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领导者：邓小平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1979年9月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在國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的经营自主权，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到1983年初，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國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为新时期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80年代中期，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 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作为吸收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窗口。1984年4月，又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1985年2月，增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区为经济开放区。随后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经过多年的实践，改革和开放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成为人们的共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概括术语。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他发起了对真理标准的讨论，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國家的指导思想的地位。修正了文革时期的错误思想路线，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对桎梏了多年的中国人民思想的一次大解放，为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二十八天后，邓小平应邀访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首次访问。
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第十八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由此开始了沿海城市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1984年，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它们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及海南岛由北到南连成一线，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
早在1957年，新中国第一任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教授就认识到了 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了新人口论，他大事疾呼"控制人口，刻不 容缓。"可是在当时，國家某些领导人却认为"人多好办事"。结果 "错批一个人，多生了几个亿"。1980年，國家正式把"计划生育" 确定为基本国策。
1985年是中国的"裁军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员100万，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世界的和平。
1990年设立的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区，发展非常迅速，经过短短的10年时间，上海浦东已经成为中国的又一大经济金融中心。
1992年1月至2月，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视察了深圳、珠海、上海各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讲话。即"南巡讲话"。小平同志南巡之后，中国改变了过去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正式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改革掀起了新一轮的高潮。
人们也许会忘记阅兵仪式的盛大，也许会忘记烟火晚会的灿烂，但是人们不会忘记游行队伍中北大学生道出的中国老百姓的心声："小平您好"。在13年后1997年的一个阴霾的日子，当邓小平的灵车缓缓驶过大街，夹道的人们满含热泪："再道一声，小平您好"。
邓小平（1904━1997），原名邓先圣，于1922年参与组建了中国旅欧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年底回国。1927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底代表中央在广西领导了百色起义等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开辟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34年参加长征，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参加遵义会议。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政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主席。1997年2月19日在北京逝世。
no.2 商鞅变法
中国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为确立封建统治、发展封建经济而进行的变法运动。战国初年，秦国旧贵族势力较强，阻碍了政治经济的发展。到秦孝公时，局面依然无法改变，又受到魏、楚两国的侵迫，中原各国常以夷狄视之。在内外压力之下，秦孝公迫切要求变法图强。卫人公孙鞅闻孝公求贤，入秦与孝公讨论富国强兵之道。孝公立即任用公孙鞅为左庶长，开始变法。后来秦封公孙鞅于商，故又号商鞅。秦孝公六年（前356），商鞅下变法令 ：鼓励地主垦荒 ，发展封建经济；要求努力耕织，生产多的可免徭役；废除奴隶主贵族世袭特权，制定普遍按军功给予爵位的制度，根据爵位等级占有田宅和奴隶 ；采用李悝《 法经 》作为法律 ，编制户籍，实行连坐法；规定凡民有二子以上不分家者，“倍其赋 ”。商鞅的新法令与旧贵族的利益相抵触，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等鼓动太子反对变法。商鞅严罚太子的师傅以儆众，从此无人敢公开反对，新法得以顺利推行。
秦孝公十二年（前350），秦从雍（今陕西凤翔 ）迁都咸阳，商鞅又下第二次变法令：为使父子、男女有别，禁止家人“同室内息”；统一度量衡制；将全国的小都、乡、邑集合成41县，县置令、丞，旧贵族的封邑被彻底破坏；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买卖，承认土地私有权，改变了对田地的使用和分配方法，为地主经济的发展铺平道路。秦国经过变法，成为新型的地主政权，國家富强起来，开始逐步向东发展。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 ，子惠王即位 ，奴隶主贵族乘机反攻，商鞅被车裂的酷刑杀害。由于新法顺应了封建制发展的历史趋势，因而其成果仍沿袭不变，终于使秦走上日益强大的道路，为秦后来翦灭群雄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no.3 北魏孝文帝变法
孝文帝(467-499年)，姓拓跋，名宏，献文帝之子，他是北魏杰出的君主。三岁时即被立为太子。五岁时，年仅十八岁的父皇献文帝就禅位给他，但國家政要掌握在他的祖母文明太后的手里。
北魏孝文帝改革就是指在北魏统治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在位期间进行的改革，包括文明太后执政和孝文帝执政两个时期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在于维护北魏的统治权，缓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使北魏政权摆脱危机。
北魏统一北方，结束了一百多年分裂混战局面，对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北魏前期的统治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经济萧条，人口大量流亡，自然灾害连年发生，人民濒于饥饿死亡线上，统治阶级对人民实行残酷的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因而在北魏统治下，社会阶级矛盾非常尖锐，人民起义不断发生。孝文帝在位的前12年，竟发生了二十多次起义，这迫使北魏统治阶级进行改革以摆脱危机。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很激化，尤其是胡汉统治者之间矛盾加剧，因此，北魏统治者为了加强國家集权，稳定统治，摆脱危机，只有进行改革。
文明太后执政时期，曾以孝文帝的名义颁布实行了俸禄制、三长制和均田制。这些都是针对当时传统弊政实行的政治改革，改革的实行，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对社会生产的发展起了推进作用，巩固了北魏的统治，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公元490年，文明太后驾崩，二十四岁的孝文帝开始亲理朝政。虽然祖母生前对他很不信任，但他掌权后，在政治上却是其祖母的肖孙，他继文明太后之后，为使北魏统治长治久安，继续推行改革措施，主要是用汉化来巩固北魏的统治。
为了便于接受汉族文化，消除鲜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以便进一步拉拢汉族地主士大夫，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巩固北魏政权，孝文帝决心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
迁都洛阳在北魏朝廷上引起很大的震动，许多鲜卑贵族坚决反对迁都，这使孝文帝想起几十年前，北魏统治者就多次急欲迁都，屡遭反对而不成，因此，孝文帝决定此次迁都先不宣布，他召集群臣，宣布调集军队，大举南征，这一提议立即遭到以任城王拓跋澄为首的文武百官的反对。退朝之后，孝文帝单独留下拓跋澄密议，对他讲明南征是假，意在率众人迁都洛阳，并讲明迁都对北魏统治的重要性，使拓跋澄醒悟过来，转而支持孝文帝的迁都行动。
493年，孝文帝亲率步骑兵三十万人，并携文武百官一同随驾亲征，渡过黄河，进驻洛阳。9月的一天，秋雨连绵，文武大臣的心情也十分沉重，他们不知道如何阻谏皇帝的南征，但他们记取太武帝南征刘宋大败而归的教训，准备全力阻谏。孝文帝此时全副戎装，骑在马上，下令三军出征。这时大臣穆泰翻鞍下马，跪在拓跋宏马前，叩头谏止进军，随后陆睿和文武大臣也都下马，纷纷跪下，请求皇帝不要南征。孝文帝怒斥道：“联倾全国之师，挥军南下，已为天下共知，今若无功而返，岂不被天下人耻笑，我意已决，谁再阻止，定斩无赦。”这时支持孝文帝迁都的大臣王肃说：“陛下，出师平城时，并未晓谕天下是为了南下攻齐，今大军已到洛阳，依臣之见可否告谕天下，陛下此行乃是为了迁都洛阳，然后再徐图班师平城。”拓跋宏听罢，换了口气说：“这次南征，兴师动众，不可劳而无功，不能南征，便迁都，众卿赞成迁都洛阳的，请站在朕的左侧。”
几十年来，这些王公大臣都是反对迁都的，但是现在面临南征与迁都的选择，他们只好选择迁都。此后孝文帝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平城做说服工作，自己也对反对派耐心说服。494年，北魏正式迁都洛阳。之后，平定了鲜卑大贵族穆泰阴谋在平城拥立太子拓拔洵建立与洛阳对抗的政权，拓跋洵被废后赐死。
孝文帝迁都后，便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主要内容是：第一，禁止穿鲜卑服装，一律改穿汉族服装；第二，禁止用鲜卑语，改说汉话；第三，改鲜卑复姓为汉姓，孝文帝把自己皇族拓跋姓改为元姓，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提倡鲜卑贵族同汉家世族通婚。第四，在鲜卑中建立门阀制度，把汉族地主的门阀制度推广到鲜卑族当中去。第五，改鲜卑官制、法律、礼仪、典章为汉制，革除鲜卑旧制。
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是非常坚决的，他坚决镇压反对改革的叛乱，对改革措施也实施严格督察。一次，他在街上看见一个妇女坐在车中，作鲜卑打扮，就在朝廷上责备任城王拓跋澄督察不严并让史官记载下来。
总之，孝文帝的改革，加速了鲜卑和北方的封建化(即汉化)过程，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使北魏政权得以巩固。
no.4 北宋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是北宋的名相，同时也是一名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了解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于是向宋仁宗《万言书》，要求改革吏治、实行变法。到了宋神宗时期，王安石积极推行 "新法"，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展开斗争，确保"新法"的颁布实施，被列宁称为 “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的诗文造诣也很高，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他的文章《伤仲永》，情理兼具;他的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诗句，至今仍烩炙人口。
一、州县做官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于北宋真宗天福五年(公元1021年)出生在官宦之家。十九岁遇父丧，三年居丧期满，正逢科举考试，于是他赴京开封应试，名列进士第四。不久，他被派往扬州担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从前的制度规定，任职期满，准许呈献文章要求考试馆阁职务，可王安石偏没有这样做。
1047年，他调往亲鄞县任知县。鄞县本是个好地方，灌溉便利，可王安石去时，水道年久失修，以致渠川堵塞，河底朝天。第一年上任，风调雨顺，收成很好，可王安石并没有放弃大兴水利的打算。在征得上司同意后，他利用农闲时组织乡民浚治水道、兴建堤堰，他还把官仓中的谷物借给百姓，丰收后偿还。王安石做事不辞劳苦，认真负责，确为一般 "亲民官"所不及。他在鄞县做的第二件好事，即实行青苗法，贷谷于穷人，抑制土地兼并。当时豪强地主放高利贷，无法偿还的百姓被迫拿土地抵债。他实施青苗法，使官仓中的粮食得以更新，民众也得到方便，有力地打击了高利贷的剥削活动。
王安石目睹北宋吏制的腐败、人才的贵乏，于是大力兴办教育。他一反"近世之法"，把鄞县孔庙改为 "县学堂"。他还从越州聘请四明山一带颇有名气的学者杜醇当教学官。为了纪念壬安石的政绩，鄞县人民为他立祠庙，并且历代祠祭，经久不衰。
1057一1058年，王安石先后担任了常州知州、江南东路提点刑狱。这时文彦博是宰相，向皇帝推荐王安石，说他淡泊名利，请求越级提拔，以便遏制官场上为名利奔走的不良风气。不久，朝廷召他考试官职，他没参加。欧阳修推荐他任课官，他则以祖母年高为由来推辞。在担任地方官的十几年间，无论是做知州，还是任监司官，他都努力做一些实实在在、兴利除害的事情。
二、上 《万言书》
1058年10月，王安石被调任三司度支判官，成为京官。在外任官十儿年，此时的王安石己积累了丰富的地方吏治的经验。体察社会弊病、了解民间疾苦的王安石上任后，决心推行改革。北宋中期，却尤外患并存，酿成社会危机。于是王安石站出来，向仁宗上了《万言书》，系统地提出了改革的意见。但仁宗皇帝没有重视，他本来就懦弱平庸，晚年又沉溺深宫，几乎不问政事，于是 《万言书》犹如石沉大海，毫无音信。
两年以后，他调任直集贤院，又任知制郜，就是负责替皇帝起草文告命令的官员。王安石当时兼管纠察汗京刑狱，他性格倔强。开封一青年有一只善斗的鹑鸟，有人向他要，他舍不得给。有个朋友私自将鸟拿走了，该青年追上朋友并将其杀了。开封府判处青年死刑，王安石则认为青年捕杀盗贼，应视为无罪。于是弹劾开封府的错误审判，状告到大理寺。但大理寺也认为开封府判得对。后来，仁宗下诏要王安石认错，而王安石还说:"我无罪。"拒不认错。 在1058年的《万言书》中，王安石系统地提出了变法意见。首先提出:"现在社会财力一天天缺乏，风俗一天天衰败，士大夫们不能不为社稷担忧。造成这种形势的症结在于:如今的法度多不合时宜。现在应该从实质上学习先王的政治，进行改革。"他还指出，针对吏治腐败、人才缺乏的问题，要改革学校、科举、恩荫，从地方提拨有用的人才来治理天下。针对财政困难、官吏贪污等问题，他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最后提出，改革的关键在于皇帝，皇帝要坚持改革，不能因流俗相侥幸之人的反对而半途废止。
宋神宗还当太子时，就对王安石的 《万言书》十分赞赏。太子府掌文书的记事官韩维是王安石的好友。每当他在神宗面前讲的意见得到称赞时，就说:"这其实都是我朋友王安石的观点。"后来，韩维升为太子庶子，便推荐王安石替代自己的原位。神宗一即位，就立即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这样，神宗直接倾听王安石的改革建议。
第一次召见时，宋神宗就问:"治理國家，首先要抓什么?"王安石回答道:"首先要选择方法。"又问:，唐太宗如何?"答道:"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何必说唐太宗呢?尧舜的方法，非常简便、非常关键、非常容易。只是后来的学者不能理解，就以为高不可测了。"神宗对王安石的回答非常满意，叮嘱他全心全意辅佐改革。在一次讲席以后，神宗将王安石单独留下来，咨询变法措施，王安石趁机要宋神宗坚决排斥反对变法的人。这一年，河北大早，國家财政由于救灾费用巨增而出现紧张局面。十一月，在祭天活动中，
神宗让学士们议论救济的方法时，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论起来。神宗看出两人争论的焦点反映出了两条根本不同的救弊路线。司马光宝张缓变;而王安石要剧变，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宋神宗很赞赏王安石的魄力，下决心排除各种干扰，启用王安石变法。
三、入相变法
1069年2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设置了整顿财政相商议变法的专门机构 —— 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主持，开始实行变法。1070年12月，又任命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赋予他更大的权力以推动变法。在任宰相执政期间，他辅佐神宗实行变法，掀起了持续十六年之久的熙丰改革运动。这场改革发起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至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病逝而结束。"它可分为熙宁新法与元丰改制两个阶段。宋神宗自始至终是变法的领导者，他对王安石非常信任，甚至王安石顶撞了他也不计较。王安石更是感激皇上的恩遇，以天下事为己任，倾全力实行变法。 熙丰改革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为达此目的，王安石陆续推出青苗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等，这属理财富国一类;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则属于整军强兵一类;更贡举、兴学校等，则属整顿吏治、培养人才一类。变法的中心是"理财"，"理财"的方法是 "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青苗法于1069年9月颁布。在青黄不接时，政府主动向农民发放贷款救急，一年按春、秋发放两次，要他们二分的利息。春天分发出去的须秋天收回。农田水利法(或称农田利害条约)于1069年11月颁布，规定各地兴修农田水利工程，工料由当地居民照户分派。均输法发布于1069年7月。朝廷征调财物时，考虑到富商垄断物资，抬高物价，从而使百姓困苦不堪，于是均输法规定征调权统归
发运使，由发运使掌管六路、京师生产和府库的储备等状况，然后根据实际需要和各地产品肯况征收，由國家调剂有无、权衡贵贱、统一运输，所谓 "徒贵就贱，用近易远"，从而打击商人牟取暴利的行为，给农民减轻了一些负担。
募役法是熙丰变法中影响最大的一项改革。王安石在制订过程中慎之又慎，与神宗商议两年才颁行，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到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才付诸实施。这是王安石最得意的一项新法。募役法又称免役法，北宋中期，差役的危害极大，但官户、将吏、僧道户、女户、单丁户、城市居民户和商贾均可享受免役仅，繁重的兵役就落到农村中的小地主和自耕农身上，对农村生产力摧残极大。王安石改革时规定，按百姓家庭财产多少，分别让他们出钱雇人充役，使本来不服役的家庭也都一律出钱。这样，自耕农免除了差役，而朝廷增加了收人。
保甲法，王安石在上 《万言书》中就己经提出过。保甲法实行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镇压农民各种形式的反抗。把乡村人口编入籍簿，两名男丁取一人，十家为一保，保丁都发给弓督，农闲时操练，教给他们战斗的方法。保甲法作为改革冗兵弊病的措施，为國家节省了巨额经费。作为封建政治家，王安石的远见卓识，己能从此窥见一斑了。
在培养人才上，王安石对学校进行整顿，改组太学，扩大太学生名额，增至一千人。为统一上下思想，以推动变法的开展，王安石亲自编订各学校统一教材。他注解了《诗经》、《尚书》、《周礼》三部书，几科举考试，都奉为教材。
熙宁变法使 "富国强兵"收到了一定效果，尤以 "富国》成效最大。公元1078一1085间，"中外府库无不充盈"，"可以支二十年"。边防方面也取得成效，1072年，在变法高潮中，经略安抚使王韶曾取得了打败西夏、收复熙河等五州二千里土地的胜利，使唐中叶以后失陷二百年的旧疆重归故士。由此可见，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 "积贫积弱"的局势。
四、变法失败
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进行变法万从一开始就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反对派以司马光为首，在太皇太后和歧王赵颢的支持下，对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攻击。
守旧派反对改革，首先制造谣言，阻挠王安石上台参预大政，王安石以身许国，义无反顾，面对流言，毫不畏缩。1067年，神宗刚把王安石调到京师，守旧派就预感到力主改革的他将被重用。一时间，朝廷中刮起一股阻挠王安石参政的阴风。当他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后，御史中禾吕海急不可待地捏造了王安石十大 《罪状"，攻击他 "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当时王安石刚上任几个月，连司马光也感到惊讶，觉得吕海操之过急。神宗看完吕海的弹幼文，立即退还，弄得吕海难以下台，不得不要求辞官，神宗于是让他做了地方官。王安石推举吕公代替吕海任御史禾。韩畸规劝神宗停止实行变法，神宗有些犹豫，刚想同意韩琦的意见，王安石立即要求辞职。后来司马光为神宗起草的诏书中有 "士大夫沸腾，百姓骚动"等言语，使王安石大怒，他立刻上章为自己辩护。神宗深感王安石的说法有道理，于是没有采纳韩琦的意见，而继续任用王安石管理政事。
反对派认为，变法针对那些地方富豪是不应该的，他们是國家政权的基础，如果把他们都搞垮，一且边境形势紧张，需要兴师动众，军需的钱粮将没有着落。他们反对保甲法，担心保丁习武，一且灾荒出现，保丁就会拿起武器，成为國家的大患。对于青苗法，反对派认为政府实际上是在放高利贷，有损國家体面，而且荒年借贷肯定要亏本。在推行免役法上，两宫皇太后亲自到神宗面前哭诉，说她们的亲属被强迫交纳很重的免役钱，恐怕京城会因此发生动乱。
对于反对派的责难，王安石据理进行反驳。1070年3月，宋神宗问王安石:"外边传言，朝廷认为 。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这是什么话?朝廷哪有过这样的话?"王安石没有正面回答自己是否说过 "三不足"，而是写了《上五事札子》，对反对派攻击最厉害的五件事进行了反驳。"三不足"口号是1072年王安石提出来的。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春，司天监灵台郎元瑛奏言:“天久阳，星失度，这是由于强臣擅国，政失民心之故，应当罢免王安石。"枢密使文彦博为了阻挠市易法，居然上书说:"市易，招民怨，致使华山都崩塌了，这难道不是上天在警告吗？”反对派企图借一些自然异常现象动摇神宗，打败王安石，以废新法。因此，王安石勇敢提出?quot;天变不足畏"的响亮口号。1075年10月，彗星出现，在当时被称做 "妖星"，反对派趁机又掀起一次反对变法的高潮。由于王安石对天象有朴素的唯物论知识，保守派的阴谋才末得逞。元瑛被刺而发配到英州，文彦博的奏章被扣压并被派出去任魏地的留守。
五、罢相还乡
王安石任宰相期间，一次礼官讨论确立太庙中太祖牌位方向的位置时，王安石擅自决定把信祖的牌位奉人太庙中，参加讨论的官员联合起来与王安石争论，也没能改变他的决定。上元节晚上，王安石随圣驾骑马迸人宣德门，守门卫士阻止呵叱，并鞭打王安石的马匹。王安石大怒，上章要求惩治这些卫士。御史蔡确为卫士辩解，但神宗最终还是杖打了卫士，·斥责内侍。壬韶开凿熙河向朝廷报功，神宗认为这是王安石的建议，解下随身的玉佩赐给了王安石。由此可见，王安石在当时是多么受神宗宠信。
但宋神宗在反对派的强大攻势面前还是开始动摇了。1074年4月，天下大早已经八个月了，反对派声言这是上天不满的表现。王安石的一个学生郑侠在反对派的支持下，上书神宗，并献上《流民图》，并说:"旱灾主要是新法招来的，罢了王安石的官，天就会下雨。"宋神宗反复观看该图，因此对变法有些怀疑。王安石不得不自请辞退。于是神宗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而任命他为观文殿大
学士、江宁知府。
吕惠卿服丧期满后，王安石不停地推荐他，神宗任用吕惠卿为参知政事，又经王安石举荐，韩绛被封为宰相。这二人坚决支持王安石制定的成法，继续推行新法。吕惠卿是个品德不佳的人，他早想取代王安石，很怕王安石再度被重用，于是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打击王安石。他借办理郑侠案件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制造李士宁狱案，想进一步陷害王安石。他的阴谋被韩绛发现了，他利用自己的权力加以阻挡，并向神宗揭发此事，密奏神宗召回王安石执政。神宗也深感变法少不了王安石，于是，1075年2月，又下诏恢复王安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职。
复相后，吕惠卿不但不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伺机打击王安石，变法派内部出现裂缝。这时，随着反对派攻击的日益激烈，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度也不如以前高了。10月，有一颗善星出现在东方，神宗下诏征求直言得失，并询问政事中不符合民众利益的地方。当王安石上书劝解时，神宗却说:"为什么不能使冬天严夏天暴雨这种怨恨消失呢?"气得王安石称病卧床，后经神宗劝勉，才肯上朝理事。 1076年6月，王安石的儿子因吕惠卿等攻击生病死去。王安石再次出任宰相后，曾多次托病请求离职，到了儿子死去，他更是悲伤不已，加上身体有病，他极力请求辞职。王安石想自己任相八年，日夜操劳，不顾毁誉，力排天下异议和诽谤，改革弊政，新立法度，已初具规模。只要神宗在改革上方向不变，新法就不会废。神宗明白，此次王安石求退之心不可回，再三挽留不住，1076年10月，神宗同意他辞职，以带使相兼判江宁府，让王安石回金陵。1079年又封他为荆国公。这就是王安石第二次罢相。
王安石罢相后，宋神宗仍坚持进行了一些变法。选用的执政大臣，都是和王安石共事多年或制定新法的人，基本上遵循王安石的改革方向。神宗于1085年3月病逝，年仅三十八岁，其子十岁的即位，称宋哲宗。
王安石退居金陵后，一直过着隐士般悠闲的生活。他在江宁府城门外筑宅，离城七里，离蒋山亦七里，称其家园为 "半山园"。人们常见他骑马漫游于各地湖山，借山水、参禅来安度晚年，此间，他作了不少诗。
在金陵时，常有人来访。其中王安石与苏轼在金陵的交往，被传为佳话。
王安石长苏轼十六岁，在青年时代，都以才学出众而引人注目。欧阳修为北宋文坛领袖，他最欣赏的两个人就是苏轼和王安石。王安石、苏轼文学成就均十分突出，均被誉为 "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政见上，他俩都主张改革，苏轼并非像司马光那般保守，只是在改革的步骤和方法上见解不一。如此两个佼佼者，在熙丰变法中成了政敌。王安石执政时，苏轼曾反对新法，屡遭默降。然而两人均无害人之心，苏轼对新法并未一概否定。1079午，苏轼因 "乌台诗案"下狱，王安石已不在京师，惊闻之下，立即在金陵设法营救。
1080年，苏轼由黄州迁至汝州，途经金陵，多年役有交往的苏、正在金陵友好地相会了。在苏轼逗留金陵期间，两人迸行了多次交谈。他们在一起谈诗、诵佛。他们在往来的书信和诗中，王安石破例与苏轼谈及了时事，诸如关于用兵西夏等。其中王安石的《北山》诗:
北山输绿涨横玻，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这是他与苏轼一道游北山后写的诗中的一首。金陵相会，使苏轼更加了解了安石的为人，后来他逢人就称赞:"不知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1084年，王安石得了一场重病，神宗派了御医赶赴金陵诊治。病愈后，他把半山园宅第施舍给寺庙，神宗赐额 "报宁禅寺"。自己则在城中租屋居住。
1086午4月，终年六十六岁的王安石在愤憋中去世。哲宗即位，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相，保守派掌权并开始废除新法，坏消息接连而至，使王安石痛不欲生。王安石死后被追封为 "太傅";绍圣年间，赐溢号为 "文"，配享神宗的庙庭;徽宗时，又配享文宣王庙。而钦宗时，皇帝下诏停止他文宣王庙配享。高宗采纳赵鼎、吕聪的意见，削去了其 "舒王"的封号。
no.5 明张居正变法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沙市郊区)人，明嘉靖中叶进士。隆庆元年(156年)入阁，万历元年(1537年)神宗即位，为内阁首辅，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最负盛名的改革家。
张居正改革是明朝中期政治家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而进行的一系列改革。
明朝中叶，贵族大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國家收入，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接二连三地发生。明王朝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
他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
在内政方面，他首先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制。张居正创制了“考成法”，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阁实权，罢免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选用并提拔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为推行新法做了组织准备。并且整顿了邮传和铨政，他的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
在经济方面，张居正的成绩最为突出。他曾任用著名水利学家潘季驯督修黄河，使黄河不再南流入淮，于是“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而漕河也可直达北京。
“一条鞭法”则是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重大变革。
明朝初年的赋税制度十分繁杂。当时的赋税以粮为主，银绢为辅，分夏秋两季征收。此外，还规定农民要服各种徭役，并交纳特殊的土贡等等。“一条鞭法”的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实行这种办法，使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解除劳役负担，有田的农民能够用较多的时间耕种土地，对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同时，把徭役改为征收银两，农民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比较容易离开土地，这就给城市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来源。没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可以不纳丁银，这对工商业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
“一条鞭法”的推行，使明政府的岁入有了显著的增加，财政经济状况也有不少改善。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张居正在军事上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他派戚继光守蓟门，李志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余座。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经过上述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國家机器，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國家的经济状况有了改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在国防上增强了反侵略的能力。当然，张居正倡导改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而是为了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因而，他的变法不可能触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只能作一些修修补补的改良，挽救不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总趋势。尽管如此，张居正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
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对派重新麋集，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攻击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他们下令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
张居正的长子被逼自杀，其他家属也惨遭迫害。代表大地主、大贵族势力的封建顽固派又掌了权，劳动群众生活更为痛苦。
no.6 清末戊戌变法（百日维新）
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1898)，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
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以康有为等为首的维新派，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开明士绅的政治要求走上历史舞台，主张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挽救民族危机，使國家臻于富强。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地主官僚家庭出身。18岁时受业于江南名儒朱次琦，但不囿于师说，能独立思考，喜好陆(象山)、王(阳明)，而鄙弃程(颐)、朱(熹)。21岁游历香港，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购买西书，大倡西学，走上了从西方探求救国真理的道路。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他目睹外侮凭陵，清廷腐败，大受刺激，激发了变法维新思想。十四年乘赴京参加顺天乡试之机，第一次上书清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策，要求光绪帝纤尊降贵，引咎罪己，求言图治。当时顽固派把持朝政，予以阻格，难以上达，且以狂生见斥。康意识到变法尚非其时，遂南返。十七年春起，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培养变法维新人才。得弟子梁启超等人。二十一年春，康偕梁赴京会试，适值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签订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至北京，应试举人群情愤激，奔走相告。康有为、梁启超联络18省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清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上书虽遭清廷拒绝，但它的内容辗转传抄，在社会上激起广泛影响。这次上书标志着资产阶级维新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开始变为实际的政治运动。此后，康有为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先后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发行《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和《强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提倡西学，考察各国强弱之源，反映了维新派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倾慕，因而遭到封建顽固派的忌恨。二十一年末，北京、上海强学会先后被封禁，《中外纪闻》、《强学报》被迫停刊。但是维新变法已成为一种时代思潮，它不会因封建统治者逞虐施狂而沉寂下去。二十二年，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发表梁著《变法通议》等重要论文；二十三年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连载严译《天演论》和《原强》等重要论文；二十四年谭嗣同、唐才常等又在湖南创办《湘报》。这些报刊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敲起民族危亡的警钟，呼吁“救亡以图存”，论述变法维新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揭露封建专制制度为中国衰弱落后的根源，大力鼓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大力提倡新学，影响遍及全国。与此同时，维新派又在各地组织学会，创办学堂。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间，维新派创办学会、学堂、报馆等共50余所，出版报刊30余种，为维新运动高潮的到来，做了舆论准备，培养了人才。其时，帝党在与后党争夺统治实权的斗争中处于弱势，急需寻找社会力量的支持。甲午战后，部分帝党逐渐倾向变法，企图借助维新派的改革才能和勇气，辅助光绪帝通过变法从后党手中夺取统治实权，达到救亡图强的目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时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维新派也迫切寻求政治靠山以为奥援。于是，甲午战争后，帝党与维新派逐渐结合。强学会的成立是其结合的标志。
光绪二十三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其它帝国主义纷起效尤，掀起了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高潮，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康有为再次从南方赶到北京，于当年十一月十二日(12月5日)呈递《上清帝第五书》，提出变法的上、中、下三策以供采择。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信疆臣各自变法”。并提出“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等内容，涉及了清朝中央政权体制的改革，体现了维新派追求资产阶级民权制度的政治理想。这次上书，因言辞激烈，被顽固派阻格，未能上达。光绪帝本欲召见康有为，亦为顽固派所阻。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1月24日)，光绪帝命王大臣于总署西花厅接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继命康条陈所见。正月初八康有为上《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提出变法纲领:一、“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其核心是第二款。按照康有为的设想，制度局是一个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其职能是负责立法和议政；另立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专局，作为行政机构，具体执行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事宜。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御侮救亡团体保国会，刊布《保国会章程》30条，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又规定了总会和分会的组织系统、权限和职责、入会手续、会员权利和义务，已略具资产阶级政党规模。在保国会的推动下，各地纷纷建立御侮救亡性质的爱国团体，“维新变法”、“救亡图存”已汇聚成为强大的时代潮流。四月初十，反对变法、位尊权重的恭亲王奕？病逝，变法的有利时机到来，康有为积极联络帝党，促成光绪帝立即变法。二十三日光绪帝接受维新派建议，毅然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号召大小诸臣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切实举办新政，“不得敷衍因循”。自此，至八月初六慈禧重新宣布训政为止，共103天，光绪帝引用维新人士，黜斥守旧派，颁布维新法令，推行变法新政，史称“百日维新”。变法新政的内容主要包括:一、经济方面:保护奖励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鼓励私人投资，令各省设立商务局(或农工商分局)；命各省地方官兼采中西各法，切实振兴农业；奖励科学著作发明，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款，规定对士民著新书、创新法、制新器者，赏给官职或给予专利；在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广设邮政分局、裁撤驿站；编制國家预、决算，由户部按月公布；取消满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二、政治方面:令各衙门删改则例；中央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此三省督抚同城)巡抚、东河总督等重叠机构；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三、军事方面:裁汰旧军，令八旗及各省军队一律改练洋操；筹办兵工厂，筹造兵轮，添练海军；力行保甲，实行团练。四、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设立学堂，提倡西学，首先开办京师大学堂，令各省、府、厅、州、县，将现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开设报馆，举办学会；派人出国游历、游学等等。尽管维新派与帝党相结合所进行的改革相当温和，但它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是一次影响深远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改革。在短短的百日之内，中国人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第一次获得法律上的承认；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受到沉重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得以广泛传播。特别是在维新变法运动深入发展过程中，维新派大力鼓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康有为在第二至第五次上书中提出的立宪法、设议院的政治主张； 以及百日维新中提出的开制度局、要求资产阶级参预政权等等，具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资产阶级启蒙意义，是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斗争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
百日维新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引起了封建顽固派的拼死抵抗。刚毅、徐桐等顽固大臣宣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多次要求慈禧太后镇压维新派，制裁光绪帝。慈禧作为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并不死死地站在顽固派一边，她的统治权力建立在顽固派与洋务派互相牵制与平衡的基础之上。面对外患日亟，社会上要求变法救亡的呼声高涨的情况，只要变法不出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她可以暂时容忍，以显示其俯顺舆情，“改弦更张”之意，达到缓和阶级矛盾和新旧冲突的目的。她的方针是决不能动摇其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实权，决不容许光绪排斥她的亲信，更不容许他在朝廷内结成自己的党羽。一旦光绪帝越此雷池一步，她将随时准备发动政变。为此，在百日维新开始后几天，她即黜退翁同？，剪除光绪羽翼；任命后党骨干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北洋三军；又命二品以上大臣接受新职时要到太后前谢恩，以控制光绪的人事任免权，防止他破格提拔维新派；此外，还派她的亲信党羽掌管北京城内的军事指挥权和警卫权，为后党随时发动政变做好了准备。这等于告诉大臣们，权力仍牢牢地掌握在她的手中，他们可以放手抵制新政。正因此，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举办新政外，绝大多数督抚不以光绪帝的诏书为然，他们的赌注仍押在慈禧太后身上。因此百日维新中，尽管颁布了180余道新政上谕，实际成效甚微。顽固派还不断地直接向维新派发起攻击，光绪帝曾大胆地给予反击。五月初二，帝党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因礼部尚书许应？阻挠疏请废八股之议，奏劾许“守旧迂谬，阻挠新政”。光绪帝遂命许应？明白回奏。许百般掩饰，借机攻击康有为“摇惑人心，混淆国是”，请将其“驱逐回籍”。遭到光绪帝申斥。五月二十日后党御史文悌严参康有为“遍结言官，把持国是”。光绪帝怒将文悌斥回原衙门行走。七月十九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侍郎？岫、徐会沣、溥？、曾广汉以阻挠主事王照上书言事，被光绪帝革职。次日，光绪帝又赏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这几件大事极大地激怒了后党顽固派，新、旧两党矛盾迅速激化，后党大臣荣禄、刚毅、怀塔布等纷纷活动，加紧策动政变。
康有为等维新派早有以“尊君权”、“去太后”为目的的军事政变计划，看到后党顽固派加紧政变准备，亦多方努力促成军事政变计划之实施。他们拉拢袁世凯，企图借助其兵力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保护光绪帝，捍卫变法新政。光绪帝不知维新派计谋，但召见袁世凯，破格赏其侍郎头衔，以备缓急可恃；且孤注一掷，大量提拔维新人士，拟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又定于八月初五召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维新派和帝党官员亦频频接触伊藤，上折请聘其为新政顾问官。这两件事更引起后党集团极大疑忌，他们最害怕帝党掌握武装，最担心维新派与外国势力结合，促使帝国主义扶植光绪帝从慈禧手中夺权。于是慈禧决定抢先在光绪接见伊藤之前发动政变。八月初三，后党御史杨崇伊向慈禧上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后党主将荣禄于同日调兵遣将，为发动政变预作军事部署。维新派亦加紧行动，谭嗣同于当日夜访袁世凯，策动袁执行“杀(荣)禄锢后”计划。袁佯作应允，但借词延缓执行。初四，慈禧突然从颐和园回宫，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初五，光绪在慈禧严密监视下，处理了两件原先预定的政务，一是召见袁世凯“请训”，二是召见伊藤博文。初六，慈禧假光绪帝名义，发布吁请太后训政的诏书，宣布第三次临朝训政，下令逮捕康有为和康广仁。袁世凯于初五“请训”后回
津，立即向荣禄告密，荣沉吟良久，得悉政变“已自内先发”的讯息后，始将袁告密内容密报慈禧。初九，慈禧下令逮捕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十三日此五人与康广仁一起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支持变法维新的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李端？、张荫桓等数十人或被捕系狱，或罢官，或遣成边陲。除京师大学堂和通商、惠工、重农、育才等洋务项目外，废除全部新政，戊戌变法失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