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更是几点（古代四更是几点）

一日三餐是大部分中国人的进食法则，但以我们目之观察，中国有不少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南方地区，有许多人的进食法则不是一日三餐，而是一日四餐。这一天里的第四餐，也是最晚的一餐， 民间通常叫做“ 宵夜”。

所谓“宵夜”（也称消夜、夜宵），按照辞书的基本释义有三——一指夜晚；二指夜间小食；三指吃夜间小食。

观照中国人饮食生活的现实状貌，餐饮行业对全国范围内的宵夜群体人数多寡和宵夜频次的规律得出一个大致结论：南方宵夜人群比北方宵夜人群多，纬度越低的地区，宵夜风俗越浓；纬度低地区宵夜人群消费频次比纬度高地区宵夜人群消费频次高；经济发达地区宵夜人群数和消费频次，比经济欠发达地区宵夜人群数和消费频次高。

先秦时期宵夜之奢侈

宵夜为什么是古人奢侈的一餐？

中国历史上的漫长阶段，人们的饮食习惯是一日两餐。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一日三餐已属奢望，一日四餐的可能性为零。

在商汤时代，先民已有定时吃饭的记载。到了春秋时代，由于农业生产得到发展，有计时历法可以使用，先民定时而食的习俗开始形成。在春秋早中期，楚国饮食文化深受中原饮食文化的影响，楚地饮食习俗和礼仪与中原地区相似，普通百姓一日吃两顿饭，第一顿饭叫“朝食”（又称“饔”），在一天12个时辰的第5 个时辰——辰时（食时）进食；把一天中的第二顿饭，亦即最后一顿饭叫“餔食”（又称“飧”），在一天中的第9个时辰——申时进食；并以早饭为主，晚饭为辅。

在先秦时期，不管是在中原还是楚国，一日能食三餐者，是贵族阶层独有的特殊待遇。如果一日经常能够食第四餐者，那么该人非王即侯。

《韩非子》载：“纣为长之饮，惧以失日。问其左右，尽不知也。乃使人问箕子。箕子谓其等曰：‘为天下主而一国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国皆不知而我独知之，吾其危矣。’辞以醉而不知。”

意思是殷纣王夜夜狂欢醉饮，以致连日子是几月几号都忘了，问左右侍臣，侍臣也都不知道。于是派人去问箕子。箕子对他的门人说：“身为天下之主，竟然把日子都忘掉了，这是天下要发生祸乱的征兆。但是如果全国人民都忘掉日子，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是我将有祸事上身的征兆。”于是箕子装醉，推说自己也不知道今天是何年何月何日。

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说：“齐威王之时喜陷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

《韩非子》和《史记》中关于殷纣王和齐威王夜饮的记载及其评价，说明古代君主对夜饮的喜好，不仅只是奢侈，而且还一定不是正经君主应该有的作为。此外，宵夜是人们夜生活的产物。

古代的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农业人口占据绝大部分，农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种作息制度下，没有夜生活可言，一日两餐的普通百姓，更无宵夜可言。

周代至唐朝的宵禁政策

从先秦到明清的历朝历代，在朝代不断更迭中，不同规模的城市，屡毁屡建，但社会生活始终存在。不过大多数朝代的统治者赋予城市的功能，是政治、行政的功能远远大于商业经济功能。统治者出于维护政权统治的需要，即外御敌人的入侵，内防被统治者的反抗及维系治安的稳定，大部分朝代的城市都实行了严厉的宵禁制度，直到辛亥革命后，才被彻底废止。

在统治者严厉的宵禁制度下，除了在诸如元宵节这样的特殊日子，城市居民能够在夜间外出活动外，一年中其余的日子不被允许在夜间活动，更没有了夜间在外宵夜的可能。

宵禁制度起源可以追溯到周代。《周礼?秋官司寇》列出有“司寤氏”职位，明确“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这便是最早专门负责夜禁事宜的相关职司的记载。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唐，文化繁盛，自由开放，气度恢宏，但统治者对宵禁丝毫不逊于前朝各代。彼时的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都市。长安城实行坊市制，“坊”是里巷的意思，多用于街巷的名称；“市”是指取集货物，进行买卖或者贸易的场所。白居易在《登观音台望城》诗中说：

百千家似围棋局，

十二街如种菜畦。

遥认微微入朝火，

一条星宿五门西。

这首诗说长安有十二条大街，街道整齐划一。央视科技频道《考古公开课?大唐遗宝》节目中详细讲解了唐代长安地图，印证了长安在唐代确实有十二条大街，街道格局整齐划一。

唐代长安的晨钟暮鼓，不仅是京城百官上朝的时钟，也是城门及宫门开启的信号，还是夜禁开始与结束的标志。至今在西安城市中心仍矗立着的钟鼓楼，是封建时代宵禁制度的遗物。

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掌控力每况愈下，坊市制度越来越难以为持。《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安南崇仁坊集市繁盛，“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宵禁开始松动，人们逐渐有了活泛的夜间活动空间。

唐代统治者制定的宵禁制度，针对的对象只是庶民百姓，处于社会上层的官员显然不在此列。有地位的官员们不仅不受宵禁限制，而且还能够吃上夜宵——唐代称之为“夜宴”，这种情景在唐代诗词中屡见不鲜。比如，唐代韦庄《陪金陵府相中堂夜宴》：

满耳笙歌满眼花，满楼珠翠胜吴娃。

因知海上神仙窟，只似人间富贵家。

绣户夜攒红烛布，舞衣晴曳碧天霞。

却愁宴罢青蛾散，杨子江头月半斜。

又如唐武则天《早春夜宴》：

九春开上节，千门敞夜扉。

兰灯吐新焰，桂魄朗圆辉。

送酒惟须满，流杯不用稀。

务使霞浆兴，方乘泛洛归。

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绘制的《韩熙载夜宴图》，描绘了官员韩熙载家设夜宴载歌行乐的场面。此画绘写了一次完整的韩府夜宴过程，即琵琶演奏、观舞、宴间休息、清吹、欢送宾客五段场景，为后世留下了那个时代官员家庭夜宴细节的直观场面。这说明在唐以后的官员阶层，以宵夜为媒介，人际之间的唱和酬酢，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生活状态了。

北宋时期市民的宵夜生活

北宋时期，靠兵变夺取江山的统治者以重文抑武治国方略，军事上“积弱”经济上“积贫”，这种奇特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不平衡，使得北宋被称为“历史上最软弱的一个朝代”，但在科技、文化、艺术方面表现突出，成为中国历史上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繁荣的朝代之一。陈寅恪先生说过：“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从文化史角度看，北宋文化卓绝丰赡的风貌气质实在是别开生面，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迹和异数。

北宋都城汴京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最大的城市，人口数量超过百万，城中各式各样的店铺多达6400家。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流传至今，为了解当时汴京商业市肆的繁盛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北宋初创，赵宋对自己的执政能力充满自信，放宽了宵禁政策，将宋以前的“ 一更” 宵禁， 改为了“ 三更” 宵禁，向百姓扩大了夜间的开放程度，为了方便市民夜间贸易，汴京城门很晚才关，而城内却无时间限制（汉代皇宫中值班人员分四个班次， 开班、三次交班、收班，叫“五更”，一夜有五更，两更之间的时间为2.4小时。戌初一刻为一更，亥初三刻为二更，子时整为三更，丑正二刻为四更，寅正四刻为五更。一更是现今天北京时间19点左右，三更为现在夜间12点左右）。

宋代文学家孟元老《东京孟华录》记载，马行街“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水浒传》中元宵节京城万人空巷、花市如昼的盛况绝非虚构，它真实地发生在公元十一、十二世纪的开封，只是那时称作汴京亦或东京。当时北宋都城的繁华生活穷奢极侈，让人瞠目。

北宋京都市民夜生活踊跃，当然会有夜宵可资享用。《东京孟华录?州桥夜市》记载的夜宵吃食实在丰富：

出朱雀门，直至龙津桥。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爊肉、干脯。王楼前貛儿、野狐、肉脯、鸡。梅家鹿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曹家从食。至朱雀门，旋煎羊、白肠、鲊脯、冻鱼头、姜豉、抹脏、红丝、批切羊头、辣脚子、姜辣萝卜。夏月麻腐鸡皮、麻饮细粉、素签沙糖、药木瓜、鸡头穰沙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荔枝膏、广芥瓜儿、咸菜、杏片、梅子姜、莴苣笋、芥辣瓜旋儿、细料饳儿、香糖果子、间道糖荔枝、越梅、刀紫苏膏、金丝党梅、香枨元，皆用梅红匣儿盛贮。冬月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鲙、煎夹子、猪脏之类，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

历史上的北宋，由于施行宽松的宵禁制度，繁盛的商业市肆，让历代被尊为“ 奢侈一餐” 的宵夜走下神坛，成为普罗大众的寻常消费。以普及程度而论，北宋成为普通百姓一日能食四餐的源头。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赵宋宽松的宵禁制度，只是流星般闪过，到了明清两朝，皇权制度森严。国家实行闭关锁国策略，城市宵禁卷土重来。两朝明文规定：一更三刻敲响暮鼓，禁止出行；五更三刻敲响晨钟后，才开禁通行。

但是，不管两朝政府把国门关闭得再紧，城门加固得再厚，还想再以晨钟暮鼓规范着城市居民的起居日常，终究抵挡不住“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潮流冲击。随着明清资本主义的萌芽，到如今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饮食生活尤其是城市居民的饮食生活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宵夜已变得丰富多彩。