。若直取丹阳,捣毁其巢窠,惠亮则不战自降。李靖透辟地分析了敌方形势,认为公祏留守的也是精锐部队,他们极力坚守,“若我师至丹阳,停留旬月,进则公祏未平,退则惠亮为患,此便腹背受敌,恐非万全之计”。惠亮、正道虽然据城持重,“今若攻其城,乃是出其不意,灭贼之机,唯在此举”。孝恭依从其计。李靖遂率黄君汉等水陆并进,经过浴血奋战,杀伤敌军万余人。冯惠亮招架不住,落荒而逃。接着李靖又乘胜而进,率轻兵直抵丹阳城下,公祏惊恐不安,兵虽众多,但人无战心,不得不弃城出逃,后被活捉,于是“江南悉平”。 李靖运筹帷幄,判断准确,很快地平定了辅公祏的反叛。高祖为了嘉奖他的军功,赐物千段,并赐奴婢一百口,良马一百匹。设立东南道行台,授任他为行台兵部尚书。高祖十分钦佩他的军事才干,极口赞叹说:“靖乃铣、公祏之膏肓也,古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何以加!” 江南的局势安定以后,北方的形势又一时紧张起来。隋末唐初,东突厥势力强大,李渊太原起兵时,曾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以换取北方的相对安定。唐皇朝建立后,突厥一方面支持薛举、刘武周等割据势力,与唐皇朝分庭抗礼;另一方面,又自恃兵强马壮,不断举兵南下侵扰(参见唐与突厥的战争)。在平定江南中功勋卓著的李靖又被调到北方,以反击突厥。 武德八年(625)八月,突厥颉利可汗率十余万人越过石岭,大举进犯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唐高祖马上命李靖为行军总管,统率一万多江淮兵驻守太谷,与并州总管任瑰等迎击敌人。由于突厥来势凶猛,诸军迎战多失利,任瑰全军覆没,唯李靖军得以保全。不久,又调李靖为灵州道行军总管,以抗击东突厥。
  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刚即位不几天,突厥颉利可汗乘唐朝皇帝更替之机,遂率十几万精锐骑兵再次进犯泾州(今甘肃泾川西北),并长驱直入,兵临渭水便桥之北,不断派精骑挑战,还派其心腹执失思力入朝,以观察虚实(参见唐击突厥泾阳之战)。当时征调的诸州军马尚未赶到,长安市民能拿兵器打仗者也不过几万人,形势十分危急。在此种情况下,太宗曾冒险亲临渭水桥,与颉利可汗结盟,突厥才退兵。事后,太宗擢任李靖为刑部尚书,不久转任兵部尚书。因他作战屡建功绩,赐实封四百户。 此后不久,东突厥国内发生了变乱,所属薛延陀、回纥、拔野古诸部相继叛离,又恰遇暴风雪,羊马死亡甚多,因而发生了饥荒,族人纷纷离散。贞观三年(629)八月,唐太宗接受了代州都督张公瑾的建议,决定出击东突厥,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以张公瑾为副,发起了强大的军事攻势。又任命并州都督李世绩(徐懋功,原为隋末瓦岗军年轻将领)、华州刺史柴绍、灵州大都督薛万彻等为各道总管,统率十几万军队,分道出击突厥(参见唐灭东突厥之战)。 贞观四年正月,朔风凛冽,李靖率领三千精锐骑兵,冒着严寒,从马邑(今山西朔县)出发,向恶阳岭挺进。颉利可汗万万没有想到唐军会突如其来,兵将相顾,无不大惊失色。他们判定:如果唐兵不倾国而来,李靖决不会孤军深入,于是“一日数惊”。李靖探知这一消息,密令间谍离间其心腹,其亲信康苏密前来投降。李靖迅即进击定襄,在夜幕掩护下,一举攻入城内,俘获了隋齐王杨暕之子杨正道及原炀帝萧皇后,颉利可汗仓皇逃往碛口(今内蒙二连浩特西南)。李靖因军功进封代国公,赐物六百段及名马、宝器等。太宗高兴地对大臣说:“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帛。靖以骑三千,喋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矣!” 在李靖胜利进军的同时,李世绩也率军从云中(今山西大同)出发,与突厥军在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北)遭遇。唐军奋力冲杀,把突厥军打得溃不成军。颉利可汗一败再败,损失惨重,遂退守铁山,收集残兵败将,只剩下几万人马了。 颉利可汗处于山穷水尽的境地,他派执失思力入朝请罪,请求内附,并表示愿意入朝。其实,他内心尚犹豫未决,意欲赢得时间,以苟延残喘,俟草青马肥之时,逃到大漠以北,以卷土重来。 唐太宗派遣鸿胪卿唐俭等前去安抚,又诏命李靖率兵迎颉利可汗入朝。李靖率兵抵达白道,与李绩谋议说:“颉利虽败,其众犹盛,若走度碛北,保依九姓,道路且远,追之难及。今诏使在彼,虏必自宽,若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往袭之,不战可擒矣。”商议已定,遂率军连夜出发,李世绩继后而进。 李靖率军进至阴山,遇到突厥斥候千余帐,一战而全部俘获,命与唐军同行。这时,颉利可汗见到唐使臣,放松了戒备。李靖前锋苏定方率领的两百余骑又乘着大雾,悄然疾行,直到距牙帐七里远的地方才被发觉。如同惊弓之鸟的颉利可汗慌忙骑马逃走,突厥军也四散而逃。李靖大军随之赶到,杀敌一万余人,俘虏十几万,缴获牛羊数十万只(头),并杀死隋义成公主。颉利可汗率万余人想北过大漠,在碛口受李绩所阻,不能北逃,其大酋长皆率众投降。不久,颉利可汗被大同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擒获,并送到京师。东突厥从此宣告灭亡了。
  自隋朝以来,突厥是西北的强国。李靖等灭了东突厥,不仅解除了唐朝西北边境的祸患,而且也洗刷了唐高祖与太宗向突厥屈尊的耻辱。因此,唐太宗颇有感慨地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来國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颡,耻其雪乎!”太上皇李渊也欣喜万分,他把太宗、贵臣十几人,还有诸王、王妃、公主等召至凌烟阁,设宴庆祝。他一时兴起,还亲自弹起了琵琶,太宗起舞,大臣们也接连起身举杯祝贺,一直延续到深夜。
  李靖虽在战场上勇猛善战,叱咤风云,但却性情沉厚。事后御史大夫萧瑀妄加劾奏李靖治军无方,在袭破颉利可汗牙帐时,一些珍宝文物,都被兵士抢掠一空,请求司法部门予以审查。太宗虽一时不明缘由,特赦不得审查。在李靖入见时,唐太宗仍严加责备,李靖却不加辩白,只是顿首谢罪。太宗以其功劳大,加授左光禄大夫,赐绢一千匹,加实封户,通前为五百户。后来,唐太宗知道李靖受了诬告,又赐绢二千匹,并由兵部尚书晋升为右仆射,成为宰辅。在宰相议政时,又“恂恂似不能言”。
  李靖在青少年时曾锐意进取,然而一旦富贵在身,又深惧盈满,能知足而退。到了贞观八年(634)十月,担任宰相职务刚满四年的李靖即以足疾辞任,而且言辞恳切。唐太宗明白他的心意,并十分欣赏他的这一举动,派遣中书侍郎岑文本转告他说:“朕观自古已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不问贤智,莫相自知,才虽不堪,强欲居职,纵有疾病,犹自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为一代楷模。”特颁下诏书,加授特进,赐物千段,尚乘马两匹。如足疾稍好一些,每二三天可到中书、门下平章政事。不久,又特赐李靖一条灵寿杖,以帮助他疗养足疾。
  可此事还未过两个月,就发生了吐谷浑进犯凉州的事件,朝廷决定兴兵反击。在任命统帅时,唐太宗自然想到了足智多谋、威名震撼边庭的李靖,认为他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可惜足疾未愈。而这位年逾花甲的老将军一听到朝廷将远征吐谷浑的消息,顿时精神抖擞,他顾不上足疾与年事已高,主动去求见宰相房玄龄,请求挂帅,亲自远征。唐太宗大喜过望,这年十二月,即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又分别任命兵部尚书侯君集、刑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凉州都督李大亮、右卫将军李道彦、利州刺史高甑生等五人为各道行军总管,统由李靖指挥(参见唐击吐谷浑之战)。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吐谷浑的战争序幕拉开了。 李靖奉命赴任之时,正值寒冬腊月季节。他一路踏着冰雪,风餐露宿,备尝艰辛。翌年闰四月,唐军在库山(在今青海天峻)与吐谷浑交战,李道宗部大败吐谷浑,唐军首战告捷。 狡诈的吐谷浑可汗伏允一面往西败退,一面令人把野草烧光,以断绝唐军马草。干草已被烧光,春草尚未萌生,诸将大都认为战马瘦弱,不可长途追击。侯君集认为吐谷浑已“鼠逃鸟散,斥候亦绝,君臣携离,父子相失,取之易如拾芥,此而不乘,后必悔之”。李靖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决定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于是兵分两路:李靖与薛万均、李大亮等从北道,侯君集、李道宗从南道,两路大军一齐进发。 李靖亲自率领的北路军进展顺利。不几天,其部将薛孤儿于曼头山(今属青海)击败吐谷浑军,杀其名王,用缴获的大批牛羊充作军食。接着李靖的主力军也先后于牛心堆、赤水源两次大败吐谷浑军。侯君集、李道宗所率南路军进展也很迅速,他们深入荒漠二千余里。这里荒无人烟,温差变化大,有时酷热难忍,有时寒冷得令人颤栗。有时无水,他们只能刺马饮血解渴。唐军克服了种种困难,长途奔袭,到了五月,终于在乌海(今青海兴海)追上了伏允可汗,又大败其军,俘获了其名王。薛万均等于赤海也打败了吐谷浑的天柱王军。 李靖都督各军继续进击,又连战告捷。李大亮军于蜀浑山击败吐谷浑军,获其名王二十人。部将执失思力也在居茹川击败吐谷浑军。唐军乘胜进军,经过积石山河源,一直打到吐谷浑西陲且末(今新疆且末)。部将契苾何力追击伏允可汗,破其牙帐,杀数千人,缴获牛羊二十多万头(只),并俘虏了其妻子。 伏允可汗率一千多骑兵逃到碛中,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部下纷纷离散。不久,伏允可汗为部下所杀。其长子大宁王慕容顺杀死天柱王,率众降唐。李靖率军经过了两个月的浴血奋战,平定了吐谷浑,并向京师告捷。唐朝为了控制吐谷浑旧境,封慕容顺为西平郡王、趉故吕乌甘豆可汗,并留下李大亮协助防守。
  在进击吐谷浑时,利州刺史高甑生任盐泽道总管,未按期到达,贻误了军机,受到李靖的责备,他心怀不满。战事结束后,即串通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诬告李靖谋反。唐太宗令调查此事,弄清事实真象,判定高甑生以诬罔罪减死,流放边疆。从此,李靖“乃阖门自守,杜绝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进”。 不久,李靖以功进封卫国公。贞观十七年(643),又与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图像于凌烟阁,尊奉为功臣,并进位开府仪同三司。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亲自征伐高丽,把李靖召入阁内,对他说:“公南平吴,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浑,唯高丽未服,亦有意乎?”这位年过七旬的老将虽染病在身,仍表示愿意从行,对太宗说:“往凭天威,得效尺寸功。今疾虽衰,陛下诚不弃,病且瘳矣。”太宗见他实在年老体衰,未同意他远征。 李靖虽未从征高丽,但对前线的战事颇为关注。唐太宗进至驻跸山(今辽宁辽阳南)时,高丽兵倾国出动,内部空虚,李道宗曾请求率精兵五千,奇袭平壤,太宗未答应。事后回京,太宗询问李靖说:“吾以天下之众,困于蕞尔之夷,何也?”素以出奇制胜的李靖以为太宗未能听从李道宗的计谋,便说:“此道宗所解。”太宗询问李道宗,他说明了当时的建议未被采纳,太宗听后怅然说:“当时忽遽不忆也。” 李靖明察事件,善于见微而知著。唐太宗要他教给侯君集兵法,后来侯君集上奏太宗,说李靖将反,因为每到精微之处,李靖则不教授。太宗听后责备李靖,李靖却回答说:“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安制四夷矣。今君集求尽臣之术者,是将有异志焉。”此时,君集尚未有任何反迹,太宗似不相信。一次,朝后回尚书省,君集骑马越过省门数步尚未发觉。李靖见到这种情况,便对人说:“君集意不在人,必将反矣。”至贞观十七年四月,侯君集果然与太子承乾谋反,事情败露后被杀,证明了李靖的预见准确无误。
  在李靖的戎马生涯中,他指挥了几次大的战役,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不仅因为他勇敢善战,更因为他有着卓越的军事思想与理论。他根据一生的实践经验,写出了优秀的军事著作,仅见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有《六军镜》3卷,《阴符机》1卷,《玉帐经》1卷,《霸国箴》1卷,《宋史·艺文志》著录的还有《韬钤秘书》1卷,《韬钤总要》3卷,《卫国公手记》1卷,《兵钤新书》1卷和《弓诀》等,可惜后世都失传了。今传世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或称《李卫公问对》)系宋人所撰,盗用李靖之名,不足为据。原著有《李卫公兵法》,原书今佚,但从散见于杜佑《通典·兵典》及《太平御览·兵部》中的《卫公兵法》,犹能管中窥豹,有关李靖的治军、行军作战、扎营斥候等都有所记载。 李靖严于治军,赏罚分明,不避亲疏与仇雠,以惩恶劝善,激励将士。《卫公兵法》说:“尽忠益时、轻生重节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惰、败事贪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质直敦素者,虽重必舍;游辞巧饰、虚伪狡诈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赞,恶无纤而不贬,斯乃励众劝功之要术。”他欣赏诸葛亮斩马谡的军法严明,又称道曹操因违犯军纪而割发示众。为了严肃军纪,提高军队的战斗素质,李靖申明了二十四条法令:如漏泄军事斩之,背军逃走斩之,或说道释、祈祷鬼神、阴阳卜筮、灾祥,讹言以动众心,并与其往还言议者斩之,吏士所经历侵略者斩之,奸人妻女及将妇人入营斩之,吏士破敌滥行戮杀、发冢焚庐、践稼穑、伐树木者斩之……。这样,就能造就出一支战斗力强、军纪严明、深得民心的军队。 在对敌作战方面,李靖特别主张善于因势利导。《卫公兵法》说:“凡事有形同而势异者,亦有势同而形别者。若顺其可,则一举而功济;如从未可,则暂动而必败。故孙膑曰:‘计者,因其势而利导之。’”他认为:“如我方士卒已齐,号令已行,奇正已设,布阵已定,誓众已毕,上下已怒,天时已应,地利已据,鼓角已震,风势已顺,敌人虽众其奈我哉?”他还比喻说,面对张牙舞爪的猛虎,头有利角的凶兕,自己手无寸铁,身无蔽护,却要与之搏斗,势不可能,其道理也是非常明白的。他总结出:“兵有三势:一曰气势,二曰地势,三曰因势。”如果将勇轻敌,士卒乐战,三军之众,“志励青云,气等飘风,声如雷霆,此所谓气势也”;如关山狭路,大阜深涧,道如“龙蛇盘阴,羊肠狗门,一夫守险,千人不过,此所谓地势也”。如果因敌怠慢,劳役饥渴,“风波惊忧,将吏纵横,前营未舍,后营未济,此所谓因势也。”善于因势利导,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 在以步兵、骑兵作战为主的时代,李靖认为善于利用地形、地物是至关重要的。《卫公兵法》说:“《军志》云:‘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不其然矣’。”他指出,要根据双方的地利条件,及时决定自己的战略战术。比如:彼此都具有有利的地形,这时就要采取“让而设伏,趋其所爰而傍袭之”的战术;如彼此地形都不利,则采用“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击之”的战术;如在平旷的地方,适用骑兵冲杀,则要“率骑而与阵”;在地势险隘之处,则适于步兵作战。他还指出几点指挥者禁忌的地方:在阴暗的沼泽之地,“沮洳幽秽、垣埳沟渎,此车之害地也”。在有进无出之地,“大阜深谷,洿泥堑泽,此骑之败地也”。他善于利用地物,在“深林盛薄”之地,可以使用矛铤杀敌;在“芦苇深草”之地,则必用风火。他总结说:“凡战之道,以地为主,虚实为佐,变化为辅,不可专守险以求胜地也。仍须节之以金鼓,变之以权宜,用逸待劳,掩尽为疾,不明地利,其败不旋踵矣。” 李靖认为,为了战胜敌人,使用反间计,促使对方相互猜忌,上下离心离德,这是瓦解敌人,战而胜之的策略。《卫公兵法》说:“夫战之取胜,此岂求之于天地,在乎因人而成之。历观古人用间,其妙非一也。即有间其君者,有间其亲者,有间其贤者,有间其能者,有间其助者,有间其邻好者,有间其左右者,……”他还进而指出了行使反间计的方法:“且间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潜伺察而致词焉;有因其事,故泄虚假,令告示焉;有因敌人之使,矫使其事而返之焉;有审择贤能,觇彼向背虚实而归说之焉;有佯缓罪戾,微漏我伪情浮计使亡报之焉。”要更好地使用反间计,达到预期的目的,“皆须隐秘,重之以赏,密之又密,始可行焉”。李靖还进一步指出,在我方使用反间计的时候,还要提高警惕,严防自己中敌人的反间计。他说:“且夫用间以间人,人亦用间以间己,己以密往,人以密来,理须独察于心,参会于事,则不失矣。”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如果只考虑用反间计,却不提防对方也会使用反间计,以离间我方,就可能出现螳螂在前,黄雀在后的危险了。 《卫公兵法》还列举了将帅不善于统兵作战的十大失败因素:“军中有贤能而不能用者败;上下不相亲而各谈己长者败;赏罚不当而兵士多怨者败;知而不敢击,不知而击之者败;地利不得,而卒多战阨者败;劳逸无别,不晓车骑之用者败;觇候不审而轻敌懈怠者败;行于险道,而不知深沟绝间者败;阵无选锋,而奇正不分者败。”之所以会导致这十败,是因指挥者不善于用人抚士,不知己知彼,不懂地理,不懂阵法等所造成的。因此他结论说:“凡此十败,非天之殃,将之过也。” 李靖对下营安寨及斥候也有一套理论。《卫公兵法》说:在平原广袤、无险可守之地扎营,要作方营,即把军队分为七军,“中军在中央,六军总管在四畔,象六出花。”为了防止敌人偷袭,必须放哨警戒,安排好斥候,哨兵“须择勇敢之夫,选明察之士,兼使向导,潜历山原,密其声,晦其迹”,哨兵必须精明强干,见微而知著,“见水迹则可以测敌济之早晚,观树动则可以辨来寇之驱驰也”。
  贞观二十三年(649),李靖病情恶化,唐太宗亲临病榻慰问。他见李靖病危,涕泪俱下,十分难过地对李靖说:“公乃朕生平故人,于国有劳。今疾若此,为公忧之。”这年四月二十三日,李靖溘然逝去。享年七十九岁。唐太宗册赠司徒、并州都督,给班剑、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谥曰景武。坟墓如同卫青、霍去病故事,筑坟形如同突厥内燕然山、吐谷浑内积石二山形状,“以旌殊绩”。
  李靖军功卓越。上元元年(760),唐肃宗把李靖列为历史上十大名将之一,并配享于武成王(姜太公)庙。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为唐朝的统一与巩固立下了赫赫战功。唐太宗曾给予高度评价:“……尚书仆射代国公靖,器识恢宏,风度冲邈,早申期遇,夙投忠款,宣力运始,效绩边隅,南定荆扬,北清沙塞,皇威远畅,功业有成。”同时,他治军、作战又积累了一套成功的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军事思想和理论。他写有《李靖六军镜》等多部兵书,大都已经失传,后人编辑了《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在北宋时期列入《武经七书》,是古代兵学的代表著作。
NO.8 徐世绩
徐世绩
  李绩, 唐代政治家、军事家,原姓徐,名世绩,字懋功,亦作茂公。因唐高祖李渊赐姓李,故名李世绩。后因避唐太宗李世民讳,遂改为单名绩。曹州离狐(今山东东明一带)人,后被封为英国公,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在唐朝甚至在中国的历史上,李绩都可以说是一位极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出将入相,位列三公,极尽人间荣华。历事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李治)三朝,深得朝廷信任和重任,被朝廷倚之为长城。

生平

  李绩年青时家本豪富,隋末徙居滑州。史称其“家多僮仆,积栗数千钟”,与其父徐盖都是乐善好施之人,拯救贫乏,不问亲疏。隋炀帝大业末年,李绩才十七岁,见天下大乱,就近参加了翟让的军队。他劝说翟让:“附近是您与我的家乡,乡里乡亲,不宜侵扰,宋、郑两州地近御河,商旅众多,去那里劫掠官私钱物非常方便。”翟让称善,于是在运河上劫取公私财物无算。有钱就不缺人,不久兵众大振。隋朝遣名将张须陀讨伐,翟让吓得要跑,李绩止之,与隋军两万多人交战,竟于阵中斩张须陀,大败官军。
  当时,蒲山公李密参与杨玄感反叛,兵败逃亡。李绩与浚仪人王伯当知道李密天下英雄,一同劝说翟让奉李密为主,以收买人心,扩大影响。
  隋朝令王世充讨伐李密,李世绩多次拒战,以奇计在洛水两岸几次大败王世充,李密因此封他为东海郡公。当时河南、山东大水,饥民遍地,隋朝赈给不周,每天饿死数万人。李绩向李密进言:“天下大乱,本是为饥。如果我们攻陷黎阳国仓,大事可成埃”李密听计,派李绩带五千人自愿武渡黄河掩袭黎阳仓隋朝守军,当日攻克,开仓招民众随便领粮,十天之间,就招募到兵士二十多万人。一年多后,宇文化及江都弑隋炀帝,越王杨侗即位于东京洛阳,赦免李密诸人,封魏国公,拜太尉。隋廷又授李绩右武侯大将军,命他们一同讨伐宇文化及。李绩守黎阳仓城,宇文化及率军四面攻城,形式危急,李绩从城中向往挖地道,忽然现身城外,大败宇文化及,解围而去。
  讲李绩,不得不交待李密。李密为人,身先士卒,躬服俭素,号令严整,每战所得金宝都赐予手下将士,因此非常受人爱戴。在与隋军的交战过程中,威信日隆,号为魏公,他让祖君彦所作的《讨隋炀帝檄文》千古流传,辞采壮烈。后来李密与翟让之间产生矛盾,两人手下都劝他们先下手为强,其间原委,皆是由争权夺利而起,不是简单的“地主阶级阴谋家杀害农民起义军领神”那么简单,而且翟让为人简单粗暴,其兄翟宽与属下又数次侮辱李密手下兵士,逐渐结怨。李密最后在众人劝说下决定除去翟让,趁宴请机会斩杀翟氏兄弟。由于李绩当时是翟让属下,也被乱兵刀砍剑劈,遭受重创,李密见到后马上制止士兵的杀戮,李绩免于一死。翟让另外的大将单雄信等人叩首求命,李密都释而不杀。李密后来又多次打败隋军,最盛时有众三十余万,各地割据的首领都派使请他为称帝,连李渊也不得不上书推戴,肉麻地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余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屡战屡胜之际,李密军士有粮而无饷银,军士渐怨,几次反败于王世充。其间李密手下有人谋叛王世充,李密本想将计就计,趁王世充半渡洛水时出兵一举击灭。岂料天意弄人,王世充发军时,李密的侦察兵都没有发觉,等整军将战时,王世充军队已经全军渡河上岸。李密见大事已去,不得不率小股人马逃遁。本来李密想去黎阳李绩处,有人劝他:“杀翟让之时,李绩被乱兵砍伤差点死掉,他能不记仇吗?现在投奔他,靠得住吗?”最后,不得已之下,李密与王伯当投靠李渊。
  当时李绩全统李密旧境,东至于大海,南至于长江,西至汝州,东至魏郡,一时间未有所属。不过李绩是真义士,他对长史郭孝恪说:“魏公(李密)已归大唐,如果我自己上表向唐主献地,是自邀功劳而彰主公败绩,还是把土地人口军人数目造册,总启魏公,让魏公自献。于是派使臣上表。唐高祖李渊听说李绩有使人来忙召见,一见只有给李密的信,很感奇怪。使人详细道明原委,高祖大喜,认为李绩“感德推功,实纯臣也1马上下诏封李绩黎阳总管、莱国公,不久又加右武侯大将军,赐姓李氏,并封其父李盖为王,为李盖固辞,于是封为舒国公。下诏遣李绩部统河南、山东之兵以拒王世充。
  李密归唐后,从前在信中对自己亲热过份的“老哥”李渊相待甚薄,只拜光禄卿的散官。不久,唐朝听说李密降于王世充的旧将纷纷离心,就派李密前往黎阳招降旧部。心怀怨望的李密行至洮阳,高祖李渊又派人召还他,疑惧之下,李密决定反唐。王伯当一直劝他不要反唐,但见李密意决,就横下心,说:“义士之立世,不以存亡易心。我一直受您厚恩,期待以性命相投。您不听我劝告,我肯定会和您一道起事,生死以之,但是恐怕结果也不会好啊。”隋唐之际,英雄辈出,男儿义气相应,很是感人。唐将史万宝、盛彦师早有准备,伏兵山谷,横击李密及王伯当等人,众人皆被杀。李密时年才三十七岁。虽然《旧唐书》称他“狂哉李密,始乱终逆”,但字里行间也不得不佩服此人的倜傥奇才和爱人下士的仁德大度。
  李绩听说李密被诛,上表请唐朝容许他收葬故主,唐庭诏许。李绩服重孝,与从前僚属旧臣将士隆重地把李密安葬于黎山之南,坟高七仞,以君礼葬之,朝野闻讯都赞叹他的忠义。
  不久,窦建德军擒斩弑隋炀帝的宇文化及,乘胜又大败李绩,并以其父李盖为人质,令李绩仍守黎阳。转年,李绩趁机又归唐,有人劝窦建德杀掉李盖,可建德也是位磊落大夫,表示说“李绩忠臣,各为其主”,派人送李盖归唐。后来就一帆风顺。李绩协同李世民连平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徐圆朗、辅公袥等人,功勋赫赫。其间,还有一个插曲可述。单雄信投王世充后,极受宠遇,也很卖命。李世民攻洛阳时,有一次与单雄信相遇,雄信号为“飞将”,艺高胆大,援枪直刺李世民,好几次差点追及把这位秦王捅落马下。(有史记载李绩当时在旁,对单雄信这位老哥们说“此秦王也”,“雄信惶惧遂退”,这肯定是小说家语,绝不可信,以单雄信性格,他肯定会枪挑李世民向王世充报功。王世充投降后,李世民把与唐军苦战的十几名大将列入处决名单,李绩泣请,以自己家财爵位换这位老哥们一命,由于先前差点被单雄信杀掉,李世民坚执不允。李绩无奈,与单雄信诀于大狱。单雄信埋怨他,“我固知汝不办事”。李绩大哭,用刀从腿上割下一块肉给单雄信吃掉,说“本来想随仁兄一起死,但谁来照顾你的家人呢。此肉随兄入地下,以表我拳拳真情。”单雄信死后,李绩如家人般照顾他的妻子儿女,确是千古义气的典范。
  贞观十五年,拜李绩为兵部尚书,还未赴京上任,薛延陀部又侵扰李思摩部。李绩获唐廷委任为朔州行军总管,率轻骑三千追薛延陀于青山,大败敌师,斩名王一人,俘五万多人。(薛延陀部为匈奴别种,为铁勒族,对唐朝时叛时附)。回朝后,李绩遇暴疾,药方上讲治此病胡须灰可以做药引。唐太宗听说后,自剪胡须,为李绩和药。儒家礼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般人都不会轻易损伤,何况九五天子,亲剪“龙须”为臣子做药引,诚为千古美谈。李绩叩首见血以谢,感动得一塌糊涂。太宗说:“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不久,君臣宴饮,太宗醺然对李绩 讲:“朕将以太子托付于您。您往年不负李密,今日必不会负朕。”李绩雪涕,誓以必死。俄而沉醉,太宗亲解御衣为这位勋臣盖上以免着凉,如此宠遇,古今罕有。
  贞观十八年,李绩跟从太宗伐高句丽,攻破辽东、白崖等数城。贞观二十年,又率军大破薛延陀部,平定碛北。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临终时,因太子李治无恩于李世绩,故意贬其为叠州都督,在李治即位后,将李世绩提拔为尚书左仆射。
  高宗即位后,立拜李绩为尚书左仆射。永徽四年,册拜司空。李绩为人小心谨慎,对于皇帝家事一概不过问。后世对他不反对高宗立武后一事颇有微词,笔者独以为不然。皇帝椒房内事,外臣权位再高,血缘再亲,掺和入宫闱之事无论成败,最终难逃一戮。李绩又非皇亲国戚,为人又深沉谨慎,加之太宗托负他的是社稷国事,所以他的表现实为中允,并非油滑臣下所为。因此,武后对他非常,对待李绩的老姐还亲自临问,赐以衣服,家人一般。
  高宗乾封元年(666),高丽权臣盖苏文病死,其子男生继掌国事,另外两个儿子男建、男产发难,驱逐男生。男生奔唐朝,恳求唐朝发兵相助。高宗任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军征高丽。乾封二年二月,李绩大军渡辽水,攻拨高丽重城新城。李绩一路连捷,直抵平壤城南扎下大营,男建不断派兵迎战,皆大败而还。不久,城内人投降唐军为内应,大开城门,唐兵四面纵火,烧毁城门,男建窘急,自杀未死。平壤城最终被攻下,唐朝共获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七千户。至此高丽国灭,分其地置九个都督府,四十一州,一百县,设安东都护府统管整个高丽旧地。自隋文帝以来,屡伐高丽,无一成功。隋炀帝四次伐辽,因此亡国。英明神武如唐太宗,御驾亲征,也因天寒少粮而无功罢兵。高宗继位,前后派兵部尚书任雅相、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左骁卫大将军契必何力多次征讨,皆无功而返。直到李绩老将出马,乘高丽内乱,加之指挥有方,一举讨灭东边这个多年难拔的“钉子户”,想必隋、唐几位皇帝如果地下有知,肯定惭叹不已。
  李绩回国后不久,因征伐劳累而病重,卒,年七十六。高宗亲为举哀,辍朝七日,赠太尉,谥曰贞武,陪葬昭陵。 电视剧贞观之治中的李世绩

 子孙后代

  李绩一生,经战阵无数,所得赏物,大都分赐手下将士。大功成就,常推功于别人,故而人尽死力。重病后,只服皇帝送来的御药,家里人延请的的大夫一律不见。他说:“我山东一田夫耳,攀附明主,滥居富贵,位极三台,年将八十,岂非命乎?修短必是有期,宁能就医人求治。”临终之时,李绩忽然让其弟李弼置酒宴乐,堂下子孙满排而立。他对李弼说:“我自知必死,怕你悲哭,所以假装病情转好为此宴乐。你现在脑子清醒,听我讲话。我亲见房玄龄、杜如晦、高士廉等人辛苦建立门户,都被后辈破家亡人。我这些不肖儿孙,现在都交付给你,应细加防察,如有操行不伦、结交非类,马上打杀,然后奏之,以免倾覆家族……”
  虽如此,李绩的忧恐最终成为现实。唐高宗崩后,武后临朝,随意废杀儿皇帝,大戮李唐宗室,武氏家族高官重权,天下人情怨愤。恰巧李绩孙子李敬业与两个兄弟都因受赃贬官,在扬州又遇见同遭贬斥的唐之奇、骆宾王等人,几个人趁机起事于扬州,旬日之间,竟有胜兵十多万。然而李敬业终属志大才疏之辈,也并非真的想力复唐室,纯属有个人野心的半吊子阴谋家。武则天派三十万大军,很快捕诛众人。此次起事惟一能影响后世的,是骆宾王那篇千古流传的《讨武曌檄》。武则天边读这篇大骂自己的文章,边赞叹不已,并讲“宰相之过,安失此人?”
  平定李敬业后,武则天下诏追削李敬业祖、父官爵,创坟斫棺,复本性徐氏。李绩直系子孙诛戮无遗,偶然有旁支逃脱的,“皆窜迹胡越”。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吐蕃攻陷麟州,驱掠民畜而去。一行俘虏走到盐州时,有位名徐舍人的吐蕃将领,把几千汉人俘虏召集一处,对和尚延素说:“大师勿惧,我本汉人五代孙。从前武太后杀唐宗室,吾祖建义不果(当指徐敬业),子孙流落绝域,至今已经三代了。虽然我们几代居此,有兵有地,然思本之心,无忘于国。但至今旌属繁衍已多,无由自拨归汉了。”言毕,把几千作为奴隶本来要累病死于吐蕃的汉人全被放掉。
  英国公做梦也想不到,他一辈子都为唐朝在边疆和“夷狄羌狄”多个少数民族作战,殊不料自己残留的血脉最终竟也混同于其中,这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黑色幽默。
  (后记:李绩也是民间演义歪曲最甚的一个人。在《隋唐演义》中,他成了“牛鼻子老道”徐茂公,变成诸葛亮、吴用一类的军师人物,羽扇纶巾,掐指运算,诚为误导后人。)

评价

  一、生前死后的殊荣
  在唐代,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李绩都享有崇高荣誉。
  在李绩归唐之初,唐高祖就赐他姓李,称赞他是“纯臣”,并委以重任,施以丰厚的赏赐。
  唐太宗对他钟爱有加、称赞有加。据《资治通鉴·唐纪十三·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下》记载:“李世绩尝得暴疾,方云‘须灰可疗’;上自剪须,为之和药。世绩顿首出血泣谢。上曰:‘为社稷,非为卿也,何谢之有!’”又,“世绩尝侍宴,上从容谓曰:‘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逾公,公往不负李密,岂负朕哉!’世绩流涕辞谢,啮指出血,因饮沉醉;上解御服以覆之。” 称赞他:“参经纶而方面,南定维扬,北清大漠,威振殊俗,勋书册府。”并将他图形于凌烟阁二十四开国勋臣之列。
  唐高宗对他更是恩宠。高宗举行泰山封禅大典,任他为封禅大使。途经他的故乡时,皇后武氏亲自去看望他寡居的姐姐,赐给衣物,还封为东平郡君。李绩不慎坠马伤足,高宗亲自慰问,并把御乘赐予他。永徽四年(653),唐高宗又命人为他画像,还亲自为他写序。高丽平后,高宗祭祀宗庙,“以李绩为亚献”。(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669年,李绩病逝,“上(唐高宗)闻之悲泣,葬日,幸未央宫,登楼望輀车恸哭。起冢象阴山、铁山、乌德鞬山,以旌其破突厥、薛延陀之功。” (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并令在光顺门为他举哀,七天不上朝。
  甚至在他死后近百年,也就是上元元年(760),唐肃宗还把他与李靖一起,誉为历史上十大名将之一,配享武成王(姜太公)庙。认为他和李靖所立下的功绩,只有汉朝的卫青和霍去病才能与其相媲美。
  这样一位生前死后都备受尊重和称赞的人物,但在《隋唐演义》《隋唐英雄传》等通俗文学和当代影视作品中,却是一个“牛鼻子老道”形象,并不为人们所喜欢,与正史中所记载的李绩大相径庭。所以,研究他的生平事迹,探究他的成功之道,对修正民间对李绩的曲解,还原这位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的本来面目,十分有必要。
  二、成功原因探究
  其一,杰出的军事、政治才能。
  李绩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他杰出的军事才能。
  李绩自17岁参军,到76岁去世,在半个多世纪戎马生涯中,他南征北战,东伐西讨,一生经历大小战役无数,所在之处,都立下了赫赫战功,表现出杰出的军事家才干。
  早在瓦岗寨时,他从李密征战,就为瓦岗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归唐后,又屡从唐太宗征讨,平王世充,灭窦建德,伐刘黑闼,为大唐王朝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后来在攻灭东突厥,平定薛延陀等重大军事战役中,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大唐王朝的稳定、强大,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此,唐太宗曾多次称赞他,认为他“用师筹算,临敌应变,动合事机”,“古之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岂能及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乾封元年(666),李绩以73岁高龄,挂帅东征高句丽,经过两年多的浴血奋战,到总章元年(668),高丽王高藏投降。终于“高丽悉平”。(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解除了唐王朝的心腹大患,也告慰了在九泉之下、生前曾经多次出兵高句丽、但却一直未能取得全胜的唐太宗李世民。
  故史称:“绩为将,有谋善断;与人议事,从善如流。战胜则归功于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将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临事选将,必訾相其状貌丰厚者遣之。或问其故,绩曰:‘薄命之人,不足与成功名。’” (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
  李绩的成功,还得益于他杰出的政治才能。
  在翟让起义之初,“离狐徐世绩(即后来的李绩,下同)家于卫南,年十七,有勇略,说让曰:‘东郡于公与绩皆为乡里,人多相识,不宜侵掠。荥阳、梁郡,汴水所经,剽行舟,掠商旅,足以自资。’让然之,引众人入二郡界,掠公私船,资用丰给,附者益众,聚徒至万余人。”(见《资治通鉴·隋纪七·炀皇帝下》)为后来的瓦岗义军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李密上瓦岗寨以后,李绩见李密才识皆过翟让,又与王伯当等人劝翟让让位于李密。617年夏,“河南、山东大水,饿殍满野,炀帝诏开黎阳仓赈之,吏不时给,死者日数万人。徐世绩言于李密曰:‘天下大乱,本为饥馑。今更得黎阳仓,大事济矣。’密遣世绩帅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济河,会元宝藏、郝孝德、李文相及洹水贼帅张升、清河贼帅赵君德共袭破黎阳仓,据之,开仓恣民就食,浃旬间,得胜兵二十余万。武安、永安、义阳、弋阳、齐郡相继降密。窦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 (见《资治通鉴·隋纪八·恭皇帝下》)为瓦岗寨的发展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
  归唐后,他镇守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四夷宾服,号为称职。唐太宗深有感触地说:“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唯置李世绩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 (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二·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中》)
  其二,善于审时度势。
  李绩的成功,与他善于审时度势是分不开的。这不仅表现在他的军事生涯中,还表现在他处理与皇家关系等重大政治问题上。对于皇家的事情,在他看来,是他们“家事”,无需询问“外人”。这样,一方面可以巧妙地避开陷入皇权争斗的漩涡,另一方面,也可以保全自己。唐高祖武德九年玄武门政变前夕,秦王“世民犹豫未决,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绩,世绩辞;世民由是重二人。” (见《资治通鉴·唐纪七·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上》)
  永徽六年(655),唐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昭仪武则天为皇后。上(唐高宗)问绩曰:“‘朕欲立武昭仪(即后来的武则天)为后,(褚)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上意遂决。”结果呢?反对者褚遂良等人或贬或死,而李绩却得到了唐高宗、武皇后的信任。(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五·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上》)
  李绩的审时度势,还表现在他对皇帝意图的深刻领会上。贞观二十三年(649),亦即唐太宗临终前夕,唐太宗唯恐他身为两朝元老,难以驾驭,特意贬他出任叠州都督。上谓太子曰:“李世绩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绩为叠州都督;世绩受诏,不至家而去。” (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五·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下之下》)
  李绩的审时度势,还表现在他对“盈满则亏”的理解和领悟上。李绩一生为大唐出生入死,立功无数,建立的赫赫战功;唐朝朝廷也给予李绩巨大荣誉。但在李绩看来,“盈满则亏”——唐太宗临死前所作所为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时时告诫自己、警醒自己。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因此,唐高宗即位后,召回李绩,并授任他为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进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不久,又拜尚书左仆射。就在这个春风得意的时候——亦即永徽元年(650),“李绩固求解职;冬,十月,戊辰,解绩左仆射,以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 (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五·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上》)。
  其三,知人善用。
  作为一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李绩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知人善用,举贤荐能。正是他善于用人,所以,他率军所到之处,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李绩的知人善用不仅表现在他的军事生涯中,还表现在平时对人才的发现、关心、照顾、提携、推荐、任用上。早在瓦岗寨起义之始,他发现魏徵、高季辅、杜正伦等是才俊之士,便与这些人物深交:“即加礼敬,引入卧内,谈谑忘倦。”后来,李绩位居高位,凡经他引荐的,后多位至通显,当时人称其有“知人之鉴”。譬如在他镇守并州时,李绩发现张文瓘是一个人才,便安排他在并州任职,并称赞他为“今之管(仲)、萧(何)”。
  李绩的知人善用还表现在一些不经意的小事上,注意帮助人才克服自己的不足之处,引导人才发挥自己的长处。譬如,在镇守并州时,一次李绩入朝,张文瓘等三人为他饯行,李绩分别赠给那二个人佩刀与玉带,而对张文瓘却一无所赠。张文瓘不解其意,李绩解释说:“子无为嫌。若某,冗豫少决,故赠以刀,欲其果于断;某放诞少检,故赠以带,俾其守约束。若子才,无施不可,焉用赠?”遂极力引荐,乃至高宗朝张文瓘位至宰相。
  渭南尉刘延佑,年轻时就中进士第,且政绩突出。李绩告诫他说:“足下春秋甫尔,遽擅大名,宜稍自贬抑,无为独出人右也。” (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
  正确对待不同人才的不同长处,也是李绩知人善用的一个重要特点。据《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记载:“上问:‘濮阳谓之帝丘,何也?’(窦)德玄不能对。许敬宗自后跃马而前曰:‘昔颛顼居此,故谓之帝丘。’上称善。敬宗退,谓人曰:‘大臣不可以无学;吾见德玄不能对,心实羞之。’德玄闻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强对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绩曰:‘敬宗多闻,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
  其四,“奉上忠”,“与友义”。
  李绩一生,主要历经瓦岗寨和唐朝。对大唐王朝,他任劳任怨,几十年来如一日,为大唐江山的建立、稳固、强大,立下了不朽功勋。他的忠心,得到了朝廷上下的一致认同:总章元年,在李绩挂帅东征辽东之际,“上(唐高宗)又问(贾言忠):‘辽东诸将孰贤?’(贾言忠)对曰:‘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虽不善斗,而持军严整;高侃勤俭自处,忠果有谋;契苾何力沉毅能断,虽颇忌前,而有统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忧国,皆莫及李绩也。’上深然其言。”(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后来事情的发展,也果如贾言忠所言。因此,李绩死后,唐高宗悲痛说:“绩奉上忠……历三朝未尝有过……”
  即使对待象李密这样一位刚愎自用、志大才疏的“故主”来说,李绩也做到了“尽忠尽则”,“仁至义尽”。
  武德二年(619),李密被王世充击败,入关降唐,“徐世绩据李密旧境,未有所属。魏征随密至长安,久不为朝廷所知,乃自请安集山东,上以为秘书丞,乘传至黎阳,遗徐世绩书,劝之早降。世绩遂决计西向,谓长史阳翟郭孝恪曰:‘此民众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献之,是利主之败,自为功以邀富贵也,吾实耻之。今宜籍郡县户口士马之数以启魏公,使自献之。’乃遣孝恪诣长安,又运粮以饷淮安王神通。上闻世绩使者至,无表,止有启与密,甚怪之。孝恪具言世绩意,上乃叹曰:‘徐世绩不背德,不邀功,真纯臣也!’赐姓李。”(见《资治通鉴·唐纪二·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上之中》)
  李密降唐后不久即谋反被杀,时“李世绩在黎阳,上(唐高祖)遣使以密首示之,告以反状。世绩北面拜伏号恸,表请收葬;诏归其尸。世绩为之行服,备君臣之礼。大具仪卫,举军缟素,葬密于黎阳山南。” (见《资治通鉴·唐纪二·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上之中》)
  其实,据史书记载,李密对李绩并不信任。在瓦岗寨时,翟让和李密发生火拼,“徐世绩走出,门者斫之伤颈……”幸赖“王伯当遥呵止之”。(见《资治通鉴·隋纪八·恭皇帝下》)杀害翟让后,李密“颇自骄矜,不恤士众”,“徐世绩尝因宴会刺讥气短,密不怿,使世绩出镇黎阳,虽名委任,实亦疏之。” (见《资治通鉴·唐纪二·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上之中》)在李密落难和死后,李绩不仅没有落井下石,反而以德报怨,的确难能可贵!
  “忠主”之外,李绩也很讲义气,也很重视义气。他在瓦岗时,曾与单雄信结拜为兄弟,誓同生死。后李密兵败,单雄信投靠了王世充。单雄信作战勇猛过人,在唐军围攻洛阳时,他驰骋沙场,挥枪几中齐王李元吉。武德四年,“及洛阳平,世绩言雄信骁健绝伦,请尽输己之官爵以赎之,世民不许。世绩固请不能得,涕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办事!’世绩曰:‘吾不惜余生,与兄俱死;但既以此身许国,事无两遂。且吾死之后,谁复视兄之妻子乎?’乃割股肉以啖雄信,曰:‘使此肉随兄为土,庶几犹不负昔誓也!’” (见《资治通鉴·唐纪五·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中之中》)
  其五,事亲孝,治家严整。
  李绩事亲极孝。为此,唐高宗曾经称赞过他:“事亲孝……”事实也的确如此。武德二年,李绩在获悉窦建德俘获其父李盖时,已经走出包围圈的李绩,“数日,以其父故,还诣建德降。” (见《资治通鉴·唐纪三·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上之下》)后来李绩用事实证明这是“假降”,并很快反窦归唐,并取得了唐高祖李渊的理解(见《资治通鉴·唐纪四·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中之上》),但其中的危险,是可想而知的。
  李绩治家严整,“闺门雍睦而严。”临死前,还叮咛族人——总章二年(669)十一月,“李绩寝疾……一旦,忽谓其弟司卫少卿弼曰:‘吾今日小愈,可共置酒为乐。’于是子孙悉集,酒阑,谓弼曰:‘吾自度必不起,故欲与汝曹为别耳。汝曹勿悲泣,听我约束。我见房、杜平生勤苦,仅能立门户,遭不肖子,荡覆无馀。吾有此子孙,今悉付汝。葬毕,汝即迁入我堂,抚养孤幼,谨察视之。其有志气不伦,交游非类者,皆先挝杀,然后以闻。’自是不复更言。十二月,戊申,薨。”(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李绩死后,唐高宗称赞他说:“性廉慎,不立产业……”
  其六,知天命,富有人情味。
  李绩“知天命”,也是一位知足之人。他身居高位,但从不贪恋,多次要求辞官,要求降级。在古今名将中,可谓凤毛麟角。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死神面前,他并不贪求富贵,并不企求长生不老。总章二年(669),已经位居司空、太子太师、英贞武公重位的李绩,在他病重的时候,除“上(指唐高宗)及太子所赐药,绩则饵之”外,“子弟为之迎医,皆不听进,曰:‘吾本山东田夫,遭值圣明,致位三公,年将八十,岂非命邪!修短有期,岂能复就医工求活!’”他常说:“我年十二三时为亡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惬则杀人。十七八为佳贼,临陈乃杀之。二十为大将,用兵以救人死。” (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在他看来,象他这样一位“田夫”,能出将入相,位列三公,已经心满意足了,死又何憾?死又何恨?所以,在死神面前,他坦然相对,平静相对,毫不畏惧。
  在对待亲人的问题上,李绩也极富有人情味。唐高宗乾封二年,高宗命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绩欲与其婿京兆杜怀恭偕行,以求勋效。怀恭辞以贫,绩赡之;复辞以无奴马,又赡之。怀恭辞穷,乃亡匿岐阳山中,谓人曰:‘公欲以我立法耳。’绩闻之,流涕曰:‘杜郎疏放,此或有之。’乃止。”(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在这种“春秋笔法”的背后,也可看出李绩性格中]鲜为人知的一面——浓厚的人情味。
  李绩人情味表现最突出、最充分的事情,还表现在已经身为“仆射(即宰相)”的他,为生病的姐姐熬粥做饭这类小事上。据《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记载:“其姊尝病,绩已为仆射,亲为之煮粥,风回,爇其须鬓。姊曰:‘仆妾幸多,何自苦如是!’绩曰:‘非为无人使令也,顾姊老,绩亦老,虽欲久为姊煮粥,岂可得乎?’” 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万分!
  对于李绩,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有一段很精彩的评论:“于李密,忠也;于单雄信,义也;于兵士,恤也;于唐朝,始终如一,灭之高丽,功至高也。” 纵观李绩一生,的确如此——他那充满传奇的成功人生,无疑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李绩,曹州离狐人也。本姓徐,初仕李密,为左武侯大将军。密后为王世充所破,拥众归国,绩犹据密旧境十郡之地。武德二年,谓长史郭孝恪曰:“魏公既归大唐,今此人众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献之,则是利主之败,自为己功,以邀富贵,是吾所耻。今宜具录州县及军人户口,总启魏公,听公自献,此则魏公之功也,不亦可乎?”乃遣使启密。使人初至,高祖闻无表,惟有启与密,甚怪之。使者以绩意闻奏,高祖方大喜曰:“徐绩感德推功,实纯臣也。”拜黎州总管,赐姓李氏,附属籍于宗正。封其父盖为济阴王,固辞王爵,乃封舒国公,授散骑常侍。寻加绩右武侯大将。及李密反叛伏诛,绩发丧行服,备君臣之礼,表请收葬。高祖遂归其尸。于是大具威仪,三军缟素,葬于黎阳山。礼成,释服而散,朝野义之。寻为窦建德所攻,陷于建德,又自拔归京师。从太宗征王世充、窦建德,平之。贞观元年,拜并州都督,令行禁止,号为称职,突厥甚加畏惮。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解精选贤良,镇抚边境,惟远筑长城,广屯将士,以备突厥,而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绩于并州,遂得突厥畏威远遁,塞垣安静,岂不胜数千里长城耶?”其后并州改置大都督府,又以绩为长史。累封英国公。在并州凡十六年,召拜兵部尚书,兼知政事。绩时遇暴疾,验方云须灰可以疗之,太宗自剪须为其和药。绩顿首见血,泣以陈谢。太宗曰:“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十七年,高宗居春宫,转太子詹事,加特进,仍知政事。太宗又尝宴,顾绩曰:“朕将属以孤幼,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绩雪涕政辞,因噬指流血。俄沉醉,御服覆之,其见委信如此。绩每行军,用师筹算,临敌应变,动合事机。自贞观以来,讨击突厥、颉利及薛延陀、高丽等,并大破之。太宗尝曰:“李靖、李绩二人,古之韩、白、卫、霍岂能及也!”
  (选自《贞观政要》)
  译文:
  李绩,曹州离狐人,本姓徐,起初在李密部下做左武侯大将军。李密后来被王世充打败,带领兵众去归降唐朝。李绩仍据有李密原来控制的10个郡。武德二年,李绩对长史郭孝恪说:“魏公李密既已经归顺大唐,这些郡的人口和土地,本是魏公所有,我如果上表献给大唐,那就是乐于主子的失败,来自己居功,以谋求富贵,我感到可耻。现在应该完整地登录州县名称和军人户口,一并报送魏公,由魏公自己来献给朝廷,这就是魏公的功劳了,不是很好吗?”于是派使者报送李密。使者刚到长安,唐高祖听说没有表奏,只有报告给李密,感到十分奇怪。使者把李绩的用意奏报,高祖才很高兴地说:“徐绩感故主之德,给故主推功,真是纯臣啊!”任命他做黎州总管,赐姓李氏,把户籍登入宗正寺,封他的父亲李盖为济阴王,李盖坚决辞谢王爵,就改封舒国公,授与散骑常侍的官职。不义加授李绩为右武侯大将军。到李密反叛被诛,李绩为他发丧并穿上上丧服,具备君臣的礼节,上表请求收葬。高祖就把李密的遗体交给他。于是他大规模地准备仪仗,全军都穿上白色的丧服,将李密安葬在黎阳山。葬礼完毕,才脱去丧服解散,朝廷上下都认为李绩真讲道义。不久,受到窦建德的攻击,李绩被俘,又逃回来回到京师,跟随太宗征讨王世充、窦建德,把他们打败。贞观元年,李绩被任命为并州都督,都令则行有禁则止,大家都说他称职,突厥对他十分畏惧。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隋炀帝不懂得精选贤良、镇抚边境,只去远筑长城,派大批将士屯驻,来防范突厥,见识糊涂,竟到了这种地步。我如今委任李绩镇守并州,就使得突厥畏威远逃,边塞城垣安宁,岂不胜过几千里的长城吗?”后来并州改设大都督府,又任命李绩为长史,加封到英国公。他在并州镇守了16年,召回任命为兵部尚书,兼知政事。李绩有次突然重病,验方上说用胡须烧的灰可以治好,太宗亲自剪下自己的胡须给他和药。李绩叩头出血,哭着谢恩。太宗说:“我这是为社稷打算,不用感谢。”贞观十七年,高宗还在东宫时,调任李绩为太子詹事,追加特进的待遇,仍担任知政事。太宗又曾设宴,宴席上,太宗回头对李绩说:“我想托付年幼的太子,考虑下来没有再比你合适的人选。你过去能不忘李密,如今怎么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李绩擦着眼泪回话,把自己的手指咬出血来。不一会李绩喝得大醉,太宗把御服盖在他身上。他就是这样地被委任信用。李绩每次行军作战,用兵筹划,临敌应变,都能做得很确当。从贞观以来,李绩奉令付伐突厥颉利可汗和薛延陀、高丽等,都把他们打得大败而逃。太宗曾说:“李靖、李绩二人,古代的名将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岂能比得上啊!”
NO.9 李泌
李泌
  南岳人杰地灵,英才辈出,李泌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生前在南岳隐居、受篆,仙逝后又魂归南岳,与南岳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外立世功,内修道法,在许多方面都可以为人楷模。由于某种原因,史家对他有不同看法,《旧唐书·李泌传》说他为相以后“无足可称”,《太平广记》甚至把他的事迹列入“妖妄”类。这些看法是偏颇的,我们有责任对他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地道的道士本色

  李泌之所以能够在史书上留下光彩的一笔,主要是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建树。但李泌与道教的联系则更早,而且他往往是以道士的身份参与政治活动的,因此,我们先谈他对道教的信仰。
  据《邺侯外传》记载,在李泌还未出生时,就显示出了种种灵异。首先是一位异僧预言周氏(即李泌之母)的第三子(即李泌)当为帝王师。后来,“周氏既娠泌,凡三周年,方寤而生,泌生而发至于眉。先是,周每产必累日困惫,惟娩泌独无恙,由是小字为/顷”。在儿童时代,没有经过任何修炼的李泌竟然能站立在屏风上,或在笼上行走,于是有一位道士见了就断言说:“年十五必白日升天。”白日升天就意味着离开人间去当神仙,当神仙虽然是件好事情,无奈继续留在人间的父母、亲人却无论如何也舍不得这样一个优秀的孩子,于是人神之间就展开了一场争夺战。《邺侯外传》记载:“父母保惜,亲族怜爱,闻之,皆若有甚厄也。 …旦空中有异香之气,及音乐之声,李公之血属必迎骂之。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时有彩云挂于庭树。李公之亲爱乃多捣蒜齑,至数斛,伺其异音、奇香至,潜令人登屋,以巨勺扬浓蒜泼之,香、乐遂散。”在这场争夺战中,李家最终赢得了胜利,虽然李泌白日升天的时日往后推迟了一些,但人间则多了一位造福国、民的李姓宰相。
  后来,李泌在游衡山、嵩山时,“遇神仙桓真人、羡门子、安期生先生降之,羽车幢节,流云神光,照灼山谷,将曙乃去,仍授以长生、羽化、服饵之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国祚中衰,朝廷多难,宜以文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灵,然后可登真脱屣耳。’”(《邺侯外传》)这段记载明显带有神话色彩,但也说明了李泌早年有过进山修道的经历。从此以后,李泌就长期绝粒食气,修黄老谷神之要。
  李泌的父母于天宝十二年(753)前后去世,此后一段时间,李泌的主要兴趣就在于学道,《邺侯外传》说:“泌自丁家艰,无复名宦之冀,服气修道,周游名山,诣南岳张先生受篆,德宗追谥张为玄和先生。”根据这一记载,李泌虽然很早就在学道,但正式成为道士的事,还是发生在他生活于衡山期间o,因此我们说,李泌是一位衡山道士。
  衡山学道期间,李泌还是吃了不少的苦,他“山居累年,夜为寇所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乃攀援他径而出,为槁叶所藉,略无所损”(《邺侯外传》)。如果不是山谷中的枯叶厚,李泌差一点儿被摔死。多年学道,再加上天资聪颖,李泌在道术上很有成就,据说他能够多年不吃饭(绝粒),身轻如燕,而且能够让手指出气,这股气可以吹灭烛火。他的一些独特隐居方式也为后人所效仿:“泌每访隐选异,采怪木蟠枝,持以隐居,号曰养和,人至今效而为之,乃作《养和篇》,以献肃宗。”(《邺侯外传》)“(李泌)隐衡山,……尝取松谬枝以隐背,名曰“养和”,后得如龙形者,因以献帝,四方争效之。”
  (《新唐书·李泌传》)这两条记载大同小异,都说明了李泌的养生方法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另外,他创制的祭神方式,也为时人所接受:“泌又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谷,至今行之。”(《邺侯外传》)应该说,李泌在当时的宗教界,是一位具有极大影响的人物。
  关于李泌去世之后的情况,《邺侯外传》说:“是岁三月薨,赠太子太傅。是月中使林远于蓝关逆旅遇泌,单骑常服,言暂往衡山,话四朝之重遇,惨然久之而别。远到长安,方闻其薨。”这段记载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当时人相信他死后成仙了,这进一步说明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宗教地位是很高的。二是他最终选择了衡山作为自己的归宿,或者说是当时人认为他与衡山的缘分最深,故有此说。在衡山受篆,最后又仙归衡山,这说明了李泌一生的政治事业在朝廷,而宗教事业在衡山。

二、卓越的治国才能

  李泌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下面,我们从哲学思想、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分别予以简单介绍。

1哲学思想

  在哲学方面,李泌反对命定论。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记载,在建中元年(780),就有术士桑道茂上书德宗,说“陛下不出数年,暂有离宫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气,宜高大其城以备非常”。到了建中四年(783),德宗真的因兵变而逃往奉天。事后,德宗谈起此事时,认为这是命中注定,非人力可以改变。接着,李泌与德宗有一个精彩的对话:(李泌)对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当言命。言命,则不复赏善罚恶矣。桀(误,应作纣)曰:‘我生不有命白天?’武王数纣曰:‘谓
  已有天命。’君而言命,则桀、纣矣。”帝曰:“朕请不复言。”(《新唐
  书,李泌传》)通过这段对话,可见李泌是一位头脑十分清醒的政治家,特别是在天命思想浓厚的古代,李泌的这一看法更为难得。他重人事、轻天命的思想是指导他政治事业成功的基本保证。

2政治才能

  在他几岁大的时候,就曾当面批评名相张九龄不该喜欢“软美者”,让张九龄佩服得连呼他为“小友”(《新唐书·李泌传》)。他的政治才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善于协调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

  这一点十分重要,统治集团内部关系是否和谐,直接决定了这个集团的成败存亡。肃宗即位后,打算任英武多才的建宁王李谈为天下兵马元帅,而李泌力争,认为应该由其兄太子李豫(即代宗)担任此职。太子是虚名,元帅有实权,二者的分离势必会造成政权的分裂。肃宗听取了李泌的建议。李谈遭谗被杀后,李泌又劝代宗追封他为帝(见《新唐
  书·十一宗诸子列传》)。这些做法,既协调了兄弟之间的关系,又保证了政权的统一。在克复二京后,李泌再一次协调了玄宗与肃宗的父子关系。当时,肃宗上奏避难蜀地的玄宗,表示自己愿意再回东宫为太子,李泌断言玄宗不会回来了,当肃宗问起该怎么办时,“泌乃为群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恋晨昏,请促还以就孝养”。玄宗接到第一次奏章后,果然说:“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东矣。”(《新唐书·李泌传》)直到接到第二本奏章,这才高高兴兴地回去当了“天子父”。因为玄宗知道,即便是儿子真心让位,那些功臣也不会愿意,权力交接的结果很可能会引起另一场动乱,更何况自己已经老了。李泌可以说是洞察了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人物的心理,从而作出相应的恰当安排。

(2)具有阔大的政治家胸怀

  肃宗当太子时,权相李林甫多次陷害太子,使太子位几乎不保。肃宗即位后,便想复仇:“(肃宗)怨之,欲掘冢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广,使胁。从之徒得释言于贼。帝不悦,曰:‘往事卿忘之乎?’对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气候恶,且春秋高,闻陛下录旧怨,将内惭不怿,万一有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广不能安亲也。’帝感悟,抱泌颈以泣曰:‘朕不及此。’”(《新唐书·李泌传》)李泌想尽办法,就是希望肃宗能够以一位心胸开阔的皇帝形象出现在臣民面前。他对别人这样要求,对自己也是如此。贞元三年(787),当李泌被任命为宰相时,他对皇上表态说:“臣素奉道,不与人为仇。……臣无可报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二)这充分表现出一位宗教家、政治家的气度。

(3)反妥协,反割地,作风果敢

  建中四年,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反,紧接着,身为太尉、朔方节度使的李怀光亦反,再加上当时出现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德宗可以说是内外交困,于是就有大臣提出与李怀光妥协。这时,“李泌破一桐叶附使以进,曰:‘陛下与怀光,君臣之分不可复合,如此叶矣。’由是不赦”(《新唐书·李泌传》)。李泌用带有文学浪漫色彩的方法十分清楚地分析了李怀光与朝廷的关系,说服了皇上,李怀光叛乱最终被平息。
  对国内的悍将态度如此,对国外强敌的态度也如此。朱泚叛乱时,德宗曾向吐蕃人求援,并答应事成后把安西、北庭两块地方割让给吐蕃。后来,还是依靠唐军的力量击败了叛军,而吐蕃不仅不积极进兵,甚至连追击溃退叛军时也不卖力,而且还趁机把武功地区抢劫一空。平叛后,吐蕃派使者来要土地,德宗也已经同意,而李泌坚决反对,说:“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吐厥,皆捍兵处,以分吐蕃势,使不得并兵东侵。今与其地,则关中危矣。且吐蕃向持两端不战,又掠我武功,乃贼也,奈何与之?”(《新唐书·李泌传》)李泌的意见合情合理,朝廷最终拒绝割让土地。
  通过这两件事情,我们看到了李泌果敢坚强的一面,他不仅捍卫了朝廷的尊严,而且还捍卫了民族的尊严,维护了國家的利益。

(4)具有传统士大夫的死节精神

  以上所举事例,都还没有直接涉及到李泌的个人利益,那么在关系到自身安危时,李泌又是如何表现呢?德宗立李诵(即顺宗)为太子,太子妃的母亲是郜国公主,郜国公主犯蛊媚罪被幽禁,此事自然牵连到了太子,于是德宗便有意废除对蛊媚事毫不知情的太子。对此,李泌反对的态度相当坚决,以至于德宗说:“卿违朕意,不顾家族邪?”竟拿灭族来威胁李泌,而李泌执意更坚:“世衰老,位宰相,以谏而诛,分也。……”《新唐书·李泌传》接着记载说:李泌“执争数十,意益坚,帝寤,太子乃得安”。在大是大非面前,李泌毫不妥协,不顾全家性命,竟然与皇上争执达数十次之多,这种威武不屈的精神实为难得。
  除上述外,李泌的政绩还很多,如调整官俸、裁减冗员、如何安置功臣等等,都能匡正时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军事才能

  在安史之乱、肃宗灵武即位之时,李泌就对國家命运作出了正确的预测:第一,叛军猖獗不—厂多久,其原因有二,一是参与叛乱的多是异族人,而华人寥寥,这说明安史叛乱没有得到中原人的支持;二是叛军把掠夺到的财物全部送回自己的偏居一隅的老巢范阳,可见叛军根本没有一统天下的雄心。第二,李泌为肃宗制定了平叛的方略:“今诏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郭子仪取冯翊,入河东,则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将也。随禄山者,独阿史那承庆耳。使子仪毋取华,令贼得通关中,则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奔命数千里,其精卒劲骑,不愈年而弊。我常以逸待劳,来避其锋,去剪其疲,以所征之兵会扶风,与太原、朔方军互击之。徐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大使,北并塞与光弼相掎角,以取范阳。贼失巢窟,当死河南诸将手。”(《新唐书·李泌传》)李泌的这个方略是非常正确的,他反复告诫肃宗“无欲速”,要着眼于长久,目的是要把叛军赶出老巢,一网打尽,不留后患。开始,这一计划也得到肃宗的认可,但后来肃宗急功近利,坚持先收复长安,结果把叛军赶回河北,从而形成割据局面,遗患无穷。李泌的这段谈话可以和诸葛亮的“隆中对”相媲美,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两位谋略家都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李泌还写了一篇《议复府兵制》,希望能够恢复原有的府兵制,以便从根本上遏止军阀割据。但这一建议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数十年后,杜牧在《原十六卫》中又一次提出这一问题。

4经济才能

  在经济方面,虽然李泌没有直接经管过國家财务,但也显示了一定的才能。
  在古代,漕运是國家大事,也是难事。在任陕虢观察使期间,李泌挖山开路,以便饷漕。由于此事极大地改善了京师的粮食供应,李泌被升迁为检校礼部尚书。任相后,大力改革一些经济管理方面的弊端,《新唐书·李泌传》记载:“时方镇私献于帝,岁凡五十万缗,其后稍损至三十万,帝以用度乏问泌,泌请天下供钱岁百万给宫中,劝不受私献。凡诏旨须索,即代两税,则方镇可以行法,天下纾矣。”这些改革措施,既增加了國家的收入,也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总之,李泌在政治上是成功的,当时人柳砒就说:“两京复,泌谋居多,其功乃大于鲁连、范蠡。”(《新唐书·李泌传》)把李泌同历代文人心目中的偶像鲁连、范蠡相提并论,这一评价可以说是相当高的。

三、机智的处世态度

  我们说李泌的处世态度十分机智,充分地表现了一位政治家、宗教家的高超智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四次归隐,五次离京

  第一,该仕则仕,该隐则隐,实践了道家的“无我”精神和儒家的“无可无不可”态度。
  不固执己见,适应客观形势以做到出处自由,这是道家和儒家所共同提倡的,而李泌就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综合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知道李泌至少有四次因各种原因离开权力的中心——朝廷:
  第一次发生在玄宗天宝年间,当时隐居嵩山的李泌上书玄宗,议论时政,受到玄宗的重视,“令待诏翰林,仍东宫供奉”。然而却遭到杨国忠的嫉恨,说李泌曾写《感遇诗》讽刺朝政,结果李泌被送往蕲春郡(今湖北省蕲春县)安置,而李泌干脆脱离了官府,“乃潜遁名山,以习隐自适”(《旧唐书·李泌传》)。
  第二次大约发生于肃宗至德末、乾元初。自从肃宗灵武即位时起,李泌就一直在肃宗身边,为平叛出谋划策,《旧唐书·李泌传》说他当时虽然没有身担要职,却“权逾宰相”。正是这种与皇上极为亲密的关系,招来了权臣崔圆、李辅国的猜忌。收复京师后,为了躲避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灾祸,也由于平叛大局已定,李泌便主动要求离开权力的中心,进衡山修道,“有诏给三品禄,赐隐士服,为治室庐”(《新唐书·李泌传》)。
  第三次发生在代宗大历年间。代宗刚一即位,就马上把李泌从衡山召进京师,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并勉强他吃肉,还为他娶朔方故留后李的甥女为妻。当时的权相元载认为李泌不肯依附自己,留在朝廷对自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此时刚好江西观察使魏少游请朝廷为他派去一些僚佐,于是元载就盛称李泌有才,可担任此任,于是就在重用人才的名义下把李泌赶出了朝廷。顺便要提到的是,元载是一位靠应试老、庄、列、文起家的文人,却容不得同道。第四次则大约发生于代宗大历末、建中初。大历十二年(777),元载被诛,李泌又被召回,却再一次受到常衮的排斥,先让李泌到澧朗峡(在今湖南省澧县)当团练使,不久,又调任杭州刺史。
  实际上,李泌还有第五次离京的经历。建中四年(783),泾原兵变,德宗逃往奉天,身处危难的德宗又把李泌召到身边。这一次,李泌在朝廷也仅呆了两年,至贞元元年(785),又被任命为陕虢观察使。观察使的地位比较高,所以不能被视为受到排挤。到了贞元三年(787),李泌才回到朝廷,当上了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邺侯。贞元五年(789),一代奇才李泌去世。
  四次被排挤出朝廷,又四次回到朝廷,且一次比一次更受重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屡蹶屡起的原因,主要得力于他恰当的处世方法和豁达的心态。每次被赶出朝廷,虽然我们不敢断定他就没有怨心,但我们的确没有听到他的怨言,这是他没有受到进一步迫害、能够东山再起的根本保证。李泌先后五次入京为官,除前两次为主动人京外(第二次肃宗曾召李泌,李未接到诏书即起身赴行在),后三次都是被召,这说明李已经达到了顺应外物、无我无己的境界。李泌还做到了儒家所提倡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行”则建功立业,“藏”则修心养性,出处都过得十分充实,心情都很平静。如果他整天都在怨天尤人、满腹忧愁,为自己的不平遭遇愤愤不平,他的身体大概也无法坚持到位极人臣的那一天。李泌对待个人进退荣辱的平静心态,对今人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2以布衣、道士的身份避祸全身

  随时随地牢记并显示自己的布衣、道士的身份,以此来避害全身。
  李泌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多事的战乱时代;他所处的朝廷,是一个矛盾极为尖锐的朝廷。如何在这个异常复杂的环境中保全自己,是当时每一个人,特别是当权者都要遇到的问题。前文提到的曾排挤过李泌的杨国忠、李辅国;元载都曾权倾一时,后又都在政治斗争中被杀。
  李泌用来保全自己的方法,首先是在为国出力的同时,又竭力与权力中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新唐书·李泌传》记载:“肃宗即位灵武,物色求访,会泌亦自至。已谒见,陈天下所以成败事,帝悦,欲授以官,固辞,愿以客从。人议国事,出陪舆辇,众指曰:‘著黄者圣人,著白者山人。”’李泌坚决要以白衣人的身份为国效力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向皇帝身边的当权者表明自己没有政治野心,以避免卷进争权夺利的斗争之中。
  在进入权力中心之后,李泌则时刻以世外神仙自居,甚至不惜以荒诞的形式宣示于众。《唐国史补》卷上记载:“李相泌以虚诞自任。尝对客曰:‘令家人速洒扫,今夜洪崖先生来宿。’有人遗美酒一植,会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来,与君同倾。’倾之未毕,阍者云:‘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还之,略无怍色。”有如此政治才能的李泌竟然荒诞到了这种地步,特别是当谎言揭穿后,李泌竟然能够泰然处之,毫无愧色,令人不可思议。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对李泌的为相,“时论不以为惬”(引日唐书·李泌传》),“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故为世所轻。”(《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有谋略”与“好谈神仙诡诞”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因为真正明智的人是不会陷于诡诞之谈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好谈神仙诡诞”正是李泌“有谋略”的一个表现,欧阳修、宋祁等人就看到了这一点:“德宗晚好神鬼事,乃获用,盖以怪自置而为之助也。”(《新唐书·李泌传》赞语)说李泌是假借神怪以自助,这当然有道理,古代有数不清的政治家以神鬼设教,而这只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李泌处处表现出神仙家的本色,让同僚们清楚,自己的根本兴趣不在于人间,而在于仙界,这样—来,与世俗人就会少几分摩擦,自己也就多几分安全。我们这样讲并非全是猜测,《邺侯外传》记载:“(李泌)曰:‘若臣之所愿,则特与他人异。’肃宗曰:‘何也?’泌曰:‘臣绝粒无家,禄位与茅土皆非所欲。为陛下帏幄运筹,收京师后,但枕天子膝睡一觉,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动天文足矣。”李泌反复强调自己是“绝粒无家”的世外人,不争名夺利,或者说世俗名利对自己无用,这样讲无非是要包括皇帝在内的名利之人不要把自己看作一个竞争对手。以世外人的身份参与世内的政治活动,是李泌全身的策略。事实上也是如此,肃宗听了这番话以后,对他更加放心,并且不久就满足了李泌枕天子膝睡一觉的愿望。《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还记载,李泌早就与肃宗有约:“俟平京师,则去还山。”收复京师之后,李泌不顾肃宗的真诚挽留,坚决到南岳当道士去厂。

3以谦退处世

  以谦退的态度处世,是道家和儒家所共同提倡的。《尚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老子》六十七章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四十四章也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李泌深知这一点。《新唐书·李泌传》记载:德宗要授予他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的头衔,而李泌坚决要求去掉“大”字,只要“学士”头衔。后来被授予“大学士”头衔的人也多引李泌为例,不敢称“大”。在金钱方面,李泌更是如此。动乱时期,朝廷赏赐百官的物品“皆三损二”,后来稍稍安定,“帝使还旧封。于是李晟、马燧、浑碱各食实封,悉让送泌,泌不纳”(《新唐书·李泌传》)。李泌能够在名利面前保持着一种谦让态度,这是他处世精明的又一表现。
  有关李泌的谦退态度,时人也已看出,《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记载:“上谓泌曰:‘卿昔在灵武,已应为此官,卿自退让。…可见,李泌的“退让”态度给当时的君臣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四、早慧的文学奇才

  李泌家世代重视读书教育,据《邺侯家传》说,李泌的父亲李承休聚书两万余卷,并告诫子孙不得让这些图书出门,如有求读者,可在别院阅读、供馔。这些图书至少保留到了李泌的儿子李繁的时候。韩愈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为人强记览,过眼不再读。伟哉群圣文,磊落载其腹。行年余五十,出守数已六。京邑有旧庐,不容久食宿。台阁多官员,无地寄一足。我虽官在朝,气势日局缩。屡为丞相言,虽恳不见录。送行过泸水,东望不转目。今子从之游,学问得所欲。”这里说的邺侯是指李繁,李繁当时为随州刺史。这首诗说明了当时李家的藏书天下闻名,甚至有人从京城跑到李家去借阅。同时也说明了一代文宗韩愈与李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李泌自然受益不浅。李泌生于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开元十六年(728),刚刚七岁的李泌就能为文赋诗,一次儒、道、释三教学者聚会,玄宗把他也召人宫中,而此时的李泌就以非凡的文学才能征服了与会的君臣。《新唐书·李泌传》记载:“泌既至,帝方与燕国公张说观弈,因使说试其能。说请赋‘方圆动静’,泌逡巡曰:‘愿闻其略。’说因曰:‘方如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张说是当时一位才华横溢的名诗人,被时人称为“燕许大手笔”,他与李泌的这两首小诗都是即兴之作,相比之下,七岁李泌的作品在立意方面远远超过已经五十多岁的张说的作品。也难怪诗成后,“说因贺帝得奇童,帝大悦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赐束帛,敕其家曰:‘善视养之。”(《新唐书·李泌传》)其后,重臣张九龄、严挺之等对他都非常器重。七岁儿童即受到朝廷君臣的一致重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十七岁时,李泌写了另外——首诗歌《长歌行》:“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1——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可以说,李泌在十七岁时,就为自己设计好了一生,那就是要么学道成仙,要么建功立业。而事实上,李泌的一生也确实是在这两条路上徘徊。据《邺侯外传》说,此诗写成后,流传很广,因为诗歌中表露的志向十分明显,所以张九龄告诫他说:“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斯尽善矣。藏器于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但当为诗以赏风景,咏古贤,勿自扬己为妙。”李泌听后十分感动,“尔后为文,不复自言”。
  据史书记载,李泌“尤工于诗”(《旧唐书·李泌传》),所写诗文很多,如《复明堂》、《九鼎议》(一说二者为一篇)、《明心论》、《养和篇》、《建宁王挽歌词》、《八公诗》、《感遇诗》等等,《旧唐书·李泌传》说他“有文集二十卷”。
  李泌与诗人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著名诗人顾况就曾拜李泌为师:“况素善于李泌,遂师事之,得其服气之法,能终日不食。及泌相,自谓当得达官,久之,迁著作郎。”(《唐才子传·顾况》)
  除文学创作外,李泌在学术上也很有造诣。他对《周易》、《老子》颇有研究,玄宗曾召他进宫进授《老子》,晚年又参修国史。以上我们所举的文章,有——些即属于学术著作。
  综李泌一生,是自强不息的一生,也是成功的一生。虽然《旧唐书》对李泌评价不高,但《新唐书》已改变了这一观点,认为“其谋事近忠,其轻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当然,这段话在赞美的同时还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新、旧《唐书》都是由儒生写的。如果作者能够跳出三教的藩篱,从更高的文化角度去审视李泌,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去理解李泌的一番苦心,那么他们对李泌的评价肯定会更高一些。
  【李泌最后的贡献】
  李泌这个人出道很早,是玄、肃、代、德四朝元老,可他一生崇尚出世无为的老庄之道,视功名富贵如敝屣,所以在肃、代两朝数度坚辞宰相之位,并且最终远离朝堂,长年隐居于衡山。不知道为什么,在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六月他终于同意德宗的请求,出任宰相,可当时已经是六十七岁高龄。即便他想把当年的肃宗和代宗求之不得的智慧和心力全部贡献给幸运的德宗皇帝,可上天却没有给他和德宗更多的时间。贞元四年(公元788年)三月,李泌便与世长辞。虽然执政的时间很短,可李泌在任期间却做了许多意义重大的事,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贞元年间帝国总体形势的和平与稳定。
  李泌的重大举措涉及经济、军事、外交、内政等多方面:
  贞元三年七月,命各道及州县将正常的政府税收之外所有的非法聚敛悉数革除,缓解民生困难。同月,下令边防戍卒开荒屯田、自力更生,目的是解决军费严重不足的问题。八月,向德宗劝谏,消除了李适对太子李诵的猜忌,成功化解了一场废立风波。九月,力谏德宗,联合回纥与南诏共同对抗吐蕃,减轻了帝国边境线上的军事压力。贞元四年十一月,设置徐泗濠节度使(治所在徐州),以保障帝国的生命线、即江淮漕运不受平卢(李纳辖区)等藩镇的威胁。
  而在所有这些事情当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李泌在拜相当月,对互相猜忌的德宗皇帝与平叛功臣所做的调停,从而避免了一场新的叛乱。
  贞元三年,也就是在诸藩之乱初定、大唐帝国的马车刚刚摆脱倾覆的危险时,德宗李适就迫不及待地卸下了那两个质地坚固的车轱辘,一个是李晟、一个是马燧。这两个人的功劳实在太大了,大得让皇帝时刻感受着“尾大不掉”的危险。德宗李适真怕他们一转眼又变成李希烈和李怀光,所以在这一年三月和六月先后卸掉了他们的兵权,把他们召回朝廷享受天子的尊崇和礼遇。
  可这样的尊崇和礼遇在李晟和马燧看来却着实有些恐怖,因为他们也时刻感受着“兔死狗烹”的危险。又一个麻秆打狼两头怕的局面已经形成,又一场似曾相识的叛乱在令人不安的气氛中悄悄酝酿。
  有一个例子可以充分表明天子与功臣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
  那是李晟被剥夺兵权回到长安之后,京城的很多士民忽然纷纷议论起李晟的府第,说他的大宅中有一座大安园,说大安园里有一座大安亭,说大安亭的四周有一片茂密的竹林。这则流言说到这里实在是一点内容都没有,可当李晟接着往下听的时候,他突然在盛夏的阳光下惊出了一身冷汗。
  人们说——假如李晟在这片茂密的竹林里埋伏一支奇兵,一旦抓住机会,不是很容易造反吗?!
  对于世人们这种惊人的想象力,李晟不可能一笑置之。
  因为他实在不敢保证天子李适的心中并不具有类似于世人的这种惊人想象力。所以李晟当天就命人把竹林砍得精光,连只老鼠都藏不住。
  可问题是——世人的想象力总是无穷的。既然李晟家的竹林可以埋伏一支军队,那么李晟家的每一个房间为什么就不能隐藏几名士兵呢?
  为了终止这种无穷想象,也为了长安不再无意义地流血,李泌在拜相当月立即陪同李晟和马燧入宫面圣。李泌直言不讳地对德宗说:“陛下既然让我当这个宰相,那我今天就跟陛下做个口头约定,可不可以?”德宗说当然可以。
  李泌说:“希望陛下不要加害功臣!臣蒙受陛下厚恩,才敢放胆直言。李晟和马燧为帝国立过大功,听说有人不断散布谣言,虽然陛下一定不会信,但我今天仍要当着他们的面提出来,为的是让他们二人不再疑惧。假如陛下把二人诛杀,恐怕宿卫禁军和四方边镇的将帅都会扼腕愤怒,而且恐惧难安,那么朝野之乱势必随时会发生。而今,李晟和马燧无论财产还是地位都已臻于极至,只要陛下坦诚相待,让他们感到身家性命均无可忧,國家有难就挂帅出征,天下太平就入朝参奉,君臣之间便能和睦安宁。所以臣希望陛下不要因二位大臣功高业伟就有所猜忌,而二大臣也不要因为自己地位太高而心怀疑虑,则天下自然太平无事!”
  听完这一席话,德宗皇帝诚恳地表示接受。李晟和马燧也当场泣下,起身拜谢。
  当初的李怀光之所以对國家和个人前途丧失了信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朝堂上有一个卢杞那样的宰相。而今天的李晟和马燧之所以没有成为李怀光第二,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李泌这样的宰相。
  至于长安坊间那些善于制造并传播流言的士民们,实际上也应该感谢李泌。因为这则流言原本极有可能引发一场祸及整个长安的血光之灾,可却被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侥幸地避开了。可见,历史上总有那么一些时候,也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人,的确是当得起“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这句话的。
NO.10 刘伯温
刘伯温
 (刘基)
  刘伯温(1311-1375年),名刘基,字伯温,以字行。刘伯温自幼聪颖异常,天赋极高。在家庭的熏陶下,他从小就好学深思,喜欢读书,对儒家经典、诸子百家之书,都非常熟悉。尤其对天文、地理、兵法、术数之类更是潜心研究,颇有心得。他的记忆力非常好,读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而且文笔精彩,所写文章非同凡俗。他14岁时入处州郡学读《春秋》,17岁师从处州名士郑复初学习宋明理学,同时积极准备科举考试。天生的禀赋和后天的努力,使年轻的刘伯温很快在当地脱颖而出,成为江浙一带的大才子、大名士,开始受到世人的瞩目。他的老师郑复初就曾对刘伯温祖父说:"他日这个孩子必定会光大你家门楣,振兴刘氏家族!"西蜀名士赵天泽在品评江左人物时,将刘伯温列为第一,将他与诸葛孔明相比,说刘伯温他日一定会成为济时大器。朱元璋多次称刘基为:“吾之子房也。”
  刘伯温果然是人中之杰。他于元统元年(1339年)考取进士,从此进入仕途,开始他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精彩表演。
  最初,刘伯温希望为元朝政府效力,通过做官来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他在中进士后不久,被任命为江西高安县丞,后又任元帅府都事。但是他的建议往往得不到朝廷的采纳,他的才能反而受到朝廷的压制。刘伯温非常失望,先后3次愤然辞职,回故乡青田隐居。
  刘伯温隐居青田期间,潜心著述。他将自己的思想和对社会、人生的见解进行了一番总结,创作了著名的《郁离子》一书。而当此之时,全国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全国各地反元起义风起云涌,元王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但各支反元义军又互相纷争,各不相让。刘伯温静观天下形势,经过一番分析,认为在众多的起义军中,以平民出身的明太祖最有真龙天子之气,他领导的一支红巾军才是推翻元朝、建立新江山的队伍。
  公元1360年,义军统帅明太祖两次向隐居青田的刘伯温发出邀请,刘伯温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终于决定出山辅助明太祖,希望通过助朱氏打江山来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宏伟大志。与当年诸葛亮"隆中对"相似,刘伯温初次与朱氏相见,就提出了"时务十八策"。明太祖一见刘伯温之后,更是大喜不已,从此将刘伯温视为自己的心腹和军师。
  刘伯温出山之后,忠心耿耿地为朱氏政权效力,积极为明太祖出谋划策。他为朱氏制订了"先灭陈友谅,再灭张士诚,然后北向中原,一统天下"的战略方针。而明太祖得到刘伯温的辅助,正是如虎添翼。他基本上按照刘伯温为他定下的战略、战术行事,先用诱敌之计大败陈友谅,挫其锐气,再于公元1363年在鄱阳湖与陈氏决战,将其势力彻底消灭。第二年,又依计将张士诚的势力消灭。然后,明太祖派部队北上攻打元朝首都北京,同时准备在南方称帝。
  公元1368年,明太祖在南京登基称帝,正式建立大明皇朝,改元"洪武"。为朱氏最后平定天下、开创朱明皇朝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刘基,作为开国元勋之一,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为了表彰刘伯温的特殊贡献和巨大功勋,明太祖还下诏免加刘伯温家乡青田县的租税。这是处州地区惟一不加税的一个县。不久又追封刘伯温的祖父、父亲为永喜郡公。
  洪武三年(1370年),刘伯温被任命为弘文馆学士,受"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称号,赐封诚意伯,食禄241石。至此,刘伯温本人的事业和青田刘氏家族的发展,都如日中天,达到了最辉煌的鼎盛时期。
  作为一代军师和智者,刘伯温料事如神,他深知自己平时疾恶如仇,得罪了许多同僚和权贵,同时也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因此,他在功成名就之后,毅然选择激流勇退,于洪武四年(1371年)主动辞去一切职务,告老还乡,回青田隐居起来。
  刘伯温在青田过了2年的隐居生活,本来希望远离世间是非争夺。但是,他的智慧和才能实在太高,他的名声实在太大了,他甚至被民间百姓渲染成了一位活神仙般的人物,这就无法避免政敌的嫉妒和皇帝的猜疑。洪武六年(1373年),刘伯温的政敌胡惟庸当了左丞相,指使别人诬告刘伯温,说他想霸占一块名叫"茗洋"的"有王气"的土地做自己的坟墓,图谋不轨。早就对刘伯温放心不下的明太祖,听到诬告后果然剥夺了刘伯温的封禄。刘伯温非常惶恐,于是亲自上南京向明太祖谢罪,并留在南京不敢回来。后来,胡惟庸升任右丞相胡惟庸天下第一大奸臣可与秦桧相提并论,刘伯温更加忧虑,终于一病不起。
   刘伯温


  洪武八年(1375年),有病在身的刘伯温由皇帝朱元璋所派使者护送回家,不久在家忧愤而死,终年65岁。
  刘伯温在南京时,胡惟庸曾派太医为刘伯温诊病送药,但刘伯温吃了他的药后,病情加剧。因此,当时人们怀疑刘伯温是胡惟庸下毒致死。他死后139年,即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被追赠太师,谥号文成,因而后人又称他刘文成。文成县是1948年析置的新县,县名就是为了纪念刘基。
  刘伯温不但是一位谋略大师,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和文人,他的著作很多,流传于世的有《郁离子》10卷和《诚意伯文集》20卷。其中。代表作《郁离子》一书在中国思想上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刘伯温死后,葬于青田武阳夏山。据说,刘伯温死前曾预言胡惟庸必败,到时明太祖会为自己平反昭雪,他还特留下一封密奏给儿子,要他在日后明太祖想起自己的时候再上奏。5年后,胡惟庸果然垮台。又10年后,刘伯温果然被平反。明太祖还赐给刘氏家族金书铁券,特批刘氏成员可凭此免一次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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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剧性结局
  刘伯温在与淮西派首领李善长的争斗中占了上风,最终却被李善长的心腹、奸臣胡惟庸所害。
  刘基,号伯温,足智多谋,思维缜密,料事如神,是朱元璋夺得天下、建立明王朝的第一谋士。然而,明朝开国后,刘基只被封了个次一等的爵位――诚意伯。虽然他执法如山,并且在与淮西派首领李善长的争斗中占了上风,最终却被李善长的心腹、奸臣胡惟庸所害。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主宰他的命运,直至生命的终结。
  1、淮西派与浙东派拉开争斗序幕
  
 朱元璋在解决了北元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生产和生活的政策,得到了好的效果,但此时,朝廷内部的矛盾又激烈起来,大臣分成两派,以地域为区分,开始了新的争斗。
  这些所谓派别,实际上就是老乡会,大家都说一样的方言。朱元璋手下最大的老乡会就是淮西集团,会长本来应该是朱元璋,但考虑到他还兼任皇帝一职,所以当时是由李善长代理。这一集团人多势众,主要成员有李善长、郭兴、郭英、汤和、周德兴,还包括死去的常遇春等人,可以说这些人是朱元璋起家的班底。当时的人们见面都以会说淮西话为荣。
  李善长何许人也,为什么是第一功臣?此人主要负责后勤和政务,如果把刘基比作张良,那么李善长就是萧何。他一直跟随朱元璋打天下,鞍前马后的劳顿,后勤工作不好搞,劳心劳力又不讨好。朱元璋是个明白人,所以在建国后,便以李善长为第一功臣,任命他为丞相。
  李善长这个人的特点是外表宽厚,却心胸狭窄,谁敢和他过不去,就一定要解决对方。
  俗话说恶人自有恶人磨。淮西集团很快遇到了对手,那就是浙东集团,首领就是刘基。
  两个集团就在朱元璋眼皮底下开始了斗争,朱元璋似乎很有兴趣,他准备看一场好戏。
  2、刘基处死李彬,与李善长结怨
  
 李善长被朱元璋引为第一功臣,于洪武三年(1370年被封为韩国公,这是很了不得的,因为当时朱元璋一共只封了六个公爵,其他五个人分别是徐达、常茂(常遇春儿子、李文忠、冯胜、邓愈,他们都是血里火里拼杀出来的一代名将,而出人意料的是,李善长排位居然还在这些人之上,名列第一。他也是公爵里唯一的文臣。
  相比之下,刘基也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了大功,却只被封诚意伯(伯爵。耐人寻味的是,他的俸禄也是伯爵中最低的,年俸只有240石,而李善长是4000石,多出刘基十几倍。
  刘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许多重要决策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什么只得到这样的待遇?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难以解释。朱元璋是一个乡土观念很重的人,李善长是他的老乡,而且多年来只在幕后工作,从不抢风头,埋头干活,这样一个人朱元璋是很放心的。相对的,刘基是一个外乡人,更重要的是,刘基对事情的判断常常比他还要准确!
  从龙湾之战到救援安丰,朱元璋想到的,他也想到了,朱元璋没有想到的,他还是想到了。换了你是皇帝,会容许这样的一个人在身边吗?而且这些决策并非安民之策,而是权谋之策,搞阴谋政变十分有用,外加刘基厚黑学的根底也很深,朱元璋时不时就会想起他劝自己不要去救韩林儿这件事。谁知他将来会不会对自己也来这么一手。
  不杀他已经不错了,难道还想要封赏吗?
  刘基一生聪明,但也疏忽了这一点。这也就决定了他在这场斗争中很难成为胜利者。
  洪武元年,双方第一次交锋。当时的监察机构是仿照元朝建立的御史台,刘基是御史中丞,也就是说,他是言官的首领,此时的优势在刘基一边。
  引发矛盾的导火线是一个叫李彬的人,是李善长的亲信,他由于犯法被刘基抓了起来,查清罪行后,刘基决定要杀掉他。此时正好朱元璋外出,李善长连忙去找刘基说情,刘基却软硬不吃,还将这件事向朱元璋报告。朱元璋大怒,命令立刻处死李彬。不巧,这份回复恰巧落在了李善长手里,他不敢隐瞒,但也怒不可遏。为了救自己的亲信一命,他想了一个借口,他相信只要讲出这个借口,刘基是不会拒绝他的求情要求的。
  他找到刘基,对他说:“京城有很久不下雨了,先生熟知天文,此时不应妄杀人吧。”
  李善长可谓老奸巨猾,他明知刘基深通天文之道,以此为借口,如刘基坚持要杀李彬,大可将天不下雨的责任推到刘基的身上,当时又没有天气预报,鬼知道什么时候下雨。
  然而刘基的回答是:“杀李彬,天必雨!”
  李彬就这样被杀掉了。李善长被激怒了,他开始准备自己的第一次反击。
  刘基敢说这样的话,应该说他是有一定把握的,他确实懂得天文气象,可问题在于即使是今天的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
  这一次刘基的运气不好,过了很久也不下雨,等到朱元璋一回来,李善长积聚已久的能量爆发了出来,他煽动很多人攻击刘基。朱元璋是个明白人,并没有难为刘基。但刘基自己知道,这里是呆不下去了,于是在当年八月,他请假回了老家。
  临走前,正值当时朱元璋头脑发热,想把首都建在老家安徽凤阳,同时还积极准备远征北元。刘基给了朱元璋最后的建议,建都凤阳是绝对不行的,而北元还有很强的实力,轻易出兵是不妥当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又对了。应该说,当时的朱元璋是很理解刘基的,他对刘基的儿子说过,现在满朝文武都结党,只有刘基不和他们搞在一起,我是明白人,不会亏待他的。
  朱元璋这次可真是被刘基给蒙了,刘基并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他在临走之前已经布下了自己的棋子―――杨宪。杨宪是刘基的死党,他得到了刘基的指示,接任御史中丞,准备对淮西集团的反攻。
  3、胡惟庸从幕后走到台前
  这位杨宪也不简单,他韬光养晦,扶植高见贤等人,并利用言官的力量,不断收集李善长的黑材料,并经常在朱元璋面前打小报告,说李善长无才无德,不能委以重任。朱元璋不是蠢人,知道杨宪说这些话的目的何在,开始并未为之所动,对李善长依然十分信任,但时间长了,他也慢慢对李善长有了看法,对李善长多有指责。十一月,他召回了刘基,并委以重任。淮西集团全面被打压,浙东集团开始占上风。
  浙东集团眼看就要成为胜利者,李善长十分忧虑,他明白自己已成靶子,淮西集团岌岌可危,而自己又不便亲自上阵,与淮西集团公开叫板;他左思右想,为何不学学刘基呢?找一个代言人,但这个人又不能太有威望,要容易控制。于是他看中了胡惟庸,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选择最终让他踏上了不归之路。
  胡惟庸是李善长的老乡,他很早就追随朱元璋,却一直不得意,总是干些知县之类的小官。但他确是个有能力的人。在得到李善长的首肯后,他成了淮西集团新的领袖。这场斗争最终将在他手中结束。
  有道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浙东集团春风得意、准备一鼓作气打败淮西的时候,事情又发生了变化。由于刘基言语过于直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沟通技巧,很多人开始在朱元璋面前说他的坏话,朱元璋对这个足智多谋的第一谋臣也起了疑心,于是就有了后来那次决定刘基命运的谈话。
  4、朱元璋与刘伯温谈话玄机四伏
  
 这一天,朱元璋单独找刘基谈话。双方以拉家常开始了谈话,就在气氛渐趋融洽时,朱元璋突然变换了脸色,以严肃的口气问刘基,如果换掉李善长,谁可以做丞相?
  刘基十分警觉,马上说道:“这要陛下决定。”
  朱元璋的脸色这才好看了点,他接着问:“你觉得杨宪如何?”
  这又是一个陷阱,朱元璋明知杨宪是刘基的人,所以先提出此人来试探刘基。
  刘基现在才明白,这是一次异常凶险的谈话,如果稍有不慎,就会人头落地!他马上回答:“杨宪有丞相的才能,但没有丞相的器量,不可以。”
  但考验还远远没有结束,朱元璋接着问:“汪广洋如何?”
  这是第二个陷阱,汪广洋并不是淮西集团的成员,朱元璋怀疑他和刘基勾结,所以第二个提出他。
  刘基见招拆招,回答道:“此人很浅薄,不可以。”
  朱元璋很佩服地看了刘基一眼,这是个精明的人啊!
  他说出了第三个人选:“胡惟庸如何?”
  刘基松了口气,说出了他一生中最准确的判断:“胡惟庸现在是一头小牛,但将来他一定会摆脱牛犁的束缚!”
  说完这句话,刘基知道考验已经过去了,但他错了,下一个问题才是致命的。
  朱元璋终于亮出了杀着,他用意味深长的口气说道:“我的相位只有先生能担当了。”
  大凡在极度紧张后,人们的思想会放松下来,刘基也不例外,他终于犯了一次错误,这次错误却是致命的。
  他回答朱元璋:“我并非不知道自己可以,但我这个人嫉恶如仇,皇上慢慢挑选吧。”
  这句话说得非常不合适,自居丞相之才不说,还说出所谓嫉恶如仇的话,如刘基所说,谁是恶呢?
  刘基的昏劲还没有过去,又加上了一句话:“现在的这些人,在我看来并没有合适的。”朱元璋就此与刘基决裂。
  5、第一谋士之死谁之罪?
  
 至此之后,刘基不再得到朱元璋的信任,他虽明白自己地位不如前,但仍然坚持在朝中为官,为浙东集团撑台。但朱元璋不是那么好打发的。
  洪武三年,朱元璋亲自下书给刘基,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你年纪这么老了,应该在家陪老婆孩子,何苦在这里陪着我呢。”
  这意思就是,我要炒你鱿鱼,走人吧。刘基只好回到了乡下。
  这时,浙东集团的另一干将杨宪失去了刘基的帮助,很快被淮西派排挤,本人也性命不保,被胡惟庸找个借口杀掉了。在这场斗争中,淮西集团最终大获全胜。
  刘基明白,自己失败了,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好好在家养老,度此一生。可是在这场斗争中,失败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
  胡惟庸成了丞相,他没有放过刘基,指使手下状告刘基,此时刘基已经没有官位,还能告他什么呢?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实在是至理名言。刘基的罪状是占据了一块有王气的地。所谓王气实在是个说不清的东西,说有就有,说没有也没有,只看你的目的是什么。
  于是朱元璋再次下诏处罚刘基,官都没了,还罚什么呢?朱元璋有办法,他扣除了刘基的退休金。
  刘基陷入了绝望,但他的智慧又一次发挥了作用,他没有在原地等死,而是出人意料地回到了京城。
  这实在是很绝的一招,他明白,胡惟庸对付他的根本原因在于朱元璋,只要自己回到京城,在朱元璋的眼皮底下,让他放心,自己的性命就有保证。
  但这次,他又错了。
  洪武八年正月,刘基生病了,朱元璋派胡惟庸(注意这点探视刘基,胡惟庸随身的医生给刘基开了药方。刘基吃了药后,病情越来越重,过了不久就死去了。
  关于刘基的死因,后来胡惟庸案发后,医生供认是胡惟庸授意他毒死刘基的。这也成为了胡惟庸的罪状之一。
  很多人都知道,胡惟庸和刘基有仇,朱元璋也知道,却派他去探望刘基。而刘基这样有影响的人,胡惟庸是不敢随便动手的,不然也不会让刘基在他眼皮底下逍遥五年,他很有可能是得到了朱元璋的默许。无论此事是否朱元璋指使,但毫无疑问,刘基之死朱元璋是负有责任的。
  刘基一生足智多谋,为明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他对形势判断准确,思维缜密,能预测事情的发展方向。虽然他本人并非真如民间传说那样,有呼风唤雨的本事,但从他的判断和预测能力来看,料事如神并非过分的评语。他和诸葛亮一样,已经作为智慧的象征被老百姓所铭记。
  胡惟庸胜利了,他在朱元璋的帮助下打败了浙东集团,除掉了天下第一谋士刘基。现在他大权在握,李善长也要给他几分面子。
  但他真的是最后的胜利者吗?历史的回答是否定的。

【传说】

  相传,刘伯温本是玉帝身前一位天神,元末明初,天下大乱,战火不断,饥荒遍地。玉帝令刘伯温转世辅佐明君,以定天下,造福苍生,并赐斩仙剑,号令四海龙王,但龙王年老体弱,事务繁多,因此派出了自己的九个儿子。龙九子个个法力无边,神通广大。他们跟随刘伯温征战多年,为朱元璋打下了大明江山,又助朱棣夺得了皇位。当它们功得圆满准备返回天廷复命之时,明成祖朱棣这个野心极大的帝王却想永远把它们留在自己身边,安邦定国,雄霸天下。于是他便借修筑紫禁城为名,拿了刘伯温的斩仙剑号令九子。但九子仍是神兽,顿时呼风唤雨,大发雷霆。朱棣见斩仙剑震不住九子,便决定用计,他对九子老大赑屃说:“你力大无穷,能驮万斤之物,如果你能驮走这块先祖的神功圣德碑,我就放你们走。”赑屃一看原来是一块小小的石碑,便毫不犹豫地驮在了身上,但用尽法力却寸步难行。原来,神功圣德碑乃记载“真龙天子”生前一世所做功德(善事)之用(功德是无量的),又有两代帝王的玉玺印章,能镇四方神鬼。八子眼看大哥被压在碑下,不忍离去,便决定一起留在人间,但发誓永不现真身。朱棣虽然留住了九子,但得到的却仅仅是九个塑像般的神兽。刘伯温得知此事后,也弃朱棣而去,脱离肉身返回天廷。朱棣后悔莫及,为了警示后人不要重蹈覆辙,便让九子各司一职,流传千古。
  历史上只是一个官瘾很大的儒生———
  刘基,字伯温。现在许多书籍说他才智卓绝、料事如神,深富文韬武略,在历次的主要战役中出奇谋、划妙策,协助朱元璋靖平宇内各股叛乱势力,并于军政、财务等各方面为新王朝建立了完备的制度,开创了明初的第一个盛世。说什么“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那么,历史上的刘伯温真有如此伟大?近日,作家佟平撰文指出,历史上的刘伯温既不是什么有杰出军事才能的谋略家,也不是什么成功的大政治家,甚至连高洁的隐士都算不上,他只是一个官瘾很大的儒生而已。
  “刘基之功,不亚于汉初之张良。”刘伯温真是天才军师吗?
  大多数书籍提到刘伯温的军事才能时都说,他“神采飞逸,性格刚毅,抱负不凡,朱元璋一见大喜过望,拜刘伯温为军师,朱元璋能扫平元末群雄,一统天下,刘基之功,不亚于汉初之张良。”
  佟平在文章中指出,刘伯温共写过两本与军事有关的书。一本是《百战奇略》,一本是《时务十八策》。可是这两本书不但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被引用的记录,现在甚至连具体的内容也很少被提及,可见是两本没有什么价值的书。
  从刘伯温的实际从军记录来看,一部分是在元朝官府当军事参谋,镇压农民起义;一部分是投奔农民起义军朱元璋,做起义军的参谋。
  从他总共合计在元朝官府三四年的从军经历来看,他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出色的军事才华。
  1360年到1363年9月,他做朱元璋的随军参谋,其中还有半年多是回家守孝,实际上从军的时间勉强接近两年,也只是朱元璋众多随军参谋之一,甚至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官衔的普通参谋之一。1363年9月朱元璋再次出征时已经不需要他随军,而这时朱元璋的仗还远没有打完,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刘伯温这个军事参谋其实对朱元璋来说,几乎是可有可无的。
  一些书籍都把朱元璋首先消灭陈友谅,然后再消灭张士诚,说成是刘伯温制定的平定天下的大计。甚至还将这一大计等同于诸葛亮的隆中对。
  佟平认为,这纯粹是穿凿附会、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法。
  这场大战发生在1363年,刘伯温是1360年初就在朱手下当军事参谋,到这时已经当了三年,可是当陈友谅打上门来的时候,朱元璋才匆忙赶造战船来迎战,哪里有什么先打陈友谅的“平定天下大计”的影子?更加可怕的是,在这场大战中,朱元璋曾被敌军团团包围在一条指挥船上,如果不是部下将官韩成与朱元璋换穿袍服,假冒朱元璋跳水自杀骗过敌军,朱元璋很可能在这场大战中被杀。如果刘伯温真是一名出色的军师,能如此让主帅涉险吗?
  这场大战的胜利,基本上奠定了朱元璋夺得天下的大势,如果刘伯温真是这场战争的主要功臣,而不只是一名普通的随军参谋,朱元璋在大封功臣时能不想到刘伯温吗?可是在朱元璋1370年大封功臣的名单中原来根本就没有刘伯温的名字,直到封赏完毕后的二十天,才补封了两位三等伯,其中的最后一名排到了刘伯温。
  佟平认为,朱元璋之所以补封刘伯温一个最末一位的伯爵,主要不是看中他的军事贡献,更多的是看中他在筹备登基、修建南京城、担当御史令、修建《大明律》、恢复科举等“建国”方面的成绩,再加上他在元朝的特殊身份、跟着朱元璋十年、这时他也已经六十岁了,所以才象征性地封了他一个爵位。
  漫画/冷洁
  刘伯温是汉代张良一样功成身退的隐士,这种观点是否站得住脚?
  刘伯温的功成身退和多次辞官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亮点,尤其是明清两朝的崇尚儒家思想的文人们,更是刻意把刘伯温打扮成张良一样功成身退的隐士,这是否站得住脚?
  佟平在文章中指出,只要略微分析一下刘伯温每次辞官和每次“辞而不甘”的表现中就可以看出:他的每一次辞官都几乎与做隐士没有什么关系。
  刘伯温第一次辞官是在1340年,在元朝做了四五年副县长之后,嫌官职太小、没有提升的机会,又与同僚关系不好才辞官的。1349年,第二次辞官是由于他越界举报其他官员受到上司责问不得不辞官。尽管有过两次辞官的经历,却还是看不开,1352年一旦有朋友推荐他去做“平乱”的官,他立刻毫不犹豫地就答应去做了。
  刘伯温1358年第三次辞官,是因为一度被升为五品,又被降为七品,还被剥夺了参与军事的资格,才愤而辞官的。也幸亏有此辞官,才后来可能被朱元璋聘去做官。
  刘伯温在元朝做了25年的地方官,在朱元璋手下做了十年中央官。虽然刘也属于朱的开国元勋之一,却没有想到只被象征性地补充封在了最末一位,这对于官欲很强的刘伯温来说恐怕是深感失落的吧。正是这种失落感,再加上当时已经六十岁,眼见着继续下去也没有指望得到更大的升迁,于是想试一试辞官这一招,看看朱元璋会不会因此而特别挽留他而给他加官,遗憾的是朱皇帝立刻就毫不在意地让他回家了。
  在刘伯温去世139年之后,明朝廷为什么这时会想到去神化他呢?
  1514年,在刘伯温去世139年之后,明朝廷却突然加赠刘伯温太师衔,谥文成。说他“慷慨有志,刚毅多谋,学为帝师,才称王佐”、“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为什么明朝皇帝在刘伯温去世139年之后突然想到赠封他?
  佟平认为,可能有下列几个因素:
  其一,跟随朱元璋的开国功臣中,许多人被朱元璋杀掉了,所以才轮到了刘伯温。据史家统计,1370年所封功臣37人中,在朱元璋去世前或父或子被杀、被充军、被除爵的达到了31人,其中还不包括被暗害死的。既然这些人已经被朱元璋定为坏人,在神化朱元璋的时候自然就不能再用这些人来做陪衬了,这样就将原本排在40名之后的刘伯温一下提到了“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的位置了。
  其二,刘伯温在朱元璋手下担当的是太史令,这个官职除了编制历书等,还负责观察天象,同时兼管起草文书、策命、记史事、编史书、國家典籍、祭祀等。通过刘伯温来预测朱元璋是“真命天子”更加具有欺骗性。
  其三,刘伯温写了许多文章,这样方便在文人中宣传推广。
  其四,刘伯温在朱元璋的开国元勋中学历最高,是前朝的进士,让前朝的进士为没有正规上过学的朱元璋当老师,面子上好看,而且刘伯温比朱元璋大将近20岁。
  其五,刘伯温是有文才又有从军经历的人,适合神化成能文能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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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机妙算刘伯温
  TTV 台湾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晚间8点档 年度大戏
  导演: 黄仲裕
  主演: 简沛恩 /霍正奇 / 陈亚兰 / 黄少祺 / 王宇婕 / 杨怀民 / 陈文山 等多位知名影星
  地区: 台湾
  类型:
  暂无分集剧情
  剧情概述
  神机妙算刘伯温 单元一览表
  第一单元 道高一尺
  朱元璋受到精通奇门遁甲、天地五行刘伯温辅佐歼灭元朝建立大明王朝安邦定国后元璋为一统江山仍极力斩除异己
  元朝公主南风为报灭国之仇潜进皇宫行刺朱元璋元璋失手伤其双眼失明后南风逃至伯温好友阿田烧饼铺与刘伯温及阿秀结为好友伯温得知南风身世一心护主想尽方法不让南风接近朱元璋并尽力医治南风已失明双眼盼能彻底化解元朝与朱元璋恩怨让朱元璋稳坐帝王之位不料大臣胡惟庸为个人私利蛊惑元璋通缉南风赶尽杀绝刘伯温与胡惟庸随即展开一场攸关大明王朝存亡奇门遁甲斗智竞赛
  第二单元 情天恨海
  马皇后思乡情切郁郁寡欢元璋见状决心带着马后回宿州祭祖 一心想扰乱大明朝纲大臣胡惟庸见机不可失皇上到宿州之前通知马后亲生弟弟马天行马天行虽身为侯爷但并无行政实权让醉心于权贵大叹怀才不遇汲汲于名利步步为营等待机会人前公义正直乐善好施赢取民心;私下却勾结官府结党营私谋取财富胡惟庸得知马天行弱点向马天行献计蛊惑除去刘伯温马天行心动不已将伯温引至宿州欲予以歼除
  此时一位自称伯温未婚妻女子小青出现要告刘伯温抛弃发妻打乱天行计划;小青出现让阿秀醋劲大发誓要查明小青来历阿秀巧遇一位道姑圆融得知小青个逃犯并且身负血海深仇;伯温得知真相后义愤填膺要为小青平反此一举动竟招来杀身之祸
  第三单元 七绝阵
  元璋破陈友谅之时搜获陈友谅画像一幅那幅画像将陈友谅画极其威武陈友谅元璋一生中最大敌人如今已被消灭元璋自觉一切都远胜陈友谅唯独就缺陈友谅那幅雄壮威武画像于元璋便要画师为画像可每个画师画出来画像都不及陈友谅那幅元璋气得把每个画师重打了八十大板之后才行斥回马后为怕还将累及无辜画师问计于伯温伯温遂建议找为陈友谅画像画师温士凯来为元璋画像但画师身患残疾无法前来京城朱元璋决定至金华找温世凯并探访金华守将路允正伯温从陈友谅画像上查出「金华七绝阵」大为震惊因七绝阵法可摧毁朱元璋帝气毁去大明王朝国运伯温判断元璋赴金华必有凶险但元璋仍一意孤行刘伯温与朱元璋一行人来到金华遇上一女子霜红欲与伯温一较高下伯温觉此女可疑欲查此女底细遂知陈友谅之女而利用陈有谅画像将朱元璋引至金华其母半支莲所为其目就要以七绝阵摧毁大明朝伯温得知半枝莲目后力阻其布阵与半支莲展开奇门遁甲大斗法!
  第四单元 九关十八斩
  朱元璋女儿玉凤早年战乱中失散马皇后痛失爱女伤心不已多年来也曾差人四处找寻下落但终究音讯全无算算今年应该二八年华年纪了每次一想到马皇后都为之惆怅欷嘘茶饭无心朱元璋猜想玉凤或许已经不人世劝马皇后看开些但马皇后却不死心相信一定能找得到爱女因为玉凤右肩上有个似凤般朱砂胎记很好认这也当初小公主取名玉凤典故也正因为这个缘故马皇后深信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第二个人会有这样胎记;一天胡惟庸向朱元璋谎称已经打探到了公主消息但没见过玉凤不能确定那不真公主因此建议由刘伯温去辨认如果真公主就将迎接回朝由于刘伯温玉凤公主襁褓时候就见过这个任务遍数朝中大臣也只有刘伯温最为适合于刘伯温就奉旨前往却不知前途路上竟有重重危难等着这回刘伯温应该断无生路了!
  朱元璋也善为了让刘伯温一路上能够调兵遣将顺利迎回玉凤公主特地封刘伯温为钦差大人并御赐「如朕亲临」金印一枚凡事可以全权甚至可以先斩后奏于刘伯温就风风光光上路了…
  第五单元 长生劫
  终于找回爱女朱元璋与马后带着愉悦心情回京未料半途却遭设计埋伏马后昏迷不醒
  醒来后马后神情和往常一般却得了「失心疯」时而疯癫、时而正常朱元璋十分不舍招来刘伯温、胡惟庸商讨对策两人面面相觑而天下只有一人有办法医治此症此人乃铁贯道人-陶溯此人年近五十岁术士出身早年随着朱元璋打天下功社稷然无意宦途大明初定即退隐山林与刘伯温交情颇深此后刘伯温多次造访都不肯出山因拥有师父传下来长生密法却遭孪生弟弟陶潜所软禁
  朱元璋一心一意想医治马后「失心疯」被术士陶潜所迷惑刘伯温金銮殿上义正辞严地诉说皇上无智惹恼了朱元璋老谋深算胡惟庸善于观颜察色趁势落井下石刘伯温遭到驱离京城 刘伯温面临人生最大考验该如何重振国师雄风重返应天府;又会如何突出重围拯救大明皇室呢……
  第六单元 怒犯天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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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单元 皇城龙虎斗
  第一节 烧饼歌
  第二节 聚宝、集权、天魔乱
  第三节 铁笔丹心
  第四节 女儿国
  第五节 昆仑补天纪
  第六节 南巫里国-无影谷(南巫复国录) (第一部完结篇最後单元)
  §第一单元〈道高一尺〉§ 朱元璋受到精通奇门遁甲、天地五行的刘伯温辅佐,歼灭元朝,建立大明王朝、安邦定国後的元璋,为一统江山,仍极力铲除异己。元朝公主为报灭国之仇,潜进皇宫行刺朱元璋,元璋失手伤其双眼,失明後的南风逃至伯温好友阿田的烧饼铺,与刘伯温及阿秀结为好友,伯温得知南风身世,一心护主,想尽办法不让南风接近朱元璋,并尽力医治南风已失明的双眼,盼能彻底化解元朝与朱元璋的恩怨,让朱元璋稳坐帝王之位。不料,大臣胡惟庸为个人私利蛊惑朱元璋通缉南风赶尽杀绝。刘与胡随即展开一场攸关大明王朝存亡奇门遁甲斗志竞赛……
  既是南巫复国录
  何能忘却铁迷离
  如得神剑起生路
  双城一计撼大明
  - 神机妙算刘伯温 第七单元 皇城龙虎斗 第六节 南巫复国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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