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儿（被遗忘的事实孤儿）

记者｜刘思洁 编辑｜覃旭

2020年12月20日清晨8点，一辆从泰安市区出发的车子，载着小荷公益的工作人员以及鞋、防疫用品、奖金等，先后驶向三个偏远乡镇。那里，分别有三个服刑人员的子女在等待着。这是山东省泰安市小荷公益关爱帮扶服刑人员子女的公益项目“彩虹村”的常规活动。

在小荷公益负责人和西梅的眼中，服刑人员子女大致有四个特点：一是心理方面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二是家庭的顶梁柱入狱，经济状况急剧下降；三是学习成绩普遍不好；四是眼界不开阔，家里的亲戚朋友容易传递负面情绪和仇恨给孩子。

但是对于个体来说，每个孩子所面临的问题又各不相同，帮扶服刑人员子女，所需要做的工作纷繁冗杂。从2013年到2020年，这件事情，小荷公益做了8年，在和西梅看来，他们最主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些孩子们在变成问题少年的路上及时刹车。

被歧视，缺失爱

听到奶奶和志愿者们讲述初中时她被同学欺负的事情，坐在沙发上的子涵突然低下了头。子涵今年读高二，留着刘海，戴着眼镜，身形微胖，和人交谈起来总是会露出腼腆的笑容。大概在八年前，父亲因为抢劫入狱，随后母亲改嫁，子涵跟着奶奶生活。初中时，在学校里有人拿她父亲坐牢这件事取笑她，她回到家和奶奶抱头痛哭。

这样的事情在这些孩子身上并不少见。在和孩子们接触的八年间，和西梅经常会从家长的口中，或者是孩子偶尔的表露中，听到那些歧视的话语。“她爸爸都蹲监狱了，你怎么还跟她玩！”有家长这样训斥自己家的孩子。

孩子们所生活的熟人社会里，谁家的情况都不是秘密。而出了犯罪分子的家庭，通常在社会中的地位都不高。和西梅告诉记者，这样的“污点”，成了这些家庭申请低保、申请精准扶贫户等待遇的障碍。这种社会偏见在日常的公益筹款募捐中也很明显，有的一对一资助人明确告诉和西梅，自己想要找一个学习成绩好、品德好、家庭条件差的学生资助，但是不想资助服刑人员的子女。

子涵居住的房间

邻居们的主动疏远甚至歧视、社会相关帮扶资源的缺失，让这些家庭处于一种近乎孤立无助的境地。和西梅记得，最开始和这些家庭和孩子打交道时，对方的警惕性都很高，无论是家庭内部还是孩子，都处于一个较为封闭的状态。

而对于孩子们来说，还未成年的他们，能够获得的资源相对于家里的成年人来说则更少。在人格还未完全成熟的时候，父母的事情对他们的打击也更大。

父亲杀死了母亲之后，丽丽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一位男生给她写了封情书，上面写着：“宝贝我会照顾好你。”因为这句话，小女孩沦陷了。丽丽的恋爱谈得轰轰烈烈，学校让男孩和女孩都休了学。

男孩转学去了其他学校，和西梅为女孩联系好了新的学校，但她选择了外出打工，坚决不回学校。那是她好不容易才获得的自由，她在一家咖啡馆里做服务员，她想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还能逃离她的原生家庭。

她不愿意回到自己在村子里的家。那些最粗鄙的语言，酒后的爷爷经常用来辱骂他的亲孙女，他责骂她不能像她妈妈一样打扮得花枝招展。丽丽不认可爷爷对她母亲的评价，可是母亲却从她的世界里消失了。

各种各样的抱怨和斥责，经常充斥于这类家庭之中。爷爷奶奶的经济情况一般都不好，孙子孙女的到来无疑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父亲入狱，母亲改嫁是常态，孩子容易成为爷爷奶奶情绪发泄的对象。

而父爱和母爱是无法替代的。泰安市心理学会的宫爱民咨询师是小荷公益的志愿者。她认为正是因为家庭中爱的缺失，这些孩子才会向外去寻求关爱，所以早恋的现象更容易出现。

同样是服刑人员子女的晓雨，对爱的渴求则表现为“黏人”。和西梅曾经接到过晓雨的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晓雨先是压低了声音问：“和阿姨我能叫你妈妈吗？”得到了和西梅的同意后，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嘹亮的声音：“妈妈”。随后是一句：“我都说了我有妈妈了吧，你们不信。”

晓雨对所有来看望她的陌生人都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她会主动添加新到访的志愿者的微信，给她们发自己拍摄的视频，会主动拉着志愿者看自己的房间，亲昵地分享她的生活琐事。

晓雨的家，她居住的房间

母亲的家离子涵家扶贫搬迁后的新屋不远，上初中时，母亲还会偶尔来看看子涵，但是这两年没再来了。子涵的母亲在父亲入狱后不久改嫁。有一次她偷偷跑来看子涵被现在的丈夫发现，他和她大吵了一次，她就不怎么跟子涵联系了。但是子涵仍旧爱着她的母亲，2020年冬天，她学会了织围巾，给母亲织了一条，偷偷送给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